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里士多德（前384—前322）出生在马其顿斯塔吉拉城的一个医学世家。亚里士多德从小对自然科学有浓厚兴趣，十七岁被送到雅典柏拉图学园求学，后任该校讲师。公元前三四七年柏拉图去世后，他离开雅典来到小亚细亚的爱索斯，在那里办学并结婚。公元前三四三年受邀于马其顿王腓力二世，任王子亚历山大的教师。
马其顿原是一个比较落后的山国，自公元前五世纪加入希腊诸国的贸易圈，日渐强盛，并明显地表现出扩张的渴求。而这位邀请亚里士多德的腓力二世，更是一个很有一点魄力的改革君主，他特意邀请著名学者辅导儿子这一措施，也大有深意在焉。亚里士多德在离佩拉王宫很远的一座小城中一个叫做米耶查学园的地方教着腓力的儿子亚历山大，这个学生，后来成了驰骋欧、亚，建立疆域辽阔的亚历山大帝国的著名霸主。后代的研究者们，很难从二千年前那个幽僻宁静的米耶查学园里获取太多的信息，来判断伟大的学者曾给著名的霸主灌输了什么知识，而只能把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说与亚历山大的所作所为进行比较，结果所得出的结论也是五花八门。但是，无论亚历山大这个学生是多么自信执拗，在亚里士多德任教之初毕竟只有十三四岁，教师既享盛名，更兼父命如山，因此不可能不受到深刻的影响。亚历山大可以违背老师的观点，却吮汲了老师的智慧。罗素说“这两个伟大人物的接触似乎是毫无结果的”，这未免武断了一点。公元前三三六年，腓力在女儿的婚宴上被人刺死，二十岁的亚历山大即位。亚里士多德已在此前好几年结束了对亚历山大的教育，曾在故乡从事过一段时间的科学研究，于公元前三三五年回雅典创办吕克昂学园，投学者甚多。这位年近五十的博学师长经常与学生边散步边交谈，深邃的学理，每每在轻松逍遥之中让学生从容领悟，因此人们又喜欢称吕克昂学园发端的亚里士多德学派为“逍遥派”。也就是在吕克昂学园，亚里士多德写下了许多传之后世的著名著作。此时，亚历山大正在不知疲倦地率师征战，马蹄已踏到印度河流域。他对自己的老师未曾全然忘怀，曾发给亚里士多德丰厚的生活、研究费用，据传还曾下令，让人们把发现的新奇生物都送给亚里士多德以供研究。但是，公元前三二三年，这位雄心勃勃的君主正打算进攻阿拉伯的时候，竟染疟疾而死，年方三十三岁。他的死亡使雅典城内原来被他扑灭的反马其顿党很快余烬复燃。学生亚历山大的亡灵既已被千夫所指，老师亚里士多德的处境也就有点困难了。要从一个写了这么多书、讲了这么多话的学者身上找一点由头加以迫害，十分容易。清醒的亚里士多德退居优卑亚岛，不久去世。
亚里士多德的研究领域，广泛地铺展到逻辑学、哲学、心理学、物理学、动物学、植物学、生理学、医学、历史学、政治学、文艺理论等各个门类，真的到了“无学不窥”的地步，而且凡有涉足，每多建树，他在好几个方面的学说，即便在千百年后还不能从根本上予以替代。他无疑是古代人类智能天域中一颗分外耀眼的明星。他的《诗学》，是历史上第一篇自成体系的美学论文，是其后两千余年中许多美学概念的基本根据所在。
亚里士多德是柏拉图的学生和朋友，又是柏拉图思想的有力批判者。这件事，对亚里士多德说来不是十分轻松的，但毕竟真理控制了他。他在批判柏拉图的一个学说时曾说过这么一段感人至深的话：
讨论这个学说使我们感到一种不愉快，因为主张这个学说的人是我们的朋友。但是我们既是热爱智慧的人，为了维护真理，即便推翻我们自己的主张也是应当的。朋友和真理既然都是我们心爱的东西，我们就不得不爱真理而胜于爱朋友了。（《伦理学》）
这是一个了不起的抉择。于是，柏拉图维护神权、维护贵族奴隶主统治的唯心主义，到了作为中层奴隶主代表的亚里士多德手中就变成了对客观世界比较冷静的思考和分析。柏拉图对于民主势力盛炽、贵族势力衰颓的社会现实心怀抵触，寄情于冥想中的“理想国”，并由此浸染到哲学、美学观，致使他漠视客观事物的具体性，追慕抽象“理念”。在他看来，一座具体的房屋，一朵具体的鲜花，都不是完全的，都有不美的因素掺杂其间；只有一般的、空洞的所谓“房屋”、“鲜花”的理念，才有绝对纯粹的意义；而世间一切美的事物则都是摹仿“美的理念”制造出来的摹本，是“美”这个概念的影子。亚里士多德对老师的这种意见很不以为然，他说，“我们不能同意这种说法，似乎除了个别的房屋之外还有什么一般的房屋”。日常生活中的美丰富多彩、有生有灭，假设出一个永恒不变的“美的理念”来，只能遁向虚幻。
亚里士多德的这个不以为然，摇撼了他的老师和朋友安身立命的理论基石，一个判然不同的美学结构由此而生：
柏拉图把现实世界看作理念世界的摹本，而艺术又是现实世界的摹本，因此艺术变成了“摹本的摹本”、“影子的影子”。亚里士多德既然已否定了那个至高无上的理念世界，于是只承认一个摹仿，就是艺术对于现实世界的摹仿，此其一；
既然亚里士多德认为现实世界不是什么“摹本”和“影子”，而是真实的，于是摹仿现实世界的艺术也应具有客观真实性，此其二；
既然亚里士多德认为把现实世界和理念世界分割开来是没有意义的，“理”存于“事”中，于是也便承认现实世界所固有的“理”即普遍性和必然性，进而要求艺术在摹仿现实世界时也不能只是抄袭表面现象，此其三；
既然亚里士多德承认艺术摹仿对象具有内在必然性，于是就要求摹仿形式即艺术表现的有机整体性，以求内容和形式的吻合，此其四。
亚里士多德的戏剧学，正处于这一美学思想的框架之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