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并非一直如此。在这所声名显赫的大学里，有一位著名的英国教授曾轻蔑地称一类人为“没文化的乌合之众”。米拉、瓦尔和我就属于这一类人。当然，还有一些大龄男人也是，他们大多是天主教耶稣会牧师。我不知道哈佛大学为什么会录取我们，这可不是它的一贯作风。也许是因为战争吧——我们没法应征入伍。可是，在那些迷茫的面孔中，只有我们几个备感孤独。有几个人看上去很年轻，看面相还不到二十岁：凯拉二十四岁了，伊索二十六岁了，克拉丽莎也二十三岁了。可是，米拉和我都三十八岁了，瓦尔三十九岁了。真是没法比。教我们的教授中，很多都比我们年轻，研究生院的院长也才三十五岁。如此，是有些奇怪。我们都很孤独，而且对自己的洞察力充满了自信，我们不习惯别人把我们当成傻瓜，也不习惯别人在我们面前耍威风。我们不喜欢院长把我们当成难以管束的学生，却不知道该怎么办。有制度的限制，你似乎没法要求平等，你明白的。于是你只能放弃了。至少，我就是这样的。你就少和他们说话，自己学习，取得学分，与他们少来往就是了。当你完成学业，想让老师给你写推荐信时，他们会在信中夸你是个多么了不起的母亲，或是人到中年依然如此有恒心。
总之，我们花了很长时间才找到彼此。刚开始，米拉走在剑桥的街道上时，感觉自己像个外国人或者罪人。她留着一头染色的卷发，穿着针织三件套和丝袜，系着腰带，穿着高跟鞋，拿着相配的手包，感觉自己就像布朗克斯来的“恐龙”。她与他们一一擦肩而过，大多是年轻的面孔，男的蓄须，女的留长发，他们穿着破旧的牛仔装或内战时的制服，或者披着披肩，穿着长长的祖母裙或纱丽，各种奇装异服都有人穿。没有人看她一眼，所有人都目不斜视。就算他们恰好看到了她，也是瞥一眼便移开目光。她真觉得要疯了。
她被迫重新认识自己。可是，她在新泽西的大学学到的东西并不能帮到她。学校位于郊区正中，那里的人见多了郊区的主妇们，他们习惯了郊区生活，自己也成了郊区居民。在那里，她能感到自己是人类的一员。男人们经过她身旁时，眼睛会亮一下，这让她觉得自己风韵犹存，于是便安心了。有时候，她从别人身旁经过，或是已经走远时，还会有人扭过头来看她。
搬去剑桥后，米拉才开始意识到，她是多么依赖那些欣赏的眼神、那些回头的目光，如此，她才能感觉到自己的重要性。那是在一九六八年，当时的剑桥是那么年轻，一切情况与她想象中完全相反。刚去那儿的头几天，她跑出去买贴搁板的纸和图钉，想装饰一下房间，回来以后，她会疯狂地照镜子，梳头发，抹上各种化妆品，不停地试衣服。她跑出去买了短褶裙和白袜子，把珍珠项链从积灰的盒子里拿出来。可是没用。和诺姆离婚后，她第一次感到孑然一身，第一次感到彻底无脸见人。在新泽西时，她还有朋友，那些友好的夫妇经常邀请她去家里吃晚餐，当然，也会邀请他们所认识的单身男士。很多人都知道她：一个住着漂亮的大房子、带着两个儿子的离婚女人，如今又回去上学了。
但在剑桥，到处都是年轻人，他们就像箭一样奔向自己的目标。他们总是很愤怒，他们不理解旧世界为何如此腐败，而且会继续腐败下去；他们不明白，它为什么不生病死去，或者，更宁愿它发现自己有病，于是自杀而亡。他们目中无人地走向自己的目标，偶尔在马萨街[3]上与别人撞个满怀，甚至都不记得说一句“借过一下”。不管怎样，他们是什么都不缺的年轻人。他们什么都懂，就是不懂分寸。
可米拉不这么想。她只是以自己的眼光观察事物。她觉得他们在排斥她，排斥她这个人。夜深人静时，她坐下来喝白兰地，突然意识到，这一生，她认识自我从来都是靠别人，比如屠夫看见她时的微笑和恭维，或是给地板打蜡的工人对她倾慕的目光，或者大学校园里男人的一次回头——都是对她外表的赞美。这令她毛骨悚然，她想起了莉莉。如何才能停止这种状况？一个人怎能用如此荒唐的东西来保持自我？怎样才能摆脱这种状态？
她坐在黑暗里，抽着烟。黑暗中，她看不见这简陋的、墙纸都脱落了的房间，房间里还有几张破旧的桌子。她回想起诺姆走后的那一年，在贝尔维尤那座豪华的房子里，坐在黑暗中的感觉。她试着从内心深处去感受那时的辛酸和她对孩子们、对屠夫和上蜡工人爆发出的无法控制的愤怒。她在剑桥感觉很不自在，进而觉得自己的一生都很委屈。她努力学习，殚精竭虑，似乎发现了能让自己感到自在的秘诀，但也只是似乎而已。她的生命都耗费在维持外表上，就像玛莎全神贯注地阅读《女性家庭期刊》和《家政》一样。
