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社会的阶层结构基本取决于构成这些不同阶层的人的天生的智力及其他素质……
——H. J. 艾森克，《人类的不平等》（1973年）
H. J. 艾森克对于社会阶层和智力的看法代表了不少主流智力专家的观点。智商的高低决定了社会阶层的高低。穷人之所以穷就是因为他们不聪明，无论是金钱、社会阶层，还是父母的养育方式，都不能使一个人变得比别人更聪明。社会阶层主要是由出身决定的。
在第2章中，我们了解了这些观点是完完全全错误的。毫无疑问，一般来说，不同社会阶层的人拥有不同的智力基因，但是社会阶层对智力起着极大的决定作用。正如我们在第2章中看到的有关遗传度的内容，一个社会阶层较低的孩子，在中上阶层的家庭中长大与在社会阶层较低的家庭中长大，其智商平均相差12~18分。我们可以这样估计，研究中社会阶层较低的家庭位于社会经济等级最底部的10%~15%，而中上阶层的家庭则位于最顶部的10%~15%。位于社会经济等级最底部1/3的人的子女平均智商是95分，而位于最顶部1/3的人的子女平均智商是105分。这10分的差距是由所有引起不同社会阶层智力差异的因素共同作用造成的：基因，胎儿期、围产期及产后的生物因素，以及所有与社会阶层相关的社会因素，包括居住的社区、学校及父母教养的质量。收养研究的结果表明，产后的环境因素的影响（生物因素和社会因素加在一起）可能会大于遗传因素的影响。
所以，艾森克以及其他遗传决定论者的观点简直是无稽之谈。家境的优劣会对智力产生巨大的影响。
在这一章中，我会重点说明哪些社会阶层方面的差异会直接影响智力的高低。虽然我不能将某个具体因素对智力影响的大小进行量化，但是我们知道，在这些众多的因素中，每一个因素都至少会对智力产生一定的影响。不仅如此，如果穷人能变得富裕一些，其中一部分因素就能够得到改善。我们还知道，美国的穷人及工人阶层的困窘境况存在很大的改进空间。与大多数发达国家同等阶层的人们相比，他们的经济状况差了很多。
我们也知道，不同社会阶层的父母，其养育方法也不同，他们对子女的不同养育方式自然会使孩子未来的职业及社会角色出现分化。教育家如果想帮助穷孩子提高成绩，就应该了解这些孩子究竟在哪些方面没有做好上学的准备。穷人只有改善认知功能，才能充分利用新信息经济带来的种种就业机会。
首先，我们要明确一些定义。穷人包括那些经常失业的人、长期靠救济生活的人，以及非技术工人。工人阶层包括技术或半技术工人，例如机械工人以及服务行业从业人员和办公室初级职员。我将这两个阶层统称为社会经济地位较低的人。中等阶层包括较高级别的办公室职员、教师以及初级管理监督人员。中上阶层是指专业人士和较高级别的管理人员。我将这两个阶层统称为社会经济地位较高的人。这样的定义可能有些武断，因为还有其他方法来划分社会阶层，不过这样的定义能够与在第2章中谈到的划分社会阶层的方法保持前后一致。
在这一章中，我在讨论不同社会经济地位的人的差距时，没有考虑种族因素。在下一章我会谈到种族与社会阶层是如何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
生物性质的环境因素
贫穷与许多生物性质的环境因素有关，这些环境因素会影响智力和学习成绩的提高。
不同社会经济地位之间存在的差异可能与营养有关，不过现有的证据表明，母亲在怀孕期间营养不足不会影响孩子的智力，当处于饥饿中的孩子得到更好更充足的食物后，他们的智商会有所增加。西方国家不同社会阶层在营养方面的差距是否足以造成不同社会阶层在智力方面的差异，现在还不得而知，因为现在仍然有一小部分穷人处于饥饿状态中。即使不存在挨饿的情况，我们知道社会经济地位较低的孩子也极有可能会缺乏维生素和矿物质。有证据显示，缺乏维生素和矿物质的孩子在补充维生素和矿物质后智商也有所提高。
铅也会对智力造成不利影响。与生活在中等阶层家庭的孩子及郊区的孩子相比，在市中心平民区生活的孩子由于环境污染及剥落的旧油漆更易受到铅的危害。
