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两次访问过美国，访问过联邦德国和墨西哥。我曾经写下了一些出访见闻，写下了对于中国人来说完全是别样的、令人眼花缭乱、目不暇接、目瞪口呆或者哭笑不得的那些感受。
这些感受的基本特点（特别是关于美国的），可以用一个通俗的字眼来表示：“开眼。”你不去西方，你看得到那上百层的摩天大楼吗？你看得到密如蛛网的高速公路上的汽车流吗？你看得到那灯红酒绿、奢侈丰盛的花花世界吗？
而到苏联的访问完全不同。我无法用一种好奇的、幽默的、热烈而又清醒的旅人的旁观态度来环顾周围的一切。
幽默是一种成人的智慧。我是在四十五岁以后才考虑并实现访问美国的。访问美国对于一个作家的心灵来说并不是特别困难的事情。它好也罢，赖也罢，你有时候嗤之以鼻，有时候五体投地也罢，它是它，你是你。
只要你有足够的幽默感，你就会有足够的胃液去消化你的访美经验，既能消化，也能吸收。
但是苏联不行。我向往苏联，远远在具备足够的幽默感之前。
在苏联，我觉得光靠幽默是不够的。虽然我曾经自我欣赏、自我标榜过我的幽默。
访苏二十二天，我感到的是幽默的困惑。
我大概从十五岁起就梦想过去苏联，如果不是更早的话。
那时候苏联不仅是一个美丽的梦，而且是我为之不惜牺牲生命去追求的一个理想。
没有哪个国家像苏联那样，我没有亲眼见过它，但我已经那么熟悉、那么了解、那么惦念过它的城市、乡村、湖泊，它的人物、旗帜、标语口号，它的小说、诗、戏剧、电影、绘画、歌曲和舞蹈。
到了莫斯科，一切都给我以似曾相识、似曾相逢的感觉：莫斯科河畔钓鱼的老人，列宁墓前铜像般一动不动地肃立着的两个哨兵的蓝眼睛，克里姆林宫钟楼上报时的钟声，用花岗岩铺地的红场与红场上的野鸽子，列宁山上的气魄雄伟却又显得有点傻气的莫斯科大学主楼，地下铁路革命广场上成群的铜像，包括街道的名称——普希金大街（静悄悄的）、高尔基大街（两边都是商店）、赫尔岑大街（通向柴可夫斯基音乐学院）、别林斯基大街（大概面貌与革命前没有区别）……这种似曾相识感甚至是令人战栗的。
我真的来到了列宁和斯大林、普希金和高尔基的故乡，我听到许多歌儿歌唱过、我自己也动情地唱过许多歌唱它的歌儿的莫斯科了吗？
当然是初次邂逅。怎么又像是旧地重游？
我倒没有幽默它一下，干脆用好莱坞电影的那个中文名字，叫作“鸳梦重温”。梦早已被当时是冰冷的现实、现在也还没有完全变成历史的铁一样的严峻所打破。
游历苏联是一次灵魂的冒险。因为再没有第二个外国像这个国家那样在我少年时代引起过那么多爱、迷恋、向往，后来提起它来又那么使我迷惑、痛苦乃至恐怖。
好也罢，坏也罢，它和我们的关系是太深、太息息相关了。我和我的朋友们都感到一种少有的关切，都纳闷儿，都急于多得到一点有关它的信息。
游历苏联是一次充盈的内心体验，不仅仅是、远不只是一次“开眼”的旅游。
它的一切美丽都使我忧伤而又欣慰，它的一切不美丽都使我欣慰而又忧伤。
这是一次重温旧梦的旅行。当我看到克里姆林宫的红墙，当我听到那报时的钟声，当我听到在苏联已经唱了二十多年的《莫斯科郊外的晚上》的时候，我好像回到了年轻时候。
