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到那时，我都没有认真想过，我一直以为他们会放我出去。虽然一个礼拜过去了，又一个礼拜过去了，我还那么以为着。直到最后，我才放弃了克里斯蒂医生会让我走的幻想。因为，如果他相信我在入院时就疯了，那么，在那之后我说过的所有，都只会让他相信我疯得更严重了。更麻烦的是，他坚信我会被他治好，只要他能让我恢复写字，我就能重新记起自己是谁。
“你看了太多文学作品了，”有一次巡房时他说，“这就是你烦恼的根源。但是有时候，我们医生要用以毒攻毒的办法。我的意思是，通过再读文学书来让你恢复。你看，”他给我带来一个纸包裹，里面是一块小黑板和一支粉笔，“你坐下，把黑板放在面前，”他说，“一天下来，你就能写出——注意，是工工整整的！——写出你的名字了。我说的是你的真名。明天，你给我写出你生平的第一部分，然后每天增加一部分。随着书写机能的恢复，你的思考机能也就慢慢恢复了……”
他叫培根护士监督我，拿着粉笔一坐就是几个钟头，当然我啥也没写出来。粉笔头最后被我捏成了粉，或者被我手心的汗浸得湿漉漉的。然后，他回来看到空空的小黑板，就皱着眉头摇头。有时斯彼勒护士在他身边，“你怎么一个字都不写？”她会说我，“看看医生们为了治好你，费了多少心。要我说，你这就叫不知好歹。”
他走之后，她就来摇我。我越是哭闹，她越是摇得厉害。她使劲的时候，你会觉得连牙都被她摇松脱了。她会把你摇到要吐——“哟，你抽抽了。”她会对别的护士挤挤眼说，她们就一起哈哈大笑。她们恨这些女病人们。她们恨我。我用自然平常的语气说话时，她们觉得我在嘲笑她们。我知道，她们以为我装疯卖傻，就为了博得克里斯蒂医生的关注。这让女病友们也恨起我来。只有疯疯癫癫的威尔逊小姐时不时地对我好。有一次她看见我对着黑板掉眼泪，就趁培根护士背对着我的时候，跑过来帮我写了我的名字——我的意思是，莫德的名字。她虽然是好心，我还是希望她没这么做，因为克里斯蒂医生回来看见这字，脸上露出了微笑，大声说，“真不错，里弗斯太太！我们成功一半了！”到了第二天，我又只能鬼画桃符，他当然以为我在耍花招。
“不让她吃饭，培根护士，”他板着脸说，“直到她写出来为止。”
于是，我就写这个：苏珊，苏珊，苏珊——我写了五十遍。培根护士打我。斯彼勒护士也打我。克里斯蒂医生摇着他的头。他说我的病比他想象的严重，需要另外一种疗法。他给我喝木馏油——他叫护士们按住我，他把油往我口里灌。他还说要找蚂蝗饲养师，来给我的脑袋放血。然后我们这儿来了一个新病人，她不会正常说话，只会说她自己造出来的叽里咕噜的语言，她说那是蛇语。然后他就把时间全花在了她身上，用针去刺她，在她耳朵后面拍爆纸袋子，用开水烫她——想方设法把她的英语吓回来。
我希望他就这么继续戳她烫她去。木馏油差点呛死我了。我害怕蚂蝗。他不管我，能让我有时间想想我的逃跑计划。我整天想着的还是那事。现在都六月了，我是五月进来的。我还是坚持观察院子的地形，研究各个窗户和门，找出哪些是松动的。每次培根护士拿出钥匙时，我都仔细看着，记住哪把钥匙开什么锁。我发现，如果是走廊和卧室门上的锁，是一把钥匙开全部。如果我能从钥匙链上把那把钥匙偷下来，我就能跑出去了，我很有把握。但是那钥匙链很结实，每个护士都把钥匙看得很紧。培根护士——她还警告过，我是个滑头——是把钥匙看得最紧的。她只是在需要从橱柜拿东西的时候，才会把钥匙交给贝蒂一下，然后立马就收回去，放进口袋里。
每一次看到她放回去，我都感觉无能为力，忍不住气得发抖。太让我难受了，居然偏偏是我！被关进这里，这么长时间，过得这么低贱，失去了我的所有，就因为少了一把小小的钥匙！一把小小的、简单的钥匙！甚至不是一把什么高级钥匙，就一把只有四个齿的小破钥匙，要是有钥匙坯和锉刀，我一眨眼工夫就能仿出一把来。这事儿，我每天都想一百遍。洗脸的时候，吃饭的时候，在小花园里散步时，坐在活动室里听女病人们嘀咕或掉眼泪时，躺在床上被护士的灯晃着眼睛时，我都在想。如果这个想法是锤子或起子，我早跑出去一万遍了！但其实，这想法更像毒药，我想得太多，都快想吐了。
这像一种迟缓的病痛，不像我刚到这里时，那种让我出汗的尖锐的恐惧。它慢慢地，鬼鬼祟祟地潜伏进来，变成了疯人院生活的一部分——就像墙上的颜色，食物的味道，病人们哭喊的声音，它悄悄在我身上扎下了根，当我察觉时，已经太晚了。我还是对每一个跟我说话的人说，我脑子很清楚很正常，我进疯人院是被搞错了，我不是莫德·里弗斯，应该马上被放出去。但是，我说了太多遍以后，这些话变得软弱无力，就像钱币用久了以后，头像就磨损得模糊不清。最后，有一天，我和一个女人在花园里散步时又说了一遍，她带着怜悯的表情看着我。
“我曾经也跟你想的一样，”她和善地对我说，“但是，你知道吗，我怕你是来了这里之后就疯了。我们这儿的人都有点怪，你看看周围就知道。你看看你自己就知道了。”
她对我微笑——但是，就跟刚才一样，笑容带着点怜悯。她接着往前走，但我停下了。我已经很久，我也不记得多久了，没去想过我在别人眼中是啥模样。克里斯蒂医生不给我们镜子，怕我们打碎了。现在想起来，我上一次从镜子里看自己的脸是在克林姆太太家的时候了——是在克林姆太太那儿吗？——那天莫德让我穿她的蓝色真丝裙子——是蓝色的吗，还是灰色呢？——是她举着小镜子。我用手捂住眼睛。裙子是蓝色的，我肯定。噢，我穿着那个走进疯人院的啊！他们把裙子抢走了——他们也抢走了莫德妈妈的行李袋，还有里面所有的东西——刷子、梳子、内衣、红色毛呢拖鞋——我再也没见过它们了。代替它们的，我低头看看自己，是格子呢裙子和胶鞋，我已经差不多习惯它们了。现在我把它们看了个真真切切，我希望能把它们看得顺眼点儿。值班看管我们的护士闭着眼睛，在太阳下打瞌睡了。她身边是一扇窗户，里面是活动室。屋里暗，窗玻璃就像镜子一样，清楚地映出了外面转圈儿散步的女病人们。其中有一个站住了，手放在脸上。我眨眼她也眨眼。那就是我。
我慢慢地走过去，带着恐惧，仔细打量着自己。
就像刚才那女人说的，我看起来就像一个疯子。我的头发还缝在头顶上，不过线已经松了，头发也七拱八翘了。我的脸色发白，满是青的紫的瘢痕和伤口。我的眼睛肿着——是因为缺乏睡眠吧——眼圈发红。我的脸从未像现在这么尖瘦，脖子细得像麻秆。格子呢裙子套在我身上，像个挂着的洗衣袋，领口露出莫德那只旧手套的脏兮兮的指尖，我还把这东西藏在胸口。你还可以勉强看出，小牛皮上有我的牙齿印。
我看着玻璃，大约看了一分钟。我看着，想起我小时候，那么多次，萨克斯比大娘帮我洗头梳头，使我的头发充满光泽。我想起她怕我着凉，在我上床前先要暖床。我想起她每次都把最嫩最好吃的肉留给我，我长牙齿时她帮我磨牙，常常抚摩我的胳膊和腿，不让它们长歪了。我记得从小到大这么多年里，她把我保护得多严密、多安全。我去布莱尔，本来是想去发财，带回来和她分享。现在财富没有了。莫德把财富偷走了，把她自己的命运给了我。她本来应该来这里。她把我变成了她，她就跑了出去，自由自在了。她看见的每一块镜子——在服装店里试裙子时也好，在戏院里、舞厅里跳舞时也好——她在每一块镜子里看见的她，都是我的反面：俊俏、乐观、骄傲、自由——
我想，我开始愤怒了。然后我看见了自己的眼神和表情，这把我自己都吓着了。我站在那里，不知道该怎么办，直到值班护士从瞌睡里醒了，过来戳了我一下。
“好啦，虚荣小姐，”她打了个哈欠说，“我敢说你连脚后跟都要照个够，是不？好吧，咱们就看看。”她把我推回队伍里。我低头走路，眼睛只看着裙子的下摆、我的鞋、走在我前面的女人的鞋。看什么都行，只要别让我抬头看到窗玻璃，看到自己疯了的眼神。
那是在六月尾。也可能再早一些，很难知道准确的日期。在疯人院里，我们连礼拜几都很难搞清——只知道他们要你站在活动室里听克里斯蒂医生祷告，而不是坐在床上的时候，就是礼拜天了，一个礼拜又过去了。也许我应该像犯人一样，每个礼拜天刻一个痕迹什么的。但是，每个礼拜都没有意义，因为每个礼拜开始时我都想着，下礼拜我就会出去了。然后我的记忆也混乱了，有时候好像一个礼拜有两三个礼拜天，有时候又好像没有礼拜天。我唯一能确定的就是，春天变成了夏天，因为日子变长了，阳光变得热辣辣了，房间变得像蒸笼了。