孕妇即使摄入两盎司的酒精也会对孩子的智力产生不利影响。母亲在怀孕期间饮酒会影响孩子的注意力、记忆力和推理能力，会给孩子的日后学习造成很多的困难。和社会经济地位较高的女性相比，社会经济地位较低的女性更有可能在怀孕期间继续饮酒。
社会经济地位较低的人通常健康状况欠佳，而这会在很多方面对学习造成不利的影响。生病的孩子比健康的孩子学习起来更吃力。一些在穷人中常见的健康问题也会影响智力和学习成绩，例如牙齿健康状况不佳、受到二手烟的危害、接触污染引发的哮喘，以及视力和听力受损等。
子女出生时体重偏轻的情形在社会经济地位较低的家庭中更为常见，而体重偏轻则与低智商有关系。杀虫剂与胎儿头围较小和智商偏低有关系，虽然某些杀虫剂已经逐渐停止使用，但在社会经济地位较低的家庭仍然随处可见。
另一个我们可以量化的，或者说可以近似估计的因素就是母乳喂养。对于遗传基因最一般的孩子来说，如果采用母乳喂养，孩子的智商似乎要比不采用母乳喂养时高出6分，甚至更多。这种智商上的差异不仅出现在孩提时代，而且会一直延续至成年后。母乳中含有牛乳及配方奶粉中所没有的脂肪酸，所以母乳喂养也许会促进大脑发育。不过对于母乳喂养与智商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尚无定论。一项研究发现，母乳喂养的孩子的智商并不比没有接受母乳喂养的兄弟姐妹的智商高。如果母乳喂养与智商之间确实存在因果关系，社会经济地位较高的人与社会经济地位较低的人的智商会因此产生约2分的差距。
另外，穷人接触到的医疗条件也较差，这不仅会导致与其他生物因素、听力和视力受损以及哮喘有关的问题进一步恶化，还会引发新的问题。社会经济地位较低的人没有医疗保险的可能性几乎是其他人的2倍。即使享有医疗保险，工人阶层的父母也不太可能带子女去医院看病，因为这样会减少薪金收入或是因请假而受到处分。不仅如此，服务于穷人的医生也比服务于中等阶层的医生少得多，为经济状况较好的白人看病的医生的数量，是为经济状况较差的非白人看病的医生数量的3倍。
有些环境因素虽然会严重损害生物过程，但即使是在社会经济地位较低的人中间也不常见，例如铅中毒或怀孕期间摄入酒精。有些破坏程度较小的环境因素则在社会经济地位较低的人群间比较常见，例如接触受到污染的空气进而引发的哮喘。我们尚不清楚这些因素究竟会在多大程度上造成智力及学习成绩方面的差异，不过我们不能把每个因素造成的差异简单相加，然后把不同社会阶层智力差异的主要原因归结于这些因素的总和。这是因为这些不利因素彼此之间显然也存在着联系——酗酒的母亲生出的孩子更有可能接触到脱落的墙漆，牙齿健康状况也可能更差，所以我们不能把这些不利因素做简单的加和。
社会性质的环境因素
其他一些环境因素，乍看虽然不是生物性质的，却毫无疑问会对智力造成严重的破坏性影响。这些环境因素可能是通过大脑的生理机能发挥作用的。
其中一个不利因素就是，和社会经济地位较高的家庭相比，社会经济地位较低的家庭搬家的频率要高得多。这样一来，这些家庭中的孩子不得不面对经常搬家带来的压力，而且他们会转入不同的班级，这些孩子要么赶不上新的学习进度，要么不得不重复学习已经学过的知识。即使孩子是在一所学校内持续学习，也经常有其他学生转入或转走，导致班级内缺乏稳定的环境，教学效果也就难以保证。
社会经济地位较低的家庭的孩子更有可能存在行为问题，这些行为问题给周围的人造成了不同程度的麻烦。和社会经济地位较高的家庭的孩子相比，社会经济地位较低的家庭中的孩子更经常面对各种各样的不稳定因素。这些孩子所居住的社区往往更令他们压力倍增，他们生活的家庭也充斥着更多的混乱与争吵。
和社会经济地位较高的父母相比，社会经济地位较低的父母往往不会和颜悦色，不会经常鼓励和支持子女的决定，相反更有可能会严厉地指责他们的过错。发展心理学家冯尼·麦克罗伊德指出，与社会经济地位较高的父母不同，社会经济地位较低的父母教养孩子的方式往往更具有惩罚性，更令孩子紧张。
