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庸，是儒家设定的思维杠杆。
但是，他们又把这种思维杠杆看成是君子应有的美德，并且颁布了一个判别基准：
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
《礼记·中庸》
孔子甚至不无激动地说：
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
《论语·雍也》
这就把中庸说成了最高道德。
“中”是指避开两头的极端而权衡出一个中间值，“庸”是指一种寻常实用的稳定状态。这明明属于方法论的范畴，怎么会成为一种最高道德呢？
主要原因，与文明的艰难历程有关。
人类在开始拓植文明之后的很长时间，艰险的环境危及生存，不得不处处运用过度之力。面对荒昧，面对野蛮，面对邪恶，若不超常用力，怎么能够活下来？终于，活下来了，那又必定加倍地动用重力、暴力、武力进行自卫和惩罚。既然一切都以超常的形态出现，当然又会引发更加超常的报复。时间一长，以暴易暴，成了人类生活的第一规则，几乎谁也免不了。连不少仁慈的宗教，也发动了一次次宗教战争。强大、威武、雄蛮，变为多数权势者和庇荫者的人格企盼，也成为大家的生存方略。在这种情况下，谁都不敢承认，却又不能不承认，人类正由俞演俞烈的杀伐程序走向自毁自灭。
一切都起之于过度用力，又以道义的借口让那些过度之力走向了极端主义。极端主义，听起来好像是一个现代命题，其实在遥远的古代已经是一个广泛渗透的意识形态。
明白了这么一个整体背景，我们也就懂得，孔子为什么要把中庸思想说成是最高道德了。
他很清楚，如果种种极端不受控制，人类的灾难必将无穷无尽。那么，靠什么来控制极端呢？一定不是另一种极端方式，而只能是中庸。
中庸思想要求，“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礼记·中庸》）。“执”，是指执行和掌控，那也就是说，把两端掌控住了，只取用两端之间的“中”，才可能有利于万民。这个“中”，就是处于中间部位的一个合适支点。这个支点不同于两端，却又照顾着两端，牵制着两端，使两端不要“悬崖滑落”。因此，这个“中”，不仅避免了两端的祸害，而且也挽救了两端，所以成了最高道德。
孔子对这种思维的概括是四个字：允执厥中。
这里边的“厥”字，在古文中是代词，与“其”字同义，因此这四个字也可以说成“允执其中”。允，是指公允、实在。连在一起，就是好好地执行中庸之道。
孔子坦陈，这个说法不是他自己发明的，而只是在复述古代尧帝对舜帝的嘱咐。
那天，尧对舜说：
咨！尔舜！天之历数在尔躬，允执厥中，四海困穷，天禄永终。
《论语·尧曰》
翻译一下，大体是：
咳，你，舜啊！上天的命数已经落到你身上，好好地执行中庸之道吧。要是四海困穷，你的天命也就永远终结了。
那么，舜是怎么做的呢？他的做法，就是上文提到的“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完全没有辜负尧的嘱咐。
你看，尧、舜以及中华文明的其他创建者，都把上天命数、四海生机与中庸思想紧紧相连，可见其重要。
“允执厥中”这四个字，我们还能在《尚书》中看到：
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唯一，允执厥中。
《尚书·大禹谟》
用通俗一点的话来说就是：人心崩溃，大道难见，唯一可行的，是好好地执行中庸之道。
这也就是说，产生“人心惟危，道心惟微”的困局，全是因为脱离中道，走了极端。
把中庸看成是至高无上的天理、天命、天道，这与“天人合一”的基本思维有关。中华文明的基础是农耕文明，紧紧地依赖着四季循环、日月阴晴，因此很清楚一切极端主义都不符合天道。夏日炎热到极端必起秋风，冬天寒冷到极端即来春天，构成一个否定极端主义的生态循环圈。《周易》用一贯神秘的语气宣布：
刚中而应，大亨以正，天之命也。
《周易·彖传》
一“中”一“正”，实为天命，不该违背。
现代社会有一个重大误会，常常以为中庸是平庸，激烈是高尚。进一步，又把中庸者看成是小人，把激烈者看成是君子。但是，伟大的古代哲人告诉我们，事情正好相反。
那些在两个悬崖之间低头为普遍民众找一条可行之路的，一定是君子；相反，那些在悬崖顶端手舞足蹈、大喊大叫、装扮勇猛的，一定是小人。所以又可回到我们这一论述的起点：“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
这句话的另一种说法是：“小人极端，君子反极端。”
环视全人类，这种中庸思想，或者说这种从属于君子之道的中庸之道，为中华民族所独有。国外也有“取中间值”的方法论，但不像中华民族那样，把中庸奉为至高，不可或缺。
中国的古代哲人把中庸看成是存亡的关键，而事实证明，中华文明确实成了人类古文明中唯一没有中断或湮灭的幸存者。
据我本人对各大古文明遗址的实地考察、对比、研究，确认中庸之道是中华文明长寿的最重要原因。正是这种坚守中间态、寻常态、随和态的弹性存在，使中华文明避过了无数次断裂和崩塌。
相比之下，直到今天，世界上很多国家和民族，不管经济情况如何，都喜欢炫耀极端。要让他们了解中庸，执行中庸，实在非常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