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哦!故园,故园

    徐慎行同学:

    定于本月二十日上午在母校举行学友聚会,请您拨冗参加。专此

    致礼

    速成二班

    1980年8月12日

    我的手颤抖着,泪水模糊了眼睛,擦一擦,又涌流出来了。速成二班……速成二班……我的那个速成二班啊!像一道急骤的电闪的亮光,把我尘封的脑壳炸乱了,把我的心抖底搅翻了。

    多么遥远而又亲切的记忆——速成二班!速成二班——多么温暖而又自由的天地!我的心里一闪出这个名称,几乎承受不下它带进我霉腐的心室里的清新温润的春风,要昏厥了。

    田芳,一想到速成二班,第一个蹦到我面前的就是田芳,那个白毛女,那个从我身上揭掉了蓝袍礼帽的田芳,她肯定要参加这个老同学的聚会的。缺了她,该会多么令人扫兴。不会缺她的,我安慰自己,甚至猜度这个别出心裁的聚会就是她出的点子呢。

    八月二十日,一年中极其普通的一天,不是新年佳节,也不是纪念性节日,我渴盼这一天的到来,比小时候盼望过年的心情还要焦急。

    微明中,牛王砭小镇掠过凉飕飕的晨风。我乘头班公共汽车进了县城,又换乘去山门镇的公共汽车,终于站在师范学校的门口了。

    校史悠久的师范学校已经改为师范专科学校,属于大专建制了。砖拱木顶门楼变成了四方水泥立柱的钢条大门,从大门通到教学区和宿舍楼的窄窄的砖铺甬道,已经改换成水泥路面了。迎面是一幢三层教学大楼,外观十分漂亮,原先的一排排平房大多已拆除。二十五年的时间,毕竟使我感到了惊奇的变化。

    树权上挂着一块硬纸板,画着一只箭头,把聚会的地点指向后操场。暑假里没有学生,路道上和花坛里,落着一层树叶,有点荒凉和空寂,而我的心仍然止不住激动起来了。

    操场的围墙根,高大的洋槐树组成一道屏障,在草地上投下浓密的荫凉,这是我们亲手栽植的,栽时不过酒杯那么细,而今已经桶粗了。草地上,站着或坐着一堆人,在聊着天。我走到跟前,听见有人在叫我的名字,有几个人跑上来,握手,搂肩……老天爷,一个个全都变成老汉老婆了!

    我止不住热泪滚滚,和伸到我面前的一双双手紧紧握着,看着一副副皱纹巴巴的脸,我无法与印象中的那些青春焕发的脸膛联系起来,流逝的岁月给我心里留下的巨大的差异无法弥合;他们的心里也是这样感受这四分之一世纪的时间差的吧?我从他们一个个瞧着我的惊异的眼神里看得出来:你怎么老成这样子了?哈呀!瞧你,秃顶多厉害!

    我握住了一双手,心里一震,那双细软的手也在用劲儿握着我的手。我相信,闭上眼睛,我也会准确地判断出田芳的手来,她的眼角有细密的几缕纹络,鬓角有几丝银白,而那双眼睛,似乎还是二十五年前的那双眼睛。当我们的眼光相碰的一瞬,我的心似乎一下子沉下去了,脑子里也中止了一切思维。我没有向她问好。她也没有问我好。我们竟然相对无言,默默地呆站着,手却握得粘在一起了。

    我和她在草地上坐下。几位同学围住我,问我平反了没有?问我的孩子的安置状况,我也很关心他们的工作和家庭。田芳坐在我旁边,她什么也不问。我也没有问她,丈夫在哪儿工作,几个孩子,工作或是上学。我不问不是因为我了解,其实我什么也不知底,不知底儿也不想知底儿。

    “你……身体……好吧?”我终于问。

    “还好。”她笑笑,“你也……好吧?”

    我点点头,又流泪了。

    录音机在播放着优雅的舞曲,篮球队长何长海已经和一位老太婆——二婶的饰演者跳起舞来,又有三五对儿舞伴也跳起来了。田芳对我说:“咱们跳跳吧?”

    我有点慌乱,连忙摇头摆手。

    有几个同学在吆喊,催促我和田芳上场,他们或多或少知道我和田芳的遭遇,催促的意思是很明显的,我涨红了脸,对田芳说:“你跟他们跳吧,我上不了场了!”

    田芳跳起来,和另一同学跳起来了。我坐在草地上,点燃一支烟,看田芳踏着舞步。

    有人又出新点子,让大家每人出一个节目,或唱或说,或演或变魔术,谁也不得脱空儿。

    有人提议,让田芳演唱白毛女,她不客气,跳起来,也不扭捏,有点遗憾地说:“就我一个人唱?”

    我这才想到,饰演大春的刘建国没有来。他没有来,也没有谁提及,我也不想在这个场合提到这个人。这个饰演正面角色的人啊,在生活中几十年来也一直是正面角色,而大伙现在谁也不想问他为什么不来。饰演杨白劳的人儿已经进入另一个世界,听说在七八年前患下了肺癌。大伙也不愿意提及他,因为太令人伤惨了。于是,有人提出,让我和田芳演唱《扎红头绳》一节。我又慌恐万分,连连摇手,多少年来,我连话都说不顺口了,岂能唱歌?

    “唱吧?”田芳看着我说,“你太拘束了。”

    我摇摇头,又摆摆手。

    田芳无耐了,也不勉强,就唱了一段。唱完,她又走回来,坐在我的旁边,说:“你太拘谨了!拘谨得……叫我又想到‘蓝袍先生’!”

