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和你赛跑的不是人
这是一场空前的人类危机
有一则新闻，说中国今年大学生的就业签约率不足30%。大家就开始分析是什么原因造成的。有人说是经济不景气，有人说是产业结构不合理，有人说是社会太不公平，还有人说是中国教育实在太糟糕，等等。这些分析都有其道理，但是直到我看完《与机器赛跑》这本书，我才觉得，实际情况可能不像表面上看起来这么简单。
在我们短短的一生中，不仅会受到周边环境的影响，可能人类底层发展的一些趋势，也在推动我们人生的变革和转折。这些转折有可能是好的，也有可能是空前糟糕的，比如说失业。
我们在谈论中国大学生失业问题的时候，忘了这是一个遍及全球的现象，而不是中国特有的现象。
我们都知道，2008年的金融海啸导致大量的就业岗位消失（现在美国人拼命地想把这些就业岗位补回来），一共1200万个岗位。1200万个岗位是什么概念呢？不是说1200万人没有工作，而是有意愿工作的人当中有1200万人没有工作。而美国2013年每个月只能新创造出13万个就业岗位，甚至比这更低。即使在这个基础上翻倍，达到了20万个以上，这个缺口也要到2023年才能补上。而从目前的情况来看，没有任何人有任何理由相信这个缺口会被补上。
今天，我们要说的不是经济学的事，因为《与机器赛跑》这本书告诉我们，这不是一次通常的失业，这是一次可能会给一代人的命运带来巨大转折的空前的人类经济、社会乃至政治领域的危机。
现在这种经济状况，专家们有两种判断。第一种判断是一种普遍的判断，说这是经济周期带来的，有好就有坏，有升就有降。当然，看得深一点儿的人会说，这是因为人类发明了互联网之后，我们一直处于技术爬坡的阶段，这个技术所结出的果子，我们今天摘一个，明天摘一个，摘到现在越来越少，果子甚至变小了，剩下的都是又酸又小的果子，所以现在我们处于一个大萧条的时代。这个观点感觉好深刻。
而《与机器赛跑》这本书的观点恰恰相反，它说根本不是什么技术带来的繁荣和增长停顿的结果，而是技术飞速发展带来的结果。就好像一个房间里突然闯进来一头大象，这头大象横冲直撞，把这个房间里所有的坛坛罐罐打得稀里哗啦。这就是我们这一代人面对的情况。
这头大象是什么？这头大象就是互联网以及以互联网为代表的一系列新技术。它的出现，使我们很多人原来赖以生存、糊口的那些工作突然一下蒸发了、消失了。
很多人对互联网技术其实还是掉以轻心的，比如说，传播学界、传媒学界很多人都在说，别动不动就讲什么老媒体要死，你们干新媒体的人不要老说老东家的坏话。我说传统电视有危机，传统电视要死，那真的是捶胸顿足地在说，因为这不是预言，我是在把我们看到的东西讲给大家听。
当然，很多传播学教授会反驳：当年电视发明的时候，很多人就说电影要死，你看电影死了吗？电视发明的时候，很多人说广播要死，广播死了吗？不是直到今天还硬朗着吗？你们凭什么做出这么草率的判断？
要知道，这一轮可不是什么简单的新技术，这一轮是底层技术革新。互联网是什么？互联网根本就不是什么新媒体，互联网是母媒体，原来的媒体样式都要重新换一个地基，在上面重新运行。所以说，这一轮传统媒体遇到的危机，我们只能用一个中国人才能听得懂的话来描述，叫“强制拆迁，异地重建”。不管你是什么样的传统媒体，你必须把自己的每一根血管、每一块血肉，在互联网这个基础上重新搭建起来，获得重生。所以说，传统媒体如果不去应对互联网这个全新的技术，就会死无葬身之地。
当然，今天我们主要不是讲传媒，我们仍然回到整个经济的产业大势来看。长期以来，人们对于互联网都有一种低估的态势，觉得互联网就是玩闹，你看小孩在网吧玩游戏，发QQ、玩微信，这不就是玩闹吗？对产业能有那么大的影响力？没错，我们今天就从失业这个角度，去看看互联网到底在对我们干了什么，将要对我们干什么。
我们都低估了互联网