这又是一次告别旧梦旅行。我不是鲁迅的秋夜细小粉红花梦中的瘦诗人，我并无兴味把眼泪擦在粉红花最末的花瓣上。
重温旧梦带来忧伤的甜蜜和甜蜜的忧伤。告别旧梦带来希望的坚强和坚强的希望。
这是我们的近邻。
从北京首都机场起飞，一个多小时以后便离开了我国进入蒙古人民共和国领土，再大约一个小时，便来到了贝加尔湖上空。
地理书上讲过，贝加尔湖是世界上最深的湖。
更重要的是，一九四九年，我和我的同伴都爱唱一支歌：
贝加尔湖是我们的母亲，
她温暖着受难者的心。
为争取自由而受苦难，
我流浪在贝加尔湖滨。
中国的革命浪潮，苏联所影响的世界革命浪潮，使贝加尔湖变成了一个亲切的湖。当我们少年时选择了革命道路的时候，我们都有为革命而到类似贝加尔湖地方去受难的准备。
天气晴朗，但是我没能看见贝加尔湖，只是在事后才听人们说起，贝加尔湖已经过去了。
原来这么快就进入了苏联上空，就掠过了贝加尔湖。原来是这么近！
我俯瞰苏联的广袤的国土：灰褐色的土色，绿色的植被，稀稀落落偶尔一见的小房子。一路上没有看到任何城市。
这就是苏联？
莫斯科国际机场庄严典雅。候机大厅的天花板上装饰着紫色的铜环，这确是一个盛产有色金属的国家。但天花板因此而显得低矮了，也影响了光照。
入境手续办理得缓慢而且仔细。边境警察的面孔没有表情，他仔细地审视着你的面孔，对照着你的护照上的照片，并把你护照上的有关部分复印下来。一位等待入境的人被要求摘下眼镜，以便更好地观察他的脸部（我的眼镜一直安然地戴在我的脸上，虽然我护照照片上的眼镜的镜框是另一种式样）。
海关要求一位等待入境者打开他的装有印刷品的纸箱子，纸箱子用短刀划开了，拿出一包又一包的印刷品，接受海关的检验。
包括持有苏联本国护照的苏联公民，也同样地履行着一切接受检验的手续。这是严肃的。
只有一点，莫斯科国际机场与西方国家的国际机场没有什么两样。我是说机场候机大厅的广播，先“嗡”那么一响，好像是敲响了一个音叉，然后是细声细气的温柔的女声广播，广播里可以听到“气声”。
其他一切都不同，尤其是气氛。
西方国家机场的商业气氛很浓。橱窗和橱窗里的灯光，装潢精美、反射着各色霓虹灯光的商品，各色各式但常常免不了有女人的大腿、腰身、金发的广告牌、酒吧、快餐部、咖啡馆、色情画报……从你登上它土地的第一秒钟便向你招手、向你媚笑：购买吧，花钱吧，消费吧——好像它们一齐拥上来这样说。
当然，例如在联邦德国的法兰克福航空港，也不乏全副武装的警察。他们腰里别着盒子枪、手里拿着报话机，一副如临大敌的样子。但他们的脸上似乎仍然隐含着一种嘲弄的笑容，他们的身后与四周是威士忌酒与长筒丝袜。
这就是苏联，这就是莫斯科。
红场、列宁墓、克里姆林宫尖顶上巨大的红星、晋谒列宁墓的人的长龙、列宁雕像、庄严巨大的政治标语、宣传画、捷尔任斯基广场上的国家安全委员会大楼、东正教堂的鎏金圆顶、莫斯科广播电台的前奏与广播员的雄辩声调、进行曲风格的领唱与合唱、来自各国的留学生……庄严持重、自信自豪、自成体系而又充满警惕。
不错，这就是在电影《宣誓》《攻克柏林》《斯大林格勒大血战》里早被我们这一代人熟悉了的莫斯科——俄罗斯——苏联。
当然有许多方面已经变了，例如，众多的列宁像代替了斯大林像。但也确实有一些方面，六十余年如一日，真是惊人。
