我和会长分别以来这五六年间，我不时从报纸上看到他面临的困境。战争末期他和军政府意见不一，后来还为了保住公司，一直和占领当局抗争。如果这些苦难让他衰老许多，也是不足为奇的。《读卖新闻》上有他一张照片，因为忧虑过度，眼睛周围的皮肤绷紧，就像岚野先生的一个邻居，由于常常眯眼望天，防备轰炸机，眼睛就成了那个样子。无论如何，周末即将到来，我不得不提醒自己，延还没有打定主意是否要请会长。我唯有怀着希望了。
周六早晨，我早早起床，拉开纸帘，看到冷雨打着玻璃窗。下面的小巷里，一个年轻的女仆在结冰的鹅卵石路上滑了一跤，正在爬起来。天气阴沉乏味，我都不敢去查黄历。不久，温度又下降了，我在接待室里用午餐时，都能看见自己呼出来的气息。冰冷的雨噼噼啪啪地敲打窗户。因为街上的路不好走，当晚所有的宴会都取消了。到了晚上，阿姨打电话给一力亭茶屋，询问岩村电器公司的宴会是否如期举行。女主人告诉我们，大阪的电话线路断了，她也不清楚。于是我洗过澡，换了衣，由别宫先生搀扶着去一力亭茶屋。他脚下穿的胶鞋是从弟弟那里借来的，他弟弟在先斗町也当穿衣师。
我到一力亭茶屋的时候，里面一片混乱。仆人房间里的一个水烟袋烧了起来，女仆们东奔西忙，没人来注意我。我就自己走过门厅，来到上周款待延和大臣的那个房间。我从没想过会有人在里面，延和会长大概还在从大阪过来的路上，豆叶出城去了，这会儿赶回来恐怕也不方便。拉开房门之前，我闭眼跪了一会儿，一手按着胸口来让情绪安定下来。我突然觉得门厅里太安静了，屋子里一点声息也没有。我想屋里肯定是空无一人了，一阵失望袭上心头。我正要起身离开，却又决定开门看看，以防万一。房门拉开，会长坐在桌前，双手持着一本杂志，从老花眼镜上方看着我。我看到他，惊讶得说不出话来。后来总算勉强能开口了：“天哪，会长！谁把您一个人丢在这里？女主人一定要生气了。”
“就是她把我丢在这里的。”他合起杂志说道，“我正在想她出了什么事。”
“您连喝的东西也没有。我去给您取清酒来。”
“女主人就是这么说的。你这样会一去不回，我就得整夜读杂志了。你还是陪着我吧。”说完他把老花眼镜收起，塞进口袋里，眯起眼长久地打量我。
我起身走到会长身边，觉得浅黄丝缦覆壁的宽敞屋子变得很小，因为我想没有一间屋子大得足以装下我的情感。隔了这么久又见到他，我心里某种急切之情被唤醒了。我原以为自己会喜出望外，却出乎意料地发现自己悲哀莫名。我曾经担心会长会和阿姨一样，在战争中过早衰老。从门口走过来时，我就注意到他眼角的鱼尾纹比我记忆里深多了。嘴边的皮肤也开始松弛，虽然我觉得这样一来，他线条分明的下颏更显尊贵。我跪到桌边时，偷偷看了他一眼，发现他还在面无表情地打量我。我正想说话，他却先开口了。
“小百合，你还是个漂亮女人。”
“哦，会长，”我说，“我不信您的话了。今晚我在梳妆台上花了半小时，才让脸颊上的凹陷看不出来。”
“我相信你过去几年吃了不少苦，不只是体重减轻。我知道我也一样。”
“会长，如果您不介意我这么说……我从延先生那里听说了一点您公司的困境……”
“是啊，唉，我们不用谈这个吧。有时候我们能熬过逆境，完全是因为心里想着梦想实现后世界有多美好。”
他朝我凄然一笑，这表情好美，我浑然不觉地看着他嘴唇完美的弧度。
“现在你有个机会，用你的魅力来扭转局面。”
我还没说话，门就拉开了，进来的是豆叶，南瓜跟在后面。看到南瓜我很意外，没想到她会来。豆叶显然是刚从名古屋回来就直奔一力亭茶屋，以为自己迟到很久了。她向会长问了好，感谢他上周为她做的一件事，又问延和大臣怎么还没来。会长说他也正纳闷。
“今天可真特别，”豆叶说，似乎是在自言自语，“火车在京都车站外停了一个小时，我们都不能下车。最后两个年轻人从窗口跳了出去。我想其中一个可能摔伤了。我刚才赶到一力亭茶屋，好像一个人都没有。可怜的南瓜在过道里迷了路！会长，您见过南瓜的吧？”
