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近年来我应邀到海内外各地讲述中华文化史，总是截止于清末，再顺带讲述几句近代。但是，几乎每次，都被要求多讲一段中华文化的现状和未来。记得在美国哈佛大学、耶鲁大学、哥伦比亚大学和华盛顿国会图书馆演讲时，每一场听众的现场提问都主要集中在当代。因此，今天我整理完自己从灾难的废墟上开始寻觅中华文化的艰难历程，最后似乎也应该加上这么一篇。
一个研究者要高屋建瓴地论述当代是很困难的，唯一可行的是从自己的个人感受出发。这就像带着一批朋友畅游了名山大川，最后走进小巷子，邀他们到家里坐一会儿。
这似乎不太妥当，但没有办法。现今的街市间没有名山大川，与其去参观搭建起来的假景，不如在寒舍聊聊彼此见闻。
那么，“当代”的界定也只能把我自己出生后的历程当做标尺。
我对中国的当代文化，有一些比较正面的体谅。这一点，曾使很多海外华人学者有点吃惊，怀疑我是不是迫于某种政治压力在讲奉迎话。但他们细看我前前后后几十年的言论，又没有这方面的痕迹。我直言相告，他们是上了“政治文化一体论”的当。不管是褒是贬，都从政治立场出发来绑架文化，因此就失去了冷静理性，失去了事实真相。
一九四九年我才三岁，已经有点懂事，生活在浙东一个离县城还有六十里地的偏僻农村里。长大后知道，当时发生过很多过激行为，但在浙东似乎比较温和。体现在我们亲属里，就是外公被评上了“地主”，遭了几次批判，抄了家；好在他原来就已经败落，家徒四壁，从来也不关门，抄不抄一个样。剩下来的事情，大多属于文化范围了。
许多从城镇里来的知识青年，以“工作队”的名义穿流在各个村庄之间，组织妇女会批评一个个“恶婆婆”，成立农会劝导一个个“懒汉”、“二流子”，全力扫除文盲，开办小学，设立卫生站，为民众注射各种疫苗……
我后来慢慢明白，这是在多年战乱之后，一种迟来的文明生态在进行着匆忙填补。当然也与新政权要向人民表达自己的文明水准和办事能力有关，但在内容上却不完全是政治行为。我母亲作为地主的女儿应该是政治对立面吧，却是最受尊敬的扫盲班教师。而我，则进了刚刚开办的小学，开始了我漫长的学习历程。我的叔叔是上海的高中毕业生，也主动报名到安徽农村去做类似的事情了，偶尔回家乡探视祖母，还在村庄里组织农民剧团。
为此我曾在台湾发表过演讲，说如果只用政治对抗的目光来看待一切，一定会遗漏一些最根本的文化事实。例如，中国早先是一个农业国，像我家乡一样的广大农村，第一所小学、第一个邮局、第一家医院、第一条公路、第一张报纸、第一部电影是什么时候出现的？这无论如何应该予以正面肯定。因为这个国家实在太大了，而世界上至今还没有出现这一切的地方仍然不少。
这中间，我最为看重的是文化教育。在我出生时，周围方圆几十里地，作为王阳明和黄宗羲的家乡，识字的人少之又少，肯定不到千分之一。也就是说，百分之九十九点九的人都是文盲。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最自豪的中华文化会在哪里呢？这片辽阔的土地又与文化有什么关系呢？因此，当年我母亲有机会教书，我和很多同学有机会读书，是不小的事情。历史已经证明，近三十年我家乡经济的突飞猛进，第一批开拓者正是我的那些老同学和他们的学生。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中期之后，教育文化受到极左政治的骚扰。我们最喜欢的几位老师被划为“右派”，抬不起头来了。课本上也出现了一些政治性课文。但是，即使这样，政治与文化还是两件事。不仅数学、物理、化学仍然教得非常认真，而且语文课本里文言文的比例很高，读写能力训练很严。我那时已经到上海读中学，在学校里熟读了《论语》和《离骚》，浏览了几乎所有第一流的中国古代文学名著和世界文学名著，学会了写作古体诗词，英文学得也不错。