从莫斯科国际机场向市区行驶，阔大的绿地之中一个黑色的雕塑给我以强烈的印象。像是搭在一起的黑色长方木条，令人联想到铁丝网和堑壕，联想到战争和墓地上的十字架。
人们说，这个雕塑是为了纪念第二次世界大战——苏联卫国战争中的牺牲者。
在塔什干，我们瞻仰了同样是纪念卫国战争中牺牲了的烈士的无名英雄纪念碑。这个纪念碑是一团永不熄灭的火，从它落成以来，这团“圣火”便昼夜点燃，从不停熄。在圣火旁边，一位年老的妇女指挥着几列身着黑衣的女孩子唱着无言的“啊……”歌，调子非常熟悉，却原来是舒曼的梦幻曲。
我不知道梦幻曲是不是安魂曲，反正那气氛不是浪漫的而是肃穆的。
据说各大城市都有这样的无名英雄纪念碑。我曾在电视屏幕上两次看到这样一部片子，以一位戴满勋章的老年人向无名英雄纪念碑献花始，以圣火的熊熊燃烧终，中间回顾了苏联卫国战争的全过程：希特勒匪帮的突袭，斯大林一九四一年十月革命节在红场列宁墓上发表演说，大轰炸，苏联人民送自己的子弟参军，苏联妇女在工厂加班生产、擦拭着炮弹头，坦克与大炮的轰鸣，直到胜利，苏联红军的检阅部队把缴获的希特勒军队的各种军旗踩到了脚下。
我不知道这部电视片是苏联的电视台公开播放以反复向居民进行传统教育的，还是专门的闭路电视，给外国客人们看的。
但这电视片的内容与精神深入人心。所有我见过的苏联人，男和女、老和少都喜欢讲这个话题：“我们在二次世界大战中死了一千二百万人，差不多占当时人口的十分之一。这就是说，每一个苏联家庭都有自己的成员或亲戚牺牲。我们容易吗？”
接着的一句话便自然是：“我们要和平。不要打仗，不要战争。”
差不多人人都这样说，说的时候神态十分严肃。
在苏联、在莫斯科、在塔什干、在撒马尔罕、在第比利斯，我参加了具有官方色彩（即不包括在私人家里举行的）的宴会八次。每一次主人都要祝酒“为世界和平干杯”，然后是“为了妇女”，特别是“为了在座的美丽的女人们”而干杯。这时候主人往往要挤挤眼睛，开几个幽默而又富于人情味的玩笑，有时候玩笑甚至开得有点荤。第三巡就该是“为了儿童，为了我们的未来，为了让孩子们生活在晴朗的天空下面”了。
为和平、为妇女、为儿童，关键还是和平。和平、和平、和平。几十年来，苏联朝野，总是讲和平，坚决把和平的旗帜抓在手里。
在我们到达莫斯科的第一个晚上，晚饭后我们在俄罗斯饭店周围散步。那是一个星期天，红场上、莫斯科河畔，到处是度假的苏联人。一些老人胸前满满当当地挂着勋章，悠闲而威严地踱着步子，有的是全家出游，不少人嘴里吐着伏特加的气味。相对来说，这种假日踱步的人流中年轻人比较少。一位和老伴挽着手、酒气很重、勋章有两三个的老人主动与我们攀谈。他先猜我们是日本人，又猜我们来自东南亚，等我们告诉他我们是中国人之后，他略略一顿，然后紧接着的一句话是：“我们要和平，我们不要战争。”
六月二日，我们到达塔什干的第一天。
啊，那真是疲惫不堪的一天。起飞前等待办各种手续用了四个小时，飞机上飞了四个半小时，降落后又等了三个多小时来办理“报到”和“注册”的手续，然后才进入自己的房间。谢天谢地，总算是能洗一把脸，能喘一口气了。晚饭以后，我们外出散步，看到一位夜班看守私人汽车存车处的小伙子。小伙子是鞑靼人，精力充沛，热情而又饶舌，见到我们便攀谈，接着滔滔不绝地谈起他对各项国际问题的看法来。当然他的看法都是《真理报》和《消息报》上登载过的，究其精髓仍然是同一句话：“我们要和平，不要战争。”
