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有关种族与智力的话题一直是一种禁忌，所以我们从未就这个话题展开过自由的讨论。这恰恰使得现在大部分测试专家坚信种族间的智力差异是由基因造成的。某种观点如果不能得到公开的讨论，就不能被驳倒。
——托马斯·索威尔（1994年）
黑人孩子似乎……在潜意识里认为黑人不如白人。我觉得我会对他们造成不利的影响。
——人类学家约翰·奥格布采访的一名俄亥俄州高中黑人学生（2003年）
黑人与白人的智力是否天生就存在差距的问题，可以追溯到1 000多年前。那时正值摩尔人[1]入侵欧洲，摩尔人猜测欧洲人恐怕天生就不能进行抽象思维！（1 000多年前，欧洲南部的居民对北部的居民心存种种疑问。西塞罗警告罗马人，不要把英国人买来做奴隶，因为训练他们太困难了，不过恺撒认为他们“至少还能做点儿粗活”。）但是到了19世纪，可能大多数欧洲人都认为他们的智力技能天生就胜过非洲人。
20世纪初发展起来的智力测试则强化了这种遗传论的观点。由于白人在测试中的分数高于黑人，不少心理学家在智力主要来自遗传的假设下，认为黑人与白人之间智力差距的根源在于遗传基因。
几十年来，白人在智力测试中的平均成绩是100分，而黑人则是85分——差距是15分，也就是整整1个标准差的差异。如果这一差距的主要原因或全部原因在于基因，那么这会对美国社会造成极其可怕的影响。即使在公平竞争的环境下，仍会有比例远远高于白人的黑人难以养活自己，而且能够在商业或专业领域中取得成功的黑人的比例也要比白人少得多。
在这一章中，我会针对用来证明黑人与白人的智力差异是由基因所致的证据进行讨论。同时，我还会向大家说明，现在社会上仍然存在不少巨大的社会障碍，以及一些典型的美国黑人的社会风俗，这些都严重地阻碍了黑人在教育和职业方面的进步。
黑人和白人的智力差距不是基因造成的
关于种族间的智力差距究竟是部分由基因引起的还是纯粹由环境造成的，外行们的看法迥然不同——行为科学家们也是如此。我认识的一些外行以及科学家认为，根本不用证明就能够知道，种族间的差距不可能是基因造成的，但是这样的论断没有任何根据。有可能有100种方式导致不同种族的智力天生就存在差异——不是黑人智商更高，就是白人智商更高。这是个要靠实验证明的问题，而不能因为相信所有种族都是平等的，就认为不同种族之间不存在天生的智力差异。实际上，在这个问题上有大量通过实验取得的证据。
1994年，心理学家理查德·赫恩斯坦和政治科学家查尔斯·莫瑞出版了《钟形曲线》一书，认为黑人的智力水平明显低于白人。他们自称以不偏不倚的态度看待所得到的证据，而这些证据指向的结论就是，种族间的智力差异主要是由基因造成的。查尔斯·莫瑞（赫恩斯坦几乎在《钟形曲线》一书出版的同时就去世了）不断强调，他们并不确定种族之间的智力差距究竟有多少是由基因造成的，但书中出现的证据明显向遗传决定论的观点倾斜。黑人与白人的智力天生就存在差距，公众和科学界的大多数人都认为这就是该书支持的观点。
赫恩斯坦和莫瑞在《钟形曲线》一书中给出了支持这一观点的论据。J. 菲利普·拉什顿和阿瑟·詹森在2005年出版了一份长达60页的报告，对赫恩斯坦和莫瑞给出的证据进行了核查，也提出了支持这一观点的相关论据。在这一章及附录二中，我会将这些论据一一呈现，不过这个附录不是为一般读者准备的，可能更适合那些想要看看我是如何驳斥遗传决定论观点的专家。
黑人与白人在智力上的差距并不是一些显而易见的人为原因造成的，例如黑人不熟悉较为正式的英语，或者他们缺乏参与智力测试的积极性，又或者他们的老师或智力测试人员对于他们的表现没有抱太高的期望。
不过有足够的证据显示，有时候黑人在智力测试和成绩测验中的表现不佳，往往是因为这些场合凸显了他们的种族，并带来一种“刻板印象”，导致他们无法好好表现。如果在更放松的环境里，也就是不需要担心白人测试人员对他们存有刻板印象时，他们的表现会更好。社会心理学家克劳德·斯蒂尔和乔舒亚·阿伦森证实了这一点，随后无数的研究也都证明了这一点。当黑人与白人一起参加测试时，并且测试人员明确表示测试的是智力时，黑人极有可能无法发挥出正常水平。如果测试的题目是拼图游戏，并且黑人确信在这项测试中他们和白人的表现会一样好时，黑人的表现通常会胜过在承受更大压力的环境下的表现，有时这两种环境下的表现还会有很大的差别。
不过实际情况是，一般而言，黑人在学校或工作上的实际表现并不如他们在智力测试中的分数所预测的水平。至少直到1980年詹森调查这个问题时，黑人的学习成绩和职业成就实际上低于根据他们的智力测试分数预测的水平。处在同一智力水平上时，白人的学习成绩和职业成就都高于黑人。
大体来说，黑人的社会经济地位较低，而社会经济地位较低的人智力测试的得分也不会高。但这个事实本身并不能说明遗传度的问题，因为尚不清楚社会经济地位较低在多大程度上会导致智商较低，或是智商较低在多大程度上会导致社会经济地位较低。不过我们可以确定的是，在社会经济地位的各个等级里，黑人的智商都比同级的白人低，所以社会经济地位不可能是造成两者智力上存在差距的全部原因。
遗传决定论者提供了大量证据证明黑人与白人在智力上的差距是由基因决定的，但是所有这些证据都是间接证据。例如，有证据显示脑容积的大小与智商的高低有关，大脑容积与智力的关联度或许高达0.4。而且根据拉什顿的大量研究，黑人的脑容积小于白人。
不过，脑容积与智商的关联度并不能表明两者之间存在因果关系。如果脑容积大就意味着更聪明的话，那么我们应该能够在家庭成员之间找到这种关联性。因为遗传而脑容积更大的兄弟姐妹，在智力测试中的分数应该更高，但实际上这种现象并不存在。
