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十一章

    尼牙孜全面揭发批判伊力哈穆并波及热合曼
    伊力哈穆与工作组其他成员交谈甚欢
    章洋愤而搬到尼牙孜家
   
    古希腊的哲人、智者、深深地通晓各种人情世故的机敏的奴隶伊索，曾经论辩过舌头——语言的两重性。他说舌头是世界上最美好的东西，同时又说舌头是世界上最丑恶的东西。这反映了随着原始共产社会的解体、阶级社会的诞生而发生的人类的主观活动，人们的精神、意识、观点一分为二地分化了的状况。我国古代，也有臭名昭著的指鹿为马的故事。随着阶级社会的演变，随着剥削阶级的已经和正在被埋葬，那些剥削阶级的利益的代表者，特别是那些骗子、恶棍、告密者、投机分子、浑水摸鱼者、投其所好者、挑拨离间者、披大旗作老虎皮者，他们的舌头是大大地发展了和腐烂了。赵高与他们相比，不过是小巫。指鹿为马算什么，鹿和马显然有许多共同性。而当代的造谣者、诽谤者、挑拨者却可以指蛆为马，指狗屎为马，而且他们还能，还善于指马为非马！
    到眼下为止，笔者大部分讲了一些尼牙孜的愚蠢可笑的故事。现在让我们欣赏一下他的舌头吧，而且，应该建议口腔科的医学科研工作者解剖一下这一类说谎者的舌头，并为它们建立专门的档案。对于这一类舌头，一百年以后的人类也是不应该忘记的。
    当章洋怀着浓厚的疑团和尤其强烈的倾向再次登上尼牙孜的家门以后，对于由于别修尔转述的伊力哈穆反映的情况，也由于工作组的其他成员反映的情况而在章洋的头脑中不情愿地发生的种种疑问，尼牙孜运用自己小巧灵活的舌头一一作了剖析。例如，关于偷吃牛肉的事情，尼牙孜是这样讲的：
    “什么？我偷了牛肉？真主在上，怎么能这样冤屈纯洁善良忠顺驯服的人！”他揪住了自己的胸口，“是的，伊力哈穆没有偷过牛肉，阿卜都热合曼也没有偷过牛肉。请问，他们用得着去偷吗？他们可以大模大样地去拿。不仅干肉，还有鲜肉，还有活羊，还有活牛和活骆驼自会送到他们的手里。他们是干部，是积极分子啊！请问，食堂是在谁的手里？就在他们手里。”他伸出了手掌，掌心向上，一伸一摆一屈，逐渐激昂慷慨，“先说说食堂的工作人员吧。从去年起，炊事员一个叫雪林姑丽的，您听说过这个名字吗？雪林姑丽本来是大个子泰外库的老婆。但是伊力哈穆的弟弟艾拜杜拉，老大的岁数却娶不上媳妇。于是，伊力哈穆利用队长的职权，挑拨离间，无事生非，拆散了泰外库的家庭，分离了一对恩爱夫妻。然后，伊力哈穆做主把那个白白的小媳妇雪林姑丽给了他的弟弟艾拜杜拉。这种挖墙脚的事情，就是旧社会的马木提大肚子也没干过！就是这样一个雪林姑丽掌握食堂的肉、菜和粮食。她居然不准我喝牛杂碎汤……这是一个。食堂炊事人员另一个是乌尔汗。乌尔汗是什么人呢？一个两个脑袋的叛国贼，外逃未遂的罪犯。一九六二年，不是别人，正是伊力哈穆把她接了回来。伊力哈穆为什么对这个小寡妇如此照顾，如此喜欢，您自己去想吧！是这样一些娘儿们掌握着食堂，掌握着干肉和鲜肉，活羊和骆驼。这样，所有的肉，连同这些女人身上的肉，不都成了伊力哈穆的了吗？”尼牙孜猥亵地挤了挤眼。他早有经验，大胆的谎言比缩手缩脚的谎言更容易被人所接受。“我怎么办呢？由于我没有给队长送过肉，我不中干部们的心，我受尽了他们的剥削压迫排挤。我是一个社员，食堂同样地扣我的钱粮，可我打菜从来打不来肉，两个娘儿们的勺子也长着邪恶的眼睛，一见了我肉就漏掉了。