幼年时期的情感创伤会损伤前额皮质，而前额皮质与液态智力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你可以回想一下第1章）。我们不清楚究竟多大的压力才会损伤中枢神经系统，但很有可能有的家庭的养育方式会带来更多的压力，再加上该家庭面临的其他压力，确实会对中枢神经系统造成损伤，至少在社会经济地位极低的家庭中是这样的。而液态智力对于学习以及低年级的学习成绩来说尤为重要。
当然，不是所有社会经济地位较低的家庭的孩子都会面对这样极端的困难。实际上，大多数社会经济地位较低的家庭的孩子都生活在充满爱的家庭里，父母不仅与子女相处融洽，而且非常关心他们的身体和智力发育。很多社会经济地位较低家庭的孩子生活的社区也没有那么多危险。但即使是在最好的情况下，一般来说，社会经济地位较低家庭的孩子接触的同龄人，也不如社会经济地位较高家庭的孩子接触的同龄人那样能够激发智力的发育。不仅如此，社会经济地位较低家庭的孩子念的学校，很有可能在教师素质、班级人数、学校设施和父母的参与程度上也不能令人满意。这样看来，社会经济地位较低的家庭所处的环境会造成智商偏低、学习成绩不佳，也就不难理解了。
如何让穷人的孩子变得更聪明？
如果穷人能够变得富裕一些，智力和学习成绩方面的差距会有什么变化吗？我们知道，在美国，社会经济地位较低的家庭的孩子，其智商低于其他发达国家中同等阶层家庭的孩子。我们应该从美国各阶层贫富差距悬殊的角度，来考虑社会经济状况造成的成就差异。美国的收入差距比其他欧盟国家或日本要大得多[1]。虽然美国的人均收入比其他大部分发达国家高出25%~35%，但收入最少的1/3的工人，比欧盟国家或日本同等收入的工人要穷得多。欧盟国家中收入最少的10%的工人，其平均收入要比相对应的美国工人平均收入多44%。即使是这样的统计数字，也低估了最穷的欧洲人与最穷的美国人之间的差距。欧洲人都享有国家健康保险和其他福利措施，而美国大多数低收入者都是自掏腰包，要是负担不起就干脆不上保险。
美国的收入差距不断拉大，其速度远远超过其他任何一个发达国家。1979年，收入最高的10%的工人，其时薪是收入最低的10%的工人时薪的3.5倍。26年后，前者的时薪是后者的5.8倍。对于有子女的家庭，在1979—2002年，收入最低的1/5的家庭，其税后收入仅增加了2.3%。相比之下，有子女的中等阶层家庭的税后收入，在同一时期里增加了17%。联邦政府规定的最低工资在1997—2006年没有任何增长。虽然最近已经通过了一项大幅提高最低工资的法案，但如果按照美元的实际价值计算，2009年的最低工资即使得到最大幅度的提高，也仅相当于1968年最低工资的73%。
如果按照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收集的在读写技能、数学和科学方面的得分来衡量，美国不仅在收入方面存在巨大差距，而且不同社会阶层之间存在的技术差距也比很多欧洲发达国家大得多。美国社会经济地位最高的1/4的人的得分，比最低的1/4的人的得分几乎高1个标准差。而斯堪的纳维亚国家在这一比较中的结果是不到2/3个标准差。造成这一差距的主要原因是，斯堪的纳维亚国家中社会经济地位最低的1/4的人的得分要高一些。美国社会经济地位较低的人与社会经济地位较高的人在阅读与数学技能方面的差距，比研究中的其他22个工业化国家都要大。美国与韩国的差距就更明显了：在韩国，社会经济地位最高的1/4的人与社会经济地位最低的1/4的人，平均学习成绩只相差1/3~1/2个标准差。
实际上，在美国，成绩最低的1/4的人与最高的1/4的人之间的差距，更接近发展中国家的差距水平，而非发达国家。
所以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如果社会经济地位较低的人收入有所增加，美国人在智商和收入方面的差距就有可能缩小。低收入会引发很多问题，不仅会影响营养与健康状况，还会因频繁搬家而扰乱正常的生活和学习，更会降低对教育的期望。这样就陷入了恶性循环，收入低造成学习成绩差，学习成绩差造成这些孩子未来的社会经济地位低，社会经济地位低造成他们在劳动力市场上的价值低，这就使他们的社会经济状况进一步恶化。