话说2004年有两个经济学家，他们当时也意识到互联网、计算机对人类的就业可能会带来一次大冲击，所以趁这个冲击还没有来的时候，先排排座，看看哪些产业会被冲击，哪些产业相对是安全的。
他们觉得从事简单劳动的人可能够呛，比如说写代码、大规模的运算，所有干这些事的人可能够呛，这个就是名单的一部分，这些职业是危险的。
而安全的是什么？他举了一个例子，比如说驾驶。一个人在开车的时候，眼观六路、耳听八方，接触、处理的信息那是海量的，所以开车这种事情互联网暂时是搞不动的。
我们不知道2004年经济学家们说的这个“暂时”是多长久，反正六年之后的2010年，《纽约时报》就报道说，谷歌在官网上已经宣布，他们已经成功地研发出了自动驾驶汽车，这辆自动驾驶汽车在美国的几个州已经跑了十几万英里了，而且过程中只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有人开着车撞了它。这就证明这个东西在技术上已经成熟了，原来我们需要眼观六路、耳听八方才能处理的海量的信息，自动驾驶汽车已经做到了！在汽车上装上各种传感器，增加运算速度，每秒20次探测周围所有移动物体的状态，再反馈到电脑的中枢，以此来控制车体的运行。这就是计算能力，包括网络能力、各种各样的技术能力进步的一个结果，而这个结果从预言不可能实现到真正实现只花了6年时间。
2004年，就在经济学家们做出那个判断的同时，美国还搞了一个无人驾驶汽车拉力赛，全程一共150英里，好多人用自己设计的无人驾驶汽车软件把汽车送去参赛。结果，荣获第一名的汽车只走了八英里，而且还用了好几个小时，剩下的车不是被碰得歪七扭八，就是压根儿没有走完。所以，当时人们长出了一口气：哦，原来人类在驾驶汽车这方面的能力，电脑是无法替代的。可是结果呢？仅仅六年之后的2010年，这一切都实现了，快得让人始料未及。
这事儿就这么完了吗？没完。当无人驾驶汽车真的实现之后，我们可以判断一下，它对人类的就业会有什么影响？司机可能要失业。没错，判断正确。还有呢？我曾经问过一些企业家朋友，我说：“给你们出个题目，假设无人驾驶汽车在中国普及，那你说会对整个的汽车产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大家都说：“就意味着我没有驾照，我不会开车，我也可以买汽车啊，所以汽车的销量会上涨。”
我说：“我的判断可能跟你们正相反，汽车的销量不仅不会上涨，而且汽车作为一个耐用的、高价的消费品，也许会彻底退出消费者的清单。像什么玛莎拉蒂、迈巴赫这种有收藏价值的奢侈品类的汽车不在讨论的范围内，而给普通老百姓代步的那种汽车也许会退出消费者的清单。”
此话怎讲？你想象一下，假设现在满大街都是无人驾驶汽车，我们可以靠互联网来预订，你到哪儿来接我，把我送到哪儿，我在智能手机上下载一个APP，几点几分我要一辆车，到哪儿接我，通过地图把我送到哪儿，然后我下车，车就可以去承接下一个客人了。所以无人驾驶汽车很可能不会增加汽车的拥有量，而是让汽车进入一种共享经济的状态，让它变成一种公用的出租品。
假设我的这个推论是对的，结果会是什么？结果就是现在的汽车产业里面有半壁江山，将会在无人驾驶汽车普及之后整体消失。哪半壁？汽车公司里面搞销售的、搞品牌的、搞市场的、搞客户俱乐部的，一直到所有的营销渠道，如4S店，围绕汽车的其他产业，如汽配、维修、保险等，这么庞大的产业群落都会消失。
如果按照我的推测，你可以每天预订自动驾驶汽车送你上班，之后，它到别的地方去接人。你到了公司发现有个东西忘带了，你老婆正好还在家，你就可以再订一辆无人驾驶汽车，让你老婆下楼把东西搁车里，车来到你公司楼下，你下楼取了，车再跑它的。如果车有问题，车自己回修理厂修，修理厂有可能是在一个密闭的地下防空洞里，也不需要占用街边的店面资源。你说，这对就业市场会是一种多么巨大的冲击？
