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下未乱蜀先乱
“天下未乱蜀先乱，天下已治蜀后治。”此语，出于明末清初的欧陽直（又名欧陽睿年）的《蜀警录》中。两句话的最早因由，可能来自《北周书》上描写蜀人的一句话――“贪乱乐祸”，也可能来至隋文帝曾描绘巴蜀之人--“人好为乱”。意思是说，好像四川人好乱，难治，刁顽。而郭沫若从文学角度看则认为“能够先乱是说革命性丰富，必须后治是说建设性彻底”，这两方面结合起来就是“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精神。他还认为“四川人的丰富的革命性和彻底的建设性是由李冰启发出来的”，是“李冰的建设，文翁的教化，诸葛武侯的治绩，杜工部的创作”感化和启迪的结果。 “蜀”地，从古走到今，应当包括现今的四川省和重庆市。包括蜀道难、三峡险。
“蜀人”，从自“移秦民万家”充实巴蜀；东汉末到西晋的大规模的移民；唐末五代到南宋初年大批北方人迁居蜀地；元末明初，南方移民大批进入四川；一直到明末清初的的大移民活动前后延续一百多年，即所谓“湖广填四川”；抗日战争时期，大批“下江人”迁居四川。还有解放后，大批北方干部进入四川，三线建设时期又有大批来自全国各地的人员进入四川，并从此落地生根，定居蜀地。在中国历史上，四川人口的“大换血”就已达六次之多，以至于达到了移民在数量上超过土著，亲戚遍全国。陈世松的《天下四川人》中讲：“大姨嫁陕二姨苏，大嫂江西二嫂湖，戚友相逢问原籍，现无十世老成都。”全国各地之人皆入蜀成为“蜀人”。 “蜀文化”也在中原文化、南粤文化、吴越文化、楚文化等各种文化进入蜀地并与先秦的巴蜀文化之间进行碰撞、融合，形成了一种新的区别于原有的古蜀文化的新文化。
“蜀地”虽然偏处西南一隅，但其战略位置却得天独厚，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巴蜀之地易守难攻，粮草充足，因此每当统一王朝瓦解之时，这里的起义和割据就闻风而动，纷纷竖立旗帜，宣布独立自治进入无政府状态；而当天下巳定，硝烟散尽之时，这块窝在山地里的盆地尚未被纳入统一的版图，需要统治者尽最后的努力来收复它。因为通往巴蜀的道路很险峻，所以一般都是到最后大局已定的时候来平定这块地方。 唐人魏颢曾经说过：“剑门上断，横江下绝，岷峨之曲，别为锦川。蜀之人无闻则已，闻则杰出。” 川蜀历来“人杰地灵，英雄辈出，天下粮仓，战略要地。”蜀人，“民风彪悍，富于思想，敢于创造，坚韧不拔，吃苦耐劳，富于革命冒险精神。”
天下未乱蜀先乱 四川咋如此特殊？
如今的武侯祠，已是城市的中心区域，里面的历代楹联中，要数赵蕃的最为知名：“能攻心则反侧自消，自古知兵非好战；不审势即宽严皆误，后来治蜀要深思。”联中用典，皆为武侯故事，也反映出四川地处边陲，有别于中原的民情。
民间俗话中，对此也有反映，最着名的莫过于“天下未乱蜀先乱、天下已治蜀未治”了，证诸历史，非为无因。辛亥革命的先声，即为四川保路运动，此先天下而乱；两汉之间、五代十国、明末清初等历代王朝统一过程中，四川也均是押后平定的地区，此后天下而治。那么，为什么四川如此特殊？
最直观的解释，这是四川的特殊地理位置和地形特征所致。四川和重庆所在的巴蜀盆地 地势独特，分为边缘山地和盆地底部两大部分，从军事上看，山地险峻，隔阻难通，自古就有“蜀道难，难于上青天”之说，从经济上来看，盆地面积高达十六万平方千米，其中宜于农耕的川西平原即有两万多平方公里，向来被称为“天府之国”“高祖因之以成帝业”，因此，蜀地具备了易守难攻和粮草充足的军事和经济优势。
四川拥有特殊地理位置和地形特征
当统一王朝瓦解之时，蜀地足以独立于天下逐鹿的中原之地，独树一帜，虽无力进取，亦足以自保；而天下将定之时，蜀地又因僻处西南，无关大局，往往最后才被纳入版图之地。
这一解释，对于何以“天下已治蜀未治”更有说服力，得陇望蜀，平定天下的过程从来都是由中心及于边缘，巴蜀之地因其地理偏远而最后平定，符合这个规律。但是，何以会“天下未乱蜀先乱”？这一解释却未见得充分。
