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六节

    这是初夏一个平平常常的日子，太阳从秦岭东山群峰的巅顶冒出来，向西南方运行，空气燥热。这一天，冯家滩的平静的生活失去了正常的节奏，变得有点纷乱了。
    从天明开始，两辆延河牌载重汽车驶进冯家滩，到三队砖场来拉砖。满载新砖飞驰的汽车把街巷里的尘土、鸡毛和草屑搧起来；卸了货，又哐啷哐啷响着开回村里来。
    配种站也在今天开庄。一大早，从外村来的陌生庄稼人，拉着自己的母牛趁着天凉赶来了，好多庄稼人围在三队饲养场门前看热闹。女人们是避讳这样不太文雅的场合的，全是男人们打诨调笑的声音。
    马驹心里被一种激情鼓舞着。一位采购员告诉他，想不到三队第一窑新砖质量竟然这样好，他们宁愿多绕几里路，专门买三队的货。马驹心里是难以抑制的喜悦：第一窑砖，十二万块，价值四千多元，今天进入三队空空的账本了。
    “德宽哥，看清了吗？质量！质量是关键。”马驹大声说，“你算算，小河两岸这几年办起了多少砖场？好货不愁卖，全凭质量争前景哩！”
    “我心里明得跟镜儿一样。”一向言语谨慎的冯德宽，口气也硬朗了，“制砖，晾坯，装窑和出窑，都得把关，砖才四楞饱满。这有我负责。火工有郭师傅，那河南老哥可靠。”
    “把这笔钱，还是要抠紧，不敢乱花。”马驹和德宽用商议的口气说，“医疗站上的开支怎么办呢？彩彩说她手里没钱了，夏收快到了……”早晨，他在街巷里碰见彩彩，想到前日在河湾里她拒绝回答他的话，就有点不好意思。彩彩却老远就叫“马驹哥”，声音特别亮。待他走到跟前，看见彩彩满脸喜悦地盯着他，说是医疗站上的资金所剩无几了，她问过大队长，大队长说土地下户了，医疗站该当解散了。她说：“解散当然太容易了，问题是社员从外头医院看病回来，还寻她打针；谁有点小伤小病，犯不着跑远路去医院，也照样寻她来，怎么办呢？”她说着，盯着马驹，问他怎么办。他笑着说，散是不好散的，让他和德宽商量一下。
    “问题牵扯一队和二队，他们不给钱，咱们三队一家给钱，负担不起呀！”德宽说，“这事本该大队长出面，召集三个队的干部商量一下，不难解决。”可大队长根本不理事了，他跟康家村康老三合买了一辆汽车，正在西安和西宁之间搞长途贩运哩，哪有心思去解决什么医疗站的资金问题呢！德宽为难地说，“咱们队单独给医疗站出钱，其他队社员看病咋办呢？”
    “收款，”马驹说，“三队社员的这点福利，我们保持住。其他队的社员嘛，我们队里负担不起，没有办法。”
    “只有这样了。”德宽说，“那两个队账上空着，没有钱，拿不出医疗费。”
    “你给会计说一声，先给彩彩支出一百元。”马驹说，“夏收到了，没有常用药品不行。”
    “只要咱的砖场多烧一窑砖……”德宽说，“一百二百元有多难嘛！”
    “实话。”马驹赞同说，“咱们这两项副业，现在看来都不错。这样干上两三年，你看吧，咱们何止是为社员解决一二百元药费的问题……”
    “马驹，我想赶夏收前，把这一窑货也烧出来，再装上第三窑。咱们割麦，让郭师傅烧火，生意红火了，就要趁热打铁。”德宽心劲也很高，“你想想，一窑货烧得十二万，四千多块，买多少麦子呢？”