在那些年里，她也会如此。虽然她还不至于把那些杂志买回家，用杂志上的测试来检验自己，但她在牙医的办公室里，也会专心地翻看，给自己打分：你是一个好妻子吗？你还有魅力吗？你是否善解人意、体贴他人？你的营养均衡吗？你的眼影用对了吗？在你为他清理和熨烫衬衣的那些无聊时间里，你是否会放任自己吃下一整块咖啡蛋糕？你是否超重了？
米拉曾经努力让自己符合这些标准。她染了头发，也在节食，她还会花很长时间戴假发，研究适合自己脸型的发型。此外，她还学会了用恰当的语调来问令人不快的问题：“诺姆，克拉克做错了什么吗，你为什么要打他？”“哦，好吧，亲爱的，按你说的办。可是我们已经答应了马克利一家我们会去。是的，昨晚你回来后我们还说起过，还记得吗？其实我去不去都无所谓，可我觉得打电话告诉她我们不去了，只因为你忘记了，约了人打高尔夫，这样不太好吧。”她小心地维护他那男性的自尊和脆弱的骄傲。她只是慢慢地增强说话的效果，并不提高音量，她从不发脾气。她是一个完美的母亲：她从不打孩子，他们衣着干净，饮食健康。她的家里干净得发亮，她做的饭很好吃，她保持好身材。但凡杂志、电视、报纸、小说中说的女人该做的，她都做得很好。诺姆经常晚归，她从不抱怨；她从不要求他以她和孩子们为重，影响他的工作；她从不让他做家务。
她所做的一切都是对的，她很完美，可他还是对她说“我想离婚”。每当想起这一点，她就怒火攻心，将杯子砸向对面的墙。白兰地洒到地毯上，溅在墙上，杯子摔得粉碎，她的心也碎了。她还记得上一次这种想法侵入她的头脑时，她跌跌撞撞地哭着跑上楼去，拿起剃须刀片，割向自己的手腕。当她伤害自己时，她仍是“完美的诺姆太太”。当那种“无形的规则”控制住你时，你会自动出局，为新的“完美的诺姆太太”让路，而且要符合现代的殉节风范，把你自己沉入黑暗，不再被别人需要。白天，你要小心行事，循规蹈矩，不然，他们就叫你贱人、婊子、笨蛋、猪猡、臭婆娘、母狗、娼妇、妓女、荡妇、淫妇。可你并不是荡妇，即便每隔十天你都得和某个人做爱，哪怕你对他已经没有感觉。你也不是妓女，因为你不收费。你得到的只有衣食住行，而诺姆得到了他花钱买来的东西。
她四肢跪地擦洒落的白兰地，用纸巾捡起玻璃碎片，想到女人总得自己收拾自己的烂摊子，想象着如果有人跟在你身后帮你收拾，会是什么样的感觉，却想不起自己的童年有没有过这样的待遇，只觉得嘴角痛苦地抽搐着。她坐起来，心想，要求公平也没用。她又倒了杯白兰地，坐下来。她觉得心里就像打开了一道门，新鲜的空气吹了进来。她曾听过这样一套说辞：你的作用就是结婚，带孩子，如果可能的话，守住你的丈夫。如果你遵守这些规则（微笑，节食，微笑，不唠叨，微笑，做饭，微笑，打扫卫生），那么，你就能守住他了。这些条件很清楚，她接受了，却被辜负了。自从离婚，她就越来越对那种不公感到痛苦，世界对待女人是不公的，诺姆对待她也是不公的。而她现在所做的一切，只能使她更加痛苦，只能摧毁她仅存的东西——她自己的生活。
没有所谓的公正。过去已无法补偿，也没有什么能够补偿。她愕然地坐了一会儿，如释重负，感觉嘴角也放松了，眉头也不再紧锁。
此刻，有什么东西滑入她的内心，她好像从远处看着这一切，因此看得更加完整，虽然跨越了时间和空间，但也看得很通透。她明白了，还有比那一套说辞或是他们所犯的错误更深层的东西，那就是这一切的前提——她只能依附于另一个人才能生活——才是问题所在。她抚摸着自己的手腕和手臂，揉捏着自己的乳房、肚子和大腿。她的身体温暖而光滑，她的心脏沉稳地跳动着，向全身输送着能量。她可以走路，可以说话，可以感觉，可以思考。突然间，一切都变好了。诚然过去是错误的，可也正是错误的过去解放了她，让她来到这里。她还活着，从她童年脱光衣服跑到糖果店时起，她从未像现在这样充满活力。
没有公平，只有生活。只有她所拥有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