我们以为互联网的浪潮对就业的冲击是“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的，相对来说会是比较温柔的一刀，但是现在看来，可能是惊艳的一枪，直接要把这个社会扎出一个血窟窿。所以六七年之前，我们绝对低估了互联网，而且我们现在仍然可能低估了互联网。
你会不会技术性失业
现在人们利用互联网在很多领域开发了一些技术，比如说前面讲的无人驾驶汽车，比如说翻译，再比如说大量的医学技术资料的处理、法律文书的处理等，计算机正在呈现出越来越强悍的对人工的替代能力。
说到这儿，你可能会想，如果真要这样发展下去太可怕了，它能不能被遏止呢？西方有这么一句谚语：“如果马能投票的话，汽车就不会诞生。”在汽车诞生之前，仅英国就有200多万匹马，如果马要捍卫自己的工作岗位，投票把汽车废止掉不就完了吗？这个想法可以有，而且每个时代都会有，但是很可惜，永远不会得逞。
马现在到哪儿去了？整个英国现在也没多少了，马已经成了旅游品或者成了宠物，像汽车发明之前那样遍地都是马、一个城市有几十万辆马车这样的社会景象彻底消失了。
我还记得法国19世纪有一个经济学家叫巴斯夏，这个人以幽默著称。有一次，从巴黎到马德里修了一条铁路，波尔多这个地方的议员就跟中央政府反映，说一修这条铁路，我们当地的搬运工人都没饭吃了，我们法国经济不就完蛋了吗？所以我们提议，这条铁路别一次性修到底，咱们在波尔多（就是现在出产葡萄酒那个地方）断一下。这样，我们所有的搬运工人都有饭吃，我们当地的经济就能繁荣起来了，好不好？
巴斯夏听到这个建议之后说：“你们的想法太保守了，断一下哪过瘾呢？那就沿途都断好了，每修到一个镇就断一下。看来铁路不是个好东西，剥夺了大家的就业机会，导致经济倒退。”巴斯夏向来喜欢用这种反讽的口吻陈述他的经济学观点。
法国当时推出了一些政策，比如说一看外国的东西太有竞争力了，进口的东西会抢走法国人的工作，就加关税，阻止进口。巴斯夏就说：“对呀，我太赞成了。咱们把法国所有的好斧头、大斧头全部都扔了，改成小斧头，最好磨都不磨，是钝的，让人去砍树。原来一个人一天可以砍掉的树，现在得三个人用三天才能砍掉，这样劳动增多了，财富就增多了嘛。”他老用这种方法跟别人逗闷子。
在这种逗闷子和幽默的背后，我们能感受到人类在发展过程中要品尝的苦涩。那就是，随着我们聪明才智的发挥，我们发明了越来越多的新技术，而这些技术在生根、发芽、长大之后的一瞬间就要反扑过来，对人类狠狠地咬上一口，把我们原来赖以存活的那些工作抢走。
20世纪初，著名的经济学家凯恩斯就讲过一句话，他说有一个词现在不太著名，但是未来大家会越来越多地听到这个词，叫“技术性失业”。也就是说，我们人类用聪明才智发明的这些技术，反过来会导致我们失业，这是一个未来会越来越清楚、越来越壮大的趋势。
听着100多年前凯恩斯讲的这句话，我们自己从瓶子里放出了互联网这个比以前所有技术都要强悍无数倍的新魔鬼，引发了全球性的年轻人失业，你不觉得这是一个真正的恐怖故事的开始吗？
技术势必带来灾难性的失业
可能有人会问，你怎么把技术进步的前景描述得如此一团漆黑呢？难道技术进步不是人类经济繁荣的最底层的一个因素吗？没错，但是人类经常犯一个相反的错误——老是低估技术的作用。
比如说，1992年，克林顿政府召集了一帮经济学家来讨论经济问题，可是最后大家在报告里一个字都没有提及互联网。这说明什么？说明我们经常在固有的格局和资源里面想经济发展的问题，所以我们老是忧心忡忡。而我们如果一次又一次地用我们的聪明才智打破既有的资源格局，让资源重新呈现它的版图，就很容易实现经济的繁荣。所以技术肯定会带来繁荣，这无须讨论。
但是，技术又会带来灾难性的失业和经济悲剧。那这两个结论之间不冲突、不矛盾吗？不矛盾，因为我们习惯于使用平均数或者总量来衡量经济的发展，可是社会的稳定、个人的幸福呢？有时候，总量或者平均数这个概念是不足以说明问题的，说明问题的其实是“中位数”这个概念。