政治终于强蛮地笼罩住了文化，那是到了“文化大革命”。
为什么叫“文化大革命”呢？我想，是因为那些“左”派政治人物看到文化实在太不听政治的话了，因此要狠狠地对文化开刀。由此可知，在“文化大革命”之前，文化还是按照自己的逻辑在走的，否则不会让政治发那么大的火。
二
直到今天，海内外很多研究者对于“文化大革命”的论述，还是停留在上层政治人物的起落进退上，实在是把一场民族灾祸缩小了，太对不起那个时候遭受苦难的广大民众。
对此，我作为一个亲历者，与这些研究者的看法完全不同。
德国思想家莱辛说过，那些政治人物因为地位太高，所以变得不太重要。这话听起来好像很矛盾，其实非常深刻。在没有政治民主的时代，地位并不具备代表性。他们在特殊的圈子里升沉荣辱，有特殊的游戏规则和因果逻辑，广大民众并不了解，也难以判断，更无法拿自己去类比，完全不存在社会的典型意义，因此当然不太重要。
什么是真正重要的呢？是民众的生态，尤其是决定一种文明能否延续的文化生态。
我认为，“文化大革命”对于文化生态带来以下两方面的祸害——
第一方面，纵容了邪恶与野蛮。也就是说，纵容了文明的敌人。这与我小时候在乡间看到的文明普及运动正好完全逆反。其实，邪恶与野蛮到处都有，永远都有，却在那个时期被合法化、英雄化了。一批被称之为“造反派”、“红卫兵”的激进分子，恶言恶语，到处批判，横冲直撞，无所不为。我仔细观察过，其中一小部分人可能是出于对官僚专制的不满趁机爆发，而多数则是各单位的偏执人物和狂妄人物，以“响应号召”为名，冲撞社会上一切高于自己的文雅所在。这又吸引了不少地痞流氓的加入，情况就更加严重。他们经过极短时间的互相模仿，居然夺得了很大一部分权力，天天进行着反文明、反文化的示范。我父亲和叔叔，以及后来的岳父，都在那个时候受到严重迫害。
这些反文化、反文明的示范，最终集中在一种观念上，那就是：攻击永远有理，伤害永远无愧，名人永远有罪，罪名永远无限。这种观念立即普及于社会，使文化顷刻变得形影相吊、孤立无助。
第二方面，是全国停课废学，“上山下乡”。说农村就是学校，农民就是教师，实际上是全盘取消教学，全盘否定城市。这种情况，自从中国进人文明门槛之后，在非战争状态下还是第一次发生。在欧洲，法国大革命期间也出现过很多暴力，却没有停止教学，因此法国文化没有受到太大伤害。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后期中国的停课废学，由于事涉千家万户，牵连文化传承，实在是一个空前绝后的文化大事件，等于爆发了一场文化大地震。我们全家子女从我开始，留下了毫无指望的祖母、父亲、母亲，全部“上山下乡”，无一幸免。
在农场劳动时，我们藏在箱底的那些书也被收缴了，可见这是一场彻底反文化的灾难。曾经作为中国文化教育中心的上海，停课废学、“上山下乡”所造成的刺痛，当然更加强烈。记得当时上海编排了一台话剧，强迫每个即将“上山下乡”的学生和家长必须去看，甚至一遍遍反复去看。这个戏一再告诉观众，教育是多么有害，学校是多么有害，边疆是多么美好，使学生和家长彻底解除了对于投入极其艰苦的边疆农牧生活的思想准备和物质准备。直到“文革”结束，那批伤痕累累的中年人终于回城，一定要找那个剧作者算账。那个剧作者一急就找到了我，要我以“上山下乡”代表者的身份为他开脱。我真的去为他开脱了，并且至今认为，那个戏虽然祸及家家户户，但整个社会悲剧的责任不应该由那个剧作者来承担。
不过，这个事件平息之后，我也曾对那位作者说，一个文化人写错点什么是可以原谅的，然而如果遇到了要不要文化、要不要教育、要不要学校这样的最基本的人类学问题，却千万不能马虎。
三
转机发生在一九七一年秋天。