相反，他们任凭什么时候想吃就吃、想拿就拿，去年，伊力哈穆队长半夜还拿走了一条羊腿。”为了突出伊力哈穆，轻轻一挪，就把库图库扎尔的事情移栽到伊力哈穆的头上了。 “不错，那天晚上我一个人进了厨房，”他渐渐严肃和沉重了， “难道我是去偷肉吗？不！我是去保卫牛肉去了！我知道伊力哈穆他们每晚都去拿肉。我藏在厨房，是为了当他们来偷肉时好一把抓住他们。”他一把抓住了章洋，手簌簌地发抖，“结果，伊力哈穆的弟弟，那霸占了人家的妻子、食堂的炊事员雪林姑丽的艾拜杜拉进了厨房，他伸手要偷羊肉，我去抓他，但是他个儿高，力气大，他反而把我拉了出来，并且说是我偷了肉，天啊，苦啊，主啊，他们就是这样，不仅压迫我、排挤我、打击我，而且侮辱我呀！”他呜呜地大哭起来，章洋也拭着泪。他的自认为尚有待培养的阶级感情，就这样生动地现场培育起来了。
    章洋和他谈了一个整天。他觉得与尼牙孜的谈话堪称是醍醐灌顶。他益发体会到立场问题的重要，你站对了立场，尼牙孜是阶级弟兄，是被压迫被剥削的正义与人民的化身，包括他的不够清洁不够英俊不够条理不够逻辑，都是对于四不清干部的血泪控诉——一切权益，都被四不清干部占有了，他们上哪里变得清洁英俊文明去？而如果你不注意立场的站法，你就会像别修尔、萨坎特、何顺、玛依娜尔一样，把尼牙孜视作“二流子”，而乖乖走进四不清干部伊力哈穆的圈套。
    五天以后。
    这几天，伊力哈穆又找了章洋几次，始终没有汇报成。给章洋汇报，确实比用柳条筐打水还难。有一次章洋毫无表情地把眼皮一耷拉，似乎是批准了伊力哈穆可以向他汇报了。但是没等伊力哈穆说几句，章洋就打断了他，并且冷冷地反问道：
    “你白天也要汇报，晚间也要汇报，你打算汇报的就是这些吗？”
    “您等我一点点来说……”
    “你的汇报要说明什么呢，说明你正确，你没有四不清的问题，是吗？”
    “当然我还有许多做得不够的地方……”
    “……你以为，你的问题我们不掌握吗？不要做梦了！”章洋瞪起了眼睛，他想起了有枣没枣先给三竿子的经验，他对伊力哈穆的沉稳与坚定十分反感，“你以为你上边有人就可以滑过去吗？”
    “……”伊力哈穆完全不明白这话是什么意思。
    “告诉你，社教就是社教，原来的县委、公社党委都管不了社教工作队的事情，你也休想给社教运动定调子！你不要避重就轻！你不要利用赛里木书记的老关系去讨好大队工作组……”章洋非常粗鲁地讲了一大套，他以为蛮横是优越的表现而武断是权威的同义语。只是在把伊力哈穆说得脸发红，额头上沁出了汗珠，鼻翼一动一动，几次要张嘴又不知说什么好以后，章洋才放缓了语气，再次重复了一下“坦白从宽”的勉励之意。
    又过了两天。何顺傍晚来通知伊力哈穆：“工作组决定，从今天起，队里的生产、派工、分配、学习，一切的一切，一律由工作组掌握。队长要干什么，可以提出建议，未经工作组批准，一律不准行动。”何顺还告诉他，为了集中精力学习和搞运动，决定水渠工程暂停一星期。
    伊力哈穆马上提出自己的疑问和异议，但是何顺听完了以后未置可否回身就走了，似乎是，何顺也不打算和他讨论这些问题，甚至伊力哈穆感觉，对于这样的一些措施，何顺也未尝想得通。