什么叫中位数？比如说，我们一屋里有五个人，有有钱的，有没钱的。平均数就是把大家所有的财富加起来除以五；而中位数则是指我们这五个人当中，谁的财富状况正好处于中间值，比他富有和比他穷的人正好相等，那么这个人的财富水平我们就称之为中位数。
综上，经济发展是一个总量和平均的概念，而社会财富分布则是一个中位数的概念，这就造成了我们刚才说的那一堆矛盾。
美国经济在互联网和其他新技术的推动下，在过去十几年间暴增了几万亿美元，可是美国家庭的平均收入水平的中位数，在这段时间是不升反降的。什么原因？就是我们前面分析的原因，因为机器冲进来替代了我们大量的工作。
比方说，那些如雷贯耳的大公司，它们的确创造了巨大的财富，可是它们不招人啊。Facebook是现在炙手可热的互联网公司吧？员工有几千人。Twitter，就是美国的微博，员工有几百人。著名的维基百科的员工，我看到的数字是57个人，里面还有几个是律师。一个个蜚声世界的大公司，就这么点儿就业情况。
我们再说苹果，苹果公司2012年的时候市值全美国第一，它有多少人？美国本土有4万多人，全球员工加起来有6万人。而1960年的时候，美国当时最大的公司是通用汽车公司，它在美国本土有多少人？60万人。换句话说，即使公司规模一样大，现在的公司利用新技术只需要原来的十分之一员工，甚至更少。那么，原来那些人能去哪里呢？当他们失业之后，我们的社会结构又没有为这种新技术闯入之后创造出全新的就业岗位，让这些被挤出来的人有饭吃，那社会的动荡、社会财富分配的不均衡不就是近在眼前的事情吗？
这并不奇怪，人类历史上反复出现过这种场景，当新技术出现的时候，原来产业部门里面的就业人口就会被大量地挤出。比方说1800年，90%的美国人都是农民。可是到了1900年，美国只有41%的人还在田间地头刨生活。又100多年过去了，美国如今只有不到2%的农业就业人口，而且这个数字还在下降。也就是说，200多年的时间里，大部分美国人口都从农业部门里被挤出来了。
可是要知道，在前几轮的技术革新对人的就业岗位的替代中，我们是有时间做出反应的，农业是用了200多年才把人挤出去的。可这次不一样，因为互联网技术太狠了，它挤出就业人口的速度也许会超出我们的想象。
在这里，我们不得不提到一个效应，在《与机器赛跑》这本书里被称为“下半盘效应”。什么意思呢？我们小时候一定都听说过这样一个故事，说国际象棋的发明者发明国际象棋的时候，在棋盘上设置了64个格。国王很高兴，说：“你想要什么好东西，我赏给你。”这个发明家说：“我一个平头老百姓，能要什么呢？这样吧，您在第一个格里给我一粒米，第二格翻倍，给我两粒米，第三格、第四格依次翻倍，您将这64个格装满，我拿这点儿米回家就行了。”国王心想，这能有多少米啊，来，赏。刚开始一格、两格，没多少。可是到了半盘的时候，国王就觉得不对劲了，因为每次都是翻倍，一倍一倍地增长。当进入到下半盘的时候，即使把全宇宙所有的粮食都给这个人还不够。这就是翻倍的力量、翻倍的厉害。
“下半盘效应”其实还有一个名字，叫“荷塘效应”。夏天的时候，荷叶会铺满荷塘，但是你会发现，它在铺满的前几天才铺了一半，再前几天才铺了四分之一。因为荷叶铺满荷塘也是成倍成倍地增长，所以三四天前你还没觉得有什么，一眨眼的工夫，它已经铺满了，可见翻倍有多厉害。
现在的计算机和互联网技术，恰恰就是一个翻倍的技术。这就要回溯到1965年，当时著名的英特尔公司的创始人摩尔先生提出了摩尔定律。他说，计算机微处理器的速度每隔12个月要翻一倍，后来这个数字被调整为18个月。
但问题是，不只是计算速度翻一倍，你会发现在整个IT领域的所有技术指标都在按照这个速度翻倍。就在过去的几十年里，整个IT系统改进的倍数应该不是几十倍、几百倍，是几千万倍，这也就是10年到20年时间发生的事情，而且这个速度还在加快。
