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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双向平静

君子之狱的淬炼成果,可以在离开监狱时充分体现。

在我的经验中,除了本章开头提到的那位前任官员外,还有很多对比性的例证。

我在“文革”结束不久就担任了一所高校的领导,又在其他几所高校兼课。当时,有很多在历次政治运动中受难的教师获得平反,回到教育岗位。他们有的曾被囚禁,更多的是在边远地区“劳改”,其实也是另一种囚禁,回来时都已两鬓染霜,都是我的文化长辈。但奇怪的是,他们中有的人能立即开课,广受好评;有的人却萎靡不振,再难工作。其实这两种人,年龄和健康都差不多。

经过仔细询问,我发现,萎靡不振的那些人,几十年来总是在申诉,总是在检讨,总是在生气,总是在自怨。而能够立即开课的那些人则完全不同,不管关押何地,身边总带一部经得起久啃又不犯忌的书,例如《周易》、《楚辞》和康德、罗素的著作之类。知道申诉和检讨没用,因此自己绝不主动去做,反而喜欢学一门比较复杂的技巧活,或学一种少数民族语言。他们绕开了那个恼人的原点,把身心放到了“别处”,放到了“大处”,反而获得安顿。安顿的人生,不会萎靡。

新加坡的首席戏剧家郭宝昆先生是我的好友。他在几十年前因为参加左派政治运动被逮捕,囚禁了很多年。他后来告诉我,自己在监狱中把《莎士比亚全集》英文版啃得烂熟。当时只是为了安神,为了静心,当然,也因为被莎士比亚的巨大魅力所吸引。几年后他出狱,从事戏剧活动得心应手,很快又获得了国家颁发的“总统文化奖”。

使我感兴趣的是,囚禁他和奖励他的,是同一个政府,连领导人也没有换过。颁奖时,政府并没有觉得当初囚禁错了。颁奖电视直播,还把他囚禁的照片一一插播出来。对此,郭宝昆先生也很高兴,可谓“罪我奖我,全都接受”。结果,不管是他自己书写的生平,还是官方发布的生平,都无褒无贬、无怨无气,平静地记录着他的囚禁经历。

我觉得,在郭宝昆之狱上,郭先生和新加坡政府,都很“君子”。

这种双向平静,也许是比较正常的法制生活。

近几年,在中国,一些过去很难想象的事情也逐渐多起来了。例如,我在一座城市遇到一个名字很熟悉的老人,他在监狱里读过我的不少书,也看过我的电视演讲,便主动与我打招呼。他以前从来没有见过我,却不担心我很可能给予的冷眼。可见,他的心理比较放松。

我问他,现在不少市民还认识他,交谈起来,主要说什么。

他说,市民主要是在缅怀,十几年前他掌权时,不堵车。

“那你怎么回答?”我问。

“回答两点。第一,当时还穷,买车的人少;第二,现在堵车,也是当时没规划好。”他说。

我点头。他的回答很好,心态更好。

我们握过手,老人又背着一个照相机,在街道间东张西望、摇摇摆摆地闲逛起来。

我看着他的背影,有点高兴。为他,为那些市民,为一种双向平静。

不错,他刚从监狱出来。但监狱并不是正常社会之外的一个孤岛,而是正常社会的一部分。老人很正常,或者说,从不太正常变得正常了。那么我们,也应该从不太正常变得正常。

由此想到,国际上很多杰出的艺术作品,都与监狱有关,并在这一题材上呈现了独特的精神高度和美学高度。相比之下,我们的作品一涉及监狱,总是着眼于惩罚和谴责,这就浅薄了,也可惜了。

希望有更多的大艺术家把锐利而温和的目光投向监狱。艺术家的目光与法学家不同,在他们看来,那并不仅仅是罪和非罪的界线所在,而是人性的敏感地带、边缘地带、极端地带,也是人性的珍稀地带、集聚地带、淬炼地带。

君子未必是艺术家,却迟早能领略艺术家的目光。

——这是我对“君子之狱”的最后一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