    伊力哈穆实在非常苦恼。他年龄不算大，但是解放以来的各项政治运动他是参加了的。他迎接过各种工作干部，不同民族、不同性别、不同年龄和不同职务的干部他都能融洽地相处，并从这些工作干部身上学到革命的理论，丰富的经验，干练的方法和各种有用的知识。但是，他没有见过章洋这样的人。问题不在于章洋对伊力哈穆的怀疑，他伊力哈穆可以接受审查，甚至于，为了他各方面的缺点和过失，他愿意接受工作队的批评，接受群众的批判。党的教育使他认识到，在千难万险的阶级斗争中，党有权弄清你是不是美国中央情报局、苏联克格勃、台湾方面的特务，有权弄清你是不是潜伏下来的两面派，是不是处心积虑地等待着变天的阶级异己分子。为了生死攸关的事业的胜负，他可以被冤屈一百次，被怀疑一千次……党说，你要经得起考验！考验噢！
    但事情总应该有一个是非，那些被任何正常的头脑、朴素的理性所能辨别的、丝毫没有什么特别的深奥的是非曲直，总不应该被任意颠倒。现在章洋非常起劲地往尼牙孜家里跑，而对群众呢，神神秘秘，躲躲藏藏；对干部和积极分子呢，冷若冰霜，视若敌仇，这难道不是大大超过了正常的严肃审查的界限了吗？这难道是能够理解的吗？
    其次，爱国大队七队有三百口子人和四千亩地。全大队有差不多两千多人和三万亩地。这副担子他一分钟也不敢忘记，你不管搞什么运动，提什么口号，推广或者否定什么经验，土地一刻也不能荒芜，人民一刻也不能停止他们的劳作和生存。而身为共产党员和生产队长的伊力哈穆，一刻也不能推卸自己对于土地和人民，因而也就是对于党的巨大的责任。现在，他们要直接指挥全队的生产、工作和学习了，他们要干些什么呢？
    伊力哈穆去找热依穆副队长，热依穆正在喝晚饭后的清茶。这些上了年纪的人，最喜爱这饭后的清茶了。不管晚饭吃得多么好和多么饱，总还要铺上饭单、放上馕，喝一回清茶（馕在这里不是为充饥而是为了佐茶），这才是真正的享受和休息。伊力哈穆心急火燎地来到副队长家里的时候，副队长夫妇正在津津有味地喝茶。老两口手里各拿着一小角馕，像用茶匙似的捏着馕块把茶水搅一搅，把茶梗挑出来，各自呷了一口，不约而同地“呜喝”一声舒了一口气，随着这声舒气，当天的疲劳消散了，刚吃下的晚饭，也随着饮茶而得了消化、吸收和甜美的回味了。
    可惜，伊力哈穆却无心在这里品茶，他把何顺的通知原原本本地告诉了热依穆。
    热依穆一声不吭，仍然在那里咂着茶味。
    “请用茶！请吃馕！”面色红润、身体健壮的再娜甫的情绪也没有受多少影响，她殷勤地礼让着。
    “茶当然要喝，可我们也得想想办法啊！工作组的劲和我们拧着使，这可不是什么好事！”
    热依穆看了伊力哈穆一眼，很奇怪这个冷静、安详的队长今晚的失常。
    是的。伊力哈穆很少有这种慌乱和焦躁的情绪。在天灾面前，在贫困面前，在颠覆面前，在马木提乡约和玛丽汗面前，在尼牙孜和包廷贵面前，他从来没有急躁过。但是，如今面对的是在他千盼万想的、无比尊敬、无比信赖的上级派来的工作干部呀，他该怎么办呢？
    “我们有什么办法？”热依穆缓缓地说，“我们只能听他们的。我们不能抬杠。这就好比下雨刮风，要下雨刮风啦，还有什么可说的呢？他们是上级派来的，也好。人家有人家的章程。渠上的事， 如果耽误了，放心，他到时候会组织抢时间、抢进度、大跃进的。别着急，慢慢地他们会弄清情况的……”
    伊力哈穆对他的回答感到失望。