也就是说，也许过去要用200年的时间、用几代人的命运去承担一场失业，然后再重新找到工作这样一个艰难的历程，我们现在用一代人的生命就要全部承担起来。所以，我们这一代人悲催的命运、失业的命运，也许就近在眼前了。
这一轮危机怎么破
《与机器赛跑》这本书的作者也挺有意思的，他说原来没想写这么一本书，想写的是对互联网新技术的讴歌，毫不保留的赞美。但是写的过程中，资料搜集得越多越觉得可怕，因为这一次巨大的技术进步带来的很可能是人类的巨大灾难。没错，这种迷茫感正在笼罩着全球，不仅中国的年轻人，美国、欧洲都一样，年轻人都觉得很迷茫。
比如说占领华尔街运动，这个运动有两个特殊的地方。第一，没有人组织。因为互联网时代，不需要谁带头，都是自由人的自由联合，大家说去啊，然后就到华尔街搭帐篷，在那儿抗议。所以，这是一场通过互联网组织起来的运动。
第二，这个运动没有具体的指责的方向。他们抗议的是谁？抗议的是华尔街，可华尔街是谁？他们在指责那些吃得脑满肠肥的老板，可是他们也知道，这些人是在合法的框架下做着合法的正当生意。你说谁的钱不应该挣？指不出来。你说你抗议什么？不知道。虽然所有人都知道，现在社会非常不公平，经济学家到广场上演讲，说1%的人占据了99%的财富。又如何呢？请问怎么改变？没有人拿得出方案。
所以，这一轮危机，尤其是在失业这个领域造就的危机，和此前的危机有很大的不同，传统的解决方案是解决不了问题的。
传统的解决方案无非是从宏观和微观两个角度来解决。宏观角度，就是说富人太有钱了，别那么心黑，别那么贪婪，拿出一部分给穷人吧。这是过去解决社会不平等，用社会再分配的方式来解决这个问题的通常的方案。但是这一轮会有用吗？要知道整个社会分成两部分。一部分人很有钱、很有成就感，他们是社会的明星，他们为技术进步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享受着这个时代给他们的一切桂冠和荣誉。另外一部分人，比如失业大军，谈不上穷困潦倒。就算富人愿意把钱拿出来，保障他们吃喝不愁，甚至还有很漂亮的廉租房屋住，但是又如何？“我是一个loser，我是一个失败者，我整天无所事事，我的人生毫无价值可言，我的前景一片灰败。”财富的再分配能够解决这种社会心理的不平衡问题吗？很多时候差距或者说不满，或者说幸福感的缺乏，并不是由于绝对状况无法容忍，往往是对比出来的。隔壁家小亮如何如何，你看人家小红如何如何，而我现在却是这样，所以才受不了。
美国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讲过一句话：“任何一个国家，不管它多么富裕，都浪费不起人力资源。”什么叫浪费？就是失业，因为失业导致的问题是整个社会的军心涣散，一种非常灰败的社会氛围，而这种氛围恰恰是大规模社会危机的源头。所以说，仅仅从富人兜里掏出钱来给穷人根本解决不了问题，他们无所事事的生活仍然是社会潜在的危机，谁也不知道会爆发成多大的一个危机。
微观角度，解决这种问题的传统方法是，我们每个人都往高处爬，很多传统的工作不是被替代掉了吗？那我们就往高处爬，去做机器做不了的事，我们靠自己的努力去当人上人，这行不行呢？现在看来也不行。为什么？因为这一轮机器对人工的替代是不局限于哪个领域的。你说往高处爬，什么叫高？比方说美国，一个放射科医师大概需要学习十几年，然后他就可以拿到30万美元的高额年薪。可是现在这份工作，基本上被模糊识别的计算机技术替代掉了，而且所花费用是原来的几十分之一乃至几百分之一。
再比如说，美国有一个非常挣钱的职业——律师。美国有一个笑话，说有一个恐怖分子劫持了一架飞机，上面全是律师，他就给美国政府打电话，说你们赶紧拿10亿美元赎金来，否则每隔一个小时我就释放一名律师。可见律师这个职业多有钱，在美国有多招人恨。但是现在又如何？在互联网的冲击下，有一种工具已经可以代替律师去分析各种商业文件。要知道，要打一个大型的商业官司，经常要分析几百万份文件。现在用这种软件来模糊识别，一个律师就可以轻松做好过去五六百名律师才能做到的事情。
