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记

时间流动消逝的速度总比人原来预想的要快许多。好象只是前不久才写完了《古船》，而关于它的那些热烈争论，也像是刚刚消停。
　　可惜一晃就是十年，那一切的确是十年前的事情了。
　　一个人的旺盛写作期，到底有多少个“十年”呢？
　　今天再来回顾《古船》一书的写作、关于它的争执，已无太多必要。因为该说的都在这部书的两个发言记录、在一次答记者问和一篇海外版后记中说过了。余在今天的，仅是一些怀念和感慨。
　　至今仍有人直率而热情地告诉我：在我的所有作品中，他最喜欢的还是《古船》。这等于说，依照他的尺度，至少是在这十年里我没有写出过比《古船》更能打动他的东西。这种结论对我来说是悲是喜？是该忧虑恐惧还是欣悦笃定？大概都有一点。这新的十年里我写下了不止一部长篇和十几部中篇，出版了许多本短篇小说集和散文文论集。这其中甚至包括了获得国内一个重要文学奖项、被许多人激赏过的长篇小说《九月寓言》。
　　但是这十年中，我何曾像写《古船》时，生命中拥有过那许多许多......
　　我在自我总结时也会认为，自己这十年来的写作尚为努力，几乎是全力以赴的、自谦自信和永不满足的。我不敢荒废光阴，不曾停止学习，更没有沾沾自喜；我一直把创作当成心灵的至高要求，同时又化为不间断的劳作。我的思悟变得较前深阔，技艺变得较前成熟，视野也变得较前展放，情感也愈加成熟......除此而外，我还未敢丧失专注的目光。我想让生命的具体和连续，留下其色泽与声音──它们会是渐变的、不同的。但问题是它们之间尚可以比较。
　　我于是自问：十年中，有写作《古船》时那样紧绷的心弦、青春的洁净、执拗的勇力、奔涌的热情吗？
　　如果它们哪怕是稍稍减弱了一点点，那么任何其它的优长都难以给予补偿和成全了。它们在潜隐、凸显、交织、催发，并化为巨大的内在张力，影响生命一般的写作。
　　作品的质地不同。这种质地决定它命运中的一切，最终决定着。
　　于是，正如我以前所说过的，尽管《古船》必然地保留了那个年纪的艺术和思想的残缺，但却被更为重要的东西所弥补和援助了。
　　我今天有理由认为，《古船》是我对青春的礼赞和纪念。
　　回头再看它引发的所有责难、非难，莫名其妙的攻讦，也都是非常正常和可以理解的了。如果没有这些，倒是一件憾事。对应真正的礼赞和纪念的，必有其它。
　　在越来越变得职业化的“文学界”内，也许我的结论不会被更多的人所理解。但永恒的时间和川流不息的读者会理解。这正不断地给予证明。时下一个写作者遇到了更为沉重的压迫：世俗的竞争、文化消费品的包围。他们不得不在写作中寻找组合的诀窍、操作的特技，以及种种被认可的快意......因为舍此便难以“生存”。所以在此刻再谈论所谓的“生命的投入”、“青春的激情”，不仅远离时尚，而且有点“奢侈”。
　　好象以生命相抵的文学只属于没有生存之忧的人；只属于既得的成功者。而仍旧在拚争和进取者，已经不必择路了，因为出路只有一条：跟随潮流，走入职业。作品不需要作者的感动，“感动”只不过是一种设计，是套路之中的一环而已......