    伊力哈穆又去看了里希提。上次去，他带着小馕、烤包子和保存得很好的、富有糖分的两大串葡萄，他尽量不谈有关队上的工作的事，并因此而找不着可说的话。除了队上的事情，他简直不知道有什么可说的，而不论说什么，里希提也会联想到队上的工作。上次的探病就是这样别别扭扭地进行的。这究竟是什么事啊，如果闹得他与里希提都不敢痛痛快快地说话了。这算是什么事儿啊。
    ……这次呢，伊力哈穆鼓起了勇气，对于躺在医院里洁白的褥单上，因而显得更加瘦削和苍老的里希提，他只问了两句有关健康的话就谈到了正题。他问：
    “我们怎么办呢？”
    听完了情况，里希提蓦地坐了起来，他说：“我一两天就出院。”
    “您……”伊力哈穆吓了一跳，而且有些后悔。
    “我已经好了。好得比好还好了。四清运动开始了，我却一个人住在这里，心里非常着急。这几天，我又回忆了在县上、在公社学习毛主席的指示和中央文件，这次社教运动是一场非常伟大的革命运动，是一场重新教育人、重新组织阶级队伍的伟大的革命斗争，要把阶级敌人的反革命气焰压下去。但是，进行这样一场革命斗争的道路也不是平坦的。土改、合作化、公社化、大跃进，又有哪一个运动的道路是笔直的和平坦的呢？尤其是这个社教，难处在于，你我都不知道敌人在哪里，查账查多吃多占？这本来是很明白的事儿，可现在又牵扯到国内外阶级敌人，同时敌人他不亮出来，你说他是敌人，他也会说你才是敌人，困难就在这里：抓敌人变得像是蒙老瞎一样。农村是我们的农村，工作组是我们的工作组，社教运动是毛主席他老人家的决策。我们要管，我们要说，一次不行谈十次，章组长不听还有别的组长和组员，农村的四清是一定能够搞好的，敌我、是非都要搞他个清清楚楚！”
    临别的时候，不管伊力哈穆怎么说，里希提再次重复：
    “你要好好地干！我一两天就出院！”
    于是，伊力哈穆决定了，他要坚持工作，坚持斗争，他不犹豫、不气馁、不观望、不等待。
    生活对于伊力哈穆的要求是不是太高了呢？担子对于这个生活在边远地区的、没有很多文化的年纪也不算太大的生产队长来说，是不是过重了呢？这似乎比和地主巴依、自然灾害、境外豺狼、资本主义势力的斗争还要困难一些。没有章洋，已经够伊力哈穆斗的了啊！伊力哈穆毕竟只是个农民，他的工作带有尽社会义务的业余的性质，譬如说，在看望里希提的当天夜里，他还要扛着一麻袋小麦到水磨去磨面，而章洋从小接触到的只有端在盘子里的食品或者至少是装在口袋里的面粉。譬如说，明天一早伊力哈穆就要去劳动，他不能比任何社员干得少些，他理应比一般社员干得多些。而章洋可以白天黑夜地根据尼牙孜的舌头的伟大创造进行“艰苦的脑力劳动”，制定“突破”伊力哈穆的计划。章洋根据文件提供的某种经验，正在准备组织一次对伊力哈穆的“小突击”，借以打掉伊力哈穆的威风。而伊力哈穆只能利用劳动的间隙和工余时间进行活动。还有很重要的一条，伊力哈穆昼夜要为大队的两千人和三万亩地、七队的三百人和四千亩地操心，为人民和土地的今天和明天，为水利、积肥、耕作产量、缴售、分配、社员的痛痒冷暖安危……操心，而章洋是在专心致志地创造一个贯彻殊死斗争经验的典型。还有，章洋可以写材料，材料可以送到公社工作队队部和县工作团团部，而伊力哈穆的活动的时间和空间则不知小多少……
    需要他挑起的担子是不是太沉重了呢？这个问题我们的伊力哈穆是从来没有想过的。见到山，就登上去。见到河，就跨过去，蹚过去或者游过去。没有路，就开路，有路，坚决往前走。三十年来，特别解放后十五年来的斗争、劳动、生活就是这样造就和锻炼了他的，他不知道什么叫躲避，不知道什么叫退缩，他从来没有考虑过、吝惜过或者怀疑过自己的脊梁骨。