总之，如果我们想让穷人变得更聪明，我们就需要先设法使他们富起来。
父母的养育方式不同也会造成孩子智力水平的差距
但其他造成测试得分产生巨大差距的因素就不是光靠钱能够解决的了。其中一些因素涉及社会经济地位较低的父母养育子女的方式。他们的方式不仅使孩子们很难从家庭内部学到任何知识，而且还给孩子们在学校里的学习造成了更多的困难——简而言之，就是认知文化的问题。
社会经济地位较高的父母从子女很小的时候就开始未雨绸缪。当孩子还躺在摇篮里时，这些父母就开始着力培养孩子善于提问、善于分析的能力，而这些都是成为一名专业人士或高级管理人员所必不可少的素质。而社会经济地位较低的家庭的养育方式，不是在培养未来的医生或首席执行官，而是在塑造未来的工人。只要他们长大以后听话守规矩，让雇主满意，别人也不会对他们进行进一步的评估或抱有什么其他指望。
堪萨斯大学的心理学家贝蒂·哈特和托德·莱斯利耗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进行了一项关于儿童言语行为差异的研究。研究对象包括白人精英阶层的子女，白人工人阶层的子女和黑人工人阶层的子女，以及社会底层靠救济维持生活的黑人的子女。研究人员在他们的家里对孩子及其父母进行了数小时的观察。在这一章，我会把重点放在精英阶层与工人阶层的家庭之间的差别上。
身为专业人士的父母会比一些工人阶层父母花更多的时间和子女谈话。母亲会对孩子说很多话，不断告诉孩子她对这个世界的看法、她自己的经历和情绪，并询问孩子的需要和爱好。一些工人阶层父母则和孩子谈话较少，即使开口也大都是命令，而命令是不会激发孩子们智力方面的好奇心的。精英阶层的家庭会让孩子加入饭桌上的讨论中，并鼓励孩子思考所讨论的问题，同时注意扩大孩子的词汇量。相比之下，一些工人阶层父母只顾自己聊自己的，从来没有想过孩子也可能对讨论的话题感兴趣，或也想要发表一下自己的看法。
身为专业人士的父母每小时大约对子女说2 000个单词，而一些工人阶层父母则大约说1 300个单词。到三岁时，专业人士的子女已经听过3 000万个单词，而一些工人阶层的子女只听过2 000万个单词。由此产生的词汇方面的差距非常明显。到三岁时，专业人士的子女掌握的词汇量大约是一些工人阶层子女的1.5倍。
不同阶层的家长在情感方面对待子女的方式也不同，而这些方式很可能会影响到孩子智力兴趣的培养和智力水平的提高。身为专业人士的父母每责备孩子一次，接下来就会有6次鼓励，而一些工人阶层父母每责备孩子一次，只有2次鼓励。父母对孩子鼓励的多少与智力发展和孩子信心的树立是息息相关的——身为专业人士的父母在这方面的做法是无人能及的。
中等阶层父母的养育方式：主动分析和求知
我们所了解的关于社会阶层及孩子学习读写技能与对学校生活的准备之间的关系，大部分都来自人类学家雪莉·布莱斯·希斯关于社会化的经典研究。希斯在北卡罗来纳州的一个城镇里花费了数月的时间，研究中等阶层的白人家庭（父母中有一方是教师），工人阶层的白人家庭（大多数家庭中的父亲在当地的一家纺织厂工作），以及工人阶层的黑人家庭（主要是农业工人、工厂工人或者靠救济生活的人）。希斯实际上就住在这些家庭里，从早到晚进行观察，并跟踪记录孩子们在学校的情况。她发现，无论是在与读写技能相关的活动中，还是在准备上小学的充分程度上，这三组孩子之间都存在着巨大的差异。尽管希斯开展研究的时间是在20世纪70年代末期，研究对象也只是某个社区中的一小部分家庭，但是后来进行的参与者更多、范围更加广泛的大量研究都显示，不同社会阶层父母在养育子女的方式上的差异，与希斯研究的结果几乎完全一致。接下来，我会主要介绍一下希斯的研究以及安妮特·拉赫的研究。
与一些工人阶层父母相比，中等阶层的父母会花更多的时间读书给子女听。中等阶层的家庭中有很多儿童读物。孩子只有6个月大的时候，父母就开始念书给他们听，而那时孩子刚刚能够坐着。中等阶层的父母读书给孩子听，不仅仅是给孩子提供一种娱乐方式，更是要鼓励孩子把在书上看到的内容与外部世界的情况联系起来。父母有意把从书上读到的与日常生活和周围的事物联系起来。（“比利有一只黑色的小狗。你认识的人里还有谁有一只黑色的小狗呢？”“这是一只知更鸟。我们在哪里读到过知更鸟呢？它们都吃什么呢？”）家长们还鼓励孩子分析读到的内容。（“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呢？她要做什么呢？为什么她要这么做呢？”）