与塔什干亚非拉电影节的正式影展同时举行的还有一个电影市场。在电影市场上我们看了莫斯科电影制片厂与西柏林一个电影机构合拍的影片《岸》。《岸》是根据尤利.邦达略夫的同名小说改编的。早在一九七二年，我在乌鲁木齐南郊乌拉泊“五七干校”就读期间，我就拜读过这篇小说。对这篇小说回忆与写实交织的写法，特别是其中关于主人公第一篇作品发表时的种种趣事与蠢事的回顾，我都很欣赏。小说的那种对于生活、历史、现实进行宏观思索的气派，也很触动我。改编成宽银幕彩色上下集故事片，拍得也算得上一丝不苟，但我所激赏的主人公回忆青年时代处女作发表的情节全部删去了。
给人印象最深的是影片中的一个次要人物，在德苏战争的最后阶段，这位苏军下级军官摇着白绸子企图与据守一幢楼房的法西斯残余分子谈判，说服他们不要再进行无谓的、毫无希望的抵抗。正当他像天使一样地摇着白绸去拯救那些已经注定要毁灭的可怜虫的时候，来自法西斯顽固分子枪口的一粒罪恶的子弹，打死了这位苏联军官。天使中弹牺牲的场面用慢动作重复了好几次，像一只白色的和平鸽在飞翔，像一只仙鹤的最后的展翅，悲而美的画面渲染着苏联是拯救人类、拯救世界的和平天使的主题思想。
《岸》的主题思想是鲜明、突出而且堪称模范的。影片的故事、场面也都曲折动人，横跨东西方两个世界的写法尤其非同寻常。影片中的联邦德国十分暗淡、潦倒，这与我亲眼看到过的联邦德国有很大的不同。另外影片（原小说亦如此）把联邦德国一些旅游者玩电子枪的游戏与“好战、复仇”联系起来，也未免牵强。再一点是这部电影的节奏实在太慢了。主题鲜明、一丝不苟、节奏慢，这正是我看到的相当一部分苏联电影的特色。
在塔什干电影节的后期，全苏与乌兹别克加盟共和国的电影家协会有关负责人宴请我们，饭吃得轻松融洽，这至少有一小部分要归功于那每人一小碗的拉面。拉面的做法与新疆全无二致，只是要精致些。而且在塔什干，乌兹别克语称呼拉面也是“拉（个）面”，与新疆的维吾尔语一样，显然是汉语借词。吃饭当中，东道主之一，全苏影协的外联处处长娜杰日达.伏尔琴科娃感慨地说：“这是多么好啊！你们来了，我们坐在一起，我们一起说说笑笑，我们互相微笑着。”
她的话使我感动。
六月十一日晚上，我乘中国民航班机离开莫斯科。同机的有一批美国游客，他们是沿着奥斯陆—赫尔辛基—列宁格勒—莫斯科—北京—上海—香港—回国的顺序旅行的。一位三十多岁的保险公司职员对我发表感想说：“在苏联，我们实在受不了，那里的人没有微笑（no smile）。”
是这样的吗？我想不太清楚。反正有拉面吃的那次宴请上，娜杰日达.伏尔琴科娃的脸上一直浮现着端庄的笑容。另一位“地主”，乌兹别克影协主席马立克.克尤莫夫更是笑容可掬。但那位美国客人的说法也并非无端“攻击”。在苏联，陌生人之间是不大微笑也不问好的。当我按照在西方做客的习惯清晨起床之后向遇到的人道早安的时候，包括饭店的服务员也常常瞠目以对。