不仅如此，根据拉什顿和詹森的报道，男女脑容积的差异比黑人与白人脑容积的差异大得多，但是男女在智力测试中的平均得分几乎没有什么差别。在厄瓜多尔的一个地区里，遗传基因导致一群人头部畸形，他们的头都非常小——因此脑容积也很小——但是他们的智力水平却和他们未发生畸形的亲戚们一样高，而且学习成绩远远胜过他们居住区里的大多数人。过去几千年里人类进化的趋势恰恰也是脑容积逐渐缩小。完全是出于兴趣，我注意到爱因斯坦的大脑只有1 230克，明显小于拉什顿的研究中黑人的平均脑容积。
就像关于大脑容积这样的证据一样，遗传决定论者们提供的证据大多是间接证据。如果我们掌握了关于智力差距的更直接的证据，就没有必要依赖于这些间接的研究结果。我们可以借助自然实验来证明一下，和非洲的基因相比，来自欧洲的基因是否能使一个人具有更高的智商。美国黑人的基因中大约有20%来自欧洲，也就是说，任何黑人的基因都处于100%纯非洲基因和欧洲基因占大多数的范围内。如果欧洲的智力基因更优秀的话，那么拥有更多欧洲基因的黑人的智商，就应该高于拥有更多非洲基因的黑人。
对这一假设进行证明的一个测试，就是确定带有典型欧洲人遗传体貌特征的黑人智商是否更高。结果是，浅肤色和带有典型高加索人特征的五官——都是用来衡量一个黑人拥有欧洲血统多少的指标——与智力的联系非常微弱（相关度介于0.10~0.15）。即便如此，我们应该预见到两者的联系很可能会更大一些，因为这些特征使这样的黑人在社会上具备一定的优势。
另一个关于遗传假设的测试来自第二次世界大战。那时美国的白人士兵和黑人士兵都与一些德国女性育有子女。因此，有些孩子的基因100%都是欧洲人的基因，有些孩子的基因则主要是非洲人的基因。在童年即将结束时，对这些孩子进行智力测试，父亲为白人士兵的德国孩子，平均智商是97分；父亲为黑人士兵的孩子，平均智商是96.5分——几乎没有什么差别。
如果欧洲人的基因具备优势，那么最聪明的黑人孩子的基因就应该大部分都是欧洲基因。但是一组调查人员将芝加哥所有学校里最聪明的黑人孩子找出来，并询问他们父母和祖父母的种族后发现，这些孩子的基因中含有欧洲基因的比例并不比黑人的整体水平高。
血型检测一直被用来评估黑人个体拥有欧洲基因的多少。血型化验并没有显示含有欧洲基因的多少与智商高低之间有什么联系。同样，在黑人中与高智商联系最密切的血型也并不是欧洲人中最常见的血型。
对“遗传vs.环境”问题进行测试的一个方法就是研究在白人的环境中长大的黑人孩子。如果黑人在智力上的劣势地位完全是由环境所致，那么在白人环境中长大的黑人孩子的智商应该高于在黑人环境中长大的黑人孩子。在这一点上，遗传决定论者引用了20世纪80年代的一项研究。这项研究显示，由白人父母收养的黑人孩子的智商低于白人父母收养的白人孩子。被白人父母收养的不同种族的混血孩子的智商，介于黑人孩子与白人孩子之间。但是，正如研究人员承认的那样，这项研究有很多缺陷，例如，黑人孩子被收养时的年龄远远大于混血孩子被收养时的年龄，而收养时年龄的大小与智商的高低之间是有一定联系的。
发展心理学家埃尔茜·穆尔进行了一项更大范围的收养研究。这项研究将黑人或白人中等阶层家庭收养的黑人孩子和混血孩子进行了比较，并没有发现这些孩子的智力有什么差别。
一些最近的重要研究帮助我们找出了究竟是哪些因素造成了不同种族在智力上的差距。心理学家约瑟夫·费根和辛西娅·霍兰对社区学院里的黑人和白人学生进行了测试，评估这些学生了解多少词汇和概念，以及运用这些词汇和概念学习和推理的能力。白人学生掌握的词汇和概念比黑人学生掌握的要多得多，但当测试参与者学习新单词的能力时，不论是学习字典上的定义还是在文中出现该词的含义，黑人学生的表现并不比白人学生逊色。
白人学生对格言的理解能力更强，识别事物相似性的能力也更强。尤其是当需要使用一些词汇和概念才能找出相似之处时，白人学生明显更胜一筹，而黑人学生往往根本不了解这些词汇和概念。不过当使用双方都了解的单词和概念测试这种推理能力时，双方的表现并没有什么差别。在每个种族内部，先验知识能够体现学习和推理能力。但是在不同种族之间，先验知识的不同并不能代表学习或推理能力的高低。
如果不同种族在学习和推理能力上没有差距，那么知识上的差距就不太可能是由基因造成的。更为可能的解释是，知识上的差距完全是由环境造成的。（尽管如此，我一定不会争辩说知识上的差距不属于智力上的差距。因为智力水平的高低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了解词汇和概念的多少。）
费根和霍兰的研究极为重要，但是还需要使用各种不同的材料和不同的参与者反复进行测试，我们才能完完全全地相信由此得出的结论。
关于智力差距是否由环境所致的问题，最具说服力的证据来自弗林关于最近几代人智商变化的研究。这项研究，也就是我们在第3章里介绍过的，证实了1947—2002年所有发达国家的人口的智商有了显著提高。在美国，智商提高了18分。基因不可能在如此短的时间内使智商发生这么大的变化，这一定是强大的社会因素带来的改变。如果这样的社会因素使整体人口的智力水平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发生变化，它们也一定能在特定时间里使其中某个族群发生很大的改变。事实上，黑人现在的智商就高于1950年时白人的智商。如果黑人的智力基因不如白人的智力基因，这样的情况就不可能发生了——除非你说黑人今天所处的环境比白人在1950年所处的环境更有利于培养出较高的智商。恐怕不少人都要做这样的争辩。
