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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常谊

千古至谊虽不可得,我们却不缺少友谊。在日常生活中,天天有一些熟悉的名字、亲切的面容、具体的帮助、轻松的诉说。这就是日常之谊,故称之为“常谊”。

常谊的好处,是实用。随叫随到,随取随放;不必恭请,不必重谢;大事小事,都在身旁。相比之下,前面所说的至情至谊、高山流水,远在天边,呼叫不到。一旦呼叫来了,也未必管用。

即便是非常特殊的人物,他们九成的生活,也由常态构成。因此人间友谊,以常谊为主体。

这种友谊的起点,一般都不会深刻,多数是一些小事。往往是,不经意地帮助了他人,或被他人帮助。

帮助,是人际关系的良性启动,包括被帮助。早年我曾读过一位西方智者的文章,说如果要想与一位新来的邻居建立友谊,又一时找不到为他出力的机会,那就不妨主动地要求“被帮助”。例如,向他借一本书,或一件工具。这种做法有点“设计”,却表现了一种试图建立友谊的主动。而且,事实证明,百试不爽,这种主动总会成功,哪怕是这位邻居并没有那本书或那种工具。

这就是说,一个人在日常生活中不难拥有很多朋友。只要有心,就能轻松地建立友谊。一旦建立,不必辛勤浇灌,也能自然生长。这是人类向善、求群的本性决定的,非常自然。相比之下,反倒是孤寂傲世、寡友少谊的状态,很不自然。

社会上有一种误解,以为一个人拒绝友谊,是性格决定的。其实,不是性格,而是一种“自我欺骗”。他们硬要自己和别人相信,自己就是那个俞伯牙,正在等待钟子期。因此,他们对周围人群,是一万个不屑。

这样的人其实并不坏。真正的坏人不会拒人于千里之外。他们只须稍稍放松,把自己当作普通人,那么,友谊立即就会靠近。友谊一旦靠近,他们的生命就会产生质变,就像一个固守孤岛多年而渐渐不知人之为人的人,忽然看到了帆影。

看到帆影后的他,与看到帆影前的他,乍一看还是同一个人,其实已经完全不同。不同在哪里?不同在对生存的理解,对人类的感受,对明天的期望。总之,他对生命的时间形式和空间形式的认知,发生了根本的变化。这么一个他,怎么还会与刚刚的他一样呢?

据我观察,那些孤寂傲世的人,并不是一开始就是这样的。他们大多是在友谊上频遭冷遇、几次碰壁,也就以冷对冷,以壁对壁,使自己变成了一道“冷壁”。

对此,我想借自然现象作一番劝解——

日光普照,月色千里,并不要求山川大地来回报。不求回报的日光,才叫日光;不求回报的月色,才叫月色。

对日光和月色来说,无所谓冷遇,也无所谓碰壁。如果出现十里雾霭,几片夜云,看起来好像是阻挡,是异质,是障碍,却只会使苍穹更美。

其实,友谊的滋味,恰恰也在于阻碍和落差。历史上那么多传之广远的优秀诗文,都是在描述人间情感的各种“失衡状态”,例如,思念、怨恨、忧郁、嫉妒、期待、苦守、追悔、自责,几乎每一项都与友谊或爱恋的落差有关。要是没有这种落差,人类的诗情就会减去大半。

如果永远是等量交换、同量往返,生活还有意思吗?这就像到了无坡无沟、无壑无丘、无荫无掩的一块平地,旅行还有乐趣吗?

因此,如果我们发出去的友谊信号没有等到同样的回音,千万不要灰心,也不必寻找原因。我们没有那么小气,小气到放声一唱,就要从山崖间捡拾每一缕回声。只管放松地走,只管纵情地唱,只管一路上播撒友谊信号,这才是真正的人生。

这不是扮演潇洒,而是秉承一个最古老的美好理念。孔子把这种理念表述得非常简洁:

四海之内,皆兄弟也。

《论语·颜渊》

孔子注重家族亲情,又习惯于把家族亲情放大,来比喻天伦大道。在各种比喻中,最精彩的是这一个,把四海之内的各色人众,都等同于血亲同胞。这表明,孔子并不固守一家一户的门庭伦理,也不在乎天下万众的种种界限,而试图以仁爱之心全然打通。这已经上升为一种高尚的信仰,由此,孔子真正堪称伟大。

正因为四海之内皆兄弟,那么,孔子对友谊的理解,必定是海纳百川,兼容并包。不同的职业、出身、学养,不同的地域、方言、习俗,不同的表情、行为、脾气,都在覆盖的范畴之内。这中间,当然也包括对友谊的信号反应得特别迟缓、滞塞、漠然的那一族。

不同的反应,既有主观因素,又有客观因素,即使排除了这些因素,也不会变成同一的人。但是只要记住,我们都是兄弟,那就可以了。不同,正证明是“兄弟”而不是“自己”。孔子在另一处所说的“君子和而不同”,就是这个意思。

至此可以明白,日常友谊可以无限扩大,并由实用等级上升为信仰等级。

这种用汉语说出来的信仰,在世界上弥足珍贵。请想一想,四海之内,没有异教徒,没有十字军,没有种族隔离,没有文明冲突,没有强权对峙,没有末日平衡,只是兄弟。为什么是兄弟?因为天下只有一个家。

这种信仰,与墨子的“兼爱”、孟子的“利天下”等理念连在一起,成为中华文化的一种宏大隐脉,虽不时时显露,却也未曾失去。偶尔一见,总会感动。

整个大地都是友谊,但偶尔,静下心来,还会悬想梦中的高山流水。极度宽泛的“常谊”和极度稀少的“至情”遥相呼应,互济互补,组合成中国古代君子完整的友谊哲学。

既然“四海之内皆兄弟”,为什么还需要孤影缥缈的“俞伯牙”和“钟子期”?可不可以忘记他们?

可以。但是,也应该允许有人记得。

这就像,大批年轻写手可以天天文思泉涌、文笔滔滔,却也会有几个,心底藏下了《诗经》和《楚辞》。藏下了也未必实用,却会偶尔出神遐想,悄悄地开拓了人格领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