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中有一件小小的趣事，老在我的记忆中晃动。
那时学校由造反派执掌，实行军事化管理，每天清晨全体师生必须出操。其实当时学校早已停课，出完操后什么事也没有了，大家都作鸟兽散，因此，出操是造反派体验掌权威仪的唯一机会。
这事很难对抗，因为有震耳欲聋的高音喇叭在催促，你如果不起床，也没法睡了。但是，大家在操场上惊异地发现，还是有几个自称“逍遥派”的同学坚持不出操，任凭高音喇叭千呼万唤，依然蒙头睡觉。这有损造反派领袖的脸面，于是他们宣布：明天早晨，把这几个人连床抬到操场上示众。
第二天果然照此办理。严冬清晨的操场上，呼呼啦啦的人群吃力地抬着几张高耸着被窝的床出来“示众”了。
造反派们一阵喧笑，出操的师生们也忍俊不禁。然而接下来的事情就麻烦了。
难道强迫这些“逍遥派”当众钻出被窝穿衣起床？可以想象，他们既然被人隆重地抬出来了，那么起床也一定端足架子，摆足排场，甚至还会居高临下地指点刚才抬床的同学，再做一点什么。如果这样做，他们也太排场了，简直像老爷一样。
于是造反派领袖下令：“就让他们这样躺着示众！”
但是，蒙头大睡算什么示众呢？这边是凛冽的寒风，那边是温暖的被窝，真让人羡慕死了。
造反派领袖似乎也觉得情景不对，只得再下一道命令：“示众结束，抬回去！”那些温暖的被窝又乐颠颠地被抬回去了。
后来据抬床的同学抱怨，这些被抬进抬出的人中，至少有两个从头至尾都没有醒过。
由这件往事，我想起很多道理。
示众，只是发难者单方面的想法。如果被示众者没有这种感觉，那很可能是一种享受。
世间的惩罚，可分直接伤害和名誉羞辱两种。对前者无可奈何，而对后者，那实在是一个相对的概念。一个人要实施对另一个人的名誉羞辱，需要依赖许多复杂条件。当这些条件未能全然控制，就很难真正达到目的。
蒙头大睡，这实在是最好的抗拒，也是最好的休息。抗拒在休息中，休息在抗拒中。
而且，在外观上，这一面彻底安静，那一面吵吵嚷嚷，立即分出了品级的高低。
这就是为什么，许多常受围攻的人士始终名誉未倒，而那些尖刻的大批判专家劳苦半辈子却未能为自己争来一点好名声。
让那些新老造反派站在寒风中慷慨激昂吧，我们自有温暖的被窝，乐得酣睡。
抬来抬去，抬进抬出，辛苦你们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