最后，既然我们有充足的理由相信黑人所处的环境改善的速度远远快于白人的，那么如今黑人与白人的差距和过去相比应该缩小了才对。而实际上，在过去的30年里——在很多方面，这30年比此前所有的时代都更有利于黑人的发展——12岁黑人儿童和白人儿童的智商差距确实已经由15分缩小到了9.5分。美国教育进展评估长期趋势测试也显示出黑人取得了同样的进步。白人在阅读和数学方面的提高并不明显，而黑人却取得了惊人的进步。在美国教育进展评估的测试中，黑人与白人的差距缩小的程度大致上等同于迪肯斯和弗林在智力测试中发现的5.5分。
黑人与白人的智商差距缩小了这么多，其重要性我们怎么估计都不为过。当人口的平均智商发生改变时，钟形曲线两端的差异就会很大。如果白人的平均智商比黑人的平均智商高出15分——这是两者过去的差距——那么白人智商超过130分的概率是黑人的18倍。这就意味着，那些成功的医生、科学家和专业人士在白人中所占比例要远远多于黑人。但如果差距是10分，白人和黑人的这一比例就接近6∶1。虽然取得最高成就的还是白人占多数，但是黑人与白人之间的差距就不会如此巨大。智力测量表另一端的情况也是如此。如果黑人与白人的智商差距是15分（黑人低于白人），那些无法养活自己的黑人的比例要比白人高得多；而如果差距是10分，黑人的比例只是可能比白人更高一些而已。
阻碍黑人取得成就的因素在于环境
那么为什么多数黑人在智力测试中的分数一直很低，而且学习成绩不佳，事业上也没有取得什么成就呢？证据显示，基因在这中间并没有起到什么作用。所以我们可以认为这全部是环境因素所致。
首先，那些影响社会经济地位较低的人的能力和成就的问题，在黑人身上更加严重，穷人中黑人所占的比例远远超出他们在整个人口中的比例。我来提醒一下这些潜在的问题都是什么：胎儿期护理及营养不足，不采取母乳喂养，饥饿，维生素和矿物质不足，铅中毒，胎儿酒精中毒，医疗条件差，更易接触到污染进而导致哮喘，情绪创伤，学校和居住的社区环境较差，住在同一社区的同龄人不出意料地也不太令人满意，频繁搬家以及因此造成的对教育的不良影响。和白人穷人相比，这些问题对于处于社会底层的黑人来说更为严重。
除此之外，还有一些问题也导致了黑人境况的进一步恶化。2002年黑人家庭的收入是白人家庭的67%，但是黑人家庭的财产仅仅是白人家庭的12%！造成这种差距的部分原因是黑人很难得到贷款——白人可以利用财产创造更高的投资回报，而黑人则被排挤在外。所以大体上，在就业不足或失业的情况下，黑人几乎没有什么财产可以用来暂缓经济上的压力。社会阶层较低的黑人几乎一无所有。另外，这种财富的差距也反映了一个事实：位于中等阶层的美国黑人也不过是刚刚迈入这一阶层而已。因此我们可以推测，他们养育子女的方式不同于典型的中等阶层白人家庭，而更接近于社会经济地位较低的社会阶层。
美国女性中黑人未婚生子的比例是72%，而白人的这一比例是24%。这一统计数字意味着黑人孩子会遇到更多的问题，特别是单亲家庭的贫困率要远远高于双亲家庭。或许同样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家庭只有一个成年人，而家里的成年人越少，这个家庭的环境就越不利于孩子的智力发展。
不过黑人的经济状况也并非一成不变。在美国黑人中正在形成两个不同的发展趋势，一个有利，一个非常不利。
有利的趋势是，越来越多的黑人迈入了中等阶层，早已成为中等阶层的黑人则正在巩固他们的经济地位。机会均等行动计划很可能在其中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不过有些研究人员认为，黑人早在机会均等行动计划普及之前就已经取得了重大的进步）。
非常不利的趋势是，处于较低阶层的黑人的经济状况进一步恶化，不光是黑人，所有处于社会经济地位较低阶层的人都面临着窘迫的境况。回想一下我们在上一章中谈到的，和过去相比，穷人和工人阶层的实际收入反而降低了。机会均等行动计划对社会经济地位较低的黑人几乎没有起到任何作用。所以，大部分黑人的经济状况比以前更糟了，尤其是年轻的黑人男性。
社会对黑人的不信任态度严重地挫伤了他们的工作积极性，尤其是年轻的黑人男性。雇主都心存偏见地认为年轻的黑人男性不够可靠，工作缺乏热情，不善于与人合作，行为也不太友善，不能很好地在一个团队里与他人合作，而且缺乏与人沟通的技巧。
不幸的是，有证据显示，即使前来求职的黑人并没有这些缺点，雇主也难以抛开这种偏见。当条件相当的黑人和白人竞争同一职位时，胜出的往往是白人。在一项研究中，研究人员让黑人大学生与白人大学生装扮成申请初级工作的求职者，结果令人极为心寒。这些年轻人都扮成穿着得体、口齿伶俐的高中毕业生，他们的资格和素质都是一样的，但即使是承认自己曾经犯过重罪[2]的白人申请者，也比记录中没有这样污点的黑人申请者得到了更多的积极回复。
如此根深蒂固的成见甚至会影响到高中毕业的黑人男性，这就意味着，在现实中学历带给黑人男性的价值要小于白人男性。不难理解，这一定会挫伤黑人男性完成教育的积极性。相较之下，黑人女性的受教育程度普遍高于黑人男性，从事的工作性质也好于黑人男性，也就讲得通了。早在1965年，也就是帕特里克·莫伊尼汉发表著名的关于黑人家庭的报告时，黑人女性高中毕业的概率就比黑人男性高出30%。2005年，在所有25~29岁的黑人中，持有大学文凭的女性和男性的比例是1.69∶1。