所谓乱，也就是造反，且不仅是一时一地的造反，而是成规模的造反。在大一统帝国治下，造反不绝于书，起因多为民众难以忍受无尽的压榨。蜀地先乱，并非是指此地压榨独狠，造反独多，而是指此地更容易形成大规模之乱，尤其是当王朝统治步入晚景之时，尤其如此。
笔者曾于前一篇专栏“敢把皇帝拉下马”中提及，纵观历代形成规模的造反，无不是起于一点，而迅速蔓延。但这仅仅是其成因的一个方面，造反要成规模，固然离不开各地民众的感同身受，群起相应，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帝国的镇压力量相对涣散薄弱，才会此长彼消，迅速壮大。
中央集权的专制帝国将统治延伸到了每一个角落，实行相对无差别的政治和经济攫取，埋下了群起响应的种子，而受制于资源的约束，帝国不可能拥有无限的镇压力量，加上中央帝国需要根据其特定的战略目标，配置其镇压资源，于是，就在帝国境内形成了力量配置的不平衡，一旦出现造反，镇压力量薄弱的地方就相对更容易发展壮大。
中国古代军队（资料图)
帝国的战略目标首先是政权安全，为此，常常将其军事力量主要部署在帝都的周边，此即是所谓的“内重外轻”，历代统治，无不如是。一旦出现地方武装力量坐大，形成“内轻外重”之势，如唐末之藩镇，又如清末之湘军淮军崛起，王朝的气运也就差不多走到了尽头。
帝国的另一战略目标是防范外敌入侵，为此必须把力量布置在外敌可能入侵的线路上，以资防范。中央帝国的历史，与来自北方的游牧民族的觊觎和侵扰相始终，在其大部分时间内，都不得不主要军事力量用于防范游牧民族的入侵，并为此构筑众多的防御工事、维持畅通的交通路线、甚至不得不将帝都靠前安置，以利于调集转运人力物力。
在中国历史的大多数时期内，四川既远离王朝中心地区，又处在防御北方游牧民族战线的大后方，此地配置的军事力量相对薄弱，遂为常态。也因此，一旦出现造反，当地官军往往不敷应用，加之路程遥阻，也不能相对迅速地调集兵力，这就为一时一地的造反的迅速蔓延壮大提供了条件。
宋朝的王小波李顺起事即是如此，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内，打着“均贫富”旗号，就由一万人发展到了数十万人，攻克成都，建立政权，势力几乎扩大到了盆地全境，北宋朝廷不得不从外派兵，分别由剑门和夔门入川，才最终将之平定。因此，即使蜀地与其他地方因为相似的原因而偶有起事，却因为镇压力量的薄弱而更容易成事。
此外，蜀地独特的经济、社会和文化环境，也为“蜀先乱”提供了助力。四川和重庆所在的巴蜀区域文化发育甚早，灿烂的三星堆文化表明，同一时期的巴蜀文化并不逊色于同时期任何地区，且邻接中原文化，很早就与其他地区广泛交流往来，自公元前316年,秦灭蜀后，更是彻底并入到统一的文化和治理秩序之中，以至于今。
富饶的川西平原
但是，古时出入盆地，动辄经月，于是，在日常生活中，巴蜀之地又形成了相对独立自足的区域经济、社会、文化，在区域之内具有更密切的经济、社会和文化往来，一旦出现造反这样的大事件，原本存在的密切往来就可以转化为对抗政权的组织资源。如清末保路运动时，面临清军压境，成都的保路党人就通过在木板上写字的方式，顺江传送这种“水电报”，很快得到了全川各地的广泛响应。
“天下未乱蜀先乱”,表明了以暴力为后盾的大一统帝国强大背后的软肋，只是，随着现代军事技术的进步和现代交通体系的建成，军事镇压力量的配置已经能够超越时空的阻隔，依靠自然条件和地理距离已经不足以赢得类似的条件，也因此，“蜀先乱”已经成为绝唱，工业文明的飞速发展，已经将“天下未乱蜀先乱”之类的传统智慧总结彻底终结。
有意思的是，最后一次的“天下未乱蜀先乱”的起因，却正是因为要建设铁路这一现代交通工具，而被调集入川的湖北新军，也正是拥有热兵器的现代武装。而最终，革命党人抓住了湖北新军离开后的军事空虚，得以在起义后迅速站稳了脚跟，这才有了后来的南北议和，清廷逊位，一个原本要结束“蜀先乱”的现代交通规划，却导致了“蜀先乱”的最后登场，引发了谁也无从预想的王朝覆灭，这或许就是历史必然中的偶然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