对于当时的热，我记得无比深刻。那种热几乎要让人发疯。房间里的空气就像热汤。待在这种空气里，有一两个女病人活活热死了。当然了，克里斯蒂医生和格雷夫斯医生是医生，他们能把这记录成中风而死，这是我听护士们说的。天气热了，护士们的脾气也跟着暴躁起来。她们抱怨着头痛和出汗，抱怨身上的制服。“为什么我还得穿着羊毛裙子，在这儿照顾你们？”她们把我们推来搡去，“人家坦布里奇疯人院的护士穿的都是府绸——！”
但我们都知道，实际上，没有哪家疯人院要她们，她们也去不了。她们在这儿混日子混得太舒服了。她们整天说女病人们太麻烦，太会耍花招什么的，又互相展示身上的青肿啊什么的，但其实，病人们都被她们下了药搞得有气无力的，谁还能耍什么花招。至于说麻烦，都是护士们想开玩笑自找的。她们的工作是世界上最轻松的了，我们七点钟就被她们赶上了床——给我们吃了安眠药——然后她们就看报纸看小说，烤面包，喝热可可，弄点刺绣，吹口哨，放屁，站在门口隔着走廊跟人大声聊天，她们觉得闷了，甚至直接跑到别的房间去串门，把病人们锁在房间里不管不顾。
到了早上，克里斯蒂医生巡完房一走，她们就摘掉帽子，放下头发，脱了袜子，把裙子撩起来。她们让我们站在旁边，拿报纸对着她们白花花的大腿打扇降温。
反正培根护士就是这么干的，因为她手痒的毛病，她抱怨天气热抱怨得最厉害。她让贝蒂给她每天抹十次药膏，有时候她还大喊大叫。天最热的时候，她放了两个瓷盆子在床边，睡觉时把手泡在水里。这让她做起梦来。
“他太滑了！”有一天晚上她叫道。另一次她嘟囔说，“糟了，我没抓住他……”
我也做梦。我好像一闭上眼睛就会做梦。你多半也能猜到，我会梦到兰特街，梦到波镇，梦到家。我梦到萨克斯比大娘和易布斯大叔。这些梦让我心烦，我会从这些梦里哭醒。有时候我只会梦到疯人院，我会梦到我醒来，一天已经过完了，然后我就真的醒了，一天却刚刚开始——可是，眼前的一天和梦里过去的一天一模一样，我都不知道哪里是梦，哪里是真实。梦里梦外，我已经混乱了。
但几个礼拜以后，夜里越来越热，我的脑子越来越昏沉，那时候我开始做的那些梦，才是最让我烦心的梦。那些梦里有布莱尔庄园，有莫德。
那些梦里的她，绝不是真正的她——真正的她是毒蛇，或者小偷。可我只是梦到我们还在她舅舅家里，我还是她的贴身女仆。我梦到我们散步到她妈妈墓前，或者在河边坐着。我梦到我帮她梳洗穿衣。我还梦到——人梦到什么不是错，是吧？——我还梦到，我爱她。我知道我该恨她，我知道我想杀她。但是，有时候我在夜里醒来，就会忘记这些。我会睁开眼睛，四周看看，屋子里太热，她们一个个都热得在床上翻来覆去——我会看见贝蒂的大白腿，培根护士全都是汗的脸，威尔逊小姐的胳膊。普赖斯太太睡觉时把头发都放到后面去，和莫德的习惯一样。我在半梦半醒中望见她，就忘了四月之后的那好几个礼拜，忘了布莱尔的出逃，忘了燧石教堂里的婚礼，忘了克林姆太太家的日子，忘了我怎么进的疯人院，忘了那个可怕的圈套，忘了我本该想着逃跑，也忘了我跑出去之后计划该干的事儿。我一心只想着，带着点恐慌地想着，她在哪儿？她在哪儿？——然后，松了一口气似的：她在这儿……我再次闭上眼睛，立刻，我就不在这疯人院的床上了，而是在她床上。帐幔都放了下来，她就在我身边。我能感觉到她的呼吸。“今晚真闷热啊！”她会轻声细语地说，然后叫道，“我怕！我害怕——！”
“你不要怕，”我总是会这么回答她，“噢，你不要怕。”——在这个时候，梦就会断，我就会醒来。我会焦虑地醒来。我担心，自己会不会像培根护士那样在梦中出声，把什么说漏了嘴——或者叹息？或者颤抖？然后我会躺在床上，心中满是羞耻。因为，我恨她！我恨她！——可我心里知道，每一次我都秘密期盼那个梦不要断，我能把它做完。
我开始害怕我会梦游。要是我爬起来，去吻普赖斯太太或者贝蒂怎么办？但如果强打着精神不睡，我也会迷迷糊糊，幻想出一些可怕的事来。那是些反常的夜晚。闷热使我们呆滞，也使有些人——甚至是那些平时安静听话的女人——抽风发癫起来。躺在床上就能感觉到骚动，你会听到尖叫，铃声，咚咚咚跑过的脚步声。这些声音就像惊雷，在闷热安静的夜里炸开。虽然你知道那是什么，但是每一次怪异的声音响起时——而且，一个女人闹腾往往会惹起另一个——你都忍不住想，这会不会把我的病也惹出来？然后你似乎就感觉到身体里有点儿不对劲了，你开始出汗，或者抽搐——噢！那些夜晚真可怕！贝蒂会呻吟，普赖斯太太会抽泣，培根护士会起来说“嘘！安静！”她会拉开门，把身子探出去听。尖叫声停了之后，脚步声也会慢慢消失。“抓着她了，”她会说，“好了，他们是把她关垫子房呢，还是弄去跳水？”——贝蒂一听到跳水这个词，又开始哼哼，普赖斯太太，甚至威尔逊小姐，听到这词儿都打了一个战，把脸埋到枕头里去了。我不知道为什么。这个词好像有特别的意思，但没人给我解释过它究竟指啥。我只能猜，可能跟水有关，跟黑色橡胶的抽水泵一样，按进去抽出来吧。这想法也很可怕，所以每次培根护士提到这个词的时候，我也吓得打战。
“我不知道你们抖个啥，”她会不怀好意地对我们说，然后回到床上，“又不是你们抽风了，是吧？”
但是，有一次就是了。我们被一阵喘气声惊醒，发现可怜的普赖斯太太躺在床脚边的地上，紧咬着手指，手指都给咬出血了。培根护士拉了铃，克里斯蒂医生带着几个男的赶紧跑来了，他们把普赖斯太太捆起来，抬下了楼。一个钟头以后他们把她送回来时，她的衣服和头发都在滴水，她看上去淹得半死。那时我才知道了跳水的意思，就是被弄去泡一下水。这让我觉得放心了一点，因为我觉得，泡一下好像也没啥可怕啊，跟抽水放水比……
我还是太无知，真是太无知了。
然后就出了一件事。那天——我觉得是那个夏天最热的一天——是培根护士的生日，那天晚上她偷偷请了几个护士到我们房间来，给她庆祝生日。我好像说过，她们有时候就这么玩。这种事本来是不准的，她们说话吵得我们没法睡觉。但我们从来不敢跑到医生那儿去告发——因为护士们会说我们是胡言乱语，然后回来打我们。她们让我们乖乖躺着不准动，她们坐在那儿打牌，玩多米诺牌，喝柠檬汁，有时还喝啤酒。
那天晚上借着培根护士生日的由头，她们喝开了啤酒。因为天太热她们又喝得太多，她们都醉了。我用被单蒙着脸，但是半睁着眼睛。她们在的时候我不敢睡，怕万一我又梦到莫德，因为这已经变成了我的一种——克里斯蒂医生会这么说——病态恐惧，怕自己暴露了心底的秘密。再说了，我觉得我应该保持清醒，万一她们喝得太多，都喝倒了的话，我就可以起来偷钥匙了……
但她们没醉倒，而是喝得兴高采烈，嗓门越来越大，房间里越来越热，她们的脸也红了。我也是睡一阵醒一阵，她们的声音听起来遥远空洞，就像从梦里传来的一样。她们中时不时有人大叫或者大笑，其他人会叫她小点声，然后自己也笑起来，这种声音会把我一个激灵吓醒。最后，我看着她们一个个发红的冒着汗的大胖脸，湿漉漉的张开的大嘴，真希望自己手里有把枪把她们都扫射了。她们坐在那里互相吹牛逞能，说最近自己又打了谁，怎么打的。然后又比赛谁的手劲大。她们把手掌放到一块儿，比谁的手大。然后有个人举起了她的胳膊。
“让我们瞧瞧你的，白琳达。”另一个护士叫道，白琳达就是培根护士。她们都是这种娇滴滴的名字。你能想象她们的妈妈看着小小的她们，觉得她们长大了都能变成芭蕾舞女主角吗？“来吧，给我们看看。”
培根护士先摆出一副谦虚的样子，然后卷起了袖子。她的胳膊粗得跟卸煤工似的，但是白花花的。她曲起手臂，肉都鼓了起来。“这可是爱尔兰肌肉，”她说，“从我奶奶那儿传下来的。”其他护士走上去摸，吹了一下口哨。然后有人说：
“我得说，你这胳膊就快比得上福鲁护士了。”
福鲁护士是个斜眼，管着我们楼下的房间。据说在监狱里当过狱卒。现在培根护士的脸更红了，“比得上？”她说，“我倒想跟她把胳膊放一块儿比比，看谁的粗。比得上？我比她，没问题！”