服务人员的笑容更是绝无仅有。在苏联的民航飞机上，基本上没有服务，当然更没有笑容。但是机票非常便宜，从格鲁吉亚的第比利斯到莫斯科，飞行三个半小时，只收三十七个卢布。而在第比利斯的自由市场上，一公斤羊肉要十个卢布，当然，那是新宰杀的、品质极好的羊肉。商店服务员也是一副忙忙碌碌、公事公办的冷面孔，与塔什干、第比利斯相比较，莫斯科店员的面孔显得更加严厉。当然，这种状况同样也值得我们中国的服务行业人员反省。
至于一些领导人员就更不用说了，官愈大面孔板得愈厉害，不知道这是不是一个普遍适用的法则。例如在塔什干电影节开幕式上，开幕、讲话、升旗之后应该是文艺晚会。大家都坐好了，也早已过了预定时间，已经有性急的观众稀稀落落地鼓掌了，但舞台大幕就是不拉开，铃声就是不响。后来鼓起掌来了，原来是当地的领导人姗姗来迟，气宇轩昂、豪迈自得地大踏步入座。最好的座位是留给他们的。他们的面孔都很严肃，也很神气。
闭幕式也出现了类似场面。各国代表团团长和一些演员被邀上主席台就座。大家坐好了，开会时间也已过了十二分钟，但主席台正中前两排的座位仍然虚席以待。著名苏联电影导演、来自莫斯科的格拉西莫夫原来是坐在第三排中间的，后来来了一位工作人员，经过动员和谦让、谦让和动员，这位德高望重的艺术家坐到第二排正中去了。但刚坐下没有三分钟，他又被叫起来了，被引到侧幕条边，加入领导人的行列，然后在大幕拉开以后，在掌声和铃声中与气宇轩昂的领导者们一起正式入座。
这种庄严郑重乃至缺乏笑容的印象也许来自一些城市的外观。莫斯科和塔什干都有许多庄重宏大的公共建筑，以列宁命名的博物馆、艺术宫、文化宫、电影之家，等等。与美国的玻璃加钢梁的摩天大厦不同，当然也不同于中国的砖木结构或钢筋混凝土结构建筑。苏联的这些公共建筑大多使用大量的巨石——花岗岩、大理石，等等，建筑内部使用大量的有色金属和黑色金属，建筑内部和外部都有巨大的装饰图案附件，建筑占地面积很大，但一般都不太高。给人的印象是阔大、持重、庄严、坚固、充满自信。
美国的建筑则是另一种风格，不论形状上和材料上都显得峭拔、神奇、奔放，令人眼花缭乱。特别是那种玻璃材料的相互反光映射，更给人一种变幻莫测、光怪陆离的感觉。
而且所有的苏联城市街头都看不见任何商业广告，电视节目和广播节目里也没有广告。倒是常常看到庄严的集会与讲演。在莫斯科，商业网点似乎也不太多，有时汽车开了二十分钟，路两边看不到一个商店，只见一幢幢的大楼。比较起来，第比利斯的房屋、商店和街道似乎更轻松、更有人情味一些。
城市街头引人注目的是政治标语与宣传画。标语最常见的有“光荣归于苏共”“光荣归于劳动（者）”“造福人民是苏共的最高目标”“苏共二十六大决议是我们的生命”等，红场附近的老发电厂厂房上悬挂着的标语则是“共产主义是苏维埃政权加电气化”，也许更多的标语口号是“列宁主义万岁”和“在列宁的旗帜下战无不胜”，这些标语多半和列宁像在一道。当然，“给世界以和平”（Ｍиｐ Ｍиｐｙ）的标语也到处可见。由于俄文中世界与和平都是Ｍиｐ一词，这条标语极富文字与语言的精致性、严整性。
在塔什干，有两条标语很有特色。一条是“塔什干像鲜花一样盛开”，一条是“塔什干是和平与充满友谊的城市”。鲜花与友谊，在塔什干电影节期间，确实充盈洋溢，蔚为大观，献花、握手、碰杯……贯彻始终。