极左势力因内讧而受挫，政府中的开明派领导人执掌实权，着手恢复教育、文化和科技。所以，海外有一批研究者认为，“文革”在一九七一年就结束了，为期五年。因为它的“逻辑抛物线”已经落地，以后的日子，只是一场有关纠正这五年还是维护这五年的斗争。连不太过问政治的作家张爱玲也在美国写了一篇文章，赞同这个终结期。有的研究者认为应该根据“文革”发动者自己的说法，把中共九大定为终结期，那就更早了。这个问题，留待历史学家们继续研究吧。
我的切身感受是，之后即使还算是“文革”，气氛也已经大变。周恩来在林彪事件结束的几天之后就赶到上海作了一番指示，说除了理工科大学外，文科大学也要恢复。文科教材不能光用政治领袖的著作和革命样板戏，可以先用鲁迅的作品，因为鲁迅是真正的文学家。
由于全面复课，这一类教材编写组大量成立。几年停课像是经历了一次休克，反而调集起了更完整的文化感觉，突然发现连“文革”之前的文化教育水平也单薄了。于是，着手标点《二十四史》，周恩来亲点由历史学家顾颉刚主持；编绘《中国历史地图集》，周恩来亲点由历史地理学家谭其骧主持；再集中力量编撰规模浩大的《英汉大词典》，重编《辞海》，开始筹备编写《汉语大词典》，翻译国际上各种人文、历史、科学著作，恢复各大学学报，一时如火如荼。极左派势力难于阻挡，只能勉强跟随，却等待时机反击。
周恩来在一九七一年以后指挥文化教育的恢复、文化典籍的编纂，实在功劳不小。我始终认为，对文化的态度，决定着一个政治人物的基本品格。
我自己也终于在繁重体力劳动的泥坑中被点到名字，以青年教师的身份参加了周恩来要求成立的上海各文科大学鲁迅教材编写组，地点在复旦大学。虽然我分到的任务很轻，几天就做完了，但是，在复旦大学看到的景象却让我激动不已。
各个教材编写组的教师，绝大多数都像我一样刚刚从农村上来。大家脸色黝黑，衣衫破旧，家庭困苦尚未料理，精神伤痕还没有恢复，一听到复课编教材，便急不可待地匆匆赶来，二话不说便埋首在书籍文稿间了。
终于，大家看到，几年前被粗暴地拉出课堂、远离城市、去了“广阔天地”的年轻人，又被召回城来，拿起了我们刚刚编出来的教材。一种人类公认的文明程序重新开始了。
我记得当时的复旦大学图书馆，从早晨开门就得抢座位，到夜间闭馆前还灯火通明。我一再抬头仰望着一排排雪亮的窗口，心想，真是天佑中华。
后来，“文革”终于被否定，但编教材、编辞典也全都算成了“文革写作”。正好教材、辞典里确实还有一些“左”的字句，大家也就默默地接受批判。批判者，仍然是“文革”中批判他们的那些人。那是一种特殊的中国职业。
只不过，直到今天，世界各国汉学家的案头，最常看到的还是那一大堆《英汉大词典》、《汉语大词典》、《辞海》、《中国历史地图集》、《二十四史》标点本。这些文化工程的学术质量，大多超过先于它们或后于它们的同类书籍。而被当年的教材改变了命运的学生，早已成了各个文化专业的中坚力量，现在都已临近退休年龄。
其实，就在我们编教材的同时，还出现了更加重大的文化工程：中国突然发现了一系列顶级的文化古迹。
即使是那些最发达的国家，也常常应付不了一个比较重要的古迹发现。而中国当时接连发现的是什么呢？居然是河姆渡、马王堆、兵马俑、妇好墓！稍低一点等级的，就更多了。
这一系列足以改写中国历史、改写人类考古史的伟大遗迹的同时出现，考验着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整体文化潜力。从发掘、勘测、鉴识、研究到修复、保存，需要调动一支支职能齐全的文化队伍。我们看到的最终结果是，每一个环节都获得了国际同行的首肯。
有一些海外朋友经常问我：你们国家很多人一再向外宣称，“文化大革命”毁灭了一切历史文物，但是为什么我们现在去参观的最重要古迹都是在那个时间发掘和保护的？
我是这样回答的：请不要嘲笑灾难时期的中国文化。灾难的本意是要破坏它，但是，它本身的力量和中国文化人的人格力量反而使它获得了一次精彩的大展示。
