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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H大青年教工食堂暑假里也还开着门，但如同任何一个大学食堂一样，办堂宗旨都是为学生说俏皮话提供素材的，色香味不在他们的议事日程之上。杨红和周宁在H大食堂吃了四年，早已吃得不耐烦了，杨红就照着《家庭生活大全》做起菜来。她虽然也像所有的书呆子一样，对书中所说的“盐少许”之类的含糊不清很不满意，但她是做实验出身的，知道实践可以出真知，只要循序渐进地加大投放量，慢慢会摸出道道儿来。所以杨红就常常是先放一点盐，炒两勺子，就尝一尝。不够咸，再放一点盐，再炒再尝。如果不慎放了太多盐，她也悟出该如何补救，无非是加些糖，加些醋，把焦盐搞成糖醋就是了。
后来，连周宁也摸出了她的规律，见她放糖就问:“盐又放多了？”
杨红只笑而不答。吃饭的时候，杨红常常是笑眯眯地坐在那里，看周宁津津有味地吃。周宁起初还问她:“你怎么不吃？”后来知道她做饭时一路尝味，已基本上尝饱了，也不再询问，只管风卷残云般把饭菜打扫干净，知道这是对杨红最大的奖赏和鼓励。周宁是个好客的人，又爱喝酒，但杨红不会喝。酒桌上没有人陪着喝，就像谈恋爱没有对象一样，虽然可以暗恋，可以自恋，但都不过瘾。所以周宁很快就开始物色酒友。
那时他们住的是一幢有内走廊的青年教师宿舍，走廊两边是一些十平方米的房间，走廊有两米多宽，算是厨房，两边沿墙根儿都摆着煤气灶。一到做饭的时候，家家都在门前炒菜，一时锅盆齐鸣，蔚为壮观。
杨红从小就听父母说“吃得亏，拢得堆”，意思是说一个人如果不怕吃亏，就能交到朋友，所以杨红一向是不怕吃亏的。以前住学生寝室，都是别人不要的床位她要，别人不扫的地她扫，别人不倒的垃圾她倒，所以跟人处得很好，自己也未见有多大损失。现在住在青年教师宿舍里，做了菜，少不了请左右邻居品尝。同楼还住着几个未婚教师，也懒得自己开火，杨红就经常叫他们过来吃饭，一来陪周宁喝酒，二来也让他们打打牙祭。慢慢的，杨红做的菜在那栋楼就很有名气了。有时哪家请客，竟会提几斤排骨来，撂在杨红家，说一句:“做红烧排骨，今天下午请客要的。”杨红就洗净了，烧好了，放在那里，贴个条子，免得待会儿有人来拿时搞错了哪盘是哪家的。
杨红对周宁，起初也是执行着“吃得亏，拢得堆”的政策。不仅做饭，连洗碗也包了。周宁有个坏习惯，每次吃完饭，就要上厕所，小时候总是被他妈骂是“直肠子”，所以杨红想都没多想，吃完饭就把用过的锅盆碗盏什么的拿到走廊尽头的公用水房洗了。等周宁从厕所归来，杨红早已把一切收拾停当了。
杨红没想到政策都有个执行范围，超出了范围就会适得其反，就像汉族地区的计划生育政策如果照搬到少数民族地区就会引起强烈抵抗一样。
很快就有人打趣周宁:“嗨，你夫人出得厅堂，进得厨房，怎么会看上你的呀？”
周宁听了很得意，“肯定是我有什么闪光之处，她看得见，你们看不见。”
还有人见杨红在那里忙活，而周宁在外与人下棋打牌，就笑杨红，“嗨，田螺姑娘啊，你家那个耕田的什么时候回来吃饭？”
对面的毛姐就说得直一些，“杨红啊，怎么总是你在做饭洗碗呢？我跟老丁都是一个做饭，一个洗碗。做饭的不洗碗，洗碗的不做饭，公平合理，天公地道。”
杨红突然被人问到这个问题，答不上来，就说:“周宁他不会做饭。”
毛姐就一针见血地说:“说不会是假的，他要想学，还会学不会？你不也是刚学的吗？”
毛姐的丈夫老丁就在旁边添油加醋，“就是，就是，做得好不好是水平问题，做不做是态度问题。”
毛姐纠正说:“水平是可以提高的嘛，如果他真的爱你，心疼你，他什么样的事都学得会。”
杨红听了这些话，就愣在那里，突然想起好像别人的丈夫都做饭的，最少也洗碗洗衣服什么的，只有她，总是她一个人在那里忙活。她觉得毛姐的话有振聋发聩的作用：这不单单是一个做饭洗碗的问题，这个问题要从一个更高的层面来看，这能看出周宁疼不疼她，爱不爱她。谈恋爱的时候，都是周宁为她去食堂打饭、打水，用自行车驮着她去外面玩。现在刚结婚，他怎么就变得什么也不干了呢？难道爱情这么快就消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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