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个流浪作家的所见所闻，只局限于一个村庄。其实放大了看，一个城市，一个地区，一个民族，也同样如此。
我在托莱多（Toledo）的一所老屋里读到过一些档案。陈旧的纸页记录了一座城市，在中世纪曾经有四十多万人被宗教裁决所作为“异教徒”处决，定罪的全部根据，是告密、揭发、诬陷、造谣、起哄。
执行死刑那天，全城狂欢。揭发者和告密者戴着面套，作为英雄走在游行队伍最前面。批判者也就是起哄者不戴面套，道貌岸然地紧随其后。再后面是即将处死的被害者，全城百姓笑闹着向他们丢掷石块和垃圾。实证意识、怀疑精神、同情心理，一丝无存。甚至，连下次会不会轮到自己的担忧，也一点看不出来。大家都在“驱魔亢奋”中，表演着自己的纯净和高超。
因此，告密、揭发、诬陷、造谣、反咬、上纲、批判、起哄，成了多数人的主流职业。把一个疑点扩大成滔天大罪的程序，也操作得非常娴熟。把邻居亲族告发成天生魔鬼的步骤，已演练得不动声色。除了虐杀，就是狂欢，除了狂欢，就是虐杀，几乎成了当时全民的共同心理法则。
虐杀和狂欢的高潮终于过去，共同的心理法则却沉淀下来，渗透到每条街道、每个农舍之中。于是，城市和村庄以另一种方式走向毁灭。
因此，我一直认为，对城市和村庄带来最大灾祸的，未必是土匪、窃贼和灾荒，而更有可能是告密、诬陷、造谣和起哄。
由于正反例子看得太多，我敢于说这样一段话：宁肯容忍社会上存在一些流氓、贪官和窃贼，也绝不容忍全民性的告密、诬陷、造谣和起哄。
存灭之理，兴亡之道，常被大家误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