    所以，没过几天的一个晚上，伊力哈穆坚决地、毫不含糊地再次去找热依穆。他说：“走，咱们去工作组谈谈意见。他们最近的安排有些不大合适的地方。”
    “去吗？不去吗？”热依穆自言自语。
    热依穆的自言自语引起了再娜甫的误会。因为，热依穆和他的老伴相亲相爱相敬是堪称模范的。按照通常的惯例，热依穆的自言自语，其实是对老伴以一种礼貌的方式表达某种要求。如果热依穆说：“今天冷不冷呢？不算太冷吧。”这就意味着对再娜甫烧得炉火不够暖的一种婉转的批评。她再娜甫听到这话就该赶紧猛烧炉火。如果热依穆自语：“要不咱们吃点油塔子吧？吃吗？不吃吗？”再娜甫尽管去做就对了。热依穆身上仍然保持着回家接受老婆服侍的这种老习惯，然而他很注意礼貌，从来不用命令的口气对老伴说话。
    这次，再娜甫一听到热依穆的自语，便连忙起身，把热依穆的羊皮圆帽和长毛绒领子的黑条绒大衣拿了过来，并且提起大衣，做出等待热依穆来伸胳臂的服务周到的架势，结果，却使热依穆一怔。
    于是，在内外“夹攻”下，热依穆随着伊力哈穆进了阿卜都热合曼家的耳房。
    当伊力哈穆和热依穆进来的时候，何顺和萨坎特正在一个用三块木板临时搭起的桌子上填写报表。客人们的到来使他们有点慌乱。
    “章组长呢？”
    “到公社开会去了。”
    （其实不是开会，是章洋和别修尔就对伊力哈穆开展小突击的事情意见分歧，他们一起去公社找领导去了。）
    “玛依娜尔同志呢？”
    “她和团支部一起去布置文化室。”
    何顺和萨坎特进点已经十天了，从来没有和队干部们谈过一次天，因为章洋三令五申强调了这样的纪律：不准与队干部握手问好，不准与队干部们说笑寒暄，不准向队干部透露情况……如此这般。他们日常见到队干部，也不得不违背一切习惯和礼节，用力把脖颈扭到一边。但是，他们俩都是在农村（牧区）长大的，他们很容易地与许多社员搞熟悉了，并从而了解这个队的干部的情况，他们知道，接触他们完全不像接触麻风病人一样地危险，农村干部也不可能突然变成了可怕而又神秘的怪物。他们无法理解章洋的那一套苛刻的，简直是奇特的讲究。但是，他们对于这一场伟大革命运动也还没有经验，同时，对于章洋这样的从乌鲁木齐来的戴眼镜的干部，他们有一种敬意，也有一种隔膜。所以，他们没有提出相反的意见，大致仍然遵守着章洋公布的纪律，虽然自己也觉得怪别扭，就是因为这，队长和副队长的到来甚至使他们的脸上出现了红晕。
    “萨坎特同志，在这里还习惯吗？比不上山里那么痛快吧。”伊力哈穆问。
    “中学和小学我是在县城上的，农村的生活更没有什么不习惯。”萨坎特说。
    “可到了夏天呢，到了夏天我都想上山，上夏牧场，到哈萨克牧人的毡房去！”
    “那当然了。”萨坎特说，他笑了。
    “何顺哥，您说呢？我们这儿比得上察布查尔吗？”
    “还差不多，差不多。”
    闲谈就这样开始了，拘谨渐渐消失了。
    “查账进行了吗？情况怎么样？”伊力哈穆问萨坎特。
    “开始了，开始了，会计的账目……”萨坎特突然收住了口。他不便再谈下去。
