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那间小房子

    牛王砭小学座落在一道砭坡下，门前是一条小河，砭坡上排列着大大小小几十个村庄。缓坡上是纵横摆列着的极不规则的田地。陡坡上生长着一岁一枯荣的杂草酸枣棵子。那些随处可见的红石子堆砌的卯坎，一年四季都裸露着干燥的红色，令人看了难受。村庄周围那些低洼的土层厚而水分足的地方，一团团桃杏的花云，象征着这贫瘠砭坡地带四季中最轻松活泼的季节，冬天里有大雪降落的日子，这贬坡也会呈现出刚柔互济的气魄。顶入不得眼的是夏末秋初，一场旷日持久的干旱，把坡地上的草木渴死了，干枯了，树木早早落了叶子，玉米苗儿尚未抽出缨花来，就拔掉喂牛了。整个山坡上，像火烧火燎过一样，看去使人难受。
    只有学校门前的这条河川，一年四季里都使人能感受到大自然的美的韵味。即使在干旱炙烤得贬坡上到处冒烟起火的焦灼时节，河川里也生机盎然。
    一条条自流灌渠，把河水曲曲折折地引进玉米地、棉花田和瓜园里。一架架黄牛或青骡拉着的叮当叮当响着的解放式水车，把清凉的地下水车上来，灌进刚刚显旱的田地。
    我常常打开后窗，坐在我的小房子里，看砭坡和河川四季景色的自然转换。
    学校座南向北，三排土木结构的房舍，用木橼裹打起来的黄土围墙上，春天有小草小蒿冒出来，入夏稍遇干旱，便率先枯死。校园里有粗大的洋槐，荫凉极厚，春五月的洋槐花香透校园的每一个角落，晚饭后常有教师在树荫下品茶或下棋。三排房舍，教室与教室之间夹着教师的寝室兼办公室，因为房舍欠少，皆是三人或四人一室，一人一张床，一张办公桌，中间只留一个走道出入。似乎没有谁嫌太挤，条件限制，只能如此。只有校长刘建国一人一室，因为是一校之长，负有某些秘密的工作责任的需要，大家也没有异议，也更不会说成特殊化。
    我最初在后排的一间房子，因为是小学高年级的班主任，所以稍为优待，三人一室。初年级的老师和科任老师，一般是四人聚居。自从我当了右派以后，就搬出了那个三人一室的办公室，颇有点依依不舍。三人虽然拥挤点儿，因为脾气相投，处得挺和睦，早晨不怕睡过头，晚上熄灯后可以聊天听闲话，从来不觉得孤寂。
    学校的东边，有一排坐东向西的小房子，不作教室，只让人住的小房间。南头两间是灶房，接住两间是水房，第五间就是我后来搬入的房子。第六间是原来的工友韩民民的住房，他因为我的替代而升为事务员了，最后一间是炊事员的住屋。
    韩民民是从农村招聘的工友，只在扫盲班里粗识一些常用字，会拨算盘珠儿，人却极灵聪。除了打铃搞卫生，因为上级没有拨调专职事务员，每逢开学结业的大忙日子，常是韩民民帮助买课本以及教案、粉笔、墨水一类杂物。他最喜欢的是替校长刘建国传达开会或什么临时通知，到各个房子去说一遍。小伙子年青，有点爱面子，常在上衣口袋里插两根钢笔，小分头用水抿得熨熨帖帖，努力要把自己提高到一个教员的规格，而不致使人觉得他不过是勤杂工。我的落难，使他得到了做梦也想不到的天赐良机。我来打铃、烧水、扫地之后，他就成为专职事务员了。他住在隔壁，杂物却依旧堆在我住的房子里，不腾不挪，每逢给教员发教案、粉笔和笤帚，就到我住的房子里来拿。令我感到安慰的是，他尚相信我这个右派不会破坏公物，也不担心我偷盗。
    “徐慎行——”他过去一直称我徐老师，说不上尊敬，这是学校里教师之间的习惯称呼。现在他直呼其名了，我也能想得通，“我在供销社把炭买好了，你去拉回来，这是票据。我还要去……”要去办的事自然很多，他很忙。
    我就拉起那辆学校里甚为宝贵的架子车，从牛王砭供销社把炭拉回来。