　　可叹的、具有残酷意味的是，文学的历史与心灵的历史是吻合的。它会毫不留情地否决一切乖巧和苟且。它会给写作者一个完全相反的、无情的回答。
　　因此我才那么感谢围绕《古船》，时间和读者所给予我的全部恩惠。它使我更加坚定一种选择、一种信念。它使我珍惜那些往往被一个作者所忽略了的东西。我会倍加珍惜的。
　　不久前的一个下午，秋天寂寥的枝叶在微风中轻轻自语，我又走到了南郊的山上。在灌木丛中，我不由自主地寻找着撰写《古船》时住过的那间破败小屋──我希望它还存在。是的，它还在那儿。只不过在这个喧哗而空洞的秋天，它看上去显得比往日更小、更破旧也更寒冷。
　　我在它的面前久久站立。后来我从窗缝往里探望。里面黑洞洞，什么也看不见。显然它完全被废弃，变为了山中的一个多余。只有我心里知道它曾使我得以安宁，曾极大地帮助了我。秋叶纷纷落下，落在我的头上、肩上。从这儿往前，再继续走，就可以出山。我记得那也是一个深秋，我锁上这间小屋，一直走到了东部半岛。当时《古船》单行本刚刚出版不久。
　　记得《古船》发表的当月，在济南南郊宾馆由几家报刊的文学单位联合召开了讨论会。在那个会上，我不像后来那么冷静。我说得比较多，反驳时比较动情。那次发言根据录音整理出来，但未在刊物上发表，只收入了一个文论单行本，后来《古船》再版时又收作附录。
　　北京的《古船》讨论会发言比济南的简短，但也比如今见到的记录整理稿长得多。这篇短短的记录稿后来不止一次被报刊引用。
　　“关于《古船》答记者问”是比较晚的了。它是一个杂志发表《时代风云与古船沉浮》时，记者的一次专门采访。这份杂志差不多拿出了一个专号的版面刊出了一部长长的文稿，并配有多幅照片，主要是在大学内发行。因为时间过去了许久，很多问题也就可以畅谈了，所以我在那次采访时较少顾忌和回避。
　　繁体字版的后记写得短小，因为它离国内单行本的出版时间太近，许多当时应说的话已说完。那篇小文中，我写出了自己对一些陌生读者的期望──当时我完全没有信心也没有把握，不太相信一些与我们大陆有完全不同经历和心情的海外读者，会受到此书的感动。
　　结果令人欣慰，他们同样地感动。两三年内，海外就出了不同的版本，并多次再版和连载。可见我们有差不多的血脉在连结。　　
　　我在“文学周”期间与山东大学和山东师范大学的对话录，发表时间与《古船》的出版间隔了七八年；而且《古船》在山东方面的首发式，也在济南的大学区举行。从时间的延续中、我的文字的变化中，正可互为印证和说明。
　　我自认为创作是自然和必然的延长，我并无质的改变，更没有随着世俗的要求而背离什么。昨天是今天的根据，今天也会是昨天的证明。
　　叙事性作品与“言论”的关系，绝不像有人认为的那么对立和不同。它们仅有的一点不同只是形式上的。它们血源既同，其余即可不计。
　　我相信鲁迅先生的话：从血管里流出来的都是血。
　　我们要求自己、也要求别人像流血般地写作，这是过分的苛求吗？
　　是苛求，也是一种基本的要求。
　　我不认为作家应该或必须是一位“小说家”──这个近乎常识的理解在今天却被越来越多的文学人士混淆了。他们自觉不自觉地将作家“等同于”小说家。这种混淆是非常不幸的。
　　“小说家”可以用通俗的、叙事的形式来传递心灵的那一份爱，来播撒心灵的声音；也可以仅仅讲一些合口入耳的故事。
　　而作家就不同了。人们有理由要求作家综合出更多、更新的东西。所以作家是人类的发声器官，他发声，他才有美，有真，有力量，有不绝的继承。
　　他们善意地要求我好好作一个“小说家”，是我所不能听从的。我这儿，永远也不会将叙事作品看得一定高于其它形式的作品。因为我只尊崇人的劳动、人的灵魂。
　　对于一个人而言，文学绝不仅仅是被艺术化了的文字组合。正是基于这样的理解，真正的作家才能提笔写出属于他自己的第一行叙事作品......
１９９５年１１月８日

【古船】全书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