大约在1980年，智商超过120分的黑人女性的数量是黑人男性的两倍。既然我们知道更多的学校教育和更认真地对待学习的态度能够使人变聪明，这样的事实也就很容易理解了。这种性别差异当然不是由基因造成的，因为白人男性与女性在平均智商上并不存在什么差距，而且对于白人来说，在智商较高的人中男性的数量多于女性（在智商较低的人中男性的数量也多于女性，这就是两者的平均数相差无几的原因）。如此一来，至少部分是因为学历上的优势，黑人女性在联邦政府里拥有白领工作的机会是黑人男性的两倍。
因此，社会经济地位较低的黑人不仅要面临他们这个阶层要面临的所有问题，还要面对他们的种族带来的大量其他问题。黑人的社会经济地位低于白人，而大部分黑人还背负着几乎令人崩溃的社会偏见，这些偏见不仅削弱了他们获得体面工作的竞争力，也挫伤了他们完成学业的积极性。
美国由来已久的种族歧视对黑人职业成就的影响
正如冈纳·迈尔达尔的一部经典作品的题目那样，种族问题或许是一个“美国难题”（American Dilemma），不过全世界处于社会底层的人们都面临和美国底层黑人类似的问题。根据非洲人类学家约翰·奥格布回顾的证据显示，处于社会底层的少数族裔，例如新西兰的毛利人、日本的部落民、北爱尔兰的天主教徒、以色列的瑟法底犹太人，以及在印度注定要成为社会底层的人（“不可触摸的人”），都具有类似的特点，例如学习成绩不佳，辍学的可能性极大，智力测试分数很低，违法犯罪率很高。在印度，较低种姓的人和较高种姓的人的智力差距，要比美国已知的黑人与白人的最大差距还要大。不仅如此，据记载，世界上很多非洲人以外的群体，平均智商只有85分或更低——这不仅低于过去美国黑人的平均智商，而且也远远低于黑人现在的智商。这些群体包括20世纪初在阿巴拉契亚山脉居住的白人，美国第一代意大利移民的子女，英国一些运河船工，以及苏格兰海岸附近赫布里底群岛的居民。
约翰·奥格布集中研究的是他称为“被动的”少数族裔，就像美国黑人那样被强虏后带到美国的种族。与之相反的是他称为“主动的”少数族裔，他们自己选择离开自己的种族，就像摩门教信徒和阿米什人那样，以及所有移民至美国的少数族裔。移民往往不会将自己与其移入国家中的大多数人进行比较，他们比较的对象是自己故国的同龄人，这样一比，他们发现自己活得更好。和处于较低社会阶层的少数族裔相比，移民的犯罪率往往低于其移入国家的整体犯罪率。（不过他们的子女往往犯罪率较高，部分原因很可能是他们经过比较发现，自己的境况不如移入国家中占多数的群体。）
奥格布认为，处于较低社会阶层的少数族裔往往不能充分利用他们可以争取到的机会，因为他们不怎么相信“一分耕耘，一分收获”——也就是说，他们不相信自己的努力会得到回报。这种信念的缺失常常导致他们不努力学习，因为他们不认为努力会有所回报。少数族裔的年轻人对教育价值的看法或许与社会大相径庭。就拿美国黑人来说，年轻人会把认真学习看作是“效仿白人”的行为。奥格布几十年来一直都在研究黑人青年的价值观，尤其是黑人男青年。这些年轻的黑人学生，即使出身中等阶层家庭，念的是中等学校，也常常不做作业，并且往往更具破坏性。另外，有很多人都认为自己能够凭借体育特长去念大学，所以根本没有必要努力学习拿到高分数。即使有老师和辅导员的鼓励，他们也不会去努力学习那些较难的科目。
了解美国黑人的文化史，对了解当今的种族问题大有裨益。这里我会回顾一部分历史，并将之与另一个群体的历史做比较，即以前受到极大歧视的爱尔兰裔美国人。在19世纪的美国北方，很难预测21世纪究竟是爱尔兰人还是黑人会活得更好。在此之后，我会着重讲述托马斯·索厄尔和詹姆斯·弗林在这一方面的研究成果。
欧洲人刚到美洲大陆定居时，黑人就已经存在了。在弗吉尼亚殖民地建立12年后，20个签了契约的黑人佣工在詹姆斯顿登陆。在18世纪的弗吉尼亚，黑人与白人融合的情况与现在一样，甚至在一些方面与今天非常相像。黑人和白人去同一所教堂，如果教堂里有黑人牧师也并不稀奇。非洲文化的很多方面，包括农耕方法、饮食以及神话，都被欧洲定居者们融入了两者共同构建的文化中。
在18世纪的美国，不论是北方还是南方的黑人，虽不能说和其他群体享有平等的社会地位，但至少都得到了全社会一定的承认和尊重。很多黑人的生活和白人契约佣工的生活并没有什么两样，这些白人契约佣工在当了一段时间的学徒之后，就可以自由选择自己想做的事情，黑人也不是一辈子只属于一个主人。
从很早开始，北方的很多黑人就从未做过奴隶，或者说从奴隶制中被解放了出来。到20世纪初期，在北方的大城市里，“自由的有色人种”比爱尔兰人更容易被雇主或邻居接受。那时在工厂和商店的窗户上，还可以见到一些标识，上面写着“黑人优先，爱尔兰人不必申请”。虽然北方大多数恢复自由身的黑人都是佣人、半技工、非技术工人，但也包括一些手工业者、小业主和早期的技术工人。在1860年的波士顿，黑人的职业地位高于爱尔兰人，纽约的酒店中黑人雇员的工资要高于爱尔兰雇员。
1855—1880年，居住在北方和南方的自由黑人家庭有85%都是由男性当家。在费城，男性当家的家庭在自由黑人中比在别的群体中更常见。而在19世纪，爱尔兰家庭中由男性当家的比例远远低于黑人家庭。直到20世纪之前，北方城市里的种族隔离情况都并不严重。1910年，芝加哥超过3/4的黑人都居住在白人占大多数的社区里。
为了理解居住在城市里的自由有色人种的生活有多么的今不如昔，我们以1800年华盛顿的500个黑人以及他们的后代为例来进行说明。这群人在1807年创办了自己的学校，在1862年被准许进入公立学校以前，黑人孩子都到黑人自己开办的学校上学。到了1870年，他们又开办了第一所黑人高中。从那时开始直到20世纪中期，该高中里3/4的学生都上了大学，甚至比今天白人上大学的比例还高。20世纪初，黑人高中的学生在全市成绩测验中的得分高于华盛顿任何一所白人高中学生的得分。最初使用智力测试时，这所黑人高中学生的得分超过了全美的平均得分。这所高中的毕业生包括美国第一位黑人将军、第一位黑人内阁成员、第一位黑人联邦法官、自南北战争后南方重建以来的第一位黑人参议员，以及血浆的发现者。