四
“文革”期间，通过一位老师的帮助，我一度在浙江奉化的一座山上潜藏。正是在那里，我巧遇原先以蒋介石名字命名的一处隐蔽藏书楼，开始了对中国文化的系统研读。
后来有人一直问我，在当时，还丝毫看不出社会对于一个文化学者的需要，为什么能够沉下心来刻苦研读？我说，我虽然没有看到需要，却已经看到一种崇高。那么多教师把全部精力投向教材、辞典、史籍、学报的场面，那么多专家把自己生命融入河姆渡、马王堆、兵马俑、妇好墓的壮举，使我明白，文化不是盛世的点缀，而应该是黑夜的蜡炬。如果世人暂时不需要这种蜡炬，那么，我就让它先在自己的心底点亮。
一旦投入就发现，根本不必亟亟地期待世人的需要，因为要点亮自己的心底就很难，需要花费太长的时间。
幸好终于迎来了一个改革开放的时代。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中国文化又被关注。很多文化人获得了创造的权利，我也获得了一种自由，可以辞职远行，走遍中国，再走遍世界，对比中华文化与别种文化的异同。
然而，奇怪的是，虽然很多人在努力，成果也有不少，但一年年过去，文化在社会转型中却越来越滞后，越来越迷乱，越来越失去公信力。
它似乎遇到了很多麻烦、很多陷阱。
因此，我要以自己几十年的体验和观察，来说一说中国文化在现代遇到的一个大陷阱。
五
不错，把文化当做欢庆的装饰、宣传的工具、政治的话筒，不断地营造由晚会、评奖、精品、大牌所组成的假大空排场，是一个陷阱。但是，这个陷阱对于真正的文化人和艺术家而言，是能够避开的。而且，即便算是一个陷阱，也已经众目睽睽，而众目睽睽的陷阱就不叫陷阱。
另外，把文化当做一己的装饰、圈内的摆弄、超世的枯奥，不断地编织着由无效、无能、无聊、无稽所组成的伪精英表演，也是一个陷阱。但是，这个陷阱也已经被渐渐识破，造不成太大危害了。
那么，特别具有危害性的陷阱究竟在哪里？
大家不妨在心底自问——
文化是由人创造的，文化史是由一串无可置疑的名字构成的，但是为什么在文化的旗号下越来越排不出像样的名字来了？那些没有官衔卫护的文化创造者，为什么全都流失在文化的边缘地带？他们的光荣和尊严是被一种什么样的力量消解了？
中国现代政治风波虽然很多，但是不少艺术家本来并不是政治运动的目标，也没有被政治人物点名，却为什么总是首先受害？是什么力量把他们推进了政治诬陷的泥坑？
老舍为什么自杀？沈从文为什么搁笔？赵丹为什么要留下一个“免斗”的遗愿？
眼下中国已经不可能在文化界发动大规模的整人运动，却为什么几乎所有著名的文化创造者都难于放松，是什么样的潜在信号给了他们这种心理防范？
为什么一些真正具有创造性的文化成果全都成了“有争议的作品”，它们的作者又都成了“有争议的人物”？
大家都说“人怕出名猪怕壮”，那么，是什么样的隐藏群体拿着一把把杀猪刀，等待着一个个文化名人？
……
这样的问题可以一直问下去，但似乎不必了。一种看起来并不太重要的存在造成了这一切。
它是什么？答案很简单，但表述起来却很长：它是一种以鄙视文化为前提，以嫉贤妒能为起点，以窥私抹黑为手段，以上纲上线为套路，以大众传播为舞台，以打倒名人为目的，以一些充满整人冲动的低层文人为主体，能够快速引发世俗起哄而又永远找不到阻止办法的民粹主义大揭发、大批判。
这句话虽然长得让人喘不过气来，但只要是中国人，一看便知。它，就是它。好好一段中国文化史，被它困住了。很多高贵的文化灵魂，被它缠苦了。
已故作家王小波说，中国文化界只有两种人：一种是做事的人，一种是不让别人做事的人。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后一种人的力量大得多。这就构成了中国文化的最大陷阱。