她的声音吵醒了贝蒂和普赖斯太太。她看见她们翻身，“赶紧睡觉。”她说。她没看见半睁着眼睛，心里直盼她死的我。她又扬了扬胳膊，肌肉又鼓了起来，“比得上，还用说吗。”她念叨着。她对一个护士甩甩脑袋，“你去叫福鲁护士上来，我们就知道了。玛格丽塔，你去找根绳子。”
那两个护士站起来，摇摇晃晃，深一脚浅一脚地走了出去。第一个护士一分钟后就回来了，她带来了福鲁护士，斯彼勒护士，还有那个脸黑黑的，在我入院第一天帮着脱我衣服的护士。她们在楼下也都喝了酒。斯彼勒护士双手叉在后腰上，看看周围说：
“嗬，你们这副样子，给克里斯蒂医生看见可咋办！”她打了一个嗝，“说说，胳膊怎么回事？”
她已经露出了胳膊。福鲁护士和黑皮肤护士也卷袖露出了自己的。另外一个护士回来，带回了一条丝带和一把尺子，她们就挨个量胳膊的粗细。我看着她们，就像一个躲在树林暗处偷看的人，偷看着眼前的一群妖怪，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她们站成一圈儿，油灯从一只手递到另一只手上，投下形状奇怪的灯影。啤酒、闷热的天、量胳膊的兴奋，让她们一个个东倒西歪，活蹦乱跳。
“十五！”她们高声叫道，然后又一声，“十六！——十七！十八点五！——十九！福鲁护士赢了！”
圈子于是散了，她们放下了灯，四散开来，叽叽喳喳议论——突然间她们就不像妖怪了，像一群水手，就差胳膊上没有文身了。培根护士拉长了脸，她没好气地说：
“胳膊这事儿，我就让福鲁护士赢一回好了，虽然我觉得肥肉不能算肌肉。”她的手在腰上搓着，“现在，咱比比体重？”她扬起了下巴，“在座的谁能说比我重？”
立刻就有两三个人站到她身边，说她们比她重。其他人想把她们抱起来试试。其中一个摔倒了。
“这样不行的，”她们说，“你们动得太厉害了，比不出来。要另外想个法子。要不，从椅子上跳下地，看谁把地板踩得最响。”
“要不，”一个黑头发的护士大笑着说，“跳到贝蒂身上去？看谁让她叫得最响？”
“看谁让她哇哇叫！”
她们看着床上的贝蒂。贝蒂听到自己的名字，睁开了眼睛——然后立马闭上了，吓得发抖。
斯彼勒护士哼了一声，“她肯定被白琳达吓得哇哇叫啦，”她说，“百试百灵。别用她，不公平。用老小姐威尔逊。”
“她也是肯定叫的！”
“要不，普赖斯太太。”
“她会哭的，哭就不——”
“用莫德！”
不知道是谁说了一声。然后，虽然刚才她们都在笑，听到这个忽然笑声都停了。我想，她们都你看我，我看你。然后斯彼勒护士说话了。
“搬个椅子来，站上去跳——”
“等等！等等！”一个护士叫道，“你怎么想的？你不能往她身上跳，会压死她的。”她停了一下，好像是抹了一下嘴，然后说，“往她身上躺好了。”
一听这话，我把被单从脸上拉开，睁大了眼睛。也许当时我不该这么做。也许她们只是说着玩的。但是，我拉开了被单，她们看到我在看她们。她们都笑了起来，向我走了过来。她们掀开了我的被子，把枕头从我头下抽走。有两个按住我的脚，另外两个抓住我的手臂。她们动作很快。她们就像一只长着几个脑袋的大怪兽，冒着汗，散发着热气，张着无数只手和喘着粗气的肮脏的大嘴。我一挣扎，她们就掐我。我说。
“你们放开我！”
“闭嘴，”她们说，“我们又不会伤你。我们就想看看谁最重，是培根护士，斯彼勒护士，还是福鲁护士。我们就想看看谁让你叫得最响。准备好了吗？”
“放开我！放开我！我要告诉克里斯蒂医生去！”
有人扇了我一耳光，有人摔了一下我的腿。“少废话，”她们说，“好了，谁先来？”
“我来。”我听到福鲁护士说。其他人退开了一点儿，让她上前。她把自己的裙子拉直，“把她按住了？”她说。
“按住了。”
“行，按稳。”
她们把我全身都拉紧了，好像我是块湿布，她们要把里面的水全拧干。我当时想法已经不能用语言形容。我感觉，她们简直就快把我的手或者脚扯掉，或者弄断我的骨头了。我又开始大叫，再次被扇了一耳光，腿也被摔了一下，于是我闭了嘴。福鲁护士爬上床，提起裙子，半跪半骑在我身上。床发出吱呀的响声。她搓了搓手，用她那斜眼看着我。“我来了！”她说，正要往我身上倒。虽然我已经吓得脸都缩成一团，屏住了呼吸等她砸，她却没倒下来。是培根护士拦住了她。
“不，不能砸，”她说，“砸的就不公平了。得慢慢放倒，要不就别玩。”
于是福鲁护士挺起身，然后慢慢地倒下来，直到全身的重量从她支撑自己的手和膝盖上转移到我身上。我刚才吸进的一口气都被压了出来，我想，要是我身下是地板而不是床，她肯定已经把我压死了。我的眼口鼻都开始往外流水。“求您了——！”我说。
“她求饶了！”黑头发护士说，“这个就算福鲁护士得五分吧！”
她们放开了我的手脚，福鲁护士在我脸上亲了一下，爬了下去。我看到她站起来后，跟拳击比赛赢了似的高举双手。我想吸一口气，还没吸到就咳嗽起来。然后她们又把我按紧，因为现在轮到斯彼勒护士了。她比福鲁护士还糟糕——不是说她重，而是姿势更难受，她手脚的关节，手肘，膝盖，还有髋骨，全狠狠压在我的关节上。她的胸衣的料子很硬，衣服边硌得我生疼。她头发上还擦了头油，一股酸臭味。她呼吸声很大，打雷似的，在我耳边轰轰响。“快点啊，小荡妇，”她对我说，“叫出来啊——！”但就算在那种情况下，我也有我的骄傲。我咬紧牙关，就是不出声。她压了又压，最后，其他护士叫起来，“噢，输咯！斯彼勒护士零分！”她用膝盖狠狠地顶了我最后一下，骂骂咧咧地爬起来了。我从床垫上抬起头，虽然我早已泪眼模糊，还是看见了在护士圈外，威尔逊小姐和普赖斯太太哆哆嗦嗦地一边假装睡觉一边看。她们害怕，不知这帮护士会对她们怎样。我不怪她们。我把脑袋放回去，再次咬紧了牙关。下一个是培根护士。她的脸还红扑扑的，白白的手臂把两只手衬得更红了，简直像戴了两只红手套。
她也像福鲁护士一样，先是骑在我身上，活动了一下手指。
“好了，莫德。”她说，扯住我睡袍的前襟，把它拉平拉直。她拍拍我的腿，“好啦，麻烦小姐，谁是听我话的好孩子？”
然后她就压了下来。她来得比其他人快，这突然而来的重量压得人太难受了，我叫了出来，护士们在旁边拍起手来。“十分！”她们说。培根护士笑了起来，我感觉到她身体的晃动，就像擀面杖在我身上碾压，这让我紧闭双眼，再次叫了出来。然后她的身体又晃动起来，这次是故意的。护士们在边上喝彩。然后她干了这么一件事。她用两手撑起身体，脸就悬在我脸的上方，但她的胸、腹和腿都还是紧紧顶着我的，然后她扭腰摆髋，她故意用了某种动作。我一下就睁开了眼。她对我淫贱地笑。
“这事儿你喜欢吧？”她一边说，一边还在动作着，“是不是？我可听说你喜欢哦。”
这句话，使护士们哄堂大笑。她们哄堂大笑，脸上挂着那种鄙视的表情，她们这表情我曾经见过，只是不明白为什么。当然，现在我明白了。在这一瞬间，我猜到了在克林姆太太那儿，莫德对克里斯蒂医生说了什么。一想到她说出了这个，想到她在绅士面前说出了这个，就为了把我说成是疯子，我的心就像遭受了一记猛击。离开布莱尔之后，我已经受了一次又一次的打击，但这一次，是最痛的。我觉得自己仿佛全身装满了炸药，被火柴点燃了。我开始挣扎，开始狂叫。
“滚下去！”我嘶吼着，“滚下去，滚下去！滚！”
培根护士感觉到我的扭动，她停止了笑。她又用大腿狠狠地压住我。我看见她涨红的脸就在我眼前，就用头猛撞了上去。她的鼻子被撞破了，她叫了一声。血滴到我脸上。
后来发生了什么，我也不知道了。大概那些按着我的护士们放了手，我还在不停地扭动狂叫，好像自己还被人按着。培根护士从我身上翻了下去，有人——可能是斯彼勒护士——打了我，但我还在继续发作。我恍惚觉得贝蒂也开始哭叫了，周围隔壁房间里的女人们也开始吼叫了起来。护士们好像都跑了。“把瓶子杯子拿走！”我听到有人边跑边说。然后有人吓着了，跑到大厅里拉响了铃。铃声招来了男护工们，一分钟后，克里斯蒂医生也来了，边走边穿外套。他看见我正在床上踢打嘶叫，脸上还有培根护士的鼻血。
“她在发癫，”他大声说，“很严重，上帝啊，谁把她弄发作的？”
培根护士没说话。她的手捂着脸，眼睛却看着我。“怎么回事？”克里斯蒂医生又问了一次，“做梦？”
“是梦，”她回答说。然后她看着他，又回过神来了，“哦，克里斯蒂医生，”她说，“她睡觉的时候，叫着一个女人的名字，动来动去！”