在北方的自由黑人并不是注定不能成为完全平等的公民的。他们比爱尔兰人领先一步。但是大量黑人在南方沦为奴隶，由此导致19世纪末期大量一无所有、目不识丁的黑人涌入北方城市，这才使北方黑人的努力化为了泡影。
奴隶制使得南方黑人的境遇和爱尔兰人当初在爱尔兰的境遇颇为相似。两个群体最关键的共同点就是，他们的劳动对自己而言没有创造任何价值，所以这两个群体最初并没有形成努力工作的价值观。奴隶们的劳动只是让奴隶主受益而已，爱尔兰人的劳动成果也全部归远方的英国地主所有。即使是他们居住的小屋——更多的是简陋的茅屋——都属于地主，所以爱尔兰人根本没有动力把他们的住处收拾得更好一些，因为这样只会让地主得到好处。另一个生态方面的情况也是传统的爱尔兰人不愿意工作的原因：爱尔兰的土地最适合种植土豆，但是这种作物每年只需付出几周的劳动就可以等待收获了。当19世纪中期大量爱尔兰人第一次涌入新大陆时，他们根本没有踏踏实实工作的传统。100多年过去了，他们才终于摘掉了“懒汉”的帽子。
南方废除奴隶制并没有使黑人获得经济上的自由。实际上，奴隶制下黑人们的生活条件在很多方面都胜过南北战争后那段时期的窘况。虽然在南北战争后南方重建初期，黑人获得了少许政治自由——确实有不少黑人在当时担任联邦职务，因为曾经的南方士兵没有选举权，也不能竞选联邦职务——但是大量黑人因此不得不以租种的形式来偿还债务。到19世纪下半叶强行采取种族隔离制度之后，大部分黑人的经济情况进一步恶化，有的甚至到了令人绝望的边缘。为了摆脱贫困和歧视，南方的很多黑人都逃到了北方的中心城市地区。从19世纪末开始，出现由南方涌向北方的黑人大潮；到1940年时，每10年人数就大约会翻一番。
到达北方的黑人几乎一贫如洗，既没有掌握任何技术，也没有念过什么书，并且在生活习惯和处世态度上完全保持了乡下人的特点。他们的人数远远超过北方原有的自由黑人的后代，这改变了原来自由黑人的特征，并在北方城市中引发了大量的社会问题。
如果当时的劳动力市场完全向这些新来者敞开，那么20世纪北方城市黑人的历史或许会呈现出一番非常乐观的景象。但是总的来说，劳工运动大多将黑人排斥在外。他们不能加入工会，而那时只有成为工会会员才有可能找到高薪的工作。只有在部分地区的部分行业里，例如底特律的汽车行业，黑人才被准许大量进入工会。在其他地方，黑人们只能找到不需要熟练技术或非技术工人的工作，但即使是这样的工作，黑人也是最后受到雇用并最早遭到辞退的。
爱尔兰裔美国人因为也是白人（或者像诺埃尔·伊戈内特夫在书中写的那样，变成了白人），所以逐渐被准许加入工会，然后从社会底层逐渐升到了较低的阶层，并最终大量涌入中等阶层。爱尔兰裔美国人崛起的另外两个原因是政治——以及随之而来的资助——和天主教教会。天主教教会为了使贫穷的天主教移民得到教育，进行了英勇的斗争。
20世纪中期，在爱尔兰的爱尔兰人的智力和美国黑人的智力处在同一水平线上。英国心理学家H. J. 艾森克认为这是遗传的结果，也就是说，聪明的爱尔兰人都逃离了爱尔兰，剩下的都是呆头呆脑的爱尔兰人——还有他们的劣质基因。爱尔兰的基因库肯定比艾森克认为的更优秀，因为现在爱尔兰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已经超越了英国，儿童的读写能力也比英国的儿童强（取得这样的成就不是没有原因的，一部分是得益于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实行的一项深入的教育举措，中学后教育的入学率从1965年的11%提高到了2003年的57%）。
虽然黑人从南方大量涌入北方打乱了北方城市原来的社会秩序，对黑人自己也产生了不利的影响（这些黑人移民几乎无法进入工会，从而找到像样的工作），但与待在南方时相比，他们的经济状况还是有了很大的改善。除了大萧条时期以外，整个20世纪中城市穷人的处境一直在稳步好转。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他们的经济状况有了质的飞跃（也许并不是巧合，学习成绩取得很大进步的孩子们正是这段时期出生的）。到了1970年，夫妻双方都工作的黑人家庭与同一水平的白人家庭的收入几乎不相上下。
迈入中等阶层的黑人数量还在不断增加。拥有中等水平工作的黑人的比例，从1950年的10%上升到1976年的31%；到2002年，已经升至52%。但是早在20世纪60年代时，黑人群体的财富就开始出现两极分化。虽然中等阶层家庭的数目不断增加，但还是有大量黑人在贫困的泥潭里拼死挣扎。
黑人群体的分化与婚姻状况的稳定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一个家庭内如果有男性存在，并且这个男性有工作，这个家庭的情况就会相当不错，而大约2/3的由女性当家的黑人家庭，其条件则逊色很多。有一个没有完成学业并因此经常失业的黑人男性，背后就可能有一个必须自食其力的单身母亲。每个由女性当家的家庭都有可能产生没有完成学业并因此经常失业的黑人男性，这样的男性往往也无法承担起婚姻的责任，长此以往就构成了恶性循环。
西印度群岛移民为什么能出类拔萃？