    “据我所知，”伊力哈穆主动介绍说，“账目上有这样几个问题。一个是有一些经济手续执行得很不严格，制度也不够周密。有些地方还是搞良心账那一套。譬如生产收入现金开收据，但是空白收据没有编号。这就产生了一个问题，如果有人收了钱，给出了收据，却没有上账，你到哪里去查呢？去年尼牙孜的老婆曾经管过从各家各户收牛奶往伊宁市食品公司送的事情，结果就发生了问题。她从会计那里要走了一叠子空白收据，却没有如数交回存根，后来我们去食品公司调查，显然她贪污了现款，为这个事，我们换掉了库瓦汗，也批评了会计。”
    “对，您说得对，原来您对财务工作也很内行啊！”萨坎特听得很感兴趣。
    “对记账我外行，我只是想这个道理。”伊力哈穆高兴地笑了，“再一个问题是欠账的情况。我们近年来工值平均一块五毛钱左右，不算低，又有合作医疗和其他公益设施，本来不应该有欠账户，但是，前两年由于财务制度混乱，有的社员不是凭劳动领钱而是靠和队长搞好关系，靠队长批的条子领钱。结果，出现了四户欠账，他们都超过了四百元。这里边除了一户确有一些困难，但也不应该欠这么多以外，其余三户就没有多少道理。一户是职工家属，丈夫月月寄钱来，她不参加劳动，却从队上领粮、油、肉、菜、瓜、果，用队上的柴草煤炭、木料，长年累月，越欠越多，越多越难还也不想还，越不还越没法办。还有一户是尼牙孜，关于这一户的情况我们以后再谈，他的欠账应该说是一种恶行、一种罪过。再一户就是大队长的老婆帕夏汗，她的户口是六二年末才转到我们队的，前两年逢年过节打上条子就要钱，大队的补助工分是由大队加工厂开支的，大队长到各队参加劳动的所得，又是由各队分担的。这样，他把大队从其他队分得了的现金一律花掉了，另外还找我们队要粮要钱。这些问题我们几次下决心解决，又老是解决得不彻底。结果，一边是有些人欠账，另一边是社员劳动了，工分和工钱也都算出来了却领不到报酬，分配不能落实，影响了社员的生产积极性……”
    “是这样的吗？”萨坎特略带疑惑地自语。
    伊力哈穆听懂了萨坎特的意思，便进一步解释说：
    “农村的事情也并不简单，从搞互助组以来，两条道路的斗争从来没有停止过。有些人——当然是少数——千方百计、昼思夜想、挖空心思要多占集体一些便宜而少尽一些义务，有空子他们就钻，如果认为欠账户就是困难户。困难户就一定值得同情，那不一定是对的。而且，这也不符合阶级分析的方法。”
    何顺与萨坎特对视了一眼。伊力哈穆的说法与章洋谈的是如此相反。章洋一直强调，扎根串联的时候，要找那些欠账户——困难户，要依靠他们去揭开阶级斗争的盖子。
    伊力哈穆并没有意识到他的话打中了什么，他只不过是把自己掌握的情况和自己的看法如实地提供给社教干部罢了。而且，从账目谈起，只是因为萨坎特是负责查账的，这样谈更自然些，他谈话的主题还在全大队的阶级斗争的形势。
    他继续说：“还有一个问题，我始终不明白。萨坎特，您从账目中可能也看到了，大队近年从生产队调劳动力、调材料、调现金经营一些林业、加工业和其他副业。拿大队的苗圃来说，地是生产队拨的，树苗是各队交钱买的，栽植管理是各队出劳动力。等树苗长成了，就算大队的了，反过来大队把树苗卖给各生产队，还要收钱。这种做法合理吗？符合六十条吗？”
    “这个情况我还不太了解。”萨坎特说。
    “你们对大队有些意见吧？”何顺问。
