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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在县中念书时,他比我高一级,自然也早一年毕业、回乡。我那时已经影影绰绰听到过他在恋爱的传闻,传闻中的那个女生,是一位细高挑个儿的圆脸姑娘,有一双不大却柔情脉脉的眼睛。当我毕业回乡之后,第一次到他家里去拜访他的时候,他的新媳妇秀花,已经坐在小厦屋的土炕上给他缝衣做鞋了。据我所知,他的那位细高挑个儿的女朋友,毕业后考上医学院了。他是个农民,这之间的差别有多远,我是完全可以体味得到的,所以从来也没有问过他,也许我听到的传闻不过是捕风捉影。既然这个细高挑个儿的医学院学生已经使农家女子感到了威胁,而且使我的朋友惠畅陷入苦恼,我就有责任尤其有兴趣问问究竟。我直言不讳:“是医学院杨琴茹来信了吗?”

    “是她来了一封信,惹起了内乱。”惠畅也直言不讳地承认,“杨琴茹现在是大学生,我一个老农民怎能般配!这个蠢婆娘尽瞎猜!”

    “也许你和杨琴茹有不检点的行为,给秀花察觉了?”

    “没有啊……唔!我结婚后的第三天,她来了,气色不好。秀花看出一点意思……”

    “也许你心里还忘不了杨,对秀花热情不足,她敏感了!”我继续胡诌我从外国小说中看到的关于女人的议论,运用到惠畅的爱情矛盾中来,“人家说,女人对男人的敏感,并不受文化程度的限制,你可甭把秀花当傻瓜……”

    “这话很有道理!”惠畅说,“秀花虽然文化低,心眼可不少……”

    乡村上路贴着南源坡根向西伸展,河川里是即将成熟的包谷和谷子,叶子开始衰败了,好些田块里的包谷,棒子刚泛黄,饥馑的社员已经等不及熟透而提早掰掉了,留下空空的青秆还栽在地里。棉花的叶子紫红乌青,斑斑驳驳,田野里呈现出晚秋时节一片纷杂斑瓓的色彩。乡村土路上不通汽车,来往着推车挑担的农民或小贩,我和惠畅走着,长途步行的寂寞,完全被他动人的爱情的自白排除了——

    “我跟杨琴茹的关系,打个比方说,就是梁山伯与祝英台,一点也不过分。”

    “我俩在高一时是同桌,她是化学科代表,我是语文科代表。高二时排座位分开坐了,开始有书信传递。传递书信的形式五花八门,多种多样。她给我发化学作业本时,必定夹着一封信;我给她把回信又夹在她的作文本里送过去,如此这般,杨琴茹写给我的情书,有30万字;我回给她的,有50多万字;其中有许多抒情诗,她的诗写得比我更细腻,属婉约派。如果有可能,譬如我将来成了世界著名作家,我就准备把俺俩的信按时间编排下来,稍做整理,就是一部两卷本的长篇小说。我敢打赌,那将会是一部引起轰动的畅销书……”

    “你甭打岔,亲吻的问题我后头再说。老师不准学生谈恋爱,怕影响学习,好多人偷偷地谈着哩!我们俩可真是没有因为恋爱影响学习,反倒是促进了学习的劲头。要是稍长时间不给她唱一段赞美诗,我就心慌意乱,心里捉不住学习;看了她的信,我就心地踏实,劲头倍增了。所以说,老师虽然动机很好,方法却不妥,我们都是20或超过20岁的人了,够婚姻法规定的结婚年龄了,我可不像梁山伯那么傻,同窗几年还认不出祝英台属雌属雄,我可是一下子从她的眼睛里发现了,她喜欢我,而且十分喜欢我,我就大胆地写给她一封长信,专门描写她的眼睛,头一句就叫她心灵震颤:你的细眯的眼睛(恕我客观)令我难忘,似乎是一个地下湖的缝隙,蕴藏着无限深情……她被我打动了,给我很快送来回信。每一次通信的末尾,都缀着俩字:吻您。可是,我们实际上只是纸上接吻,没有……唔!毕业离校的那一晚……”