除了北方自由黑人的后代以及从前奴隶的后代，还有第三个与众不同的黑人群体。它的过去非常不同也非常多灾多难，但现在情况改善了很多，未来更将无限光明。这个群体就是美国的西印度群岛移民，他们在美国总人口中的比例不到1%，但却拥有与这一比例极不相称的卓越的非裔美国人——从黑人领袖马库斯·加维到美国第一位黑人国务卿科林·鲍威尔，都出自这个群体。1970年，第二代西印度群岛移民的平均家庭收入、受教育程度和就业比例都超过了全美的平均水平。和来自南方的黑人移民不同，移入北方大城市的西印度群岛移民和其他的外国移民群体颇为相似。他们能找到什么活就干什么活，把赚来的钱积攒起来，然后自己经营或盘下一些小本生意，他们宁愿放弃奢侈品或生活必需品，也要保证孩子受到良好的教育。西印度群岛移民从事高级职业或在职场中占据高级职位的比例，远远高于美国本土的黑人。
从表面上看，西印度群岛的奴隶制在各个方面都比美国的奴隶制更加惨无人道，因此他们能取得如今的成就更加非同寻常。西印度群岛移民在美国取得的成功并不是因为他们拥有更多的欧洲基因，或是有更多的接触欧洲文化的机会。西印度群岛移民的基因库里掺入的欧洲基因比美国黑人要少得多。和美国黑人的文化相比，西印度群岛移民的文化有着更深的非洲文化的印记（索厄尔最近认为[3]，美国旧城区“贫民窟”里的黑人文化并不是起源于18世纪的西非，而是起源于那个时期北爱尔兰和苏格兰边境地区的文化，而后美国南方的“红脖子”乡下人把这种文化的火炬传给了南方的黑人）。
在索厄尔看来，西印度群岛移民之所以出类拔萃，关键在于新大陆上的奴隶制经济史。在美国南方，奴隶们都是在一间厨房里一起吃饭，或者领到食物后回到自己的住处再进一步加工。而在西印度群岛，黑人们自己种庄稼，然后把剩余的粮食拿到市场上出售。由于白人很少，因此所有的技术劳动、手工艺活以及一大部分小买卖都不得不由黑人独立承担。虽然西印度群岛移民初到美国时很穷，但是和他们的南方黑人兄弟相比，他们能够更好地把握美国的种种机会。
但我必须指出的是，西印度群岛移民并不是从全部西印度群岛人群里随机挑选的代表。西印度群岛移民中没有包括多少在西印度群岛社会最底层的人，这些移民中专业人士和管理阶层所占的比例，大大高于西印度群岛人口的整体水平。简而言之，造就西印度群岛移民在美国高成功率的一部分原因就是自我选择，而这种自我选择无疑和他们的优秀智力基因有一定关系。
虽然西印度群岛移民中，具有一技之长的人的比例要比平均水平高，但他们的学业和职业成就告诉我们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那就是种族主义是造成黑人职业成就较低的罪魁祸首。如果黑人掌握过硬的技术，并且对工作抱有积极的态度，那么不管种族主义多么严重，也不能阻止黑人取得很大的成就（当然，在纽约和其他西印度群岛移民大量聚集的地方，人们对这个群体的固有印象是他们很勤奋，并且值得信赖，这一点帮了他们不少的忙。抑扬顿挫的加勒比口音在劳动力市场上可是很吃香的）。
养育方式的差异会影响孩子认知能力的发展
西印度群岛移民在文化上投入的资本高得不同寻常，而有些本土黑人在文化方面的投入明显低于白人。在所有美国黑人整体上具备的劣势之中，首当其冲的就是许多黑人父母养育子女的方式。与社会及经济状况都较为接近的白人相比，用他们的养育方式教育出来的孩子，不太可能取得智力测试的高分以及优异的学习成绩。
没有什么比许多黑人父母和子女进行交流的方式更能说明问题的了。我在上一章中曾指出，精英阶层的孩子每天能够听到2 000个单词；而工人阶层的孩子，不管是黑人还是白人，每天仅能听到1 300个单词。靠救济维生的黑人的孩子每天听到的单词量只有600个。精英阶层的孩子到三岁时，已经听到过3 000万个单词，而父母靠救济维生的黑人孩子只听过1 000万个单词。与靠救济维生的黑人妇女与子女交谈时所使用的词汇相比，精英阶层三岁大的子女与父母交谈时使用的词汇要丰富得多。
让我们回想在上一章中提到的人类学家雪莉·布莱斯·希斯所做的关于美国南方一个农村社区里的孩子的研究。整个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希斯和三种不同类型的家庭共同生活达数月之久，并跟踪记录了孩子们在学校的表现。她研究的家庭包括父母至少有一方是教师的中等阶层白人家庭，工人阶层的白人家庭以及社会阶层较低的黑人家庭。工人阶层的家庭在很多方面不同于中等阶层的家庭，而这种差异在不少穷苦的黑人家庭里也比比皆是。不过，在语言的社会化方面，黑人既不同于工人阶层的白人家庭，也不同于中等阶层的白人家庭——他们的养育方式甚至远远不足以使子女做好上学的准备。
穷苦的黑人孩子往往出生在一个人口众多的大家庭里，家里人与孩子既有口头上的沟通，也有非口头上的。大人们通常都不直接跟孩子讲话——他们懒得去猜孩子发出的声音究竟代表着什么意思。他们不会使用适合儿童的语言和孩子说话，他们也不会赋予物体或事件特定称谓，或者试着将当下的物体与在其他环境中遇到的其他物体联系起来。换句话说，他们不会将事物串联起来，使孩子学会触类旁通。
这些黑人孩子也没有什么能够开发智力的玩具，他们的玩具只是些不会伤着人的家居物件——勺子、塑料餐具，还有壶盖什么的。大一点儿的孩子或许有一些电动或机械玩具。不过他们都没有锻炼动手能力的玩具（积木、能够拆装的玩具或者拼图）可以玩。
他们也没有什么书可以读。大人们读报纸、邮件、日历、广告册子以及《圣经》，但是却没有为孩子准备专门的儿童读物，除了有时从主日学校拿回的一点材料外。大人们也不会耐心读故事给孩子听。晚上临睡前也没有什么惯例活动，甚至入睡前父母也不给孩子们讲睡前故事。