    每一次我做改造汇报的时候，第一个站起来说我交待不彻底的总是韩民民。他说某日某次我的铃儿晚打了整整一分钟，又说某日我打扫过的厕所里把脏物遗在了站台上，还有某一回的开水没有足滚。他是看见刘校长把鸡蛋冲成了一碗糊汤得到反证的，因为足滚的开水冲出的鸡蛋是呈絮状的。他的揭发往往使刘建国显出不耐烦，大约是他的讨好太显露，又在众人面前，而且讨好讨不到向上。不管怎样，我也无法记清某日某次的铃儿是否准时，水是不是足开，厕所里是否遗落下脏物，我都一律做出诚恳接受的姿态：我一定改正，欢迎大家监督……
    出门干活，闭门思过，谁的房子我也不想去，怕因此而玷污别人，于自己也惹是生非。我关住门，躺在窄窄的床铺上，看吊着蛛网的顶棚，看房子里堆得满满的杂物，废弃的粗壮的麻拧的井绳，破了口的蔫瘪的篮球，散了架的克朗球盘，缺杆少珠儿的毛算盘，都从墙壁上，地角里，桌子下朝我瞪着可笑的眼睛。我初来时的寂寞，而今觉得这堆积有用和无用物品的小库房，是我借以安身立命的最恬静的角落了。
    如果韩民民推门进来取什么东西，我立即从床上翻起来，站到地上，等着他取到东西走出门去，我再闭上门。他进这间小房，从来也不打招呼，推门而入，端直而出，如入无人之境，我也不觉得他对我有什么不恭。我有一条理由可以排解这种疑惑：房子本来就是韩民民的库房，他进自己的库房，自然不必敲门或打招呼这一套麻烦手续了。
    我躺在床铺上，不由地思索回味我的父亲给我起下的这个名子：慎行，由此又连想到弟弟的名字慎言，以及父亲临别时嘱咐我的座右铭：慎独。言语和行为，在一个人单身独处的时候，应该慎而又慎，就是这个意思，这个意思，我只有现在才体味到它的颠扑不破的正确性。回想在师范学校的生活，我真有点不敢相信自己，我多么轻狂啊！想唱就唱，想说就说，想玩就玩个痛快，简直跟疯了一样啊！如果我当时起码在心里给父亲的嘱言保留下一个小小的角落，在“鸣放”会上有一点警策的作用，我就对自己的言论谨慎了，就不至于说出刘建国“好大喜功”的意见来，就不会有今天的这种蹲不下又站不直的难受处境了。
    我如果彻底被打成右派，不是“中右”，跟右派们一起劳改，也许猪崽不笑老鸦黑了。唯其因为我是“中右”，比右派在性质上有轻重的差别，倒成了糟事，把我继续留在学校使用，改造，生活在许多好人中间，我就愈加顾影自怜了。我的体会是，站不直也蹲不下的这种屈腿弯腰的姿势，比站着或蹲着都更难忍受，大约是人的姿势中最难耐久的一种姿势了。
    我再不能不慎言慎行了。
    我取出笔和墨盒，墨盒干涸了，毛笔也干涸了，用水泡一泡。我找到一块书页大小的硬纸蘸了墨，写下了对自己的警告：慎独。我把它贴在床头，使我无论坐着或躺着都能看到。我感到了内心的惶恐，绝对需要这样一张护身护心的神符来佑护我，再甭出乱子。
    过后两天，刘建国走进我的房子，一来就瞪着两只煞有介事的眼睛，在我桌边的墙上睃巡，而终于停在床头的墙上。他严肃地看一阵子，并不是欣赏我的书法，转过身说：“这个东西给我。”他未经我应诺，已经从墙上撕下来了，一句话也未说，径自走出门去了。
    当天晚上，临时召开教师会，提前让我作改造汇报。没有人对我的汇报感兴趣，对“慎独”两字的批判一下子就成为会议的中心主题。我预知，会议之前，教员们早已得到批判的目标了。其余人的分析可以略去，刘建国的分析是校长的水平，自然高了一筹，深了一层——
    “‘慎’什么‘独’？你的错误难道是不‘慎’的结果吗？如果不从思想根源，阶级立场上彻底改造，怎么‘慎’得住呢？这种封建修养的方法，怎么能救得了你的反动灵魂呢？”