我这才细细地打量了南瓜一眼，她穿了一身不同寻常的烟灰色和服，腰部以下点缀着金光闪闪的圆点，细看原来是绣上去的萤火虫。背景是月光下的山川河流。我和豆叶的和服都不能与之相比。会长好像和我一般吃惊，他让她站起来给他瞧瞧。她非常谦虚地起身转了个圈。
“我想要是穿平时的和服，都踏不进一力亭茶屋这种地方，”她说，“我们艺馆大多数和服都不好看，虽然美国人是分不出好坏的。”
“南瓜，如果你不说实话，”豆叶说，“我们会以为这就是你平日穿的衣服呢。”
“你在取笑我吗？我这辈子都没穿过这么漂亮的和服。这是从街那头的艺馆借来的。你不知道她们让我付多少钱，反正我也没有钱，所以无关紧要，不是吗？”
我看到会长被逗乐了，艺伎是从不在男客面前说和服多少钱这类粗俗的话。豆叶转头对他说话，但南瓜插嘴说：“我想今晚这里会来一位大人物。”
“你心里大概想的是会长吧，”豆叶说，“你不觉得他是一个‘大人物’吗？”
“他知道自己是不是大人物。不用我来告诉他。”
会长看看豆叶，扬起眉毛，微哂带诧。“反正，小百合告诉我另外有人要来。”南瓜又说。
“南瓜，是佐藤纪孝，”会长说，“他是大藏省新上任的副大臣。”
“哦，我知道佐藤这个人。他长得像头肥猪。”
我们都笑了。“真是的，南瓜，”豆叶说，“只有你才说得出这种话。”
正在此时，门开了，延和大臣进来，脸都冻得发红。后面跟着一个女仆，端着清酒和点心的碟子。延用一条胳膊抱着身子，跺着脚，但大臣径直走到桌边去了。他朝南瓜咕哝了几声，把头一偏，让她挪动一下，好让自己挤到我身边。彼此介绍后，南瓜说：“嗨，大臣，我打赌您不记得我了，但我知道你不少事情呢。”
大臣把我刚倒满的一杯清酒灌到嘴里，盯着南瓜看，我觉得这是斥责的眼神。
“你都知道什么呢？”豆叶说，“说来我们听听。”
“我知道大臣的妹妹嫁给了东京都知事，”南瓜说，“我还知道他练过空手道，还弄断过手腕。”
大臣看来有点惊讶，这说明这些事情是真的。
“大臣，还有，我认识一个您曾经认识的姑娘，”南瓜又说，“直聿子。我们曾一起在大阪城外的工厂做工。您知道她跟我说了什么吗？她说你们两个干过好几回那种事。”
我担心大臣会发怒，但他表情却柔和下来，我觉得他流露出一丝骄傲之色。
“她是个漂亮姑娘，是的，聿子，”他说，笑容温和地看着延。
“哈，大臣，”延说，“我真没料到你和女人还有这么一手。”他的话听起来发自肺腑，但我能看到他脸上几乎不加掩饰的厌恶之情。会长看了我一眼，似乎觉得这一来一回很有意思。
片刻后，门开了，三个女仆送来他们的晚餐。我有点饿了，只好不去看盛在漂亮的青瓷盘里的银杏蛋奶沙司。之后女仆又送上铺在松针上的烤热带鱼。延定是注意到了我有多饿，坚持要我尝尝。后来会长也让豆叶尝了一口，还叫南瓜也尝，但她拒绝了。
“我无论如何都不会碰这鱼的，”南瓜说，“我看都不想看一眼。”
“这鱼怎么啦？”豆叶问。
“我要告诉了你，你只会取笑我。”
“南瓜，说吧。”延说。
“我为什么要说呢？这是个很长很长的故事，没有人会相信的。”
“大骗子！”我说。
我不是真的说南瓜在撒谎。还在祇园关门前，我们玩过一个叫做“大骗子”的游戏。游戏里每人都要讲两个故事，一真一假。听故事的人就要猜哪个是真哪个是假，猜错了就要被罚喝一杯清酒。
“我没玩游戏。”南瓜说。
“那么就说说鱼的故事吧，”豆叶说，“不用讲另一个了。”
南瓜看来不太高兴，但豆叶和我瞪了她一会后，她开始讲了。
“哦，好吧。故事是这样的。我是在札幌出生的，那里有个老渔夫，一天捕到一条奇怪的鱼，会说话。”
豆叶和我对视一眼，大笑起来。
“想笑就笑吧，”南瓜说，“但这千真万确。”
“好吧，说下去，南瓜。我们听着。”会长说。
“嗯，事情是这样，那个渔夫把鱼拿出去洗干净，它发出的声音像人在说话，但渔夫听不懂。他叫来了一帮渔夫，大家一起听了一阵。很快鱼就奄奄一息，因为出水太久了，于是他们决定杀了它。这时一个老人从人群中走出来说，他听懂这条鱼说的每个字，它说的是俄语。”
