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倾诉

　　——台湾版《男人的一半是女人》自序
　　一九八七年十月，保尔·安格尔和他的夫人聂华苓女士主持的美国爱荷华大学国际写作中心成立二十周年，我有幸被邀参加他们的纪念活动。华苓事先来信要我准备一篇题为《我作为作家的生活》的五分钟演讲词。正值我当时有一种要说真话的冲动，我就写了以下这篇讲话稿寄去。在爱荷华的谭嘉女士还细心地将它译成了英文。女士们先生们：
　　我敢说，在当今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的作家比中国作家感受到这么多的痛苦和欢乐。在我们这个虽然广袤但人口密度却非常大的国土里，在历史的这么一瞬问，压缩着几代人的愿望、要求、理想和幻想，有的几乎是针锋相对、真正的作家，不可能仅仅只代表着一代人或一部分人，那些自我标榜为新生代或老一代代表的作家如果不是缺乏自知之明便是感觉迟钝。因为实际上，年轻人身上也都笼罩着历史的阴影。在夕阳西下的时刻，历史的阴影会越拖越长，越来越浓。同样，老一辈人也都随时随地受到新浪潮的冲击。在生理上已过了更年期的人，血管里再一次地感受到青春期的骚动。
　　我可以虚构故事，但不能虚构自己。不但在写作的时候，在平时我也在寻找自己。历史的传统要把我固定在岩石上，现实却使我飘飞。而现实其实是历史的继续。我常常有一种被撕碎的感觉。当我自以为是在空中翱翔的时候，俯首一看，我的血肉还摊在那片不长青草的砂砾中间。
　　不断地自我反省是中国知识分子的特点。我们反省的根据不是自身的直接感觉，而是某种规范，某种既成观念。在我们国家，任何一利回在历史上曾经行之有效的措施、方法都容易成为长久的规范；只要给谬误以时间；谬误也会成为真理统治人们的头脑。请别忘了我们有五千年的历史。这些东西形成了一个坚硬的外壳，我们却要在这坚硬的外壳中孵化出来。所以，可以理解，任何一个自诩为现代派的中国作家，也都散发着我们这个古老民族的气味。
　　其实，我和大多数中国作家一样：我们既勇敢，又懦怯；既有追求，又墨守成规；既想独辟溪径，又心惊胆战地怕和整体脱离；我们常常大声疾呼，却又暗自感到底气不足；我们充满着热情奔放的幻想，但最终依然把笔下的方块字放在它应在的位置上；我们绝对有创造能力，却又经常不自觉地去寻找祖传秘方或是向西方著名作家模仿；我们习惯了政治的风风雨雨，我们并不吝惜个人的生命，但同时也习惯于为了民族和国家整体的利益和声誉而不断地妥协；当我们在客厅里向客人大胆地高谈阔论的时候，我们却又要小心地把厨房的门关上，以免妻子听见后向我们发脾气。
　　请别以为我是个悲观主义者。我和我的同事们正在障碍前面积蓄力量。我们积蓄的力量正在坚硬的外壳里回旋激荡。徘徊其实是进步的一种形式，因为毕竟不是静止不动。中国改革和开放的政治肯定还会遇到风雨。但是，中国民间传说中那位神通广大、变化无穷的孙猴子，正是在一个风雨交加的日子从一块巨大的顽石中蹦出来的。
　　请别以为我说的是中国文学和中国作家的前景。由于中国现实的多变，因而就使力图表现当代中国现实的作品有了厚重感；由于当代中国现实的多变而造成了这一代中国作家自身的复杂，因而使我们的作品无不具有多重性和多义性。我们这一代中国作家本身就是个谜，包括他的作品和他的生活。这足够后人去解析的。我们中国并不缺乏分量很重的作品，因为恰恰是具有以上所说的条件，使中国当代作家最适于表现人类本性中固有的二元化品质和自我矛盾。如果朋友们有兴趣，不妨翻一翻在当代中国享有声誉或是引起争论的文学作品，你就会发现你的手捧不动那么多幻想、忧虑、苦恼和欢欣。
　　我的话完了，谢谢大家！
　　十月十七日，我口袋里装着这份严肃的演讲词，由芝加哥大学李欧梵教授领着进入会场。我发觉，以色列的作家、波兰的作家、加纳的作家和一位中美洲的女作家都没有照演讲稿讲话。我不懂英语，但从听众的反应看，他们好像还不时地插进一两句玩笑。于是我临时改变了主意，反正我有一位极好的口语翻译作依仗。我就和李欧梵教授在台上如同说相声一般，我说一句，他译一句，说了以下一番话。女士们先生们：