这又让我尖叫起来。克里斯蒂医生说，“行了。我们知道发癫的处理方法。你们两个男的，还有斯彼勒护士，去执行。跳冷水，三十分钟。”
那两个男的抓着我的手把我拉起来。我刚才被护士们压得太狠，现在站起来感觉像在飘。实际上，我是被他们拖走的，第二天我发现自己的鞋子上有磨过的痕迹。但我现在已经不记得是怎样从楼上到地下室的了。我也不记得经过垫子房的门，经过那条黑暗的走廊，到了有水池的房间。我只对水龙头的嗡嗡声，脚底下瓷砖的冰凉，有那么一点模糊的印象。我记得最清楚的，是他们把我绑上去的那个木架子，我的手和脚被绑在了上面。我记得吱吱嘎嘎的响声，那是他们摇着转盘，把木架吊了起来，下面就是水。我一挣扎，木架就晃荡。
然后，我记得被淹，他们一放手，轱辘飞转。还记得被惊吓，在他们拉住绳子时。还记得劈面而来的冰凉的水，冲进我的嘴巴和鼻子，我想喘气，却又呛又咳，吸进来的全是水。
我觉得这就是绞刑。
我觉得我已经死了。然后他们又把我摇了上去，又摔了下来。一分钟摇上去，一分钟后掉进水中。我被淹了十五次。十五次惊吓。十五次，生命之绳被拉紧。
那之后，我什么都不记得了。
其实，这跟死也没多少区别了。我睡在黑暗里，没有梦，没有思想。我甚至不是我自己，我什么都不是了。或许，我再也不会成为从前的那个我了。我醒来的时候，一切都变了。他们给我穿上了原来的衣服和鞋，带回了原来的房间。我就像一只羊羔，乖乖地跟着走。我身上到处是青肿瘀血，还有烫伤，但我没啥感觉。我没有哭。我坐着，和其他女人一样，对什么都视而不见。我听说她们想过给我上帆布手箍，谨防我再抽风。但见我这么乖，就放弃了这想法。现在，都是培根护士代我向克里斯蒂医生汇报病况。她被我撞过的眼圈还是黑的，我估计，如果她能把我单独拉到一边，可能会打我一顿——我想，要是她真那么干，我也不会躲闪，认打认罚了。但是，和其他一切一样，她好像也变了。她看我的眼神也奇怪起来。有一天晚上，我躺在床上，其他人都闭上了眼睛，她看着我，轻言细语地说，“你还好吧？”她瞟了一眼其他几张床，眼光又回到我脸上，“没记恨我吧——莫德？都好好的，是吧？我们总得找点乐子不是？要不，我们也会疯了……”
我转过头去，但我知道，她还在看着我。无所谓了。现在我什么都无所谓了。之前，我总是把弦绷得紧紧的，时刻找机会逃跑，结果哪儿也没去成。突然间，我对萨克斯比大娘、易布斯大叔、绅士，甚至莫德的记忆，都变得模糊起来。我的脑子里好像充满了烟幕。当我在记忆中穿过波镇的街道，我发现，我迷路了。这里没人知道那些街。她们只要说起伦敦，说的都是她们小时候记忆中的那个伦敦，那个社交圈——跟我的伦敦差太远，远得就像天方夜谭。在这儿没人叫我的真名，人家叫我“莫德”或“里弗斯太太”，我也开始答应了。有时候，我也觉得我真的就是莫德吧，既然这么多人都认为我是。有时，我甚至开始以莫德的身份做梦。有时我想起布莱尔，想起她说过的话，做过的事，那些好像变成了我说的话，我做的事。
护士们——除了培根护士——在我被浸水那晚之后，对我越来越冷漠了。我也习惯了被摇晃、被呵斥、被打耳光。我也习惯了看着其他病人们被呵斥被打。我对什么都习惯了。我习惯了我的床，习惯了刺眼的灯，也习惯了威尔逊小姐、普赖斯太太、贝蒂，还有克里斯蒂医生。现在我也不在乎蚂蝗了，他却压根没对我用蚂蝗。他说，我现在肯叫自己莫德，并不表示我已经好了，只是我的症状改了一个方向，到时还会变回来，在那之前就别想治好，所以，他也停了治疗。但是我听说，真实情况是，他把所有的治疗都停了。因为，他治好了那个说蛇语的女人，治疗效果太好了，她妈妈就把她接回家去了；另外，死了几个病人，疯人院亏了些钱。现在，每天早晨他就是来听听我的心跳，叫我张开嘴看看，然后就完事了。空气闷热混浊起来后，他在房间里根本待不了几分钟。当然了，我们还是整天待在那里头，我甚至对这也习惯了。
天知道还有什么是我不能习惯的。天知道他们还要把我关多久——说不定一关就是多少年，跟可怜的威尔逊小姐一样。但也许，她哥哥把她送来的时候，她曾经——谁知道呢——跟我一样，是个正常人。说不定今天我还关在那里，即使现在想起，我仍然会打冷战。说不定我永远没逃出来，那么，萨克斯比大娘，易布斯大叔，还有绅士，还有莫德——现在会是怎样？
这事我也在想。
可是，我逃出来了。这都是命运吧。命运无情，却自有它的安排。命运把特洛伊的海伦送到了希腊人手中——命运也把王子送到了睡美人身边。命运把我留在克里斯蒂医生那儿过了整个夏天之后，让我告诉你，它把谁送来了。
这是在我被浸水后的第五还是第六个礼拜，也就是七月的某一天。那时我已经变得非常呆傻了。天还是热，我们整天都在睡觉。我们上午睡觉，一直睡到吃午饭铃响。吃完午饭后，在活动室里你能看到的就是，所有人都在打瞌睡，她们不停点着头，口水流到衣领上。因为醒着也是醒着，完全无事可做。睡觉还能消磨一点时间。她们睡我也睡。我睡得那叫一个昏天黑地，以至于那天斯彼勒护士对我说“里弗斯太太，跟我来，有人探视你”时，她们得跟我说两遍，说两遍我都不明白那是什么意思。
“探视？”我说。
斯彼勒护士抄起手。“不想见他，是不？那我叫他回去了。”她看看培根护士，培根护士正搓着手，“很痛？”她问。
“蝎子咬似的，斯彼勒护士。”
斯彼勒护士在那儿啧啧感慨，我说：
“探视？来看我的？”
她打了个哈欠，“来看里弗斯太太的。今儿你是里弗斯太太不？”
我不知道。但我还是两腿发颤地站了起来，感觉血冲上了脑门——因为，如果来探视这人是个男的，不管我是苏还是莫德，他都只能是绅士。我所有的思维紧缩成了一个点，我只知道这一点：我被害了，是他害的。我看着威尔逊小姐，我记得自己三个月前好像对她说过，如果绅士来这儿，我就要杀了他。我是说真的。现在突然就要见到他那张脸，这让我有点眩晕。
斯彼勒护士见我犹豫，“快点，”她说，“要来就快点来！还在乎什么头发。”——原来我把手放在了头上，“我打包票，你疯病越重他越高兴，这样就不怕失望了，是不是？”她看了一眼培根护士，然后又说“快走啦”。我颤抖了一下，然后深一脚浅一脚地跟着她下了楼。
那是一个礼拜三——这是运气，每个礼拜三克里斯蒂医生和格雷夫斯医生都会出去，他们驾着马车出去招新的女疯子，于是这天疯人院里很安静。门厅里站着几个护士和一两个男护工，他们靠近门口吹吹风。有一个男的手里拿着烟，他见着斯彼勒护士就把烟藏了起来。他们没看我，我也不看他们。我想着待会儿会发生什么，一分一秒过去，我越来越心神不定。
“这里。”斯彼勒护士说，歪头示意了一下一间偏房的门。她抓住我的手臂，扯了我一下，“你好好记住，少来那些小谎话。垫子房凉快着呢，这种日子进去正好，反正好久没人用了。医生不在的时候，这儿我说了算，听到了吗？”
她摇了我一下，然后把我推进了房间。“她来了。”她用完全不同的语气，对房间里的人说。
我以为是绅士，但不是他，是一个金发碧眼的男孩，穿着一件蓝色粗呢大衣。在看清他的第一秒，我像挨了一下猛击，那一击混合着宽慰和失望，差点没使我当场晕过去。他看起来像个陌生人，我以为是他们弄错了，他肯定是来探望别人的。然后我发现他正用一种茫然的眼光打量我，最后——他的样貌和名字慢慢地，慢慢地，就像从雾里或水里升起，从我脑中浮现了出来——我记起了他，就算他没穿佣人的衣服，我也认出了他。这是查尔斯，布莱尔庄园的小厮。他仔仔细细看着我，然后歪着头，望望我身后的斯彼勒护士，甚至斯彼勒护士身后，好像以为莫德会出现。然后他又看着我，瞪大了眼睛。
就是他这一看，救了我。这是自从我离开克林姆太太家以来，唯一的一双眼睛，看我时看到的不是莫德，而是苏。这一看给我的，不仅是我的过去，还有我的未来。在我站在门边，和他眼神相接的那一瞬间，我看见他眼神里的迷惑不解，而我自己心里的迷惑消失了，我有了一个计划。一个完整的、周密的计划。
我决定孤注一掷了。
“查尔斯！”我说。我已经不习惯说话了，叫他这一声，听起来简直像号叫，“查尔斯，你几乎不认识我了。我想——我想我是改变太大了，但是，你来看望你以前的小姐，真好啊！”
我走过去握住他的手，眼睛一直没离开过他。我把他拉近身边，几乎要哭了，我对着他的耳朵悄悄说：