从孩子很小的时候开始，中等阶层家庭的父母就常常会根据读到的内容发问，孩子们也知道应该怎样回答这些问题。父母让孩子们找出物体的特点，并且教他们如何根据这些特点对物体进行分类。（有一次我在飞机上正好坐在一对父子后面，孩子只有三岁大。父亲拿着一本图画书，正在问儿子哪些物体是长的，哪些物体是短的。“不，贾森，睡衣是长的。”）中等阶层的父母还问一些“什么”式的问题（“那是什么”，“博比要做什么”），接着问一些“为什么”式的问题（“为什么博比要那样做”），然后问一些要求孩子做出评估的问题（“你更喜欢哪个士兵”，“为什么你更喜欢他”）。大人们鼓励孩子谈论书上的内容，甚至让他们根据从读到的故事中受到的启发来编一些新故事。
中等阶层的孩子已经完全做好了上学的准备。他们知道如何从书本上获取信息，并且期待从中得到乐趣，而且他们也熟悉如何回答所谓的已知答案问题，即提问的人已经知道答案的问题。低年级的课程对这样的孩子来说很轻松，并且他们对要求分析和评估能力的高年级学习也准备得更加充分。
工人阶层父母的养育方式：被动接受
工人阶层的家庭里也有一些儿童读物——《金色童书》或《圣经》的一些故事，不过也许总共就十来本书。家里的墙上装饰着几幅画，上面有几首儿歌，也许还挂着一串风铃。家庭成员、朋友、邻居们都会和孩子说上一两句话。
虽然一些工人阶层的父母也念书给孩子听，也会就书的内容提问，但是没有有意识地把书中的内容和外部世界联系在一起。如果书上画着一只小鸭子，母亲或许会问孩子是否还记得有一次他在湖中看见的鸭子，不过她不会接着解释书上画的毛茸茸的小鸭子与湖中完全长大的野鸭有什么联系。大约在三岁以后，父母就不再鼓励孩子们就读到的内容进行一问一答。相反，孩子们听到的是“现在你要用心听……”孩子们要做的就是专心听父母读书，如果孩子们想要谈谈自己的感想或是提上一两个问题，都会被家长视为是一种打断。
（费城的一项研究揭示了不同社会阶层读写技能差距的外在表现和内在原因。在那些几乎所有成年人都受过大学教育的地区，书商为每100名儿童准备了最多1 300种不同的儿童读物；而在爱尔兰和东欧的蓝领工人居住的社区里，每100名儿童最多只能买到30种不同的儿童读物。估计再也没有什么能比这组数字更触目惊心地反映出不同社会阶层在读写技能上的差距了。）
中等阶层家庭中的各种活动都是用言语来引导的。一位中等阶层家庭中的父亲，如果要给孩子示范如何用球棒击打棒球，他会说：“用你的手指交叉握住球棒底部，保持大拇指放在这个位置；握球棒的手不要超过这条线；别把球棒搭在肩膀上，要与肩膀上方保持两三英寸的距离。”而一些工人阶层的孩子就无法获得如此详细的指导，也没有将口头指导转化为身体动作的经验。相反，他们的父母只是简单地告诉他们“这样做”，“不对”，“应该像这样”。当要开始一项新游戏时，中等阶层的家庭都会大声读出游戏规则，并表明自己的看法。而一些工人阶层的家庭往往只是胡乱猜测游戏的规则，然后就开始游戏，一边玩一边制定规则。中等阶层的母亲都会按照菜谱做菜，她们或许会大声把菜谱读出来，这样孩子就能把听到的和实际使用的原料及正在进行的步骤一一对应起来。而一些工人阶层母亲则不怎么按照菜谱做菜，即使使用菜谱，她也不太可能为孩子创造机会，让他们把菜谱和手边的原料联系起来。
工人阶层的孩子进入学校之前也做了足够的准备，这些准备让他们在低年级时的表现还说得过去。他们通常都认识字母表；能说出颜色的名称，会数数；能告诉别人家庭住址和父母的姓名；能够安安静静地坐着听故事，也知道如何回答“什么”式的与故事有关的问题，但当被问到“你喜欢这个故事的哪一点呢”，就没有几个孩子能马上回答出来。当被问到“换成你，你会怎么做”时，通常他们都被难倒了。随着年级越来越高，学习的重点变成归类、分析和评估时，这样的孩子就会处于明显的劣势。当要求他们写一个故事时，他们往往只是重复父母念给他们听的某个故事。当被问到实际没有发生但在其他条件下可能已发生的事情时——“如果比利没有告诉警察发生了什么事，会发生什么呢”——他们就完全摸不着头脑了。
