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洲有句话反映了对个人主义的文化偏见：“枪打出头鸟。”一般来说，东亚人不像西方人那样关注个人的目标或自我提高。他们所关注的是集体的目标和协调行动。维持一种和谐的社会关系可能比个人的成功更重要。成功常常被看作是集体的目标而不是个人的功绩。人们并不祈求个体与众不同。对于亚洲人来说，自我的良好感觉就是自己是所属群体所希望的、是大家所期望的。人们并不在意待遇平等与否。
适用于东亚人各种关系的那些规则具有地域性和特殊性，是通过角色而不是通过宇宙来体现的。一位亚洲的朋友告诉我，拜访美国家庭的一个最显著特点就是每个人感谢的都是人之外的事物，譬如“谢谢你摆的桌子”、“谢谢你洗的车”。而在亚洲国家，每个人在特定的背景下都有明确的义务，你不必感谢人们履行他们的义务。选择对世界上绝大多数人来说，并不重要。
上了年纪的美国人中大多数都会记得他们的识字课本《迪克与珍妮》。迪克、珍妮和他们的狗斯宝特都是十分活跃的个体。20世纪30年代的早期版本（直到20世纪60年代，该书都被人们广泛使用），第一页描写的是一个小男孩跑着穿过一块草坪。第一句是：“看见迪克跑，看见迪克玩，看见迪克跑着玩。”从西方人的心态来说，这些传达了有关小孩的几个基本信息。在同一时代的中国识字课本的第一页是一个大一点儿的男孩肩上驮着一个小男孩：“哥哥照顾小弟弟，哥哥爱弟弟，弟弟爱哥哥。”小孩初次遇到的印刷字传达的不是个人行为而是人们之间的关系，这似乎很重要。
实际上，西方风格的自我对东亚人来说只是一种想象。哲学家胡适说在以人为中心的儒家哲学中，人不能孤立存在；所有行为必须是存在于人与人的相互行为之中。人总是存在于一定的环境之中——存在于特定的情况下、与你有特定关系的人之间——各种属性或行为不受环境的影响这对于亚洲人来说是难以想象的。人类学家爱德华·T.霍尔引入了“弱联系”社会和“强联系”社会这样的概念来捕捉自我理解的差异。对于西方人，我们可以说一个人具有独立于环境或一定人际关系之外的属性。这个自我——这个不容渗透的自由的人——可以从一个群体迁到另一个群体，从一种环境移到另一种环境生存而自身无所改变。但是对于东方人来说，人是相互联系的、变化的、一定条件下的人。哲学家孟旦指出，东亚人从他们自己与整体的关系来理解自我，比如家庭、社会。参与各种关系的人，行动是可能的，但是纯粹独立的行为是不可能的，甚至是不可想象的。
因为所有的行动都与他人有关，或至少会影响到他人，因此关系的和谐成了社会生活的主要目标。我用图式来描述对群体中、亲密的朋友圈中和家庭中的自我的不同认识，这个图也表示出了群体内与群体外或者最多只是彼此认识的人之间的相对距离。东方人会感觉自己是包含在他们所属的群体之中的，而与圈外的人是有距离的。他们会感觉自己与群体内的成员很相似，他们比较信任圈内的人，而不太信任圈外的人。西方人会感觉与圈内的人有点儿疏远，并不严格区分圈内和圈外的人。
一些语言学事实也证明了东西方的社会心理差异。在中国没有“个人主义”这个词，比较接近的词叫“自私”。汉字“仁”——仁爱——意思是两个人。在日语里面，“我”这个词是指超越环境之外的、不受条件制约的、一般化的，有着自己的属性、目标、能力和喜好的自我——在交谈中不常用。日语中的“我”有多种表示法，视谈话对象和背景而定。当一位日本女士做正式报告时，她通常会用Watashi，这是与“I”最为接近的日语。当一位男士指与他大学好友相关的自己时，他可能会说“Boku”或“Ore”。当父亲与孩子讲话的时候，他要用Otosan（爸爸）这个词。一位年轻的女孩与家人谈话的时候，她可能会用自己的别名：“Tomo今天要去上学。”日本人经常称他们自己Jibun，Jibun的意思是指“my portion”（我的一部分）。
图3–1 东方与西方对自我、群体内和群体外之间的关系的看法
在韩国，“Could you come to dinner？”这个句子中，“you”要根据不同的情况选用不同的词——这在许多语言中都是司空见惯的现象，“dinner”也一样，这要看你邀请的是一个学生还是一位教授。这种情况反映的不仅仅是礼貌或自谦，而且反映了东方人认为人在与不同的人交往时表现不同这样的观念。