我们都失声大笑，连大臣也咕哝了几声。我们平静下来后，南瓜说：“我知道你们不相信，但确实是真的。”
“我想知道那条鱼说的是什么。”会长说。
“它快死了，所以……说话声音很轻。老人俯身把耳朵贴在鱼的嘴唇上……”
“鱼没有嘴唇！”我说。
“是啊，贴到鱼的……不管怎么叫，”南瓜接着说，“嘴边。鱼就说：‘让他们把我洗干净。我已经不想活了，那边刚死不久的鱼是我的妻子。’”
“这么说鱼结婚了！”豆叶说，“它们也有夫有妻的！”
“那是战前的事，”我说，“战后他们就结不起婚了，只是游来游去找活干。”
“这是战前的事了，”南瓜说，“对，战前，那时我妈妈都还没出生呢。”
“那你怎么知道这是真的？”延说，“当然不是那条鱼告诉你的。”
“那条鱼当时当地就死了！我还没出生，它怎么可能告诉我？再说了，我也不懂俄语。”
“好吧，南瓜，”我说，“所以你认为会长的鱼也是会说话的？”
“我可没这么说。但它看起来很像那条说话的鱼。我就算饿死也不会吃它的。”
“如果你还没有出生，”会长说，“连你妈妈都还没有出生，你怎么知道那条鱼长得什么模样？”
“您知道首相的长相，对吧？”她说，“但是您见过他吗？也许您见过。我换个更好的例子。您知道天皇长得什么样，但您没有那个荣幸见到他！”
“南瓜，会长有过那个荣幸。”延说。
“您知道我的意思。人人都知道天皇的相貌。这就是我想说的。”
“天皇有照片可看，”延说，“但你没有那条鱼的照片。”
“那条鱼在我老家很出名。我妈妈向我描述过它，现在我告诉您，它就像桌上那东西！”
“南瓜，感谢老天有你这种人，”会长说，“你让我们都成了十足的傻瓜。”
“好啦，我的故事完了，我就不说另一个了。如果你们谁想玩‘大骗子’，就让另外一个人开头吧。”
“我来说，”豆叶说，“我的第一个故事是这样的。我六岁那年，一天早晨到我们艺馆的井边去汲水，听到一个男人清嗓子和咳嗽的声音，像是从井里发出来的。我叫醒女主人，她也出来听个究竟。我们举着个灯笼往井里照，连个人影都没有，但那个声音一直不断，直到太阳出来才消失。后来我们再也没有听到过。”
“另一个故事是真的，”延说，“我不用听就知道。”
“您两个都得听一听，”豆叶继续说，“这是第二个故事。有一次，我和几个艺伎去大阪秋田正一家陪宴。”秋田是个知名商人，战前发了财。“我们唱歌喝酒过了几个小时，秋田先生倒在垫子上睡着了，一个艺伎偷偷溜进隔壁房间，打开一个大箱子，里面全是春宫图。还有色情版画，有的出自广重之手。”
“广重从来不画色情版画。”南瓜说。
“南瓜，他确实画过，”会长说道，“我见过几幅。”
“还有，”豆叶接着说，“他收藏了各种各样欧洲肥胖男女的画，还有几盘电影胶卷。”
“我了解秋田正一，”会长说，“他不会收藏春宫图。另一个故事是真的。”
“这么说，会长，”南瓜说，“您相信那个井里有男人声音的故事。”
“我不必相信，只要豆叶认为它是真的就好了。”
南瓜和会长选井里男声，大臣和延选春宫图。至于我么，我以前就听过这两个故事，知道井里男声那个是真的。大臣毫无怨言地喝了罚酒，但延抱怨了好一阵子，于是我们让他接着说故事。
“我不玩这个游戏。”他说。
“您要么玩这个游戏，要么每一轮都得喝一杯罚酒。”豆叶对他说。
“那好吧，既然要两个故事，我就说两个。”他说，“第一个是这样的。我有一条小白狗，名叫九保。一天我回家发现久保的毛全变成了蓝色。”
“我相信这个，”南瓜说，“它可能被什么鬼怪绑架了。”
延似乎不相信南瓜这话是一本正经说出来的。“第二天又发生了，”他迟疑地接着说，“不过这次久保的毛成了红色。”
“肯定是鬼怪，”南瓜说，“鬼怪喜欢红色。这是血的颜色。”
延一听，看样子简直要发火。“这是第二个故事。上周我上班很早，秘书还没有来。好了，哪个是真的？”
