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秋雨：今天我要让大家举一下手，谁去过山西大同的云冈石窟？
（同学们全都摇头。）
余秋雨：山西来的同学也没有去过？
（同学们仍然摇头。）
余秋雨：啊呀，那今天只能听我一个人讲了。云冈石窟是一种山川间的宏伟存在，只有去过才能谈论。谈论它，也是让它成为其他石窟如龙门石窟、莫高窟、麦积山的代表，构成我们探询中华文化的一个特殊视角。
很多年前我写过一本关于审美心理学的著作，其中讲到人世间的文化刺激强度，第一是视觉，即图像；第二是听觉，即音乐；第三才是抽象转换信号，即文本。只可惜，我们的文化研究常常颠倒了，习惯性地把文本放在第一。连一些散文家也试图用文字去描述绘画和音乐，真是笨。
人类的充分健全，表现在生理功能和心理功能的进一步释放，尤其是不借助转换信号的视觉功能和听觉功能的释放。学会凝视，学会聆听。在视觉功能上，我更主张现场抵达，去凝视那些大环境中的大图像。第一度，先看那些石窟；第二度，再看那些考古现场。北大学生在人文学科上，首先要学会田野考察。
遗憾的是，中华文化对那些石窟和考古现场的认识，都比较朦胧。原因是，它们的发掘都很晚。大家熟悉的那些诗人、文豪、学者，几乎都没有去过，因此也未曾做过相关表述。这使它们在中华文化的价值坐标中难于“登堂入室”，占据主位。直到近代，即使被发现了，由于处处兵荒马乱，那些重要的文化现场也无法被接近。
为了诱惑你们，我先说几句云冈石窟。在时间上，它也比较早。
云冈石窟，首先是气魄惊人。我去过多次，每一次都会重新震撼。它体量巨大，与山相依，让人感到佛教的顶天立地、俯视山河。其次是雕刻精美，一眼看去便知道是大师之作，却又密密层层地排列在一起，高高低低地展示在一起，产生了一种延绵不绝的艺术力量。除此之外，你还会产生一种巨大的异样感：为什么齐山的石柱极像古希腊的风范？为什么很多佛像都是高鼻梁、深眼窝，一派西方的神貌？这种异样感也让人产生一种远观式的世界性审视，眼前的一切更觉伟大了。
原来，云冈石窟带给我们一个大家都不太熟悉的重要时代——北魏。
北魏王朝是北方的少数民族鲜卑族创立的。鲜卑族通过二三百年的努力从原始的游牧部落变成一个强大政权的缔造者，并有效地控制了华夏文明辽阔的北部领土。但是，由于历代汉族史官和学者的偏见，对它缺少论述热忱，因此后人对其知之不多。幸好，还有云冈，还有大量碑刻、庙宇、雕塑，这些足以让我们大吃一惊。
对我来说，中国文化史上有几个“穴位”是碰不得的，一碰就会让我摄魂夺魄。譬如魏晋，譬如盛唐，譬如北魏。
鲜卑族的名称，与鲜卑山有关。鲜卑山其实就是大兴安岭，我们现在还能在那里找到一个叫“嘎仙洞”的鲜卑石室，是这个民族曾经退居、隐潜、祭祀、出发的地方。随着他们的军事胜利，他们本来极有可能把自己习惯的生态强加给征服地，但鲜卑族的上层王族中有人作出了英明抉择。那就是，以军事征服者的身份，恭恭敬敬地做汉文化的学生。
这是中华文明史的大事件。鲜卑贵族如果不作这种选择，稚拙的鲜卑文化终将在暴力的裹卷下张扬一时又快速走向灭亡。人类历史上很多征服者文明都是这样。同时，那样也必然会给以汉文化为中枢的华夏文明带来极大的伤害，甚至使之消亡。但是，鲜卑贵族恰恰选择了以汉文化为师，这使一切都走向了良性。鲜卑族在表面上收敛了自己，改变了自己，实际上提高了自己，扩充了自己；而汉文化，则因为有了游牧民族强劲生命力的加入，也顿时一改老败斯文之气，快速变得生气勃勃。
这中间，北魏的孝文帝功劳最大。在鲜卑族里他叫拓跋宏，只活了三十三岁，是一个非常年轻的帝王。由于他的祖母专权，他实际施政的时间不长。但仅仅七八年，他便迈出了“汉化”的重要步伐。整个鲜卑贵族不能再说鲜卑话、再穿鲜卑服，而且他力争与汉族通婚，又把首都从山西平城，也就是云冈石窟的所在地大同，迁到河南洛阳。
结果，北魏不仅在地理上逼近了隋唐时代的来临，而且在血缘上也融入了隋唐王室。他们，因谦恭的文明态度而参与了伟大。
既然可以汲取汉文化，当然也可以汲取印度文化、西域文化、中亚文化。以佛教为中心的印度文化中又包含着古希腊亚里士多德的学生亚历山大大帝东征所产生的犍陀罗文化。这样一来，从北魏到隋唐，世界几大文明都融合在一起了。云冈石窟，就是这种融合的最早呈现；盛唐，就是这种融合的最高呈现。
年轻的孝文帝死于公元五世纪的最后一年。他不知道，由于他的融合之功，中华文明已经避免了一次几乎必然的灭亡。在遥远的西方，罗马文明也遇到了“北方蛮族”的反复侵扰，但没有一个“北方蛮族”能像孝文帝卫护中华文明一样卫护罗马文明。结果，正当中华文明走向辉煌的唐代时，罗马文明灭亡了。由此，西方进入漫长而黑暗的中世纪。直到文艺复兴，西方文明才又初露曙光。
为此，我对孝文帝评价很高。这些年我一直被河南省黄帝故乡聘为“黄帝文化国际论坛”主席，我曾在演讲中设想，如果设立一个黄帝大奖颁发给历代为炎黄文明做出过最大贡献的五六个人，我主张让孝文帝人选。
高度评价孝文帝，也能使我们进一步荡涤狭隘的民族主义思维。中华文化的伟大，是多元融汇的结果，这中间，很多少数民族的杰出人士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并且，我清楚地看到，正是经由少数民族，中华文化才与世界上的其他大文化相遇并结合。因此，我希望在这里与你们诸位达成共识：不管在任何时候，都不要玩耍民族主义，更不要把民族主义推向极端。多元融合，历来是中华文化的吉兆。
在古代，文化融合，常常表现为“胡汉一家”，即“胡人汉化”“汉人胡化”。我们在座的都是汉人，我想请你们今天回去后作一个准备，下次的课程一开始就要请大家举出历史上我们祖先在生态上被“胡化”的点滴例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