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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从那个老人身边回来不久,听说他的病越来越重了。这期间老人又跑去看了几次,每次回来都很沮丧,脸色铁青。我长时间不敢问他话,一些情况都是他自己讲出来的。他讲得断断续续,什么组织上来人拉他到医院里去,他用一只手揪住被子和炕席,硬是不走。直到他昏迷过去了,人们才把他抬到医院里。他醒来一看是在医院,又嚷着踢着要回去,不吃不喝。没有办法,只得把他抬回了。再后来又是出事,没法只得在炕上看护,那儿的条件当然很差了。“他最初是因为得病,才坚持住到山村里,理由和所有人都不一样。我的这个老战友比所有人都倔,战争年代的那股拗劲又上来了。他的理由你想不到。他这样说:从他记事起,村子里的人都是死在自己炕上的。那么多人能,他为什么就不能死在自家炕上?他为什么就要到锃明瓦亮的大医院里去死?有人告诉他,现在不比过去,现在条件好了,村里的人到病危时刻也要抬到医院里。他说那好吧,就把我抬到乡医院吧!”
老人讲这些的时候,我流下了眼泪。我想起了东部平原,还有后来去过的南部大山——那里的人只要到了五十多岁,得了病就很少往医院送了。他们都是躺在自己的炕上捱,顶多请几个乡间郎中来看一看。有时候数遍一个村子也找不到一个人在医院里合上眼睛。他们从出生到死亡都是躺在自己家的大土炕上……想象着那个倔犟的老人,他的行为——他大概是以这种方式,替所有山里人表达一种悲凄的心情,表达自己对贫穷的抗议……我说不明白,反正他在以这种方式表达那种特殊的心绪,表达了他对死亡的极度藐视。
老人叹息着:“我这个老伙计还说了这样一件事:在他工作的那个部里,部长病危时曾立下一个遗嘱,其中有一条就是把自己的骨灰撒在曾经战斗过的地方……大家都很感动,有好几个人受这个启发,也这样提出来,希望骨灰能撒到他们流血流汗、印下战斗足迹的地方。可是那一天在执行部长遗嘱的时候,他亲眼看到撒骨灰要出动这么多人,先是乘火车,然后出动直升机和船……我的这位老战友惊呼起来:‘天哪,这要花多少钱哪,这要花国家多少钱哪!’他为此特意改了遗嘱,说自己死了之后一定不要开追悼会,也不要向遗体告别;至于骨灰嘛,随便埋到哪棵树下都行,埋到哪儿方便就埋到哪儿吧。前几年他卧床不起后又重新改了一下,要求把骨灰先存一个地方,等将来由他的大女儿花儿亲手埋在老伴骨灰盒旁边——最好找一棵老枣树……”
老人告诉,那个老战友一生里有一个最大的哀痛,就是得罪了村里人。那个贫穷的小山村看起来挺寒酸,沉默寡言,实际上蛮有自己的主意。“人哪,千万不要轻看了自己的故土。”老人长叹,说那个老战友的事情他从头到尾都看在眼里,那真是给人警醒的一个大故事。刚开始村里人都为自己这儿出了一个“老红军”欢欣鼓舞,走到哪里都说谁是他们村里的人;后来,自从他跟自己的结发夫妻分手后,就再也没人提到他了。他得了重病,被抬回村里,躺在原来的那个小瓦房里的大土炕上了,还是没人同情。他们都说:“活该!”他几次昏迷过去,村里人都很少来看他的,原来他们还是不能原谅他。直到前不久,都说老红军眼看不行了,这才有三三两两的人来瞅上一眼。那些和他年纪差不多的同辈人大多都去世了,比他年轻的人像来看一个稀罕似的,瞅上一眼就走。他们对这个人并没有多少感情……
老人说这一段故事时,给我留下了至深震撼。我久久咀嚼这其中包含的什么。
这个秋天好像在一夜之间加快了步伐。第二天早晨起来一看,那一丛美人蕉的叶子有几片好像被寒气冻蔫了,衰败的花朵落了一地。还有门外那大片的苔菜叶子,有的也在卷曲,路旁的毛白杨也在开始脱叶。
也就是第二天,噩耗传来。老红军的老战友,那个前几天还躺在炕上的中风者,于前一天晚上零点去世。他就死在自己家的土炕上。
老人一声不吭蹲在了院墙外边,面向着那个小村的方向……落日滑下去,最后消失在一溜山阴后边,他仍然那么蹲着。夜深了,儿媳莫芳走出来,为他披上了一件宽大的风衣,又走开。我站在他的旁边。
星星出来了,他仍然在那儿蹲着。他让我回去,我没有听。后来他只好站起,扳着我的肩膀一块儿进屋。
第二天他去跟老战友告别。我随他一同去,他摇摇头。