    “不，不是整个大队，而是大队搞的某些林业、副业和企业。譬如说，前一段大队提出，把各生产队的裁缝和缝纫机集中到大队去，这究竟有什么意义呢？不过是想抓几个钱罢了。真正为农业服务的农机具修配等等为什么不下力量搞好一点呢？”
    逐渐地，谈话更加放得开了。伊力哈穆从大队的副业加工谈开去，一直谈到了六二年的反颠覆斗争，七队的丢粮事件，包廷贵的活动，死猪闹事，一直到六三年库尔班的出走，赛里木书记前来主持传达学习中央文件的状况……听起来似乎是随口闲谈，实际上无不和四清、阶级斗争、三大革命运动这个主题有关。本来沉沉闷闷一言不发的热依穆，也时而插几句话。伊力哈穆的谈话，他的真诚坦白热情的态度，他的清楚的口齿和条理，他叙述的这些错综复杂而又眉目明晰的事情，完全吸引了萨坎特和何顺。如实地叙述情况，如实地听取和掌握情况，按照事物的本来面目来理解事物这本来是普普通通的事情，是具有正常思维的人脑定会能够胜任的事情，恰恰是那些企图把鹿说成马，把一加一说成三的人才往往把事情搞得玄而又玄，昏头昏脑，云遮雾罩。当伊力哈穆介绍这些情况的时候，何顺和萨坎特很快就信服了，原来人为地制造的许多阴影消失了，他们也渐渐发表自己的感想和意见了。说到有趣的地方，几个人争着说，抢着说，笑声和话声混合在一起。
    就在这个时候门响了，门开开了。进来的是章洋。
    像一阵寒风突然吹进了温暖的房舍，何顺和萨坎特突然不自在起来，到了嘴边的话又咽了回去，他们噤住了，甚至连眼神也不再往伊力哈穆他们身上投望。
    章洋耷拉着脸，面色很不好，在公社，他很不愉快。他是带着一脑门子的官司回来的，何况又看见了伊力哈穆与热依穆，他们居然敢趁自己不在的时候前来拉拢其他社教干部！
    伊力哈穆觉察到了这一切，但是，他觉得这就更加需要他公开自己的观点了。他说：
    “……我还有几个意见想汇报给你们，首先，干渠的改线工程，只能加快，再不能暂停了。今年冬天，到现在为止大的寒潮还没到，现在冻土不过是二十来厘米厚，对施工的妨碍不大。但是，也可能是十天八天以后，也可能是三五天以后，天气就会大变，气温就会急剧下降，施工就会难以进行下去。我们一定要抢这几天，尽量多搞一点，这样明年开春才能完成初步工程。否则，明春搞个一春，不上不下，等到给冬麦浇返青水的时候就会出大问题。所以我不赞成你们暂停渠道工程的安排，希望你们立即改变这个决定。”
    章洋真想大喝一声“岂有此理”，拍响桌子，把伊力哈穆轰出去！胆大包天，居然面对面地教训起他们来了！他气得身上发起抖来，但是他控制住了自己，因为他隐隐约约地觉到，这个伊力哈穆的顽强、耐心，说话的逻辑性、进行论战的能力都是不多见的。显然这个队长不是一块好捏的泥巴，靠虚声恫吓是制服不了他的。同时还因为，方才在公社，尹中信和别修尔，一起否定了他对伊力哈穆搞“小突击”的计划。这使他非常恼火，简直是右倾保守，束缚他的手脚。他憋着一肚子气，要干出点实际成绩给他们看看。他虽然坚持己见并且准备自行其是，但是尹队长和别修尔组长的不同意不能不使他略略慎重一点，他极力压制住自己的怒火，而且努力在脸上做了一个比哭还难看的、扭曲了的、傲视一切的笑容，他问伊力哈穆：
    “你是来提意见的吗？还有什么？提吧。”
    于是，伊力哈穆又提了关于社教运动的搞法，关于发动和依靠群众的问题，关于分配的问题，关于搞好文化室的工作和防止形式主义的问题等等方面的意见。
    章洋越听越觉得无法忍受了，他反复思量，终于发起了一击。他微微一笑，说道：