　　在我讲话之前，我们可爱的女主人华苓再三嘱咐我不要超过五分钟。我懂得她的意思。她一定以为来自中国大陆的人都是善于做长篇的政治报告的。现在，我却想先讲一个笑话。有一个小说家写小说，写了三天三夜没有写出一段。他的妻子看他写得艰苦，便同情地问：“怎么你写小说比我生个孩子还难？”小说家皱起眉头说：“你生孩子容易是因为你肚子里有东西，我写小说困难是因为我头脑里没有东西。”
　　幸好我们不是这样的小说家。我们经历了一次又一次的折磨，我们肚子里没有什么食物，我们的头脑却充实了。我现在写作品，成了一名作家，是因为我头脑里的东西非喷射出来不可，正像怀孕九个多月的妇女一定要生出孩子一样。
　　我写了一些长篇、中篇、短篇小说，已经有五部小说被搬上银幕。有的演员曾因主演我小说中的女主人公而成为影星。评论家说，我给文学画廊中增添了一系列光辉的妇女形象，说我刻画妇女和表现爱情有独到的艺术手法。我听了这些暗自发笑。因为我在四十三岁以前根本无法谈恋爱。可以想像，劳改营里是没有女人可做为恋爱对象的。直到三十九岁，我还纯洁得和天使一样。我希望在座的男士们不要有我那样的性苦闷。
　　虽然我身边没有女人，但我可以幻想。正因为没有具体的女人更能够自由地幻想。在黎明鸡啼的时候，在结了霜的土炕上，在冷得和铁片似的被窝里，我可以任意地想像我身边有任何一种女人。她被我抚摸并抚摸着我。
　　一九七九年我在政治上获得了平反，我又有了创作和发表作品的权利，于是我就把以前的幻想写了出来。
　　于是，我就认识到了：文学是表现人类的幻想，而幻想就是对现实的反抗。
　　我的话完了。谢谢！
　　全部讲话连翻译没有超过五分钟。我认为这篇听来很油滑轻浮的讲话，实际上是落在很严肃的主题上的。那就是最后一句。这次演讲意外地获得了很好的效果。
　　十月十八日，在爱荷华的全体华人学者、作家、留学生，又举行了一次文学讨论会，仍由华苓主持。被推到台前的有海峡三岸的中华儿女：台湾的陈映真、李昂、蒋勋、黄凡等，美国的李欧梵、郑愁予、曹又方、董鼎山等，大陆的有吴祖光、汪曾祺、古华、刘心武、张辛欣。讨论会的题目是“我为什么要写作”。
　　因为开始讲话之前，华苓特意向全体到会者介绍了远道而来的陈映真的老父亲。他为了祝贺国际写作中心成立二十周年，感谢在陈映真最困难的时候得到华苓等在美国的文学界朋友的声援，千里迢迢来到爱荷华。陈映真的老父亲是我看到的慈祥的和具有风度的老人之一，当时的情景使我非常感动，所以我说了这样的话。
　　在这次讨论会上要我谈“我为什么要写作”，我想从陈映真的父亲来看望陈映真和我们大家谈起。我很羡慕陈映真。他在最困难的时刻，在监狱里，他的父亲和家人仍然能够关心他，去探监。我在大陆曾经进过监狱，进过劳改营，也进过看守所。我唯一的亲人，我的母亲远在北京，靠替人编织毛线衣维持生活。她即使要关心我也没有能力。在寒冷的塞上，在平沙漠漠的大西北，身在监狱、劳改营和看守所里，我是多么希望有一个亲人来看望我一次。每一次听到号子外边传呼“某某某，你家里人来看你来了！”我都独自伤心落泪。我并不是想有谁来给我送什么东西，譬如食物和日用品。我只是想把我的感受，我的想法，我心里的话说给她听。“犯人”所受的折磨除了物质条件的困苦和失去自由外，最主要的就是孤独感。孤独感比物质的匮乏更令人沮丧。而消除孤独感的最好方法便是倾诉，向亲人倾诉。
　　我为什么要写作呢？我就是要向亲人倾诉我过去没有机会倾诉的感受、想法和心里话。但我后来又发现，我用笔倾诉出来的声音并不完全被大家所理解。这样，我的孤独感并没有因生活条件和社会地位的变化而消除。
　　于是，我只有不断地倾诉下去。
　　我想，以上三篇发表的和没有发表的讲话，连起来读，是能够做为《男人的一半是女人》台湾版的序的。
　　然而，我并不对被真正的理解抱多大的希望。也许，我终此一生，最后会发觉，人与人之间真正的理解是不可能的。
　　重要的是自己只管倾诉……
　　1987年11月于宁夏银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