我们所说的这种大揭发、大批判，与西方近代学术界提出的“批判”概念正好相反。它不是以真相、理性、探讨、反思为基础，而是以虚假、情绪、造势、攻击为生命，因此在根本上与人文精神背道而驰。中国文化千好万好，却也有不少致命弱点，为它提供了特殊的滋生条件。
例如，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相比，缺少实证意识。到处都喜欢谣言，大家不在乎真假，整个文化不具备辨伪、辟谣的功能和程序，这就成了它长驻不走的温床。
又如，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相比，还缺少法制意识。从来未曾把人身权、名誉权太当一回事，也从来未曾把诽谤罪、诬陷罪太当一回事，这就成了它安居无忧的围墙。
再如，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相比，又缺少对公共空间的认知。很多人看到伤害文化的事件，不知道自己应该承担什么责任。甚至像英国哲学家罗素批评中国人的那样，看到同行受到伤害还暗暗自喜。这就纵容了它在大庭广众之间、公共媒体之上如入无人之境。
如果说得更深远一些，那么，中国历史上一再盛行的法家谋术、小人哲学、暴民心理、反智传统，加上现代史上无边无际、无休无止的阶级斗争的观念和实践，合力挖出了这个巨大的陷阱。
从表面上看，很多文化创造者并没有直接遭遇这种大揭发、大批判，因此没有切肤之痛。而他们的作品为什么永远被民众冷淡？他们的职业为什么永远被社会侧目？正是因为这种大揭发、大批判反复地蹂躏了民众的审美感知，长久地污辱了文化的基本尊严。那些人所发起的每一个整人事件，都是对整个文明机体的蚕食。
其实，很多沉默的中国民众虽然深受荼毒，却也看出了一个规律：某种人物越活跃，某些报刊越畅销，文化的状态就越糟糕。
中国最有骨气的现代作家巴金终于做了一件大事，那就是早在“文革”之前就对“某种人物”发出了挑战。巴金说，那批人数量不多，影响极大，平日不知道藏在哪里，一有风吹草动就突然跳出来，在报刊上一会儿揭发这个，一会儿批判那个。看到这家院子里花草茂盛，就大声咒骂，听到那家阳台上鸟声动听，就抡起了棍棒。他们总是制造各种帽子给别人戴，帽子上写着他们随意编造的各种罪名。他们这批人，使中国作家一直处于恐惧之中，无法写出像样的作品。
巴金的这个发言，很快被西方报刊报道。因此，他被加上了“为帝国主义反华势力提供炮弹”的罪名，在“文革”中受尽迫害。我在那些最黑暗的日子里曾多次探望他，看着他单薄而不屈的身躯，一次次从心里赞叹。
我想，向专制强权发出不同声音虽然也需要勇气，但对象明确、话语简洁，容易被人记住，也容易平反，反而不难做到，而要与一团邪恶的戾气搏斗，对方高调高声，号称言论自由，又时时转移话题，自己被熏得浑身发黑，还无法向民众说清是非，真是难上加难。但是，巴金没有知难而退。
仅此一端，我把巴金看成是真正的文化英雄。
六
那么，时至今日，我们应该如何继承巴金的遗志，来战胜这团邪恶的戾气呢？对此，我这个乐观主义者有点悲观。照理，我们也应该呼吁政府以更完善的法制来保护文化创造者，并让全社会明白，文化保护的功劳不下于文化创造。但是我又知道，这会是一个非常漫长的过程。很多传媒为了自己的销售量，已经成了这团邪恶戾气的鼓动者，它们以自己的话语权，或多或少站到了文化创造者的对立面。因此，不管再过多少年，还是会有一批批真正的中国文化创造者被涡旋在里边逃不出来，而且也总会有一代代正义的精神导师试图驱除它却无功而返。
文化人要想不受伤害，也有一些别的路可走，周围很多人也确实这样走了。但是，那已经不是真正的文化之路，他们，也不再是严格意义上的文化人。
这种情景，怎么能让我乐观起来呢？
但是，有时我又会产生一点依稀的乐观，觉得这团邪恶的戾气只会伤害却不会葬送中华文化。
