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怎么可能呢？现在的东方人相对来说对范畴不太感兴趣，东方人发现用有关属性的一些规则来掌握新的范畴很难，东方人很少能够自发地使用范畴来进行推理。为什么东方人在组织物体的时候比西方人更关注各种关系？肯定不仅仅是因为古代的中国哲学家很少使用范畴，对部分—整体关系、主题相似性比对范畴—成员资格的划分更感兴趣。哲学家所关注的事物会影响对日常物体的判断，这似乎令人感到困惑。如果是各种关系而不是范畴对于今天的东亚人相对重要的话，那么肯定还有一些因素仍然在儿童的社会化过程中起作用，这个过程促成了不同的感知和推理风格。在寻找这些因素之前，让我们来看一看范畴与各种关系之间的一些重要差异。
范畴是由名词来表示的。显然，小孩学名词要比学动词容易。要知道你刚才看到的动物是“熊”，你所必须做的就是要注意熊的显著特征——个头大、牙齿大、熊掌大、毛长、外表强悍——你可以给这个物体贴上标签储存在大脑中。这个标签对任何具有这类属性的物体都是适用的。
另一方面，各种关系或明或暗地都与动词有关。要了解一个及物动词的含义，通常要涉及两个物体以及以某种方式把它们连在一起的某种动作。“扔”的意思就是用你的胳膊和手把一个物体透过空气移到一个新位置。仅仅指动作本身不能保证某个人会明白你在指什么。
由于它们的这种相对模糊性，动词就比较难记；当一个人与另一个人讲话时或者当一个人解释另一个人所说的话时，动词含义比名词容易发生改变；当从一种语言翻译成另一种语言的时候，要识别动词的含义就比识别名词的含义更难。而且，在翻译成不同语言时，动词的意义和其他描写各种关系的术语比简单名词意义的差异要大。认知心理学家戴德·金特纳说“动词极具活性，名词就比较具有惰性”。
给出了名词和动词之间的这些差异，金特纳发现孩子们学名词比学动词快得多，对此我们就毫不奇怪了。实际上，刚学步的小孩每天可以学两个名词。这比他们学动词的速度快多了。
金特纳很理性地猜想名词的优势应该是显而易见的。但是结果证明并不是这样。发展心理学家特维拉·塔迪菲及其他人发现东亚的孩子学动词的速度与学名词一样快，根据一些名词的定义来计算的话，他们学动词的有效速度比学名词要快得多。有几个因素可以解释这种显著的差异。
第一，动词在东亚语言中比在英语和许多其他欧洲语言中突出。汉语、日语、韩语中的动词倾向于在句首或句尾出现，句首和句尾都是位置相对突出的地方。在英语中，动词藏在句中，这种现象比较普遍。
第二，回想一下，在第3章中，我偶尔听到一位父亲在提问他的儿子有关裤子的问题。西方的父母头脑里充满了名词，他们把物体指给孩子们看，说这些物体的名字，并告诉孩子们这些物体的属性。亚洲人似乎并不认为指认物体的名字是身为父母的天职，这在西方人看来有些奇怪。发展心理学家安妮·费尔南德和牧野裕美走进日本和美国的家庭中，这些家里有6个月、12个月或19个月大的婴儿。他们让母亲把玩具拿开，然后介绍了几种他们带的玩具——玩具小狗、小猪、小汽车和卡车。他们让这些母亲像平时一样给婴儿玩这些玩具。他们发现了这些母亲的巨大差异。美国母亲使用物体的名字（例如“小猪”“小狗”）的次数是日本母亲的两倍，而日本母亲教婴儿礼貌规范的社会惯例（例如移情、问候）是美国母亲的两倍。美国母亲的方式可能是这样的：“那是一个小汽车。看到那个小汽车了吗？它的轮子很好玩。”日本的母亲可能会说：“看这儿！这是一个呜呜呜。我把它给你。现在把这个给我。对！谢谢。”美国的孩子学习的是一个主要由物体构成的世界，日本的小孩儿学习的是一个主要关于各种关系的世界。
第三，我们知道对具有共同属性的物体进行命名就是使婴儿学习由具有这些共同特征的物体构成的范畴。对具有共同特征的物体进行命名就会使婴儿关注各种特征，从而使他们根据类似的属性来构建其他的范畴。发展心理学家琳达·史密斯及其同事随机地把17个月大的婴儿置于受控制的状态下，或者是让他在9周的时间内反复地玩那些不熟悉的物体，并且反复地听到不熟悉的物体范畴中成员的名字，这些名字都是根据形状来定义的，例如“杯子”。这样就教会了刚开始学步的婴儿来关注形状，从而形成物体的范畴概念，即便这些物体看起来不属于实验的范围，也可以根据一些定义的特征进行分类，结果是受过训练的婴儿在掌握新的物体名字这方面表现出极大的进步。
第四，英语和其他欧洲语言中的属名词（也就是类别的名称）常常有句法标记。当话题转向水禽的时候，你可以说“a duck”、“the duck”、“the ducks”或者“ducks”。最后一个是属名词，句法表示出了这个意思。通常情况下，你必须表明你在说的是一个物体还是一类物体，虽然有时候上下文可以表明这一点。但是在汉语中，上下文和用语习惯是听话者理解的唯一线索。例如，一只鸭子出现了，它摇摇摆摆穿过池塘觅食，这个时候就表明人们在谈论的是“the duck”而不是“a duck”、“the ducks”或“ducks”。发展心理学家苏珊·戈尔曼和特维拉·塔迪菲对讲英语的母亲和讲中国普通话的母亲进行了研究，结果发现在很多环境中，说英语的母亲普遍使用更多的表明种类的词。
最后，有直接证据表明东方的小孩在学习如何对物体进行归类这方面比西方的小孩儿晚一点。发展心理学家埃里森·古博尼克和崔宋宁对讲韩语、法语和英语的小孩进行了研究，这项研究在这些小孩一岁半的时候就开始进行了。他们发现讲韩语的小孩在给物体命名和归类方面的能力的发展晚于讲英语和法语的小孩。调查人员对孩子们的方法—目的判断（比如，推断出如何把东西从容器中取出来）和归类进行了研究，在进行这项研究的时候，他们给孩子4个同一种类的物体和4个另一种类的物体，比如4个扁平的、黄色的、长方形物体和4个小人儿，然后让他们把这些东西“拼在一起”，也就是用某种方式把这些物体有意义地组合到一块儿。讲法语和英语的刚学步的婴儿大约在同样的年龄掌握了这种方法—目的和归类的能力，韩国初学走路的婴儿几乎是在掌握了方法—目的这种能力3个月之后才学会归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