    马驹会意地笑笑，算是回答，在这样令人扬眉吐气的时刻，他想到另一位和他共事的人来。遗憾的是，他昨晚去找牛娃，没有谈得拢。牛娃跟他表哥的拖拉机跑短途运输，每天二块半，对三队的砖场和牛场不感兴趣了。
    “牛娃前日见我，让我给他作媒哩！”德宽告诉马驹，“昨晚我过河去了，那女人对牛娃挺满意，只是弹嫌牛妹脾气太倔……”
    “有这事？”马驹惊喜地问，“怪道昨晚我去找牛娃，大婶说，‘你甭拉扯牛娃了，俺牛娃急等用钱哩。三队收入再好，俺等不得……’老婶子没有说明，牛娃也没给我说。”
    “我给那女人解释说，牛娃要是有了媳妇，性子就绵软了。”德宽很得意自己的本领，“那女人后来就……差不多了。”
    “要是必要的话，咱俩今晚一块过河，非说服这个女人不可。”马驹热心地说，“可别给咱牛娃错过了。”
    “那当然好。”德宽说，“咱俩去说，准保……”
    两辆卡车卷着滚滚黄尘，又开到砖场里来了。德宽笑着去招呼他们装砖，马驹又转到饲养场门前来了。来娃蹦达着一双短小的腿脚，急得满头大汗，兴奋地告诉马驹，说是有好些邻村的庄稼人又来询问配种的情况，有的农户，其实牲畜还没发情哩，就先来挂号排队了。
    马驹愉快地听着来娃哥的话，帮他干着活计，看着那两个高中生把一头母牛领进框架里去，心里舒畅极了。三四天来，因为去不去县饮食公司当司机的思想波动，已经过去了。鼓舞人心的胜利，令他情绪高涨，胸襟舒畅。冯家滩三队已经转换过来的生气，实在令人走路带劲，吃饭有味哩！
    “听说你打算买种驴，有没有这事？”一位老汉问，“啥时间买呢？”
    “种驴……正在交涉。”马驹给老汉耐心解释，“咱看了几头，没看中。正在跟畜牧学校联系，要买一头纯种关中驴。”
    “有种驴就好咧；”老汉说，“马用驴配，生骡子，种驴骨架好，生下骡驹才出色……”
    马驹和陌生的外村来的老汉说着，来娃又跑过来，指指村子中间，示意有人叫他呢。马驹一看，母亲远远站在村巷里，向他招手，急急火火的样子，又有什么事呢？
    父亲的脸色多难看呀！马驹一走进小院，简直吓了一跳。父亲坐在槐树下的石墩上，用草帽搧着凉，灰白的连鬓络腮胡碴儿显得芜杂了，汗水从脸上流淌下来，粗大的鼻翼在翕动着，似乎浑身都在哆嗦。怎么回事呢？
    “你说，到底是你不愿意干，还是人家安国……”
    景藩老汉看见儿子进门，早已忍耐不住，“你反倒说安国把名额给旁人了……你居然蒙哄我！”
    没有任何回旋的余地了，马驹苦笑一下，坐在一边。本来是怕惹父亲生气，现在看来是难以避免这场冲突了。马驹只好诚实地坦白说：“你甭气，也甭急，有话缓缓地说。我怕惹你生气，就那样给安国叔说……”
    “你——嘿！”
    景藩老汉气得嘴唇哆嗦，手脚颤抖，一时间话也说不顺畅了。
    昨日马驹回来告诉他名额让旁人占去的话，他初听时信下了。比他有势力的人顶掉儿子的司机位置，是可能的。奇怪的是，儿子失掉这样的工作机会并不难受，反而更有劲头地在砖场和饲养场跑腾，这就令人生疑。一早起来，景藩老汉在村口爬上装满砖头的卡车，进了县城。老汉一见安国，听得安国说明原委，一下子气得煞白了脸……他一口水够不得喝，一口饭更咽不下，走出县城，又等见那辆到冯家滩拉砖的汽车，气鼓鼓地回到村里来了。
    “你说——”景藩老汉紧盯着儿子问，“你愿意不愿意？”