而且，这些父母也不会就孩子周围的环境提出“什么”式的问题，他们问的都是不够具体的比较，例如“那个像什么”。（这很有可能会提高孩子们辨别相似之处的能力。黑人在智力测试的类同小测验中的成绩是所有小测验里最高的。）这种将两个事件以隐喻的方式联系在一起的能力，并不会给孩子们在学校里的生活带来优势。实际上，这种能力经常会造成问题，因为孩子们看到的联系并不是老师所要求他们指出的那种联系。到了高一点儿的年级，孩子们要学习比较和评估的时候——也就是孩子们发现相似之处的能力本可以大展拳脚的时候——这些孩子就远远地落在了后面，因为他们不具备口头及书面的理解能力，无法找出老师可能认可的那种相似点。
在家里，父母们的问题也不是已知答案类型的问题——也就是说，那些大人知道答案的问题（“大象是什么颜色的，比利”）。这样一来，孩子们上学后根本不知道应该如何回答这类问题。即使老师提出最简单的问题，他们都有可能答不上来，因为这种提问的方式使他们困惑（“要是连老师都不知道答案是什么，我肯定也不知道”）。
不过，孩子们在家里有时还是会讲些故事的——如果他们能够长时间地吸引家庭成员注意力的话。但是以学校的标准来看，他们讲的故事可并不怎么样：这些故事通常都没头没尾——只不过是为了娱乐一下，听众听了一会儿就失去兴趣了。这些孩子的叙述能力超过了工人阶层的白人孩子，甚至胜过很多中等阶层的白人孩子。（黑人的叙述能力从娱乐业和神职人员身上就可以看出来。有一句话说得好：最差的黑人传教士礼拜日在教堂里的最差表现，也要好过最好的白人传教士礼拜日在教堂里的最好表现。）
在学校里，老师要求孩子们根据形状、颜色或大小将物体分类。但是贫穷的黑人孩子根本没学过怎么分类，他们对这样的练习非常陌生。不仅如此，如果老师要求他们口头描述书中出现的场景时——这些场景都有固定的描述模式——他们通常很难将这些场景与现实世界里具体的物体或事件联系起来。
20世纪80年代末，希斯又回到了北卡罗来纳州，继续研究20多年前她所研究的那群孩子的子女。以前她住过的社区已经不复存在了，原来一些家长工作的那家纺织厂也早已关门了，农场实现了机械化。当年的孩子们中有一部分现在已经在城市里找到中产阶层的工作，剩下的人则是希斯这次研究的对象，他们有的依旧居住在原来那个城镇的贫民窟里，有的则住在亚特兰大一幢低收入者聚集的高楼里。
当年的那些孩子现在都已经为人父母，并且通常都很早就结婚生子了。实际上，希斯当年研究过的社区里，每一个女孩都在十几岁时就已经有了一个孩子。这些年轻的妈妈既不会使用适合孩子的语言与孩子交流，也没有告诉孩子环境中出现的东西的特定称谓。她们也从不让孩子们描述每天是如何度过的，而当孩子开口说话时，母亲有时候还会嘲弄孩子们卖弄知识。
在大多数情况下，孩子都交由她们的妈妈来抚养，这些十几岁的年轻女孩则返回高中念书，恢复自己的社交生活。希斯的研究对象中有一个十几岁的女孩，大多数时间都靠救济度日，她很少与自己的孩子进行交流，或是对孩子说上几句话，即使开口对孩子说话，一般也不会超过一分钟。与她所在的那个北卡罗来纳州的大家庭相比，她的语言世界和社会生活要单调许多。她很少主动开口说话，只是被动地收看电视节目，或是读一些电影或电视方面的杂志。与她来往的人大都是她所在的住宅区内那些做临时工的妇女。这些女性只盯着眼前的事——怎样准备好材料去福利部门申请救济，或是托儿所的规定可能会发生变化，又或是怎样才能够让孩子的父亲重新开始寄孩子的抚养费过来。
从希斯的报告中不难看出，20世纪80年代末出生的年轻父母生育的孩子中，至少有一部分孩子的认知、社会及情感生活远不及他们的父母成长时那么丰富多彩。
另外一项关于20世纪80年代典型黑人家庭生活的研究更加系统，同时也印证了希斯的观点，那就是，在那个时代以及现在，黑人的家庭环境不仅不利于智力的发展，而且情感上也不够温暖。梅雷迪思·菲利普斯、珍妮·布鲁克斯—冈恩以及他们的同事对一些研究的结果进行了详细的分析，这些研究评估了黑人家庭与白人家庭中各个方面的家庭环境情况。他们的分析建立在两组数据的基础上。一组数据来自一项叫作“美国青少年研究调查（儿童组）的研究。这项研究始于1986年，研究对象是在1979年年龄介于14~22岁的青少年的子女，共计6 000个孩子。这项研究考察了大量人口变量和家庭变量。另一组数据来自婴儿健康和发展项目。这个项目研究了在8家不同医院出生的婴儿，这些婴儿出生时的体重都不足2.5千克——这样的婴儿不仅可能智商低，而且可能还存在不少身体健康方面的问题。有一项干预计划旨在提高这些孩子的智力和学习成绩。在下一章中，我会谈谈这个耗费了大量的时间、物力和财力的计划所取得的成效。不过现在我们还是只讨论这个项目控制组中的315名黑人和白人孩子，这些孩子出生时的体重为2~2.5千克。
菲利普斯及其同事考量的主要指标，基本上就是家庭环境测量观察法（HOME，Home Observation for Measurement of the Environment）所采取的测量标准。采访者到研究对象的家中进行观察，并向孩子的母亲询问一些情况，然后给出这个家庭在考量指标上的得分。这些指标包括“从家庭外部获得的学习经验（参观博物馆、拜访朋友、去杂货店买东西），从家庭内部获得的文化经验（孩子拥有10本以上的书籍、母亲读书给孩子听、家庭成员读报纸、家庭订阅杂志），家庭内部的感知刺激活动（能够促进技能学习的材料，例如辨别字母、数字、颜色、形状以及大小的能力），惩罚（在采访者家访的过程中孩子是否挨过打以及母亲管教孩子的风格），母爱（在家访过程中母亲是否亲吻、抚摸或拥抱了自己的孩子，在家访过程中母亲是否称赞了孩子的成就），以及其他物理环境因素（家里是否足够干净整洁，孩子游戏的环境是否安全）”。
