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古希腊人来说，一个特别的场合可能是参加戏剧演出或是朗诵诗歌，而对于当时的中国人来说，却是探亲访友。当时有个说法叫“串门”，字面的意思是“把门串成一串”。这种拜访是为了向主人表示尊敬，在重大的节假日这就更是家常便饭了。
与希腊人的自我意识相对应的，中国人讲求的是“和”。对每一个中国人来说排在第一位、最重要的是作为一个集体或几个集体（家族、村镇，尤其是一个家庭）中的一员。其观念中的个体并不像希腊人那样是在各种社会环境中保持个体特征的独立单元。就如哲学家罗思文所说的：“……对于早期的儒家学派来说，没有孤立的我存在，概括地说，我是与特定的他人相关的生活角色的总和……从集体的角度来说，集体为我们每个人编制了个体认同的独特模式，因此，如果我的一些角色发生改变，其他人的角色也会改变，这就会使我成为另外一个不同的人。”
中国人不太在意对他人的控制或环境的影响，而更在意自我控制，因此中国人会把在家庭中、村子里与他人的摩擦降低到最低程度，从而更好地服从由地方官管理国家的要求。他们对幸福的看法与希腊人不同，可以自由施展才华的生活并不是幸福，幸福是一种与人和谐、淡泊宁静、知足常乐的生活状态。希腊的花瓶、酒杯上展现的是战争、体育竞赛和豪饮狂欢的场面，而中国的画卷、瓷器上描绘的是家庭生活和乡间乐趣。
中国人从来不会感觉到自己是被上级或家人套牢的无助的工具。相反，他们有一种集体荣誉感。中国的主要道德体系——儒家思想——基本上描绘了君臣、父子、夫妻、兄弟和朋友之间的义务。中国社会使个体深切地感受到自己是一个巨大的、复杂的、通常是良性的社会机体的一部分，人们相互之间的责任义务很明显是道德行为的规范指南。在有组织的等级体制中按照规定的角色行事，这是中国人日常生活的实质。希腊人追求个人自由的意识，中国人是没有的。在中国，个人的权利就是共同分享群体的权利，而不是个人为所欲为的通行证。
在社会群体中，任何形式的对抗，例如争论，都是会受到打击的。虽然在春秋战国时期，中国历史上有过“百家争鸣”的时期，在这个时期，出现了政治上的辩论，但是至少在哲学家当中，任何公众反对的事都是要受到打击的。如英国科学哲学家杰弗里·劳埃德所说：“在哲学、医学……到处都会有人对他人的观点进行评述……但是中国人通常会比希腊人更快地做出反应，认为他人的观点有可借鉴之处……”
中国的单声部音乐反映了中国人讲究统一的思想。歌唱家都要唱同样的旋律，而乐器要同时演奏同样的音符。希腊人发明了多声部音乐，不同的乐器、不同的声音分别表现不同的部分。
不要把中国社会的“和”与“同”混为一谈。相反，儒家提倡君子求和的思想，并把它与小人求同的思想相区别。儒家思想的经典之作《左传》，用有关烹饪的比喻做了区分。一个好厨师做出的菜肴五味俱全，做出的是和谐而又鲜美的食物。没有哪种味道被彻底掩盖，其美味可口就在于每种味道求融而又不求同的魅力。
中国人对自然界的认识就如希腊人对自身的认识一样不同。在研究天体的早期，中国人认为像彗星、日食这样的宇宙事件，可以预测地球上重大事件的发生，比如王侯将相的诞生。但是，当他们发现了这些事件的规律后，他们不是对此构建什么模式，而是对它们不再感兴趣。
由于中国文明在科技方面远远领先于希腊文明，所以没有什么会使中国人感到惊讶，这一点极为引人注目。中国人独创性地发明了灌溉系统、印刷术、瓷器、指南针、马镫、手推车、钻井技术、杨辉三角、运河上的水闸、航海、密封舱、艉柱方向舵、桨轮、船、地图绘制、免疫技术、星体的天文观测、测震仪和声学。其中的许多技术成就在当时的希腊实际上根本都没有。
但就如哲学家中村元所说，中国人的这些成就说明传统上中国人具有实践天赋，但不擅长科学理论和调研。哲学家、汉学家孟旦指出：“儒家思想有关认知的部分无一不包含行动的因果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