我们当然都选那个秘书的，可是南瓜却不，于是被罚喝一杯清酒。我说的一杯不是指茶杯，而是啤酒杯。大臣给她斟酒，一滴一滴地加满，差点就要从杯口溢出来了。南瓜不得不小小地啜了一口，才能把杯子举起来。我担心地看着她，她的酒量很小。
“我不相信狗的故事不是真的，”她喝完后说。我想她的声音已经有点含糊了。“您怎么能编出这种东西来？”
“我怎么编出来的？我倒要问，你怎么会相信的？狗不会变成蓝色或者红色，世上也没有鬼怪。”
接下来轮到我了。“这是我的第一个故事。几年前的一天晚上，歌舞伎演员阳五郎喝得烂醉，跟我说他觉得我很美。”
“这不是真的。”南瓜说，“我了解阳五郎。”
“我相信你了解。但他说我美貌。从那晚起，他时不时给我寄信，每封信的一角都粘了一根小小的黑色卷毛。”
会长大笑起来，但延却坐直了身子，忿形于色，说：“说真的，这些歌舞伎演员真是讨厌！”
“我没听明白。你说的黑色卷毛是什么意思？”南瓜说，但一看她的表情，就知道她立马得出了答案。
大家都不作声，等我讲第二个故事。游戏刚开始时，我还没想要说这个，我有点紧张，不知该不该这么说。
“我还是个孩子的时候，”我开始说道，“一天心情非常不好，就走到白川溪边哭了起来……”
故事一开头，我就觉得自己像是越过了桌子，握住会长的手。在我看来，屋子里其他人都听不出我的话中有何异样，只有会长才会明白这个秘密。至少，我希望他明白。我觉得仿佛在和他进行一次前所未有的亲密交谈，说着说着，身上便暖和起来。我正要讲下去，又抬头看了会长一眼，希望他正愕然看着我。可是，他好像一点也没有上心。突然我一阵空虚，就像一个姑娘想在人群中摆首弄姿，却不料街上空无一人。
我知道屋里的人都等得不耐烦了，豆叶说：“嗯？下面呢？”南瓜也嘟囔了句什么，但我没听清楚。
“我另外讲个故事，”我说，“你们还记得艺伎冈尾智吗？她在战时出事故死了。许多年前，有一天她和我说起，她常常害怕会有一个很重的木头箱子掉到她头上把她砸死。而她就是这么死的。一个装满铁制零件的板条箱从架子上掉下来。”
我一直心神恍惚，这时才发现我的两个故事都是半真半假。这我倒是无所谓，因为大多数人玩这个游戏时都在骗人。我等着会长选，结果他猜阳五郎和卷毛那个故事是真的，我就宣布他猜对了。南瓜和大臣只好喝罚酒。
接下来轮到会长了。
“我不擅长玩这类游戏，”他说，“不像你们艺伎，说起谎来不眨眼。”
“会长！”豆叶说，当然她无非开开玩笑。
“我担心南瓜，就讲简单点吧。如果她再喝一杯，我想她就要不行了。”
南瓜确实连眼神都不济了。我觉得她压根没有听见会长说话，直到他叫了她名字。
“南瓜，听好了。这是第一个故事。今天晚上我参加了一力亭茶屋的聚会。这是第二个，几天前，一条鱼走进我的办公室——唔，这个不算，你可能会相信鱼走路。这个怎么样。几天前，我打开桌子抽屉，一个穿军装的小人跳了出来，又唱又跳。好了，哪个是真的？”
“您不是想让我相信一个人从您抽屉里跳出来吧？”南瓜说。
“挑一个吧。哪个是真的？”
“另外一个，我都记不得是什么了。”
“会长，您得为此喝罚酒。”豆叶说。
南瓜一听到“罚酒”，就定是以为自己又猜错了，因为接着我们看到她喝下去半杯酒，然后情形就不太妙了。会长是第一个注意到的，立刻从她手里把杯子夺下。
“南瓜，你不是排水管。”会长说。她茫然盯着他，他问她是否听见他说的话。
“她可能听见了，”延说，“但肯定看不见你。”
“走吧，南瓜，”会长说，“我陪你回家。如果有必要的话，拖你回家。”
豆叶说要帮忙，于是这两人把南瓜扶出去了，留延与大臣和我坐在桌边。
“呵，大臣，”延终于说，“你觉得今天晚上怎么样？”
我看大臣喝得和南瓜一般醉了，但他喃喃说今晚非常快活。“很尽兴，真的，”他又说，点了好几下头。说罢，他又举杯让我给他斟酒，但延一把抢过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