    “开完毕业联欢晚会,我们俩就走出校门了,沿着学校后边的河岸朝下游走着。月亮很亮,空气清爽。她没有洗去上台唱歌时涂在脸上的胭脂,我也没有擦掉饰演秦腔《游龟山》里田玉川时涂在眉毛上的墨汁。我们俩走着,瞅着对方化了妆的脸相,她笑我,我也笑她,笑着笑着就……接吻了,胭脂和墨汁抹得两人的眉眼一塌糊涂!我们立即跑到河边洗掉了……这是我们第一次接吻,也是最后一次……”

    “她接到录取到医学院的通知书,立马跑到我家来看我,我名落孙山了。她鼓励我明年再考,我假装同意,怕她失望呀!她走后,我睡了三天,就同意了家里给我订婚的主张,跟媒人引来的秀花见面了,模样挺俊,不比杨琴茹差多少,看来也腼腆,就订下了!仨月没过,她就过门了,枕着我的胳膊睡觉了!杨琴茹得知消息,跑到俺家,怎么也掩饰不住,让秀花从她的痴痴呆呆的神色上看出破绽来了。我送她到村西的大路上,她哭着跳上车子走了……”

    “你不理解我的行动?其实很简单。我现在是个农民,和她一个大学生要生活在一起,你想想这样实际吗?你说我结婚太早,这对。我也想过,等我在文学上取得成绩,功成名遂,再去花好月圆;可是,我如果永远也奋斗不出一点名堂呢?我这人,你可能觉得浪漫,切身问题我却很实际。我和秀花结婚,就是把自己定在一个终身农民的基点上,如果能有所成就,当然十分好了;如果一事无成,秀花也不会嫌弃我是个农民。这样,我心里无所牵挂,我死心塌地自学文学,连再次参加高考也放弃了……”

    “我努力将她忘记。把一个丈夫应该给予妻子的一切都给予秀花,为此,我和琴茹不通信了。我也给秀花如实坦白交待过这一切,企图使她理解我,帮助我。她听时倒能同情我,可是,前日一见琴茹的来信,心里又起疑雾了,我才觉得给她坦白得太彻底,是失策……”

    听完惠畅的叙述,不仅他自己动情了,我也动情了。我也出身于低微的贫穷的农村,在同类问题上完全能体味他的苦衷,纯真的浪漫的爱情,和极度贫穷的家庭经济状况的矛盾,无法统一,也无法回避。我深为钦佩他的抉择的干脆利落,更为钦佩他在文学事业的追求上所作的如此长远的打算,以及下了这样重大的注头。可以说,他的婚姻问题的处理,完全是出于对事业的服从,这需要怎样的理智和残酷的感情割舍?

    夏日的夜色缓缓来迟,我们不知不觉中已经走进水沟村了。我们已商定好,在这儿过夜,明天一早赶往城郊汽车站。听说水沟村有两家农民偷偷开的黑店,每晚每人只收三角钱,正好适宜我们的经济基础。晚上本可以赶进城里,旅馆的住宿费是无法支付的。我们已经忘掉了那位痴情的医学院的女生,开始向一位村民打问,谁家开着店子……

    水沟村真是名副其实,由两条沟组成,从东南边那条沟里流下来混浊的泉水,沟底落积着污黑的树叶,容纳了半个村子里居民的排泄物,水已变成黑糊糊的臭流了。从西边伸展过来的是一条干沟,晴天里没有流水,已经变成一条自然的通道。两条沟在源坡下交叉在一起,有一座小小的土桥,跨上这上桥便是进入水沟村的第一步。

    我俩站在土桥边,同时在猜度,黑店在哪条沟里开着?往干沟里瞅瞅,再往流水的南沟里瞧瞧,沟里全是倚着崖壁而凿成的一孔孔窑洞,窑院前的平场上,零零散散地竖起一座座后墙特高而檐墙甚矮的厦屋,经一位老者指点,我们就沿着干沟走进去。