塔什干电影节还有自己的政治口号，叫作“为了和平、社会进步与各国人民的自由”。电影节期间，用各种语言写的这同一条标语，遍布塔什干的每一个角落。
而入夜以后，在塔什干街头，代替了商店霓虹灯的是大同小异的棉桃图案霓虹灯。看来，生产棉花乃是乌兹别克共和国的首要任务。
一切庄严神圣之中的庄严神圣当然是列宁。苏共二十大以后，对斯大林有所批评，与此同时大大突出了列宁，这样就不致出现什么“真空”或者“危机”，人们把从前崇敬斯大林之情加倍地奉献给当之无愧的无产阶级革命伟人列宁。
我们在苏联旅行期间，到处都看到列宁的雕像。铜像、石像、站像、坐像、沉思像、读书像、行进像、演说像、手势像、全身像、半身像，有竖在街头、广场中央的，有竖在大厅、前廊里的，也有放在案头的，都做得充满激情，亲切、伟大、质朴、热烈如火焰、慈祥如父母、智慧如海洋，多姿多态，栩栩如生，登峰造极。
还有许多列宁的画像，大多是巨大的头像。这些头像使你觉得列宁就在你的近处、你的面前，用他洞察一切的眼睛观察着你。
凡此种种，甚至使我这个自幼敬仰列宁、读过列宁一些著作，至今写文章仍然喜欢援引列宁的某些天才思想论断的人，使我这个不会对列宁的形象感到任何陌生的人，也为之一震。
塔什干电影节开幕的那一天，第一项活动便是向列宁广场的列宁像献花圈。当地的苏联领导人、电影节组织者带着来自世界各地的客人浩浩荡荡地去给高高耸立着的列宁像献花圈。这给苏联人和外国人都留下了强烈的心理影响，并且似乎具有某种象征意味。当巨大的、中间是红的与白的玫瑰、四周是一圈红的鲜花和绿叶的花圈抬到似乎正在向前行走并潇洒地摆动着手臂的“列宁”面前的时候，我看到一位黑人（他是一个非洲国家的政府部长）掏出手帕揩眼泪。
五月二十六日星期六是假日——苏联实行的亦是一周五日工作制。我们在塔什干街头亲眼看到一对对青年男女，穿着洋洋大观的礼服，从市苏维埃大厦登记结婚走出来。在亲友的追随陪同下，他们双手捧着鲜花，庄重诚挚地向列宁雕像走去。在苏联各地，新婚者都要向列宁像与无名英雄纪念碑献花。在莫斯科，便是直接向列宁墓献花了。
而列宁墓是全苏精神的聚焦点。列宁墓主要由赤色大理石垒成，中部有一圈蓝黑色的石头。墓门旁站着两个精选出来的卫兵，卫兵也像石头一样，一动也不动，无怪乎俄语中常用“坚如磐石”这个词。墓门两边摆放着用鲜花扎成的花圈。列宁墓位于红场西侧，旁边是克里姆林宫、红墙。南面是圣瓦西里东正教大教堂，教堂的穹顶类似中世纪武士的头盔，色彩艳丽。东面是巨大的百货公司，百货公司内有五条大街，四层售货部。这个百货公司据说是革命前由一位法国人经营建造的。红场北面则是列宁博物馆。
每年五一劳动节与十月革命节，苏联领导人站在列宁墓上阅兵并检阅群众游行队伍，这已经坚持了六十多年了。
列宁墓并不经常开放，只要一开放，便排起长队，据说一般要排两个小时以上才得以瞻仰列宁的遗容。由于我们代表团在莫斯科只是途经中转，未能安排进去瞻仰，这是一个遗憾。听说遗体保存得极好，面容如生。