“谈谈你自己”看起来是一种十分直截了当地询问某人情况的一句话，但是其答案要看你是在什么样的社会中问这个问题的。北美的人们会跟你谈他们的人格特点（友情、工作情况）、职业类别（“老师”、“我在一家制造集成电路的公司工作”）、喜爱的活动（“我常常去野营”）。美国人的自我描述不受环境影响。中国、日本、韩国的自我却对环境有很强的依赖性（“我工作严肃认真”“我喜欢与朋友们开玩笑”）。有研究发现当要求日本人和美国人描绘特定背景下的自己或者没有什么特定情境下的自己时，日本人如果不参照一个特别的场合（在工作、在家，和朋友们在一起等），就很难描绘他们自己；相反，当调查人员指定一个背景的话，美国人就不知道该怎么说了——“我就是我”。在描绘他们自己的时候，亚洲人在很大程度上要用其他社会角色作参照（我是约翰的朋友），而美国人很少这样。另一项研究也发现有两倍于美国人的日本人在自我描绘的时候会参照他人（“我与姐姐一起做晚饭”）。
在调查北美人的特点和喜好时，他们对自身的特点有很高的估计。在问卷调查中，北美人把他们自己描绘得比他们实际上要独特得多，而亚洲人就不会这样。西方人在环境和他们拥有的物体上也追求与众不同。社会心理学家金艺珍和黑兹尔·马库斯要求美国人和韩国人从一系列东西中挑出一个自己比较喜欢的，美国人会选择最稀有的物品，而韩国人会选择最普通的物品。若要选择一支钢笔作为礼品，美国人会选择最不多见的颜色，而东亚人则会选择最普通的颜色。
在日语中自尊这个词是serufu esutiimu，日本本土根本就没有表达自己感觉良好的概念的词。西方人比东方人更关注自我提升以及自己在他人眼中的形象。美国人比日本人更会对自己做出由衷的正面评价。让美国人和加拿大人进行自我评估，结果，就像沃比根湖的孩子们一样，他们的自我评价都比平均水平要高得多。亚洲人在很多方面对自己的评价都很低，不仅对自己的正面评价少，而且还认为自己有许多负面特征。这不仅仅反映了亚洲社会比北美社会更要求人谦虚。实际上，亚洲人是为了让别人觉得自己是谦虚的，内心则感到懊悔。但即使是在完全不记名的情况下，自我评价的结果差异还是存在的。
并不是亚洲人感觉自己很糟糕，而是因为，根本没有那么强烈的文化认同感觉自己很特别或具有不同寻常的才智。个人和社会间的关系不在于树立一种优越感或独特性，而是在相互支撑的社会关系中获得和谐、在实现集体的目标中尽到自己的责任。这些目标的实现需要一定程度的自我批评——与自吹自擂相反。如果我想与群体的成员打成一片，就必须去除自身使他人感到讨厌或会阻碍任务完成的因素。亚洲人教导孩子们要与他人融合在一起、和睦相处，与此相反的是，一些美国的小孩在学校时，每个人都有一天是“重要人物”。（在我的家乡，几年前，学校委员会就“学校的主要目标应该是传授知识还是反复灌输自尊”进行辩论。与此同时我还看到了一幅漫画，漫画上有一个门，门上写着“自尊室”。）
日本的孩子被教授如何进行自我批评，这是为了增进与他人的关系，也是为了使他们熟练掌握处理各种问题的能力。通过自我批评来追求完美的生活态度要持续一生。老师们都是在工作10年之后才会树立起自己的威望。实际上，在整个事业中，日本教师都受到同行的监督和帮助，业务能力才得以提高。而美国则是把师范院校的大学毕业生培训几个月就让他们走进课堂，然后就顺其自然，不管成功与否，是好是坏就看学生们的运气了。
斯蒂文·海因及其同事做了一个试验，找到了西方人自我感觉良好的推动力与亚洲人自我提升的驱动力之间的差别。试验人员让加拿大和日本的学生进行假的“创造力”测试，然后把“反馈信息”告诉他们，这些信息表明他们做得很好或者是很差。试验人员接着对参与者进行秘密观察，看他们在同一件事情上能撑多久。如果成功了（试验人员说他们做得很好），加拿大的学生会撑得更久；而日本人则是失败了会愈挫愈勇。日本人并不是受虐狂，他们只不过是发现了自我提升的机会并抓住了它。这项研究在东西方技能开发方面有重大意义。西方人可能会擅长从一开始就做得比较好的几件事，而东方人更有可能成为杂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