    沿着干沟走上去,他巡查左边,我睃巡右路,走到沟腰里,我终于在一座厦屋的土坯山墙上,看到一块小得有点贼头贼脑的招牌,大约只有一只锨板那么大一块木牌,挂在一根木撅子上,走近一看,木牌上写着两个畏畏缩缩的黑字:客店。我猜想,既然是黑店,当然不敢明目张胆地张罗出一张醒目而体面的牌匾;这只小牌,大约只是在日暮天黑时挂出,给急于投宿的行人指一指所在,白天就要摘掉了。

    惠畅已经叩响了土垒门楼下的黑色门板。

    小院里有轻快的脚步声,门开了,一个彪形大汉站在门口。

    “请问。这儿歇客吗?”

    “歇。”

    “住一宿多少钱?”

    “五毛。”

    “有便宜点儿的铺位吗?”

    “一律五毛。”

    我和惠畅对看一眼,大约都在心里盘算,能不能支付这一笔住宿的开销。我身上只装着一张红色票面的一元币,住宿花去五毛,坐公共汽车进城票价要二毛,来回四毛,那么剩下一毛票儿,只够喝开水了。我正在为难,惠畅已经转身走了,转过头来招呼我说:“走吧!我已经瞅好一个地方了,火车站候车室挺宽敞!”

    我和惠畅刚走下沟底,那位彪形大汉却站在沟楞上叫:“喂!四毛住不住?”

    “三毛。”惠畅很嘎气地说,“我不会罗啰嗦嗦地讨价还价。”做出不耐烦的高傲神气,立马要走的架势。

    “三毛就三毛吧!”彪形大汉口气软下来。

    两间厦屋,一铺用土坯盘垒的土炕,铺着一页蔑条很粗的苇席,叠垒着几条补疤联着补疤的被子。我立即看出,这厦屋其实并不是职业性的店房,而是地地道道的农家住屋,不过在光席上多搁了几条破被子罢了。脚地上放着一条长板凳,凳面横竖着沟沟道道,使人会产生一种百年古物的直感。

    彪形大汉用黑釉瓷盆端来半盆已经凉透的开水,放在靠墙根的白色板柜上,就冷着面孔说:“现在交了房钱,明早迟走早走请便。”

    我和惠畅又对视一眼。他大约怕我们天不明起来溜掉,每人就立即交出了三毛票,我们明早起得早,倒是省去了麻烦。

    彪形大汉收了钱。装在短袖蓝布衫的口袋里,没有走出门去,却在长板凳上坐下来,点着旱烟袋后,随口问:“二位从哪儿来?没有行李?”

    他大概把我们看成肩挑山货进城的脚夫了,却不见行李。惠畅很爽快地说:“我俩到城里去开会。”

    “唔!你们是队干部?”他扬起头,重新打量我们一眼,“既是干部,你们该是懂政策的,敢问这‘瓜菜代’年谨,还得多久?”

    “快了!相信党和人民,困难很快就会过去的,今年比去年不就强一大截吗?”惠畅给他宣传,鼓励,“今年的秋田比去年好,生产队分的粮食肯定多些……”

    “嗬呀!人真是饿得撑不住了哇!”彪形大汉叹着气,“盼得明年雨水好……”

    煤油灯盏昏暗的光亮里,我打量着这个彪形大汉,敞开着短袖衫儿的前襟,露出肌肉棱蹭的紫红的胸脯,卧蚕眉,条形大眼,直通通的鼻梁,阔大的嘴巴,真乃一条关中大汉的体魄。从这样强悍的体魄里发出的哀婉的叹息,使人感到如此别扭,真亏他长着这一架派势!照我推想,这样强悍的躯体该当有英雄的豪言如雷轰击,才显得与他的体魄相协调。我不由地问:“你做啥营生?”