    “我不想去。”既然回避不开，马驹就实说了。
    “你不想去！哼！”景藩老汉呼地一声站起，大声吼喊说，“你想做啥？你死守在冯家滩，想干啥呀？啊——”
    “你甭喊叫，爸。”马驹劝父亲。父亲毕竟是党支部书记，不同于一般庄稼人。父子间的矛盾已经扯开，不如把话说明白，也许更好。他冷静地说：“有话你慢慢说。事情弄得惹你生气，也怪我没有细细给你说清白。我想跟你说说心里话，你听了，哪些不对，你指教我……”
    “你眼睛睁得大大的……硬往泥滩里跳嘛！”景藩老汉气得声音变了调儿，恨铁不成钢地说，“我翻前倒后地给你说了多少道理，你不听……你将来后悔了，跟不上了！”
    “我不后悔，也不抱怨你。”马驹说。
    “我拿我一辈子的教训给你说，还拿志强的下场作比方，还……还说过何家营党支书何永槐的意见。”景藩老汉稍微平静下来，委婉地劝儿子，“这些人在农村干了一辈子，哪个没本事？哪个不使劲？你不听人劝，还要……”
    “爸，你和志强叔，受早先那错误政策的苦害，公事没办成，自个也受苦了。永槐叔可能一时还不理解党现时的农业经济政策，他慢慢总会理解的。”马驹不急不躁，想说服父亲，“我的看法，现时党的农业经济政策，得人心；要想在农村成点事，现在正是时候。”
    “地分了，牛也分了，各家打各家的算盘，各人寻各人挣钱的门路，人家谁要你管呢？”父亲说，“你眼睛瞎了吗？难道看不见？”
    “地是我分的，牛也是我分的，我怎么看不见！”马驹说出自己的看法，“新的问题出来了。咱们村里，一个人水、旱地分不到一亩，一年只忙秋夏两月，庄稼人闲下做啥呀？咱村年年回来一二十个高初中毕业生，做啥呀？有手艺的人凭手艺挣钱，多数庄稼人寻不着挣钱的门路哩！叫我看，大队和小队干部，要帮助社员找活儿干，提供挣钱的门路。劳力不能闲下呀！”
    “你看看而今的社会，谁不是为自个谋算？”父亲粗暴地打断马驹的话，“你小子倒想得好。”
    “谋私利的人是有的，可能为数不少。”马驹承认父亲说的社会现象，“可是只谋私利不管群众，总不是共产党员应该做的嘛！你托安国叔找门路，也是……”
    “也是谋私利！”景藩老汉抢先说出儿子要说的话，满口应承，象是报复似地说，“我过去只为众人谋利益，结果呢？挨整挨斗，没完没了地‘斗私批修’，我现在才知道该给自己谋点……”
    马驹看着父亲灰白的须发，深深的横着和竖着的皱纹，心里叹惋，虽然年近六旬，父亲还是苍老得太甚了。批判，斗争，没完没了的“斗私批修”，不仅没有使父亲这样一个共产党员保持住革命的热情，反而从一个群众拥戴的基层干部变得私心重重了。他怎么说服父亲呢？他心里很不平静。大道理父亲可能比他听得多几倍，还容得他给他讲吗？马驹想到来娃，终于很动情地说：“爸，那天晚上，来娃在饲养棚里给我说，‘土地和耕畜虽然分户经营了，共产党在冯家滩的支部没有散伙嘛！’他还心地踏实地相信，党支部帮他治穷致富哩……”
    “哼！”景藩老汉讥诮地发出一声鼻响，说，“政策一天三变，我连我也致不了富，我能帮他致富吗？”
    “爸，你怎么老是怕变呢？过去那些死套套不变，农村有前途吗？那些极左的东西整了你，斗了你，不变行吗？你倒反而怕变！怪事！”马驹也有点急，“我想，往后政策就是有变，也是往更完善的地步变哩嘛……不管怎么变，爸，我觉得有一条没有变：共产党为人民这一条没变……”