黑人家庭和白人家庭在这两项研究中显示出极大的差异，在某些考量指标上，两者的差距竟然高达0.6个标准差。黑人家庭在考量指标上的得分往往都与认知变量密切相关。在美国青少年研究调查（儿童组）的研究中，和从来不读书给孩子听的情况相比，如果每天读书给孩子听，五六岁孩子在词汇上的得分相当于孩子的智商提高4分。在婴儿健康和发展项目中，如果一个家庭的得分比所有考量指标得分的平均值高出1个标准差，那么这个家庭里的孩子的智商就比别的孩子高出9分。
我在第5章中曾经提到过哈特和里斯利有关堪萨斯城的家庭的研究。哈特和里斯利发现，来自不同群体的父母在对待孩子的方式上（是慈爱还是严厉）存在着巨大的差异。让我们回想一下，身为精英阶层的父母每责备孩子1次，就有6次鼓励；一些工人阶层的父母每责备孩子1次，只会鼓励孩子2次；而靠救济生活的黑人父母，每责备孩子2次，才会鼓励1次。到3岁时，精英阶层的孩子受到了50万次的鼓励和8万次的责备，而母亲靠救济生活的黑人孩子则受到了7.5万次的鼓励和20万次的责备。
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这样的差异会对孩子认知能力的发展产生重要的影响。我们也知道，在一定程度上，黑人父母养育方式中某些不利的方面在中等阶层的黑人家庭中也很典型，至少在20世纪80年代是这样的。让我们回想一下埃尔茜·穆尔关于中等阶层白人或黑人父母抚养黑人或混血孩子的研究。白人养父母收养的黑人或混血孩子的智商，比黑人养父母收养的黑人或混血孩子的智商高出13分。虽然我们不知道这样的差距究竟有多少是家庭环境造成的，多少是学校和邻里环境造成的，但是有一点我们是肯定的，那就是黑人孩子成长的环境不会像白人孩子成长的环境那样能促进孩子认知能力的发展。
穆尔和研究人员走进每个受访家庭，让孩子完成一项积木图案的任务——也就是让孩子先看一个图案，然后尝试用积木把这个图案摆出来，孩子的母亲在一边观看。和黑人养母相比，白人养母对孩子的鼓励远远多于责备。在摆积木的过程中，当孩子们遇到问题时，白人养母往往会开开玩笑，以缓解孩子的紧张；而黑人养母更多地会皱眉或沉下脸来。白人养母会鼓励孩子努力解决问题（“哎呀，这真是个有趣的想法”或者“你可真在行”），而黑人养母则更多地表示否定（“你知道那样摆肯定不对”或者“如果你真努力了，肯定比现在做得好”）。白人养母还会向孩子们提供帮助，而她们的方式会促进孩子们学习，例如她们会提出建议，孩子们会利用这些建议自己探索出如何将积木摆成要求的图案（“你为什么不试试每次只摆一部分呢”）；黑人养母则会给出具体的指示，这样孩子们就没有机会自己去发现如何完成这项任务（“应该用那块，不过你得先把它像这样翻转过来”，然后示范正确的方法给孩子看）。白人养母的态度基本上都是“只要你努力了，出错也没关系”；而黑人养母则往往会发火，并且对孩子缺乏信心。
对于这些有关白人养母和黑人养母行为的证据，我想强调两点：第一，我们不清楚阻碍孩子智力发展的究竟是上述的行为，还是诸如周边环境、同龄人的影响或者学校等其他环境因素。第二，如今不太可能在中等阶层的白人养母和黑人养母之间再发现这样的差异了。这项研究差不多已经过去25年，第二代中等阶层父母的养育方式可能不同于第一代中等阶层父母。当然我们可以期待，第二代中等阶层父母的行为方式会促进孩子的探索能力和智力发展。
上一章的结论与这一章的结论是契合的。黑人与白人的智力差距不是基因造成的，可测量的环境因素才是造成差异的全部原因。虽然较低社会阶层的黑人和白人同样地受到许多不利条件的影响，但是黑人——尤其是工人阶层和处于社会底层的黑人——还要忍受种族歧视，而正是种族歧视阻碍了他们的职业发展。与白人文化相比，黑人文化中的某些方面——存在于每个社会阶层的黑人家庭中——会阻碍孩子认知能力的发展。除了中等阶层的黑人以外，其他阶层黑人面临的周边环境和选择的学校，不仅使这些文化的不利影响扩大了，还使这些黑人很难摆脱这种文化的影响。即使是中等阶层的黑人，在青少年时期也受着否定成就的亚文化的影响。在这种亚文化的鼓动下，这些青少年往往认为体育特长、表演天赋和在街头闯荡的本事足以代替学习能力。
我相信，按照正常的发展进程，黑人的社会经济状况和智力水平会慢慢得到提高。在过去的几十年里，黑人的犯罪率和吸毒率持续下降（不过自从2005年开始，暴力犯罪率又开始有所回升）。不仅如此，还会有越来越多的黑人跻身中等阶层，黑人的智力和学习成绩也会逐步提高。
在下一章里，你会看到怎样做才能使穷苦的黑人迈入工人阶层，工人阶层的黑人又如何逐步迈向中等阶层。
[1] 摩尔人（Moors），中世纪时西欧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对北非穆斯林的贬称。摩尔人实际上是阿拉伯人、柏柏尔人以及北非黑人的混种人，公元8世纪皈依伊斯兰教并由北非进入并统治西班牙等地。——译者注
[2] 美国各州对重罪的定义不尽相同，但大致上都是以暴力为手段的犯罪，包括谋杀、强奸、恶意伤害和侵入私宅等。——译者注
[3] 这一点值得我们详细引用索厄尔的观点。下面这段话来自他的著作《狭隘的黑人与开明的白人》的第6页，“在南方白人之间大行其道的文化观和社会模式包括：厌恶工作，倾向使用暴力，不重视教育，私生活糜烂，缺乏远见，酗酒，不思进取，不顾后果地寻求刺激，喜欢奔放的歌舞，他们的宗教演讲往往充满过于华丽的词藻，激情洋溢，联想丰富”。下面这段话来自第1页和第2页，“这种文化很久以前就在它起源的英国消亡了，不过在美国南方却存活了下来。后来，在南方黑人和白人之间也几乎销声匿迹了。但是今天，在最贫穷最落后的城市黑人贫民窟里，还是可以看到这种文化的影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