妈妈教识字班，总把我带在身边。在我四岁那年，东边的尼姑庵里办起了一所正式的小学，老师来挨家挨户动员，妈妈笑着问：“还在地上爬的要不要？”
老师说：“要。”说着就把名字登记了。
这就开始了我漫长的学历。
我去上学的前一天晚上，妈妈在灯前坐了很久。
桌上放着一只新缝的小书包，一顶新编的小草帽，这都是邻居送的。在书包和草帽边上，放着一方磨好了墨的砚台，砚台上搁着一支毛笔。一页已经开了头的信笺，摊在桌边。
妈妈本想把我上学的消息告诉爸爸，但一落笔，却觉得分量很重。
这个学校与上海的学校完全不同，不但校舍是破旧的尼姑庵，而且听说几个教师也只有小学水准。妈妈惊恐地想，当年结婚时决定在乡下安家，余、朱两家居然谁也没有考虑到这最冒险的一步。
妈妈握着毛笔在砚台上舔了几次墨，还不知如何下笔。最后，她像是横下了心，抓过那顶小草帽，在帽檐上写下四个大字：“秋雨上学”。
第二天早晨我戴着草帽去上学的时候，妈妈本想搀着我去，因为我毕竟只有四岁，而去学校的路并不近，要穿过村舍、农田和两条河。但是，祖母拉了拉妈妈的衣襟说：“不，让他自己走去。”
每天晚上，妈妈还是在给乡亲们读信、写信。后来村里成立了“生产合作社”，又要记劳动工分、算账了。
因此，我家成了全村最热闹的地方。每条长凳上都挤坐着三四个人，前前后后又站满了。灯火像一粒拉长了的黄豆，在桌上一抖一抖。全屋的人都围着灯前一个二十出头的短发女子，而这些人自己却都成了黑影。黑影显得十分高大，似乎塞满了四边墙壁，有几个头影还映到天花板上去了。
在这些夜晚，我总是趁妈妈在黑压压的人群中忙碌，溜到旷野里去玩。很快，我成了小伙伴中胆子最大的人。证据是，夜间去钻吴山的小山洞，去闯庙边的乱坟岗，去爬湖边的吴石岭，都是我带的头。
白天上学，也很好玩。教我们的何杏菊老师刚从外地的小学毕业，短头发，雪白的牙齿，一脸的笑，用现在的话说，是一个阳光女孩。她教我们识字、造句，全在做游戏。她每天都讲好听的故事，我们听不够，她说你们再学一点字，就能自己看书了，书上的故事更多。很快我们真能看书了，我的第一本，是《安徒生童话》。但学校的图书馆一共只有几十本书，是天下最小的图书馆，怎么够同学们借呢？何老师定下规矩，写两页小楷，才能借一本书。我为了多抢几本书看，天天憋着劲儿写毛笔字。
几年后，我已“粗通文墨”。
有一天，妈妈与我商量，弟弟出生后，她家务太多，忙不过来，我能不能帮着她为村民写信、记工分。她知道这些事情会剥夺我玩乐的时间，因此想出了一个补偿方式。她说：“你所有的暑假作业、寒假作业，都由我来代你做。”
我的小学没有每天布置的家庭作业，只有暑假作业和寒假作业。妈妈的提议可以让我免除一切作业了，这样的暑假和寒假会多开心！我当场就答应了。
“但是，每天晚上写信、记工分也够烦的。”我说。
妈妈捋了一下我的头，说：“你听到过老人讲的四句话吗？手巧裁衣，身巧爬梯，识水下河，识字拿笔。”
从此，夜夜与油灯、黑影、劣质烟气混在一起的，是一个七岁的小男孩了。
比较起来，写信、读信比较方便，难的是每天记工分。因为记工分的时候，必须写明劳动项目，有一些字我写不出来。
最早是“挖渠道”的那个“渠”字，后来是“建防疫站”的那个“疫”字，我都写不出来，问了妈妈。妈妈说：“这不怪你。这些字，都第一次到这里，被你碰上了。”第三次，要记下一种新到的农具，叫“双轮双铧犁”，那个“铧”字连我妈妈都不会写，后来看了产品说明书才知道。
那些年，过几个月总有新名堂出来。村里的农民老是拥来拥去看热闹，还觉得跟不上。他们祖祖辈辈过着差不多的日子，来个小货郎都是全村的大事，现在真正的大事一下子来了那么多，连那些茅屋、老桥都像喝了酒似的兴奋着。
每个新名堂要出来，大多先由李龙在桥头石墩上瞎嚷嚷。这次李龙又在嚷：“要放电影了！”
“什么叫电影？”坐在他身边的农民问。
“我问过了。是人做戏，那些人比我们真人还大，只能趁着天黑出来，白天不出来。做完戏，就飞走了。”李龙说。