有一个案子，讲的是一个公司打官司就花了10万美元，这对于美国的诉讼花费来说，是一个非常小的数字。这个案子分析了150万份文件，而且，人工分析的准确率只有机器的60%。所以说在美国，如果你是一个穷人家的孩子，通过自己的奋斗当上了律师，开始往律师界的山顶去爬，爬到半途仍然会被这个趋势的浪潮给冲下去。
几乎没有什么领域是安全的，那怎么办？如果社会再分配不起作用，如果个人向高处的奋斗也不起作用，那我们怎样抵挡这次浪潮？说实话，《与机器赛跑》这本书的最后一章也讲了一些抵御的方法，但是我看得云里雾里，不知道作者到底想说什么。
下面我想谈谈我的理解，就是怎么破这个局。我整合了我看到的一些周边材料，给各位提出两点建议。
放弃追求地位，转而追求联系
第一点建议，我称之为“放弃追求地位，转而追求联系”。
我们先来熟悉一个概念，叫“莫拉维克悖论”。莫拉维克是美国一个研究人工智能的学者。他发现，人工智能和人类之间的关系真的好奇怪，人类觉得特别难的事，比如说复杂的逻辑推理，对计算机来说就不叫事，10分钟内就能搞定。可是人类觉得简单得都不叫事的事，比如说人脸的模式识别，对于机器来说就很难解决。普通婴儿长到七八个月的时候就会认生了。到了一两岁的时候，他就能爬、能跑了。像把一个人推倒，对他说“你爬起来”这么简单的动作，机器人却不会做，这对一个人类的孩子来说太简单了。复杂的模式识别对于机器人来说，仍然是一个难题。
这就引出了我们的结论，未来你要找工作往哪儿找？不要按照工业社会给我们划定的那个社会金字塔的结构去找，试图爬到更高处，那里也许会被大水冲掉的，比如工程师。
微信后台有人跟我讲了一件事，说他有个侄女考的是理工科，成绩不是很好，家里就逼着她去上一个二本学机械制造。我就跟他说，将来3D打印机一普及，机械制造专业会被淘汰掉的。他说，那学什么呢？我就问他，这个孩子对什么感兴趣？他说就爱吃。我说，那就让她学大厨嘛。他说家里人可能接受不了。大家都觉得厨师好像在社会上地位比较低，这样的工作怎么能让孩子在起跑线上就选择呢？这不叫输在起跑线上吗？
恰恰相反，比如说大厨，尤其是中餐大厨，经常说什么“酱油少许”，这个“少许”就是一个非常复杂的模式识别的工作。再比如说花匠，你看着好像是很低端的工作，但是这么多花草、这么多形状，不同的病变、不同的生长周期，花匠的模式识别是极其复杂的，这恰恰是机器暂时替代不了的。
还有一些工作，就是那些需要与人交流的工作，也是机器替代不了的。比如说有一个机器可以给我们理发，把所有人的头型都理成一样的。这个没问题，就算我审美观粗糙，不挑这个发型，但是我们平常坐在那儿理发，可以跟理发师聊天，他会给我们一些发型上、化妆品上的建议，这是很好的一种感受。而一个机器在你头上弄几个小时，那种感受是很差的。也许在未来很长的一段时间，这种工作是无法让机器替代掉的。
再比如说护士，我刚做完手术，被推到病房里，你弄个机器人在我身上乱摸乱碰，这算什么？我需要的是一个穿护士制服的、长相美丽娟秀的女护士进来对我嘘寒问暖，这样我才会感觉到我的病痛减轻了一点儿。
所以，人和人之间联系的工作，未来恰恰可能是无法被替代掉的，而那些在原来的工业社会当中社会地位比护士要高得多的医生，却很可能要被取代掉。从追求地位到追求连接，这是在未来职场中求生的一条路。
放弃追求效率，转而追求趣味
第二点建议，我称为“放弃追求效率，转而追求趣味”。