“就说我是她，要不然我死定了！我把什么都给你！就说我是她！啊，求求你，就说我是她！”
我一直握着他的手，用力地捏着。他退了一步，他戴着帽子来的，额头上被压出一道红色的印记。现在他的脸全都涨红了。他张开口，说：
“小姐，我——小姐——”
当然，他在布莱尔就是这么叫我的。谢天谢地！斯彼勒护士听他这么叫，带着一点令人讨厌的得意说，“哎哟，这位小姐一看到家里来的旧相识，脑子清醒得还真快啊！克里斯蒂医生这回该高兴了吧？”
我转身看了她一眼，看到她一脸的酸劲。她说，“你就让这小伙子站着？人家大老远地赶来。这还差不多，你坐。要是我是你，就不会跟她坐得太近，小伙子。我们可说不准她们啥时候发疯，就算看起来老老实实的那些，都一样。现在对了。好了，我就在这儿，在门口。她要是乱踢乱打起来，你就叫人——行吧？”
我们坐在窗边的两张硬椅子上。查尔斯还是一脸疑惑，现在，他眨巴着眼睛，看起来有点害怕。斯彼勒护士站在门口，因为那儿凉快。她双手抱在胸前，看着我们，不时也扭过头去，跟大厅里的护士搭一两句腔。
我还是用两手抓着查尔斯的手。我不能放开。我往前倾着身子，靠近他，用发抖的声音跟他小声说话。
“查尔斯，我——查尔斯，我能见到一个认识的人，真的太高兴了！我从来没这么高兴过！你得——你得帮帮我。”
他吞了一口口水，同样压低了嗓音说：
“你是史密斯小姐？”
“嘘！嘘！我是。啊，我是！”我热泪盈眶了，“但是在这儿你不能说。你得说——”我瞟了斯彼勒护士一眼，然后用更低的声音说，“你得说我是李小姐。别问我为什么。”
我当时在想什么？事实上，我在想那个说蛇语的女人，还有那两个死去的女人。我在想克里斯蒂医生说我的病改了一个方向，但是到时候肯定会拐回来。我在想要是他听到查尔斯说我是苏，而不是莫德，他会把我管得更严——也许会绑住我，把我关进垫子房，把我浸冷水，把查尔斯也拉去浸水。换句话说，我的脑子已经被恐惧占领了。但我想出了那个计划，并且越来越清晰了。
“别问我为什么，”我又说了一遍，“但是，噢，你不知道我被坑得多惨！他们说我是疯子，查尔斯。”
他向周围望了一眼。“这里是疯人院？”他说，“我还以为是一间大酒店。我还以为我能见到李小姐，还有——里弗斯先生。”
“里弗斯先生，”我说，“噢！噢！那个魔鬼！他把我耍了，查尔斯，抢走了本来是我的钱，跑到伦敦去了。他和莫德，那对狗男女！他们把我扔进这里，让我死——！”
我提高了声音，我控制不住自己，就像是有另外一个人——一个疯子——在用我的嘴巴说话。我狠狠捏着查尔斯的手，就快把他的关节捏脱臼了。我惊慌地望了一眼门口的斯彼勒护士。她的头转过去了，她背靠着门柱，正和别的护士和男护工说笑。我回头看着查尔斯，正要接着说，但他的脸色变了，这让我住了口。他的脸从绯红变成了苍白，悄悄说了一句。
“里弗斯先生，去了伦敦？”
“去了伦敦，”我说，“或者谁知道啥地方。要不就去地狱了，我估计！”
他吞了一口口水，抽搐了一下。然后他把手从我手里抽了出去，用手捂着脸。
“嗷！”他用发抖的声音说——跟我刚才一样，“嗷！那我也完蛋了！”
让我非常吃惊的是，他哭了起来。
他一边哭，一边断断续续地说出了自己的事。原来——跟我几个月前猜到的一样——在布莱尔庄园磨一辈子刀的生活，真是无聊透顶，尤其是在绅士走后。查尔斯实在受不了了，他开始郁闷。他郁闷了太久，直到管家魏先生受不了了，开始拿鞭子抽他。
“他说他要把我抽死，”他说，“他真的快抽死我了。老天爷啊，我被他抽，叫得那个惨！但是，我跟你说，鞭子抽我的痛根本不算什么，抽我一百鞭都比不上我心里失望的那个痛，小姐。”
他跟我说话的口气，让我觉得，这番话他好像是练过的。然后他表情变得紧张，仿佛是在等我抽他，或者笑他，他正准备鼓起勇气承受。但我只说了一句，带着一丝苦涩说了一句，“我信你，里弗斯先生很会伤人的心。”
我想到的是莫德的心。查尔斯没注意到。“他就是这样！”他说，“他真是个绅士，不是吗！”
他的脸因为泪水变得闪闪发光。他擦了擦鼻子，然后又哭起来。斯彼勒护士望了我们一眼，撇了撇嘴，什么也没说。可能，到克里斯蒂医生这里来看望女疯子的人们，个个都哭得很厉害吧。
当她又转回去面对大厅时，我也转回头看着查尔斯。看他哭得这么惨，我的心里反而平静下来。我由着他再哭了一阵，用这时间仔细观察了他。我看到了一些一开始没注意的东西——他的脖子很脏，他的头发也乱七八糟——这一堆松软浅黄像羽毛，可那一堆又硬颜色又深，他在这儿抹了水，想让头发服帖。他呢子大衣的衣袖上粘着一根小树枝，他的裤子上都是灰尘。
他抹了抹眼睛，见我在看他，脸比刚才更红了。我小声说：
“来，做个乖孩子，跟我说真话，你是从布莱尔偷跑出来的，对不对？”
他咬住嘴唇点点头。我说，“就是为了里弗斯先生？”他再次点点头。然后他颤抖着吸了一口气。
“里弗斯先生跟我说过，小姐，”他说，“等他有了足够的钱，他就聘我做他的贴身男仆。我想，要是能跟他离开布莱尔，不拿钱我也愿意伺候他啊！但是，我怎么才能去伦敦找到他呢？然后就出了那个大乱子，李小姐跑了。打那之后整个庄园就乱了个底朝天。大伙儿也猜她是跟他跑了，但没人敢肯定。他们说这是桩丑闻。庄园里一半的姑娘都走了，凯克布莱德太太也走了，跑到另一家园子里做主厨去了！现在玛格丽特负责做饭。李先生脑子也坏了，魏先生得用勺子喂他吃饭。”
“凯克布莱德太太，”我皱起眉头说，“魏先生。”这些名字就像灯，一盏一盏地亮起，我的脑中的各个角落逐渐被照亮，“玛格丽特，李先生，用勺子喂饭！——这都因为莫德跟里弗斯跑了？”
“我不知道，小姐。”他摇摇头，“他们说，老爷一个礼拜后才觉得受不了了的。我觉得他开始还没事，后来他发现他的书出了点事——反正就是那之类的，然后他就倒在书房地板上发病了。现在他连一支笔都握不住，话也不会说了。魏先生叫我每天用一辆大轮椅推他出去走，但我走不了十码远——我什么事都做不了！——因为我哭得太伤心了。最后他们把我送到我姑妈家，让我去看她家那些黑脸猪。他们说——”他又擦了擦鼻子——“他们说，盯着那些猪看，可以治好忧郁症。但是，我就没治好……”
我没再听下去。在我脑中，有一盏灯比其他的都亮。我握住他的手。“黑脸的猪？”我转着眼睛说，他点点头。
他姑妈是克林姆太太。
乡下就是这样的了。我从来没问过他姓什么。他曾经睡在我睡的那个房间里，就在同一张满是虫子的床垫上。当他姑妈说起有一对私奔出来秘密结婚的绅士和淑女，他一下子就猜到了他们是谁。他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好运，所以也就没张扬。他从表哥，也就是克林姆太太的大儿子那儿打听到，他们坐着马车走了，表哥跟马车夫聊过天，于是他又得知了这儿的名字和地址。
“我还以为这儿是个大酒店，”他又说，又带着惊恐向四周望了一眼，看了看缠着铁丝的灯，光秃秃的灰色墙壁，装着栅栏的窗口。他是三天前从克林姆太太家跑出来的，晚上就在路边的壕沟和灌木丛里睡。“太晚了，”他说，“我既然到了这儿，要回也回不去了。我跟门房说找里弗斯先生，他们查了查本子，说我要找的肯定是里弗斯太太。然后我想莫德小姐一直是那么好心的一个人，要劝说里弗斯先生雇我，没人比她更合适了。可是，现在——！”
他的嘴唇又抖起来。真的，魏先生说得对，他这么大个人了怎么还动不动就哭！这要是在别的时间，别的正常点的地方，我早动手打他了。但是现在，在我受伤绝望的眼睛里，他的眼泪变成了一支支撬锁针和一把把钥匙。
“查尔斯，”我靠他更近一些，努力使自己看上去镇定自若，“布莱尔你回不去了。”
“我回不去了，小姐，”他说，“噢，我回不去了。魏先生一定会生剥了我的皮！”
“我敢说，你姑妈也不要你了。”
他摇头，“我这么偷跑出来，她肯定会骂我是蠢货。”
“你要投靠的是里弗斯先生。”
他咬着嘴唇，一边哭，一边点了点头。
“那你听我说，”因为怕斯彼勒护士听到，我几乎不是用说，而是用比悄悄话还低的气声发出的那几句，“听我说，我可以带你去，我知道他在哪儿，我知道他住的那栋房子！我带你去找他。但是，你得先帮我逃出去。”