“这算是鬼，还是魂？”大家问。
“大概是魂。”李龙说。
大家说他又吹牛了。李龙远远看到跛脚村长在田埂里走，就拉着身边几个人一起飞奔过去求证。村长说：“真有电影，后天晚上在乡里放映，可以通知村民去看。我在乡里看到布告了，放的是黄梅戏《天仙配》。”
李龙带着一帮年轻的村民到乡里去看了这场电影。临出发时他突然转身把笃公也拉上了，边走边说：“我们都是外行，请你这个内行帮我们讲讲。”
看完电影回来的路上，李龙和其他年轻的村民兴奋地说个没完。一声不吭的，是笃公。不管李龙怎么问，他都好像没有听见，只顾眼睛直直地看着夜路，往前走。
第二天，笃公找到跛脚村长，要求我们村放映一场。
村长说：“我哪里做得了主？这至少也要由乡长发话。”
笃公立即转身朝着乡政府走去。
老人这么性急，村长觉得奇怪。
笃公当面向乡长叙述的理由是，村里成立了一个剧团，应该让剧团的演员看看这部电影。
“你们真有这么一个剧团？我原来以为你们村长夸大其词呢。”乡长说。
“剧团的戏是我教的，要不要我唱几句给乡长听听？”
乡长立即阻止，说：“别了，我答应您，去与电影队交涉，一定到你们村里去放映一场。”
当时在农村放电影是一件麻烦事。首先要运过来一台小小的柴油发电机，嗒嗒嗒嗒地响着，试试停停，停停试试。然后就是悬挂银幕，电影放映队问村长挂在哪里，村长说要问笃公。笃公义不容辞，指挥他们在我家堂前门口的场地里悬挂，一边系结在槐树上，另一边系结在屋檐间。笃公东看西看还是不放心，与我妈妈商量，能不能让他上我家的二楼，从楼窗上看看银幕悬挂的情况。
妈妈当然同意，笃公在我家楼窗口，指挥着银幕的悬挂。
那夜的电影，对我们村，是一种巫术般的降服。这里的农民好像全都中了邪，满脑子全是那些黑夜白布上会动会唱的大头人影。七仙女、天仙配、董永、黄梅戏，这些都成了全村的口头语，从老太太到小孩子都随口说。
那天晚上放映电影的时候，月亮起了很大的干扰作用。当月亮钻进云层时，银幕的图像就清晰；当月亮出来的时候，银幕就模糊。农民都是第一次看电影，以为一会儿明、一会儿暗属于正常，但祖母和妈妈都在上海看过电影，知道毛病所在，便经常抬头看月亮。
突然，祖母捅了妈妈一下。妈妈转头看祖母，再顺着祖母的目光看去，发现月光下，我家隔壁的楼窗已经打开，一个白色的人影隐隐约约。
妈妈立即领悟，笃公为什么要争取电影到村里放映，为什么到我家楼上查看银幕。
妈妈和祖母天天晚上都在竖耳谛听。她们估计，这些天隔壁的夜半歌声会改成黄梅戏《天仙配》。但一直没等到，不仅《天仙配》没有，连以前经常唱的越剧《碧玉簪》也没有了。
终于，半个月后，当几只乌鸦奇奇怪怪地叫过一阵之后，一种轻轻的唱曲声在黑暗中响起。这声音比以前温柔得多，唱的就是那天晚上看电影时钻到每个人耳朵里的那一段：
树上的鸟儿成双对，
绿水青山带笑颜。
随手摘下花一朵，
我与娘子戴发间。
从此不再受那奴役苦，
夫妻双双把家还。
第二天吃早饭时，祖母笑着对我说：“你天天给人家写信，顺便也给安徽的叔叔写一封吧。问问他，黄梅戏在安徽是不是人人会唱？他下次回家乡来，能不能教教村剧团？”
我当天晚上就写了。这是我第一次给叔叔写信，不久就收到回信，叔叔说，那个演七仙女的演员叫严凤英，由于这部电影，在全国出名了。他说他自己没学会唱黄梅戏，能唱几句的还是越剧。
祖母听我读完叔叔来信，笑着说：“不会唱黄梅戏也应该多回来看看。我们住在乡下没什么不好，就是太冷清。”
一场电影使祖母又想念起了上海。她从不在村子里串门，对邻里间的事情毫无兴趣。不管在卧房还是在厨房，她总是长时间地看着北窗外那条新修的公路。
外公每隔几天会来一次，祖母一见就问：“有没有外面来的消息？”
外公说：“我也是想来问消息的，志敬来信没说起？”
两位见过大世面的上海人，实在是感到寂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