两天之后,村里要开一个追悼会,老人说要举行一个葬礼——小村人决心不理老人生前的遗嘱,也不管组织上准备怎么办,反正这次要自己干。老人说他要参加葬礼,还说要讲点什么。他说在这整个城里,和这个人在一块儿战斗过的只有他一个人了,“我们老哥俩谁也代替不了,我们才是真正的老哥俩,他不过先走了一步”。
我提出同他一起,他默许了。
葬礼是在那个老人死去一个星期内举行的。花儿和她母亲到处寻找一棵像样的老枣树,后来就在村子最东边、山的豁口下边、太阳一出来能够最早照亮的一个山坡那儿找到了:一棵长得歪歪扭扭、树干上满是伤疤和瘤子的异常茁壮的老枣树。据村里人讲,这棵树活得年纪最长了,而且迎着阳光望去,很像是一个挺不直腰身的老人,正不眨眼地望着这个村子。这是守护啊!这儿的人都觉得那棵老枣树和死去的老人有点相像。几乎没有什么争执,就在那片开阔地上,村里人准备埋下死者了。
晚秋时节,雨声沙沙……到后来这雨水越来越小,却仍然使人们身上湿漉漉的。这个对遗弃了结发之妻的老军人冷落了几十年的小村人,突然间都从四面八方汇来了。有的甚至是村外的人,他们得到消息也来了。人们都口口相传,说那个打过很多仗的老红军死了——这儿剩下的惟一一个老红军也要赶来参加葬礼。在这最后的时刻,小村人一手包办了所有的事项,好像故意瞒住了官方,而且也不向那个城里妻子生下的孩子通知一声。后来可能是有人觉得这未免过分,还是在最后时刻通知了他们。
于是就让我们看到了在骨灰盒旁边伫立的那两个哼哼唧唧、用力忍着眼泪的孩子。他们都白白胖胖,戴着眼镜,一眼望去,与满场的人都有极明显的差异。村里负责人是个七十多岁的老头,瘦骨伶仃,一双眼睛老盯住一个地方,不善言词,说话简短。开始时他站在老枣树下,四下里望一望,说一句:“他去了,是咱村里的,咱大伙儿来送他。嗯,都来啦,好,一个不少。”
他说这话的时候,那双沉甸甸的眼睛往四周转了半圈。我不由得随他的目光看去。我发现,小娃娃、老人,走路艰难不得不拄着拐杖一步步挪来的老头老婆……围了很多,使人很难相信在这山旮旯里竟然藏下了这么多的人。更令人惊讶的是,不光是人,所有的狗也都来了。它们大概是跟着自己的主人来的,这时候神情肃穆地站在那儿,没有一个蹦跳的,都老老实实面向这棵老枣树。负责人的话刚刚落地,人群里立刻是一片不安的议论声,有人呜呜哭泣,先是老婆婆,后来是老头子。年轻人一声不吭咬着嘴唇,又抬起眼睛寻找花儿和她母亲、那两个白白胖胖的城里孩子——他们正摘下眼镜擦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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葬礼上没有发现上级组织的派员,连老人所在单位的花圈都没有一个。我有些不安地问了问老红军,他小声说:“这是村里人的疏忽,这儿太偏僻;不过这也好,不会有人干扰这个葬礼……”是的,这已经完全是小山村自己的事情了。
村里的负责人最后说的是:“今后花儿和她娘有什么事,就是大伙的事。眼下老哥是咱的人了,老哥回了村,就躺在自家大炕上去了,咱就把他手里的事接过来办了,是吧?我敢说是哩!好啦,老少爷们说道说道,有个说道?没有……”他的眼睛四下看看,突然大声喊了一句:
“让红军老哥给咱说道呀!”
一片迎合声。流泪的眼睛都仰起,盯着我身旁的老人。他头顶的一团闪闪白发这时往下一点点滴着雨水。他擦也不擦往前走,一直走到老枣树下。我发现他一直挺着的腰板不知为什么一夜之间弓了,站在老枣树下,一双瘦瘦的大手显得那么长,差不多快碰到自己的膝盖了。他的目光落在旁边那个比他矮小得多的村里负责人的肩上。这样看了一会儿,好像在琢磨什么。后来他说话了,令我有点惊讶的是他已经不用普通话了,而改用了与这个小村人完全相同的、浓重的山地口音。我发现他说的词儿都是山里人常用的,很容易听。我明白了,他在和山里人说话。他这番话就算是葬礼上的演讲了。
一开始他简单地回顾了死去这位老战友参军的情景,经历了哪几场重要的战斗、立了哪些功,还有,战争结束之后他干了些什么、最后与其交谈了些什么、他死前最看重最挂记的是什么……这些都说得很简略。但我觉得这浓重的地方口音尽管压得低低,却像是在山间滚动的雷声。他不紧不慢,仍然那么低沉,像在跟村里人面对面交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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