    “种地嘛!叼空到长乐坡‘拽偏套’。”他淡淡地说,“队里去年没决分,今年也玄乎。干一年白干了,没个指望。我到长乐坡去给人力车挂偏套,从坡下拽到坡顶,二毛钱,一天能弄两三块,买点高价包谷,就这……”

    我忽然意识到,我和惠畅虽然也免不了挨饿,却不觉得绝望和悲哀,是因为有那么一个虽然遥远而总是存在着的理想的目标,在诱惑我们,鼓舞我们,苦也不觉得太苦了。而眼前的这位彪形大汉呢?他自然没有想入非非的念头,也不会有将受大任于天的自我安慰吧?他的悲苦可能就双倍地沉重了。

    “你该是在队里好好干,发展集体生产,困难就克服了。”惠畅不忘记自己是党的宣传员的责任,宣传群众,“光靠拽偏套顾眼前不是办法……”

    “需得队里换了队长,换上好人,我就有指望了。”他摇摇头,“你们不知,现在的队长哇,一把能扣出六道渠儿……他不会长了,社员联名到公社告状了,党委杨书记说今冬整队,俺水沟五队是重点,我等着……”

    他又叹息一声,捏着烟袋出门去了,沉重的脚步声,响到后院的窑洞口去了。

    彪形大汉回窑睡觉去了,却把沉闷的气氛留在我们住的厦屋里。

    “会有的。一切都会有的,”惠畅摹仿瓦西里安慰妻子的声调和神态,顿时把厦屋的气氛烘托得轻松了,“粮食会有的,面包也会有的……”

    我们脱光衣服,只穿条短裤头,把棉被拉开一角,就透出一股酸臭的汗腥,没有办法,盖住肚子睡吧。炕头横竖扔着几个木头做成的条形六面体,这是枕头,上面渗着黑紫色的油渍,也许有无数的脑袋享过它的清福了。

    我们躺下来,依然兴致勃勃地讨论托尔斯泰和《安娜·卡列尼娜》……

    我刚迷糊入睡,就被惠畅的惊叫吵醒。

    “第三次世界大战爆发了——”

    我睁开眼,惠畅穿着短裤站在脚地,早已点燃油灯。我莫名其妙,他又在恶作剧吧?

    “飞机,坦克,装甲车,全面进攻!”

    他说着,哈哈哈笑着,掌起油灯,在炕边上寻着,搜着,忽然大叫一声,脸色都黄了,尖声悲哀地喊:“我的妈吔——”

    我跳下炕来,接过他手中的煤油灯,在他看过的地方查看。老天爷!臭虫从墙缝里爬出来,排成一条军用地图上的箭头似的长线,一直连到炕席上。整个三面墙壁上,有这样七八条由臭虫组成的浩浩荡荡的大军,长驱直入,向炕上睡熟的活物偷袭,一见灯光和人的声息,那些大的小的臭虫大军,立即溃散,纷纷逃匿隐蔽到墙缝里去了。我吓得浑身冒起一层鸡皮疙瘩,直想呕吐,坐在长条凳上,又蹦起来,似乎那百年古物的缝隙里,也埋藏着这样的甲兵。

    “话说托尔斯泰和曹雪芹,一路走来,已觉腹饥腿沉,就在水沟一家客店投宿。盖的鸭绒薄缎被,枕的落风软枕,正睡到好处,忽闻飞机轰鸣,震耳欲聋,睁眼一瞧,万千饿蚊翻腾俯冲,扑面而来。两人正在惊慌,忽见四面山野里,摆出六六条长龙阵,装甲车和坦克铺天盖地,如同潮水般围卷过来……托尔斯泰丢了安娜,曹雪芹甩掉红楼里的小姐丫头,夺门而逃……”惠畅站在脚地,即兴演讲出顺口胡诌的评书,已经笑得前俯后仰,我也捂着肚子,只觉笑得疼痛难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