    “哈呀！你娃子倒给我上‘政治’了！一边歇去吧！我的党龄比你娃的年龄还长一节子哩！”景藩老汉声音又高了，粗了，“我不跟你说这些话。你现在只说一句：去不去？”
    马驹闭了口，气咻咻地扭过头去。父亲是党支书，现在竟然象一般落后老汉一样使出混闹的架势，他该怎么说呢？反正已经给安国叔回过话了，那个名额还没被旁人占去吗？父亲问他去不去，是什么意思呢？
    母亲一直注视着父子俩的谈话，没有开口。关于政策变不变，关于共产党员应该为谁谋利益的争论，她插不上嘴。现在到了她该说话的极好时机了，一开口也是恨铁不成钢的急切的口气：“你爸给人家安国好说歹说，赔了好话；人家安国还算瞅了你爸的老脸，现时还跟得上。”
    “你娃子过后想想，我为你好还是为你瞎？”景藩老汉委屈地说，几乎要流泪了，“我六十岁的人了，为你东奔西跑，拜了这个求那个……”
    马驹痛苦地低下头，说不出话来。
    “再甭傻想咧！”母亲走到他身边，拍着儿子的肩膀，“你看看，谁能把冯家滩治好？神爷也不成。”
    “去，后晌把车子骑上，行李带上，到你安国叔那儿去上班。”父亲压抑着愤恨，勉强使出和悦的口气说，“人家车上等着用人哩！”
    “爸！”马驹动情地叫，“你让我跟三队的穷弟兄们试着干一场吧！干成了，算是实现了你跟志强叔过去的愿望；干不好，我不后悔，更不能抱怨你。我看而今的农村政策，很好，正是成事的……”
    “你说干脆点——”父亲似乎已经忍无可忍，打断他的话，“去不去？”
    “爸！甭这么逼我……”
    “滚！”父亲手一挥，细瓷茶壶从石桌上被摔到槐树根上，粉碎了，“你给我滚！”
    马驹一惊，看着父亲暴怒的脸膛，不知该怎么办了。父亲自小疼爱他。他是一家人里的“老小”，比哥哥和姐姐更多地受到父母的宠爱，他从来没见过父亲这样斥骂他。他呆立着，忍受着，等待父亲的盛怒快点过去。
    “你也太得死犟！”母亲狠狠挖了儿子一眼，走开了，“不听人劝……”
    “立马滚远！”父亲更加怒不可遏，指着街门，“我没你这儿，你没我这个老子，把你的铺盖背上，滚！”
    母亲大约觉得父亲话说得太绝，拉扯着扑到马驹跟前的老汉。父亲却更加暴怒，摔开母亲，转身奔进儿子住的厦屋，抱出母亲昨日刚刚拆洗干净的黄布被子，扔到马驹身上，指着大门说：“快滚！”
    母亲已经坐在台阶上，呜呜呜哭出声来了。
    马驹从木墩上站起，把被子背在肩头，瞧着父亲痛恨已极的脸，声音沉重地说：“爸，我可以走。你想想，社员当初为啥拉扯住你留在冯家滩？你是共产党员，大伙相信你。他们现在留我，我觉得比金子还贵重的……我什么都可以不要，就要这一点。我不是和你有意执拗呀……爸！”说罢，马驹走出门去了。
    门里门外早已拥进一伙乡党、邻居，劝着暴怒不息的景藩老汉，拉扯走出门去的马驹。
    蹲在街巷里树荫下吃午饭的男女社员，关切地询问，诚意地吁叹。马驹不好再说什么，背着被卷，只顾朝村子东头走去。怕惹得众人笑话，结果终究难得避免……到哪儿去呢？马驹茫然走过村巷，忽然想到了砖场，那儿有德宽哥搁置零碎家具的窑洞，就到那儿暂时安身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