理由是，我在反复梳理中华文化发展历程后形成了一个深刻的印象：一种大文化，是一个庞大人群的生活方式和精神价值，它渗透在千家炊烟、万家灯火之间。中华文化的悠久生命力，并不是靠官方的喂养和宠爱，也不是靠文坛的商榷和争执，而是靠广大华人的崇敬和守护，才维持下来的。它的灵魂，就是“止于至善”的天下大道。
法国思想家狄德罗说过，一种伟大文化的终极生命力，一定不会是富华精细的。它不会是修剪过度的皇家园林，而是粗粝嶙峋的海边礁石；它不会是宫廷御池的节庆喷泉，而是半夜山间的狂风暴雨；它不会是沙龙名嘴的激烈争辩，而是白发夫妻的临别拥抱；它不会是巴黎学府的字音考据，而是泥腿首领的艰难跋涉。
是的，在很多情况下，倒是一些并不太熟悉文化而又崇敬文化的民众，从大感觉、粗线条上维护住了中华文化的尊严。
我小时候，村里不识字的农民见到路上一张有字的纸，哪怕是一角旧报纸，也一定不会踩踏。他们必定会弯腰捡起来，捧在手上，恭恭敬敬地走到庙门边的一个焚香炉前，烧掉。焚香炉上刻着四个字：敬惜字纸。
邻村渔民出海打鱼，如遇大风季节，一定在出海前走很远的路，到一个读书人的家里求得一大沓字纸，压在船底。他们说，天下没有比文字更重的东西了，就靠它压住风浪。
农民弯腰捡起来的字，渔民远行求得来的字，他们都不认识，但他们懂得尊重。连不认识也尊重，这就构成一股狄德罗所说的终极生命力，邪不能入。
什么时候，人们能对中华文化少一点舍本逐末、洗垢求瘢，多一点泥途捡拾、浪中信赖？
当然，我在这里说农民和渔民，只是要表达他们身上所包含的象征意义。我所真正企盼的人，只能出现在中华文化大踏步向前迈进的时刻。只有这样的人，才能使那些陷阱和戾气挡不住路，也追不上来。
七
到了那样的时刻，中华文化将会变成什么模样？那是我们难以预想的了。就像先秦诸子无法预想唐代文化，就像晚清学人难于勾画今天景象。只希望，它能够与全球文明亲切相融，偶尔又闪现出一点几千年积累的高贵。
这不是出于炫耀，只是因为所有的古文明只剩下这么一支持续了，它应该承担一点时间所交给的义务。时间交给的义务，既是一种聚集，又是一种淘洗。因此，最复杂，也最简单。
最后只剩下了一个意念，那就是：足以感动全人类的大爱和至善。这样，中华文化也就成了人类诗意生存、和谐生存的积极参与者。在终极意义上，我不认为它还要有什么别的特殊诉求。
点评一：
这是作者的文化自叙状。他讲述自己的文化信念得以产生的过程，既是心路历程的坦白，也是铿锵的自我辩护。对中华文化的热爱，对文化遭际的怨愤，和着巨大的悲悯，化作殷切的期盼袒露一个真文人的心声。（老愚）
点评二：
“苦旅”不易，“摩挲”、“寻觅”中贯穿着作者的忧患、悲悯、良知、道义、抱负、使命……“寻觅”作者大词背后的“正心诚意”，然后“摩挲”作者的“格物致知”。作者寻觅个人心中的文化史，我则呈现一已的阅读方式，作者激发了我的文化想象，我也寄望于激发读者的阅读想象。（马策）
点评三：
中华文化的现状究竟是一个怎样的生态？作者以自己的切身经历与感受揭示了文化在当代的起落进退。
作者下笔就理性地表明了对当代中国文化的态度，那就是“有一些比较正面的体谅”，敏锐地指出“这是在多年战乱之后，一种迟来的文明生态在进行着匆忙填补”。文化再次迎来了被关注，迎来了自由，但“文化在社会转型中却越来越滞后，越来越迷乱，越来越失去公信力”。作者层层设疑，一针见血地指出文化在发展中遇到了一个“大陷阱”，不仅让“好好一段中国文化史，被它困住了”，而且“一批批真正的中国文化创造者被涡旋在里边逃不出来”。但作者对此又并未绝望，“有时我又会产生一点依稀的乐观”，那就是广大民众对文化的崇敬和守护。作者挥动如椽大笔对当代文化作了不同于他见的细致反思，其情真，其理切，其据实。（胡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