遇到这些困难的孩子到了初中很容易丧失信心，并产生厌学情绪，一步步走向辍学的边缘，最后无法顺利从学校毕业。
希斯的研究发现，不同社会阶层在培养孩子读写技能和为上学做准备的方面存在差别，这一发现可以帮助我们理解孩子们的智力和学习技能在暑假期间发生了哪些变化。中等收入家庭的孩子的智力及各种技能在这段时间通常没有进步也没有退步。但是社会经济地位较低的家庭中的孩子，各项技能都有所退步，因为不能指望他们的家庭在暑假这段时间里能够提供中等阶层家庭所给予的一样多的文化激励。中等阶层家庭的孩子在暑假中不会退步，因为他们肯定会参与一些更能使人受到教育的活动，例如阅读或听父母念书，在餐桌上倾听具有启发性的谈话，参观博物馆和动物园，参加一些艺术、音乐甚至学习方面的课程。一项研究发现，处于从学前班到小学一年级的过渡期的孩子中，社会经济地位最高的1/5的家庭中的孩子，实际上在暑假期间有一定进步，而社会经济地位最低的1/5的家庭中的孩子，则有明显的退步。所以，中上阶层家庭的孩子和较低阶层家庭的孩子在智力和学习技能方面存在差距，主要要归因于较低阶层家庭的孩子在暑假里累积起来的退步。这些孩子在接下来的学年里也难以一下子追赶上来。
遗传决定论者读到这里或许会想：“我们怎么知道这些社会化方面的差距实际上会决定孩子的智力和学习成绩呢？我们怎么知道这不是仅仅因为社会经济地位较高的人的孩子比社会经济地位较低的人的孩子更聪明呢？我们怎么知道这是因为环境的影响，而不是因为他们幸运地继承了父母的优秀基因呢？况且拥有更聪明遗传基因的父母确实会做出刺激孩子智力发展的种种努力，他们的基因使他们乐于做这样的事情，并且这样做能够在孩子们身上收到更好的效果，因为孩子们变得更聪明了。”
毫无疑问，遗传决定论者所说的确实可以用来解释目前发生的部分实际情况。在一定程度上，环境的差异是因为社会经济地位较高的人拥有高智商的基因，而社会经济地位较低的人往往拥有低智商的基因。
不过想想看，遗传不可能是造成智力和成绩差距的主要原因。纯粹由环境因素造成的社会经济地位较高和较低的群体（有可能大体上就是最高的15%和最低的15%）之间的智商差距是12~18分，这并没有给基因留下太大的空间。社会经济地位最高的1/3的人与最低的1/3的人之间的差距是10分，而我们知道其中一大部分是由于环境差异造成的。
在后面的章节里我还会讨论，我们究竟能在多大程度上提高工人阶层和较低社会阶层家庭的孩子的智力，所以我们一定要把环境能够对智力起到很大的决定作用这一点牢记于心。根据我们前面已谈过的收养研究结果，以及我在本章中详细列举的种种环境因素，我们知道还有很大的空间留给我们，即通过改善环境来做一些改变。
改善穷人的经济状况一定会使情况有很大改观。不过，即使经济状况能够得到改善，在经济状况好转后的第一代人里，来自社会经济地位较低家庭的孩子，其智力和学习成绩也不一定会有很大提高。将军们总是要为最后一战做准备，而家长们对子女进行社会化教育时，参考的都是他们父母的生活状况，而不是他们自己或子女的生活状况。事实上，一些证据显示，在家庭收入有所增加的第一代人里，孩子智力水平提高的程度极其有限。单纯由收入改善引起的智力提高，都是通过一代又一代人渐进地实现的。
幸运的是，正如你将要看到的那样，学校可以加快缩小社会阶层之间智力差距的速度。如此一来，社会经济地位较低的家庭的孩子，就能够更好地把握信息时代经济带来的种种机遇。
不过在此之前，还是让我们先来看看不同种族的人在智力和学习成绩上的差距。造成这些差距的原因中，有一部分与造成社会经济地位差异的原因相同，其余的则不尽相同。
[1] 这一段和下一段中出现的经济及读写能力的统计数字，来自理查德·弗里曼出版的一本关于美国劳动力市场的新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