    我的心里一悸。我身上的蓝袍早已脱掉了,而我的心哪,又被蓝袍罩得死死的了。我苦笑一下,说不出话。

    有人在接着唱,有人即兴赋诗吟诵。有人说幽默笑话。有人耍小魔术变戏法。喊啊笑啊,气氛热烈极了。轮到我,我什么也拿不出来。有人出恶招:“什么也不会,那就学熊猫儿在地上打个滚好了!”

    我窘迫得六神无主。田芳也笑着,随口说:“讲句笑话吧!你真的连一句笑话也不会讲?”她提醒了我,急迫中,我首先想到了《老和尚与小和尚》的笑话故事,那是我在刚到师范学校来的头一晚,在集体宿舍里听到的……我刚讲完,有人在哄笑中大喊:

    “让老和尚永远寿终正寝!”

    “小和尚们,去和‘魔鬼’拥抱哇!”

    有几位同学尚未赶来,野炊午餐还得再等一会儿。我已得知,午餐是大伙随意带来的罐头、面包、点心、饮料和各种水果。我是空手来的,想到山门镇上去买点礼物,田芳就和我散步同去了。

    我和她走进校园,不约而同地走到速成二班的教室前,那里的平房虽然没有拆除,也已经隔间垒墙,分为三室,变成教师宿舍了。门口垒着蜂窝儿煤,火炉上蹲着小锅,吱吱响,我默默地瞅着这座房子的窗户,又想流泪。我的神经变得如此脆弱,简直不能抑制了。

    田芳敲响了一间房子的门板。

    门开了,一位年青白净的小伙儿站在门口。

    “这儿……原来是我们的教室。”田芳说:“我们想进去再看看……打搅您了。”

    那青年初听时有点惊诧,随之就点头笑了,爽快地邀我们进屋。

    我随着主人走进门。屋里一张双人床,一只双人沙发,靠墙的地方支一张桌子,桌上摆着钟表,花瓶,电视机。一个披着长发的女子从沙发上站起,礼让我们坐下。

    “我们俩的那张课桌,大约就在这个位置上吧!”田芳站在那个桌子旁,回过头来问我。

    “唔……就在那儿!”我应了一声。

    “你过来……坐坐……”田芳说着,把一只椅子挪好,自己坐在靠墙的位置上,“让我们再回味一下……当年的学生生活……”

    我走到桌前,在椅子上坐下了。我坐得端端正正,扬起头来,却看不到黑板,墙上挂着几张笔迹欠火候的条幅。我的胳臂时碰到田芳的胳臂时了。我不由地回过头,看到了她的一汪注满泪花的眼睛,从遥远的天空传来了一声声动人心魄的声音——

    ……你为啥不跟我说话?

    ……你的字儿写得多好呀!

    我们静静地坐了一会儿,站起来,向男女主人歉意地笑笑,就走出这间屋子。

    “再不会重返……当年的情景了!”我说。

    “梦……二十五年……”田芳摇摇头。

    我和她踏着走道上的落叶,走出校门,进入山门镇街道了,街道依旧狭窄,沿街的破旧的木房子有的拆除了,竖起一座高楼,鹤立鸡群似的。走到一家服装店门口,我和她都停住脚。现在,无论如何比当时那个一间门面,一个裁缝师傅,一台缝纫机的小裁缝铺气魄得多了。

    田芳拉着我,到这个小铺店里来,把那件蓝袍脱下来,由裁缝师傅改成了列宁装。我穿上列宁式新装,戴上了八角帽,路也不会走了,八字步全乱了套。田芳和我走着,看着我的样子直笑。她说:“跳起来吧!蹦啊!你敢不敢?”我跳起来了,蹦起来了,街巷里的行人把我当疯子看,我也不管,只觉得我轻松了,自由了,再也不能按八字步迈步了,蹦蹦跳跳起来了……

    “你现在又拘谨起来。”田芳瞅着我说,“使我又想起你穿着蓝袍时的样子……”

    我悲哀地叹口气,说不出话。

    “你现在还敢蹦起来不敢?”她笑着问。

    我惶惶然连忙摇头。

    她没有使我为难,朝前街走去。

    我和田芳再回到操场草地上的时候,聚会的主持人宣布午餐开始,各式罐头打开了,糕点包子解开了,酒瓶盖子被咬开了。一切可以临时做为盛酒的瓶盖、水杯全都注上了酒,一齐举起来:速成二班万岁!

    主持者向大家宣布了一个数字:

    师范速成二班:四十一名学生,死亡四人,其中一人死于“文革”武斗,三人死于疾病。现在本地区工作三十人,另七人随家随夫调外省或外地。聚会通知了三十人,实到二十九人,其中三人抱病赶来。

    唯一的缺席者:刘建国。

    谁也没问刘建国为什么不来。

    主持者在大伙的静默中提议:为死去的四位同学祭酒。

    清凌凌的酒液泼在草地上,散发出一股清香。

    主持者又进行下一项动议;向县委提出一项意见,请领导人把刘建国从教育局调开,随便调到县委所属的任何一个部门去,只要不在教育系统就行。他现在还在任教育局副局长,有他在那个位位上,我们会觉得心里不舒服。就是这一条要求。至于全具的中小学教师有多少人被他整了,不必计算,应该向前看,不咎前账。但请把他调开,让教员们再不要听见他的令人讨厌的声音……

    鼓掌。呼叫。一个个全都签上了名字。

    我捉着笔的手在发抖,终于写上了我的名字。二十五年来,我第一次向这个老同学表示了愤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