    我的头上冒汗了。这些尖锐深刻的批判，使我连喘气的力气都没有。我回到房子，躺在床上，我父亲尊为至明的处世哲学，也不管用了，我想钻在这张护身符下求得安宁，反而招灾惹祸了，怎样才能拯救我的小命？
    我清楚记得，这张座右铭贴上床头后，只有韩民民来过我的房子，一定是他报告了，为了这个座右铭，我整整交待了三个晚上……
    三、四年过去了。
    我被通知说，可以任课，按教师对待了。
    我竟然感动得热泪盈眶。
    不过，半月没过，我就陷入自身的烦恼。为了体现按教师对待的精神，把我从那间小库房调出来，插入一个二人居住的教师宿舍。学校里增添了一些房舍，教员住得稍松了。我在这个宿舍里不仅黑天睡不着，白天也不自在。我总是处于一种高度的紧张状态，惶惶不可终日。莫名其妙地对人家笑，对同宿舍的老师或到这个宿舍来的老师说下的话，一律说：“对对对！”其实许多话我根本就没听清内容，嘴里却不由自主地“对对对”地应诺着，惹得大伙发笑。我愈发窘了，也愈紧张了。
    我去上课，突然觉得我不会说话了。我的脑子里的语言仓库全部关闭了，一个词儿也拿不出来，而且十分紧张。尽管我带的是地理课，也不敢讲，急得头上冒汗，只会照课本往下念，学生已经乱得像一窝雀儿了。
    一按教师对待，我就要参加许多会议，这是更难受的时刻，往常，我是右派，一月里做一次改造汇报，坐在一个偏旁的角落。现在，和别人坐得近了，我很紧张；坐得远了，又显出我不太合群，会议室没有我坐的座位了。尤其是非做不可的表态性发言，我未说先流汗，总怕说错了什么……
    我向校长赵永华提出要求：让我做事务工作，让我再回到我的那间兼作库房的小房子。我再三解释，不是使性儿，也不是有什么不满意见，而是事务工作更适宜于我干，保证干好。
    刘建国在一年多以前，调县文教局当人事干部去了。赵永华调来也一年多了，我很少跟他有什么接触，只是偶尔听见韩民民在炊事员杨师傅跟前嘟嘟哝哝新校长的什么话，我就觉得他可能在赵永华跟前不如在刘建国手下感到畅快如意。赵永华听了我的要求，很随便地说：“你如果觉得事务工作更合适，你就干，别人还看不上这工作哩！”他告诉我，正好韩民民要调走，到县文教局的物资供应点上去，学校正好缺事务员。
    一经赵永华允诺，我当下就把被卷行李搬回了我的那间小库房卧室。一躺下来，我闭上眼睛，浑身都舒适了。我忽然想到了蜗牛，蜗牛钻在它的壳里一定很舒适。要是打碎螺壳，把它牵出来，它可就活不了啦。我刚搬进这小库房时，感到压抑，感到杂乱，感到孤寂，想到和高年级那两位教师同居一室的愉快时光。久而久之，我像蜗牛一样适应了螺壳，蜷缩在螺壳式的小库房里才舒服，到别的房子里反而觉得活不了啦！
    我去买煤，买了煤就亲自拉回来，绝不让从生产队里雇来的校工小朱干这些。我常常抢在小朱前一步打了铃，打罢又向小朱道歉，全是我过去打铃打下习惯了。尽管如此，我觉得十分满意，我虽不代课，却是事务员，事务员也是教职工，和教师一般对待。
    有一件事伤了我的心。
    大伙都去县上听报告，赵永华让我看门。看门其实正适合我的心愿，我怕开会，怕在会上遇见熟人，更怕遇见速成二班的老同学，尤其是怕碰见田芳。可是那天晚上，大伙听完报告回来，我才知道，会上有一个震动全国人民的消息，说我们国家发现了一个“大庆油田”。教师们为猜测这个油田的具体地址而争论不休，谁也说不服谁。我后来才知道，这样重要的报告，上级规定有几种人不能听，以免给帝修反泄密。我自然属于那几种不准听的人中的一种。
    我暗暗警告自己，老老实实蟋在螺壳里吧！甭张狂，还是没有资格和一般教师同样对待哩！还要——慎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