就算我不知道绅士在哪儿，我说的也不完全是谎话，因为我确信，只要我到了伦敦，只要萨克斯比大娘一插手，就能找到他。但在当时，我也只能说谎了，那种情况下谁都会说谎。查尔斯瞪着我，用手掌根抹了抹脸。
“帮你逃出去？怎么帮？”他说，“你不能想走就走吗，小姐？”
我吞了一口口水。“他们以为我是疯子，查尔斯。来的时候签了一份入院令——也别管是谁签的了——说我必须留在这儿。这是法律规定。你看到那个护士没？看到她手膀子没？这儿有二十个护士有那种粗膀子，她们可会打人了。好了，现在你看我的脸，我看着像疯子吗？”
他看着我，眨了眨眼睛，“这个——”
“我当然不是疯子。但是呢，有些疯子太狡猾了，装得跟正常人一样，这儿的医生护士看不出我和他们的区别。”
他又前后左右看了一下。然后他看着我，就像刚才我看着他那样，好像是第一次认识我。他看我的头发，我的衣服，我的胶鞋。我把脚缩进裙子底下。
“我，我不大肯定。”他说。
“不大肯定？不大肯定什么？不肯定你是不是想回到你姑妈家去，和那些猪一起混日子？还是去伦敦当里弗斯先生的跟班？——听好，那可是伦敦！记得吗，在那儿只要花一便士就能骑大象。我说，这还真难选啊。”
他低下头。我看看斯彼勒护士。她也打着哈欠往我们这边望了一眼。她拿出表来看了看。
“猪，”我飞快地说，“还是大象？你选哪个？看在上帝的分上，快说！”
他扭动着嘴唇。
“大象。”经过一阵可怕的沉默后他终于说道。
“好孩子，好孩子。谢天谢地。好了，听我说，你有多少钱？”
他吞吞口水，说，“五先令六便士。”
“很好。你必须办这几件事。你得到镇上去，找一家锁匠铺，找到以后问他们要——”我用手按着眼睛，感觉脑袋里又一波混浊的水涌了上来，思维就像被幕布盖住了，我差点绝望得尖叫起来。然后幕布飘开了——“要一把凸块锁钥匙，带一寸长的齿。就说你家主人要的。要是他们不卖，你偷也得偷一把出来。别用这眼神看我！我们到了伦敦会给他寄一把回来的。你拿到钥匙坯后，要把它收好。然后你去铁匠铺，买一把锉子——看见我的手指了吗？就买这么宽的。把宽度比给我看看，对，好孩子，你弄明白了。锉子和钥匙坯都收好。下礼拜把它们带到这儿来——礼拜三，只有礼拜三才行！听到没？——然后偷偷交给我。你都听明白了吧，查尔斯？”
他睁大眼睛瞪着我。我又要开始狂躁了。但他点了点头。他的目光望向我身后，他打了一个激灵。斯彼勒护士从门口朝我们这边走了过来。
“时间到。”她说。
我们站起来，我紧紧抓着椅背，才能保持自己站立不倒，我目不转睛地看着查尔斯，好像要在他眼睛里留下烙印。我已经放开他的手，现在又伸手握住。
“我刚才说的，你都会记得吧？”
他点点头，带着点害怕。他垂下眼帘，正要后退一步把手抽回去。我感觉到他的手指滑出我的手心，于是紧紧抓住不放。
“别离开我！”我说，自己也不知道怎么就说出这么一句，“别离开我，求你！”
他吓了一跳。
“好啦！”斯彼勒护士说，“别浪费时间了，快点。”
她上来掰我的手指。这费了她一会儿工夫。查尔斯的手抽出来以后，他立刻把手放在嘴巴前。
“真可悲啊，是不？”斯彼勒护士对他说。她的手抱住我的两臂。我猛地扭了一下肩膀，“你也别太介意了，她们都这样。我建议呢，最好来都别来。最好别来看她们，让她们想起家来。这容易让她们心乱。”她把我抱得更紧了。查尔斯吓得往后退，“你呢，就安安心心地回去，告诉你们家人，她现在落到什么可悲的地步了——知道了吧？”
查尔斯看看她，又看看我，然后点了点头。
我说，“查尔斯，对不起。”我的牙齿还在打战，“你别介意，这都没什么。真的没什么。”
但我也看得出来，他现在看着我，一定觉得我疯了。如果他真这么想，我也就完了。我会在克里斯蒂医生这里待一辈子了。我再也见不到萨克斯比大娘，也再也不能找莫德复仇了——这念头比恐惧更刺痛我。我努力使自己平静下来，斯彼勒护士终于放开了手。另一个护士过来，送查尔斯去了门口。她们让我看着他离开。唉！我能做的全部，也就是看着他了！他走到门口，绊了一下，看见了我的目光，好像又受了惊吓，我于是努力想给他一个笑容，但是我想，我笑得一定很难看。
“你要记得啊！”我喊道，我的声音高而刺耳，“你要记得大象啊！”
护士们高声哄笑起来。有人推了我一把。我已经筋疲力尽，一推就被推倒在了地上。“大象！”她们说，站在那里笑我，直到眼泪都笑了出来。
那个礼拜真难熬。我恢复了理智，越来越察觉这疯人院的残酷无情。想到自己连这都能习惯下来，之前我是自暴自弃到什么地步了。要是我一礼拜内又习惯了这里怎么办？要是我又疯傻过去怎么办？要是查尔斯真回来了，我却傻过去了不认得他怎么办？这些念头让我想死。我用尽办法让自己不要昏睡过去，我掐自己的手，直到手臂青一块紫一块。我咬自己的舌头。每天早晨醒来时我总有一个可怕的想法，觉得又一天偷偷溜走了。“今天礼拜几？”我问威尔逊小姐和普赖斯太太，当然，她们从来就不知道，威尔逊小姐总以为是受难日礼拜五。于是我就问培根护士。
“今天是礼拜几，培根护士？”
“今天是惩罚日。”她会一边搓手一边说。
还有，我心里还怕查尔斯不会再来——怕自己太疯了——怕他会没了信心，或者遇到灾难。我把所有可能发生和不可能发生的让他来不了的事儿，都设想了一遍。比如，他被吉卜赛人或小偷抓去了，被牛撞死了，遇到正直人士说了真话，被劝回家了。有天晚上下雨，我就想，他睡觉的沟渠积水怎么办，他会被淹死。天上打雷闪电，我就想，他在树下避雨，手里还拿着一把锉子……
一礼拜都是这么熬过去的。然后，礼拜三到了。格雷夫斯医生和克里斯蒂医生坐着马车出去了，上午过了一大半时，斯彼勒护士来到门口，看着我说，“行啊，你很有魅力嘛，楼下有个小伙子来看你，就是上次那个。照这速度，我们很快就得张贴结婚告示了……”她带我下了楼。在大厅里，她捅了我一下，“可别想耍花招。”
今天，查尔斯看起来特别慌张。我们坐在跟上次同样的位置上，斯彼勒护士也跟上次一样，站在门口，和厅里的护士们聊天玩。我们沉默地坐了大约一分钟。他脸色发白，我小声说：“查尔斯，事都办了吗？”
他点点头。
“钥匙坯？”
他又点点头。
“锉子？”
又点了一下头。我举起手蒙住眼睛。
“但是那把钥匙坯，”他抱怨地说，“差点把我的钱全花完了。锁匠说有些钥匙坯比别的更光滑，你怎么没早跟我说。我买了一把最光滑的。”
我张开手指，从手指缝里看着他。
“你用多少钱买的？”
“三先令，小姐。”
他花三先令买了一把只值六便士的钥匙坯！我又蒙住了眼睛。然后我说，“算了，没关系的，好孩子……”
然后我告诉他下一步该做什么。他今晚必须到园子的另一边去，在墙外头等我，我叫他一定要找到最高那棵树，就在树底下等我。他一定得等我，哪怕等一晚上——因为我也说不准逃出去需要多长时间。他得一直在那儿候着，随时跟我一起跑路。要是我没出现，他得明白，肯定是有难事儿把我卡住了，他必须第二个晚上再去，他得一连三个晚上这么做。
“要是你还出不来呢？”他睁大了眼睛问。
“要是我还出不来，”我说，“你就这么做，你去伦敦，找到一个叫兰特街地方，那里有一位叫萨克斯比大娘的阿姨，你告诉她我在这儿。上帝保佑，查尔斯，那阿姨是爱我的！——她也会爱你的，因为你是我朋友。她知道该怎么做。”
我扭过头去，眼里全是泪水了。“你明白了？”最后我对他说，“你发誓？”
他说他明白了。“我看看你的手，”我说。见他的手在发抖，我不敢叫他把矬子和钥匙坯递给我，真怕他把它们掉地上。他把它们装在衣袋里，我在他离开的时候，自己用手拈出来的——就在斯彼勒护士眼皮底下，她正笑呵呵地看着查尔斯红着脸对我吻面告别。锉刀被我塞进了衣袖，钥匙坯我捏在手里——上楼时，我假装弯腰拉袜子，把它放进了靴子里。
然后，我躺在床上，脑子里想着我听说过的所有那些窃贼们，还有他们的各种吹嘘。现在我也跟他们一样了。我有矬刀，我有钥匙坯，还有在疯人院外面望风的同伙。现在我需要做的，只是把钥匙弄到手，有足够的时间复制一把。
我是这样做的。
那天晚上，见培根护士坐在椅子上弯着手指，我说：
“培根护士，今晚我帮您揉手吧，别让贝蒂干了，她不喜欢这活儿。她说那油膏让她闻着像猪肉。”
贝蒂张大了嘴。“嗷！嗷！”她叫道。
“老天在上，”培根护士说，“这热得还不够受吗？安静，贝蒂！——像猪肉，这话是你说的吗？我白对你这么好了！”
