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然文化的初旨是“雄伟本性的豪迈起步”，那么，考古必然会帮助人们更深地理解整体文化，包括当代文化。
以前，很多考古学家一再声明，考古学上的“文化”与一般意义上的“文化”是两回事。例如，河姆渡文化、良渚文化和广富林文化中的“文化”概念，和我们平常所说的“文化”就不一样。这种区分也许是必要的，但我今天要特别强调两者之间的共性。
考古学上“文化”，是指由实物遗存证明的人类在地点和时间上的生态共同体。那么，一般意义上的“文化”是指什么呢？说法很多，著名的定义就有两百多种，但在我看来，应该仍然是指地点和时间上的生态共同体。
这里所说的生态，包括生活方式和精神价值两个方面。其中，什么样的生活方式能保存下来而进入文化，由精神价值的选择来决定。那么，地点和时间上的生态共同体，也就可以进一步称之为“以精神价值为核心的生态共同体”。
我把考古学上的“文化”和一般意义上的“文化”合为一体，是想以初旨为坐标，来提升一般意义上的“文化”的学术含量，防止它被大量表皮现象所肢解。现在，大家在“文化热”的潮流中，常常失去“以精神价值为核心的生态共同体”的文化初旨，越讲越零碎，结果很可能以文化的名义败坏了文化。
我一直动员我的学生和其他文化界朋友稍稍关心考古，也是出于这个原因。考古，乍一看是爬剔远古时代的破残印痕，其实与当代生气勃勃的文化创造密切有关。
十九世纪的德国考古学家谢里曼（H.Schliemann）和英国考古学家伊文斯（A.Evans），通过考古，印证了《荷马史诗》中的描写，使人们知道千古诗情与野外挖掘的密切关系。他们也使欧洲文化重见源头、重知根脉、重获初旨。中国现代考古学开始以后，不少充满诗人情怀的文化人成了考古学家，例如王国维、罗振玉、郭沫若、陈梦家等等。由此可见，考古，是现代人对于自己邈远身世的大胆追寻，借以遥想祖先为什么要有文化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