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希腊的埃皮达鲁斯有一家古老的剧院，可容纳14000人。这个剧院建在半山腰，在那里可以看到群山连绵、松柏成涛的壮观景象，而且音响效果极佳，在剧院里的任何一个位置都可以听到舞台上最细微的声音。在公元前6世纪至公元前3世纪的古典文艺时期，希腊人要想到埃皮达鲁斯看戏剧演出或诵诗会就不得不划着小船历经长达几天的艰险。
对于今天的我们来说，人们热爱剧院，心甘情愿历经磨难来享受它，似乎也不足为奇。但是当时在包括中国、波斯、印度、中东在内的伟大文明古国之中，我们可以想象，唯有希腊人有足够的自由和信心来掌握自己的生活，他们可以仅仅为了一种审美的享受而不远万里，跋山涉水。同时代的其他人，生活在多少有些专制的社会，在这样的社会中，最高统治者的意志就是国家的法律，违背它就会被判处死刑。即便是这些社会的人民被束缚在土地上，终日的田间劳作使得他们对漫长旅程的向往仅停留在想象中，统治者也不会允许他们在乡间四处游走。
同样令人吃惊，甚至至今仍使我们感到惊讶的是，全希腊的人都会放下工具，即便是在城邦间发生战争的情况下也会放下武器，作为运动员或者是观众参加奥林匹克运动会。
希腊人，比任何其他古老的民族，实际上可以说，比现在世界上的绝大多数人对个人的意志都有更清醒的意识——这种意识就是自己掌握自己的命运，根据自己的选择来行事的意识。希腊人对幸福的定义就包括在追求生活的极致中可以无拘无束地发挥他们的才智。
伴随着希腊人自我认同的是一种强烈的个人驱动。不是希腊人就是希伯来人发明了“个人主义”这个词——这还有些争议，但毫无疑问的是，希腊人认为他们自己是具有鲜明特征和明确目标的独一无二的个体。至少在公元前8世纪或公元前9世纪的荷马时期是这样的。《奥德赛》和《伊利亚特》中的神和人都具有鲜明的个性，这些个性得到了充分的塑造，并各具特色。而且个体间的差异的确是希腊哲学家孜孜以求的兴趣所在。
希腊人的自我认同激起了辩论的传统。荷马阐述得很明白，人应该具有辩论的能力，就如同武士应该勇猛一样。甚至一个平民都可以向国王发起挑战，他们不仅是讲述那些不同寻常的经历，有时听众们也深受感染，从而站到了他们的立场这边。在市场上、有政治集会的地方，甚至是在军营都会有辩论出现。在古代的文明古国中，希腊在这一点上是独一无二的，大到国家大事、小到鸡毛蒜皮的问题常常是由公众口头辩论而不是权力当局来裁决。专制在希腊并不常见，当专制出现时，常常为寡头政治或者始于公元前5世纪的共和制所代替。一些城邦的体制可以防止官员们成为专制的君主。例如，克里特岛上的达拉斯城邦规定地方长官的任期年限不能超过10年。
希腊人追求自由和个性，与此同样引人注目的是他们对世界的好奇。亚里士多德认为，好奇心是人类独有的属性。圣路加在谈到后来的雅典人时说：“他们的时间全部花费在讲述或是聆听新事物上了。”希腊人对他们所生存及所构造的世界本质的思索远远走在他们同时代人的前面。他们通过对客观事物和事件的归纳，通过探索可以充分精确地描绘和解释这一切的规律来构建各种模式。有人说，这也成为他们在物理、天文、几何学、形式逻辑、理性哲学、博物学和人种学方面发展的特征。“ethnocentric”（民族中心主义）这个词源于希腊。这个词的产生是由于希腊人认为他们的信仰、生活方式优于波斯人，这或许仅仅是因为希腊人的偏见而产生的，但他们否认了这一点。
当时的几大文明古国，还有两河流域、埃及以及后来的玛雅文明，在科学领域都有系统的观测数据，但唯有希腊人对这些数据用潜在的规则进行了说明。对希腊人来说，探索这些规则是他们快乐的源泉。我们所说的“school”（学校）这个词源于希腊的“scholē”，意思是“leisure”（休闲）。对于希腊人来说，休闲就是可以自由地追求知识。雅典的商人都乐于把他们的子女送到学校去，这样这些孩子的好奇心就可以充分地得到满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