“我没说过！”贝蒂说，“从来没有！”
“她说了，”我说，“像块猪肉，要下锅的猪肉。您让我来吧，您看我的手多软多干净。”
培根护士看了一眼，不是看我的手，而是看我的脸。然后她翻了一个白眼，“贝蒂，闭嘴！”她说，“吵死了，我的手热得发烫了，我不管谁来帮我揉，我只要个安静姑娘，不要吵吵嚷嚷的。这儿，”她用大拇指尖挑开衣袋口，“把它拿出来，”她对我说。
她指的是钥匙串。我迟疑了一下，然后伸手把它拿了出来。钥匙还是热的，带着她大腿上的体温。她看着我的动作，“那把小的。”她说。我拿住那把小钥匙，其他钥匙都摇晃着。我走到橱柜边，取出了那罐油膏。贝蒂趴在床上，踢着腿，把脸埋在枕头里哭。培根护士靠在椅背上，卷起了袖子。我坐在她身边帮她把油膏搓揉到她肿起的手上，整个手都揉了一遍，这活儿我看她们做过一百遍了。我帮她搓揉了有半个钟头，她有时哼哼一下。她半闭着眼睛，从眼皮底下看着我，一副舒服的、若有所思的样子，脸上还几乎露出了微笑。
“这活儿不难吧，嗯？”她低声说，“对吧？”
我没回答。我脑子里想的不是她，而是晚上的行动。要是她看到我脸红，多半以为我是害羞。要是我行动奇怪，或者表情不自在，她会怎么想呢？反正院里的人，都多少都有点怪。最后，当她打了个哈欠，伸着懒腰把手抽回去时，我的心一阵狂跳，但她没看出来。我从她身边走开，把油膏放回橱柜去。我的心又一次狂跳，我只有几秒钟时间来完成我需要干的事。那一串钥匙吊在锁上，我需要的那一把——开门的那一把——吊在最下面。我可没打算偷，她一定会发现的。但是来兰特街的人，经常随身带着肥皂，蜡或者油灰……我抓住那把钥匙，动作迅速却仔细地在油膏上按了下去。
油膏上留下了清晰的钥匙模子。我看了一眼，然后拧好盖子，把罐子放了回去。我关上橱柜门，假装上了锁。我把钥匙在袖子上抹了抹，交回给培根护士。她像刚才一样，用大拇指拉开衣袋。
“放进去。”她说。我把钥匙放了进去，“深一点儿，放到口袋底去，对了。”
我没有看她的眼睛，走回自己床边，她打了一个哈欠，跟平时一样，坐在椅子里打起了瞌睡，一直睡到斯彼勒护士拿药进来。我已经习惯了和别的病人们一块儿吃药，但是今天晚上，我把药吐了出来——这次吐在了床垫上——然后把空碗还给她们。我心里躁动不安地观察着，看培根护士接下来会做什么。要是她去橱柜拿东西——比如，一张纸，一块蛋糕，一件针织，或随便什么小东西，她要是去拿东西，发现橱柜门没锁于是把它锁上，破坏了我的计划，我不知道自己会做出什么来。我怕我会杀了她。但是，她没过去，就只是坐在椅子上打瞌睡。她睡了那么久，我开始担心她醒不过来了。我咳嗽，把鞋子提起来扔到地上，摇着床使床腿在地板上擦动——她还是没醒。后来她好像被梦惊了一下，醒了。她站起来，穿上睡袍。我用手蒙脸，从指缝间看着她。她站在那儿，用手隔着棉质睡衣揉肚子，看了看其他人然后看着我，脑子里似乎在转着什么念头……
不过，她放弃了那念头。可能是因为太热。她打了个哈欠，把钥匙链挂到脖子上，爬上床去，打起鼾来。
我数着她的鼾声。数到二十下，我爬了起来，像鬼魂一样飘到橱柜边，拿出那罐油膏。
然后我磨制了那把钥匙。我不记得具体花了多长时间，我只知道肯定有几个钟头。因为，虽然那把锉刀很好，我也用床单被子包裹着来消音，矬刀在铁上拉动的声音听来还是很响，我只能和着培根护士打呼噜的节奏来磨。我也没法磨得太快，因为我得不停地对照油膏上的模子，看齿印对不对。还有，我的手指也会酸痛，我得经常停下来活动一下手指，不然手上的汗会使矬刀打滑。在绝望的心情下干这活儿，实在很可怕。我感觉那个夜晚就像沙漏里的沙，正在一点点逝去。又或者，培根护士有时会安静下来，我也跟着停下来，看看四周，看到那些床，那些女人们，我又回到了现实。房间那么安静，时间仿佛停止了，我也跟时间一起，永远被固定和静止在这里。那天晚上没人叫喊，没人做噩梦，铃声没响，每个人都在床上沉睡。我是整个宅子里唯一清醒的灵魂——甚至是全世界唯一清醒的灵魂，要不是我知道查尔斯也在墙外等着，也没睡。他在等着我，在远方，萨克斯比大娘也许在等着我，也许在床上叹息，也许在房间里拧着双手踱步，念叨着我的名字……就是这些念头给了我勇气，让我没有停下锉刀。
那个时刻终于到来，我把钥匙坯放进油膏的模子里，它和模子严丝合缝地对上了。钥匙做好了。我握着钥匙一阵眩晕。我手指上沾满铁粉，皮也被磨破了，因为握着锉刀太久，指头也麻木了，但我可不敢躺在那儿包扎手指，我小心翼翼地爬起身，穿上粗呢裙子，提起胶鞋，我还拿了培根护士的梳子——我就拿了那点东西。我从她桌上拿的，我拿的时候，她的脑袋动了一下，我屏住了呼吸，但她没醒。我一动不动地站在那儿，看着她的脸，心里突然充满内疚。我想，“她到时候发现我耍了她，该有多失望啊！”我想起，我说可以帮她揉手的时候她是那么开心。
人在这种环境下的想法，真是千奇百怪。我又看了她一分钟，然后走到了门边。我慢慢地，慢慢地把钥匙插进锁里，转动。“上帝啊，求您保佑，”我悄悄念叨着，“亲爱的上帝，我发誓，我会好好做人，这一辈子我一定会诚实本分，我发誓——”钥匙卡住了，“操！操！”我说。钥齿卡住了，我仿得不够精准，钥匙在锁孔里，进不去也退不出来。“操！操他奶奶的！”我把钥匙握得更紧，又试了一下——还是不行——最后，我放了手。我静静地溜回床边，拿起培根护士那罐药膏，又回到门口，在锁上抹了点油膏，用嘴吹进去。然后满心恐惧地再次握住钥匙，这次，这次能行了。
在这之后，还有三道门要开。每一次，钥匙都犯同样的毛病——卡住，上油。每一次，我都战战兢兢地听着锁里的声响，然后行动得比上一次更快。没有人醒来。走廊安静闷热，楼梯和大厅也很安静。大门上了门闩，不需要钥匙。我开了门，并没有在身后关上。这跟上次我和莫德离开布莱尔时一样简单，只是，在穿过院子时我受了点儿惊吓，在走过沙石地时，我听到脚步声，然后有人声，有人轻轻叫了一声“喂！”——我听到这声叫，差点被吓死。我以为那是在叫我。然后有个女的笑了一声，我看到了人影：两个男的，其中一个我觉得是贝茨先生，还有一个护士，那是斜眼的福鲁护士。“你会把你的——”一个男的说道。我只听到这半句。他们经过院子另一边的灌木丛，福鲁护士又笑了一声，这笑声被堵住了，然后就一片安静。
我没有停留，也不知道后来发生了什么。我跑了，开始脚步很轻，经过沙石地后，我甩开大步在草地上跑了起来。我没有回头看。我没有再想那里面睡着的女人们。我也想说，我把钥匙扔进了小花园，让她们能捡到，但我没那么做。我只救了我自己，我太害怕了。我找到了最高的那棵树，用了半个小时才踩着树干上的疙瘩爬上去——我爬上去，跌下来，再爬——跌一次、两次、三次、四次——我终于爬上了最低的那根枝丫，然后再往上爬——然后，踩着吱吱作响的树枝，摸到墙头……上帝才知道我是怎么做到的！我只能说，我干成了。“查尔斯！查尔斯！”我在墙头上叫。没有回答。我也不等了，跳了下去。我落到地上，听到一声大喊，那是他。他等了太久，撑不住睡着了，我差点压死了他。
他的喊声引来了宅子里的一声狗叫，然后另一条狗也叫了起来，查尔斯用手蒙住了嘴。
我拉住他的胳膊，我们离开院墙，一路狂奔。
我们跑过草地，跑过灌木丛，夜很黑，路也看不见。刚开始我太害怕，不敢花时间找路。查尔斯东踩一脚西绊一脚，或者慢下来两手叉腰在那儿喘气。我会侧耳听听动静，但是除了风声、鸟叫还有蹿过的老鼠，什么都听不到。很快，天开始发白，我们看到了一条小路。“该走哪条路啊？”查尔斯问，我不知道。我有多少个月没有站在路口，选择过道路了。我看看四周，大地和渐渐亮起来的天空显得格外巨大，格外让人恐惧。然后，我看到查尔斯在看着我，等着我，我想到了伦敦。“走这边。”我说。我迈出了脚步，恐惧从心里退去。
一路上都是这样，每当我们来到十字路口或三岔路口，我就站在原地，努力地想伦敦，我就会像迪克·惠廷顿45一样，道路选择的答案会自动出现在我心中。天更亮了一些，我们开始听到马蹄声和车轮滚动声。我们也愿意搭个便车，但我每次都怕那车是疯人院派出来捉拿我们的。只有当我们看到一个农民老头驾着一辆驴车，我才敢肯定他不是克里斯蒂医生派来的人。我们拦了他的车，他让我们上了车，坐在他身边走了一个钟头。我把头上的辫子和线都拆了，头发乱七八糟，脑袋就像个椰子壳。我没有帽子，就用查尔斯的手帕包着头。我说我们是两姐弟，在姑姑家住了一段日子，现在回伦敦。