在一些正式场合，一些有地位的苏联人发言的时候常常要提到列宁。塔什干电影节的开幕式和闭幕式上，电影的组织者都援引了列宁的话，说电影是一切文学样式中最重要的一种。在苏中友协组织的欢迎中国艺术家的小型集会上，发言者提到苏共的时候还要加上铿锵响亮的同位语——“列宁的党”。
而斯大林业已基本消失。据说斯大林的故乡哥里城有全苏唯一的斯大林雕像。我们虽然到了第比利斯，却没有到二十公里外的哥里城去，所以没有看到这个雕像。
第比利斯最高的峰峦上，那个美丽清凉的公园仍然被称作斯大林中央公园。听说格鲁吉亚的汽车司机都喜欢在驾驶室里悬挂一枚斯大林像。一位苏联朋友告诉我，斯大林似乎成了山径崎岖的格鲁吉亚汽车司机的守护神。
在莫斯科与塔什干也有马克思像，世界驰名的莫斯科大剧院前便是矗立着马克思像的马克思广场。与列宁像相比，马克思像就显得寂寞了。
我常常忘不掉一九五〇年为祝贺斯大林七十寿辰学唱的一首由苏尔科夫作词的歌曲：
……阳光普照广大的苏维埃联邦，
联邦成为光明的地方，
斯大林灌溉着谷粮，
谷粮堆满在集体农庄。
斯大林是我们胜利的旗帜，
斯大林是青年的曙光……
崇拜总是神圣的，没有神圣就没有崇拜，没有崇拜也就没有神圣。怀着至诚高唱这首歌曲时，我已经是一个十六岁的共产党员，无法摆脱谐音所带来的某种幽默感。谷粮这个词的发音与“姑娘”实在是太接近了，唱起这个歌时我常常觉得似乎是在唱“姑娘堆满在集体农庄”，我同时也真诚地相信，在斯大林的关怀下，苏联集体农庄的姑娘们个个像鲜花一样盛开怒放。
天若有情天亦老！
但直到如今我有时候仍然唱起这首歌。不知道这算不算“为艺术而艺术”，反正并无他意。事物当然也会有另一面。
六月十日，我们离苏回国的前一天，在莫斯科高尔基大街上散步。由于是星期天，商店都关着门。一位戴眼镜、略显驼背、脸上擦的胭脂极不均匀（稍微不敬一点，我要说她给我的印象像是抹上了红墨水）的女孩子主动用日语与我们攀谈，待我们声明我们并非来自日本之后她改用俄语。她说她是莫斯科大学的学生，她会讲五种语言。她说你们来到莫斯科人生地不熟，如需要帮助，她愿效劳，并且邀请我们到她家去坐，说着便给我们写下她的住址与电话，我们表示感谢。她陪着我们走了六七分钟，闲谈了一会儿，终于转到了正题。她愿以大大高于官方规定的比价用卢布兑换我们手里的美元。
我们谢绝了她的好意之后，又碰到了一位女青年。这第二位比较干脆，开门见山，目的仍在于美元，五秒钟后便向我挥手道“多斯维达尼亚”——再见。
在俄罗斯饭店四周，有好几位“画家”在画莫斯科风光水彩画，他们大大方方地表示他们的画是为了卖美元。
在电视里我多次看到，同时在塔什干的几次盛大宴会上我也亲身经历了这样一些场面。三个长发女人，一两个脖子上挂着电吉他的头发也不短的男子，结合着当地的乌兹别克民歌旋律，用西方夜总会的发声方法、配器和节奏，唱着沙哑、热烈的歌，人们在这歌声中跳起扭摆舞。
扭摆舞在苏联（至少在城市）已经普及。据说当局最初想禁止，但是挡不住，便干脆予以引导，引导到与当地民歌相结合的轨道上去了。
歌手不断地做一些叉腰、前指、向上或向前、向侧把胳臂伸直、把手指张开的开放型大动作，这种动作出自女歌手，似乎缺了一点优美，更谈不上妩媚，但颇富伸展扩张乃至膨胀炸裂的热力，而且很适于充分表现欧美人修长的四肢美。据我的有限见闻，我认为这种动作全部是模仿百老汇。