    “好吧，你说的这些，我们今后再谈，”他拉长了声音，一副作总结的腔调，“我现在也要谈一点意见，只谈一点。我们最初到来的时候，一见你就明明白白地告诉过你，我们一定要住在贫下中农社员的家里，但是干部不行，我们不准备住在干部的房子里。这话你听见了吧？”
    “当然，是这样的。”
    “是什么样？”章洋猛地提高了声调，使自己和别人都为之一震——这是往日的演员生活留下的一点残余的痕迹。这带有话剧台词处理的味道。他喝道：“阿卜都热合曼是不是队委会的生产委员。”
    “是的。”
    “你说，队委会的委员不是干部是什么？你为什么不按我们的要求做？为什么欺骗我们？”章洋越说声音越大，越说越急，一副咄咄逼人的样子，萨坎特的脸色都变得苍白了。
    “队委会的委员也算干部？”
    “当然算……”
    “那……那我们这里的贫下中农几乎都是干部了，有记工员、读报员、卫生组长、技术员……好吧，我们可以再向您提供其他的不担任任何队内职务的贫下中农的名单。”
    “不用扯这些，”章洋扬起了头，“你为什么把我们骗到这里来住，你自己清楚，我们也清楚。”章洋回头看了萨坎特和何顺一眼！
    “明天早晨，我们搬走。”
    “搬到哪里去？”伊力哈穆问。
    “你再也不用管了。”章洋面有喜色地说，然后，他又转头通知萨坎特和何顺：
    “我们搬到尼牙孜家去。”
    伊力哈穆当真是目瞪口呆。
    小说人语：
    章洋与尼牙孜是天生绝配。尼牙孜对伊力哈穆等人的愤怒是真诚的，有理由的：
    任何一心做好人的人的行为，都对不同观点的选择者与利益关系不同者构成挑战与施压。尤其是对于不相信善只相信恶者，善者的虚伪与狡猾都达到了令人作呕、逼人发疯的程度。你如果与他有碰撞，如果你对他有约束，他当然会痛恨你。如果你对他提供过帮助，他或她就更加咽不下这一口恶气——我如何能够承认接受过那样的巧伪人的恩惠？他们不知道感恩，他们具有一种仇恩情结，仇恩主义。小说人遭遇过这样的小哥小姐不止各一名。
    小说人补充说，由于写作当时的语境，小说人拼命将伊力哈穆往完美里写，这里有生活的依据也有真情也有硬气功式的努力。以至于，突然，重读着重读着，小说人也对伊力哈穆的原则性与不识相性感到有点受不了了。
    我们的始祖文化范式毕竟是《易经》，您怎么就不易（变）一易（变）呢？
    而章洋的执拗与自我毁灭，是重要的小说戏剧元素。奥赛罗、项羽、朱由检（崇祯）、李自成、洪秀全等都有这方面的特色性格程序，读之扼腕。中华传统文化中确也包含着这样的自毁潜程序，而在历次改朝换代中，潜程序变成了不可抗拒的显然的“气数”。
    章洋的选择绝非偶然，反映了语境：具备了的庞然大物是斗争的理论与激情，组织与发动。尚待寻找认证与确定的是斗争的对象，斗争的性质。我们的斗争存在着修辞化、声势（表演）化，乃走向可塑化、空心化、随机化、阴天打孩子——没事找事化、“人保活化”。这最后一化是旧时艺人的一个说法，认为有两种节目脚本：一种是设计极佳，是“活保人”，谁演都能出彩；一种是设计不那么完美，又必须出台上台与受众见面，这就只能靠演出者的天才与时运，才能保证节目取得不坏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