“伦敦啊？”那老农说，“他们说在伦敦，一个人可以住四十年都不认识自己的邻居，是这样的吗？”
他在一个镇子边上把我们放下，给我们指了接下来的路。我估计我们走了九到十英里的路。到伦敦还有四十英里要走。现在还是清晨，我们走进一个面包店买了面包。店里那个女人打量着我的头发，衣服和胶鞋，眼神非常奇怪，我真恨进了她的店，就算饿着肚子没面包吃，也好过被她这么看。我们走进一座教堂的院子，坐在草地上，背靠着石块。教堂的钟声敲响了，把我们俩都吓了一跳。
“七点了，”我说，突然觉得有些灰心丧气，我看着培根护士的梳子，“她们现在该起床了，也该发现我的床空了，要是她们没有早点发现的话。”
“魏先生现在该在擦靴子了。”查尔斯说，他的嘴唇又开始发抖。
“你就想想里弗斯先生的靴子，”我很快接口说，“它们也该擦擦了吧。伦敦可费鞋子了。”
“是吗？”
这使他高兴了一点儿。我们吃完面包，站起来拍干净身上的草。有个男的扛着一把铲子经过，他看我们的眼光跟刚才面包店的女人一样。
“他以为我们是流浪汉。”我们看着他走远时，查尔斯说。
但我想象着疯人院派了好些人出来，正到处追查身穿格子粗呢裙子、脚穿胶靴的姑娘。“我们走吧。”我说。我们离开大路，走了一条穿过田野的僻静小路。我们一路尽量躲在树篱后面走，虽然这里的草很高，没法走得太快。
太阳出来使空气变暖了，蝴蝶和蜜蜂也飞了出来。我不时停下来，解开头上的手帕，擦擦脸。我一辈子都没走过这么远、这么辛苦的路！过去这三个月，我走路的范围就没出过疯人院围墙里的那个小花园。我脚上打起了水泡，有一先令钱币那么大。我想，“我们永远到不了伦敦了！”
每当这个时候，我就想萨克斯比大娘，我就想，当我再次出现在兰特街她的大门前，她脸上会有怎样的表情。然后我想到莫德，我想象她脸上会是什么表情。
但是，她的脸变得模糊了。这让我心烦意乱。我说：
“查尔斯，你告诉我，李小姐的眼睛是什么颜色？棕色，还是蓝色？”
他有些奇怪地看着我。
“我觉得是棕色吧，小姐。”
“你肯定？”
“我觉得是的，小姐。”
“我也觉得是。”
但我不能肯定。我加快了脚步，查尔斯喘着气，跟在我身边跑着。
快到中午时，我们到了一个村子，路边有一排矮小的农舍。我叫查尔斯停下来，我们站在篱笆外面。我看着那些门和窗。在一座农舍里，有个姑娘在抖衣服，不一会儿她就进到里屋去了，关上了窗子。另外一座农舍里，一个女人提着个桶走来走去，也没看外面。其他农舍都关着窗子，里面黑乎乎的。我想，那些里面肯定有值钱的东西，怕被人偷。我想去敲门，如果没人来开门，我就去撬锁。正当我站在那儿给自己打气时，最后一座农舍里传出了声音，我看过去，在那个院子里有个女人和两个小孩。那女人正戴上帽子，跟两个小孩吻别。
“珍妮，”她对那个大点的小孩说，“你好好看着宝宝，我回来给你煮鸡蛋吃。你想缝手帕也可以，只是要小心别让针扎着手。”
“好的，妈妈。”那女孩说，她扬起脸让妈妈吻，然后站在院门口，拉着门玩。她妈妈很快地走了出去——她经过我和查尔斯身边，却不知道我们的存在，我们躲在树篱后面。
我看着她走远，然后我看着那小女孩。现在她已经离开了院门，带着她弟弟回到了开着的家门边。于是我对查尔斯说，
“查尔斯，现在命运之神总算保佑我们了，给我六便士行吗？”他把手伸进口袋里掏着，“不要这个，有没有亮点的钱币？”
我拿了他最亮的那个硬币，又用衣袖擦了擦，让它更光亮些。
“小姐，你要干吗？”他问。
“你别管。站在这儿别动。要是有人来，你就吹口哨。”
我站好，把裙子拉直，然后从篱笆后面走了出来，大步流星走进了那座农舍的院门，就像直接从外面的路上走进去的。那小女孩转过头来看见了我。
“你好吗？”我说，“你是珍妮吧，我刚才碰到你妈妈，你看她给我什么了，六便士。好看不？她跟我说‘请你把这六便士给我的小乖乖珍妮，叫她快去店里买点面粉’。她说她刚才忘了。你知道面粉是什么吧？好孩子，知道你妈妈还说了什么吗？她说，‘我们家珍妮最乖了，你跟她说，剩下的半个便士买糖吃好了。’你喜欢吃糖吧？我也喜欢。糖可好吃了，是不？但是对牙不好哦。没关系，我敢说你的牙还没长齐呢。哟，瞧瞧这漂亮的小牙齿，像一串珍珠似的。趁现在还早，赶紧去商店，待会儿别人都去了。我帮你在这儿看家，好不？这六便士真是亮闪闪！你弟弟在这儿呢，不带他去吗？乖，真是好姑娘……”
这是个最低劣的小把戏，我真不想这么做，但我还能怎样？我自己也被人用最低劣的把戏摆了一道啊。我说话的时候，一直用眼睛飞快地瞟着周围，看隔壁房子的窗户和路上，都没有人出现。那个小女孩把钱币放进围裙的衣兜，抱起小弟弟，摇摇晃晃地走出去了。我看她走远后，立刻冲进房间。这家人也挺穷的，我在楼上的衣柜里找到一双黑色的鞋，差不多是我的码子，还有一条印花裙子，用纸包着的。我猜，这条裙子应该是那女人婚礼上穿的吧，对上帝发誓，我真的有点偷不下手！但是最后，我还是偷了。
另外我还拿了一顶黑色草帽，一条披肩，一双羊毛袜；我还从厨房拿了一个馅饼和一把刀。
然后我跑到篱笆后面，查尔斯躲在那儿等我。
“转过去，”我说，我换了衣服，“转过来吧！你别一副吓坏了的样子好不好，你个娘娘腔！她该死！该死！”
我指的是莫德。我想到那个小女孩，珍妮，她会带着面粉和糖果回来。我想到她妈妈，晚饭时回家，却会发现婚礼的裙子不见了。
“她真该死！”
我抓起莫德的手套撕扯，一直扯到线头崩开。然后我把它摔到地上，狠狠地踩。查尔斯面带恐惧地看着我。
“你看什么看，小屁孩！”我说，“噢！噢！”
但我后来也怕有人来，把手套捡了起来，揣回胸前，把帽子的带子绑好。我把疯人院的裙子和胶鞋扔进了沟渠。我脚上的水泡裂了，像眼睛一样淌着水。但是袜子够厚，黑色的鞋已经穿软了。裙子上印着玫瑰花纹，帽子边上有雏菊装饰。我想象着自己的样子，一定是像画里的——那些牛奶场女工。
不过我想，乡下嘛，就是这样了。我们离开隐蔽的小路，走回了大路。过了一会儿又有一个农民老头跟我们同路，他让我们搭了几英里的顺风车。然后我们又自己走路。
我们一直在赶路，查尔斯一言不发。最后，他终于忍不住了。
“你就这么拿了人家的鞋和裙子，都没问人家。”
“我还拿了馅饼，”我说，“估计你也要吃的，是吧？”
我跟他说，到了伦敦以后我们就把裙子给这女人寄回去，并且买一个新馅饼还给她，查尔斯半信半疑的样子。晚上我们睡在一个敞开的牛棚的干草堆上。他背着我睡，肩胛骨在发抖。我想，他会不会趁我睡着跑回布莱尔去，于是我等他睡着后，把他的鞋带和我的鞋带绑到了一起。这样他一跑就会把我弄醒。他这孩子有点招人烦，但我知道，有他肯定比没他强，至少现在是，因为克里斯蒂医生的人要找的是一个单身姑娘，不会找带着个弟弟的姑娘。我想过了，如果实在需要，到了伦敦我就想办法把他甩掉。
但伦敦还是感觉很遥远。这儿的空气还是太清新了。夜里我醒来，棚子里全是牛，它们站成一圈，围着我们看，其中有一头像人一样咳嗽。可别告诉我这是自然现象。我叫醒查尔斯，他跟我一样害怕，他爬起来想跑，差点把我的脚都扯掉了。我解开我们的鞋带，我们倒着走，退出了牛棚，先是撒腿跑，然后才是走。我们看见太阳从山后面升起。
“那边是东。”查尔斯说。头天夜里冷得像冬天，但是山路很陡，我们走得身上暖和了过来。当我们走到山顶，太阳也升得更高了，天空亮了起来。我想，黎明已破晓——我把黎明想象成一只鸡蛋，壳破了一条缝，蛋液流了出来。我们眼前是英格兰绿色的原野，上面有河流道路灌木丛，还有教堂，烟囱，一道道上升的烟。烟囱越来越高，河流和道路越来越宽，烟也越来越浓重了。在田野的尽头，出现了一团模糊的黑暗，像是污迹——像火里的炭：当阳光照到玻璃上、金色的穹顶和塔尖上，发出亮闪闪的反光，那团黑暗就像火里的煤炭，四处迸发出火星。
“伦敦，”我说，“啊，伦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