这又得说到一个专有名词，叫“幂律”。幂律是什么意思？就是只要一个系统，所有的因素都在追求效率的时候，这个系统就会呈现出一种非常不均衡的分布状态。比如微博为什么会出现大V？就是因为我们所有人都想要跟他联系，当所有人都愿意加他关注的时候，其他新进来的人会觉得，这么多人都关注了他，我为了获得收集信息的最高的效率，也不得不关注他。所以你看，现在微博就呈现出这样一种生态，越大的V，上千万粉丝的大V们，他们的粉丝就会越来越多。而当这个生态固化之后，如果我是一个小人物，没有几个人关注我，就会一直没有人关注我。我在新浪微博上现在有20多万粉丝，想再往上涨那是非常非常困难的，但是像潘石屹、薛蛮子，他们的粉丝涨得就非常快，这就叫幂律。
幂律是人人都在追求效率之后自然形成的一种结果。经济就是这样，为什么一旦出现太平盛世，渐渐地就会出现贫富分化？就会“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就是因为在安定的状态下，当每个人都在追求效率的时候，幂律就会出现，不均衡分布就会出现，这是一个经济学上的铁律，不是哪个富人心黑导致的结果。
而互联网时代让幂律这个历朝历代、古往今来都在起作用，导致社会不公平的魔鬼的作用力更大。100多年前，一个唱歌唱得好的人很受欢迎，无非也就是搞几场全国巡回演唱会，对吧？可是现在，一个歌星一旦爆红，比如说Lady Gaga，她就会成为全球巨星，她的收入就会比稍差她一号的明星多几倍，这就是幂律的作用再一次显灵了。
那怎么对抗幂律？很简单，就是从幂律产生的根源上去铲除它，不追求效率就好了。前不久，我们《罗辑思维》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有一个小姑娘，她遇到了这样一个烦恼。她是做麻辣烫的，她希望做成中国最著名的麻辣烫品牌，但她家里人不支持。她家人说：“你回来吧，我们找关系把你送到银行里去，收入又高，夏天还有空调吹，搞什么麻辣烫啊？”因为家人不理解，所以她跟父母关系闹得很僵。
如果我给这位朋友和她的父母提意见，我也觉得做麻辣烫比去银行上班有前途。为什么？如今满大街都是ATM机，银行底层的柜员们天天在那儿做简单的收付工作，这部分工作很快就要被互联网浪潮淹没，很快就不存在了，连银行所在的金融系统都面临着脱媒等一系列重大的转型危机。
可是麻辣烫这件事就不一样了，麻辣烫跟效率没有关系，它有的就是趣味。无论到哪朝哪代，至少几万年之内爱吃一口麻辣烫的中国人总归是有的。这种跟效率无关，仅仅跟个人口味、个人兴趣、个人的一种特定领域的取向有关的生意，就可以永远做下去。更何况这个姑娘对麻辣烫这么痴迷，可以放弃银行的工作来做麻辣烫，没准儿真的就做成了，咱不说全国第一，做成区域知名的麻辣烫品牌还是很有可能的。你不觉得她这一生将既有荣誉感，也会有社会地位，而且也不缺财富吗？
没错，对付幂律，就是要对付效率，让每一个小群体靠兴趣、价值观、心灵的追求、趣味的表达整合起来，形成一个个小而美的商业形式，这就是那些未来人不会被机器替代的岗位群聚的选择。
其实，我既是在说国家宏观层面的选择，也在说最具体的每一个人的选择。这个急风暴雨般的趋势总是会扑面而来，说一句冷酷的话，总有人会被这个趋势淹没。所以，我们这一代人会迎来财富的海量增长，不会面临冻饿而死的危险，但是人生变得灰败的悲剧，对某些人来讲、对某些无法选择新的机会的人来讲，也许真的是无法避免的。
说到这儿，我想起了王国维先生讲的悲剧的三种类型。他说，这三种类型境界是不一样的。第一种类型，故事里面有一个穷凶极恶的大坏蛋，这种悲剧水平最低。第二种类型，是天命所定，比如说项羽，力拔山兮气盖世，但是无法跟天命抗衡，最后自刎乌江。这还不是最高级的悲剧。
王国维这段话是在他的《红楼梦评论》一书中说的，他说最高级的悲剧就是《红楼梦》这种。《红楼梦》里谁是坏人？谁都不是，没有坏人，甚至没有什么命运的问题，都是普通人、平凡人，甚至都是好人，但是因为这些人在一起创造的格局，导致了一种巨大的悲剧。王国维先生说，这才叫悲剧中的悲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