与这种歌舞并存的既有比较古典的舞曲与交谊舞，也有非常“土”的乌兹别克与中亚其他民族的传统歌舞。
有一位和我们打过交道的女孩子，她说她的愿望是能有机会嫁给一个西方旅游客人，到西方去。她不掩饰她羡慕西方的物质生活。同时她说，她母亲已经警告她，如果她这样做就要把她活活打死。
在俄罗斯饭店“特殊餐厅”，我们还看到一个穿着牛仔裤的男孩子，每逢餐厅演员演奏演唱起来之后，他就离开座位到空地上扭摆一番。他扭摆得非常夸张，不找任何舞伴，只是在愉悦自己。他的座位前的餐桌上摆着一大瓶香槟酒，跳完了喝，喝完了跳，自得其乐。
在一次宴会上，由于我毫不犹豫地接受了他的碰杯，将一杯伏特加一下倾倒在我的喉咙里，一位面孔方圆的苏联朋友兴奋地吻了我三次。这时，悬挂着的扬声器里传来不知是谁的滔滔不绝的讲话声。我问我的这位酒友，在宴会上发表这种听起来颇雄辩的讲话的是谁。酒友耸一耸肩，用一种油滑的腔调回答道：
“谁知道？也许是——××××？”
他说的是一位高级领导人的名字，我认为他的幽默感就算是够大胆的了。
这大概也是一种庄严。在苏联，难得看见外国特别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商品。
大街上行驶着不少汽车，莫斯科已经有相当数量的私人汽车。小汽车现在在市场上是热门货，打算购买的人要事先登记，“排队”等上几年。但车的外观和型号都很单一，都是苏联国产，我看到有百分之七十或者更多的小汽车都是伏尔加。
飞机场上起飞、降落和停驶的飞机也不算少，伊尔62（目前我国民航北京—莫斯科国际航班与北京—乌鲁木齐航班就是用的这种飞机）就算是飞行距离最长、性能最好的了。大同小异的飞机，不是伊柳辛就是图波列夫，再不就是安东诺夫，反正全是苏联自己制造的。
百货商店里摆着大小不一的电视接收机，价格低廉。俄罗斯饭店是一九八一年火灾后重建的，本应是比较摩登的，但许多房间的电视接收机都是大而无彩色，我两次住不同的房间，都碰上二十四英寸的黑白电视。
收录音机还不那么丰富。有的家庭用的仍然是那种笨重的大录音机。据说偶然有一点进口的日本的磁带，立刻被抢购一空，或者转到小白桦商店出售，只收外币。
电冰箱已经普及，也都是本国造，价格便宜、省电，性能规格都是比较简单的那一种。
住房据说已经有了相当大的改善。现规定每人十二平方米，知识分子家庭可以增加十平方米，一般是木地板、塑料壁纸，有热力供应，规格当然比我国一般城市居民楼好得多，但仍显得相当拥挤。许多家庭都是用那种拼合式沙发，白天待客，晚上便变成了床。房屋可以卖给私人，分期付款，房价近年来有相当大幅度的上涨。
去年我曾会见过一位荷兰记者，他是先到莫斯科，后到北京的。我问他莫斯科怎样，他回答：“不大妙，没有吃的——no food。”一个no food——没有吃的，一个no smile——没有微笑，这与那个美国人的指责实有异曲同工之妙。
但我的印象中在苏联吃得还不错，大面包廉价供应，不限量，特别是黑面包，我很喜欢吃。乳制品——奶油和干酪也不少，干酪的品种和加工的细致远远逊于西方国家。肉的供应情况就有点可疑了。在莫斯科的国营商店，一公斤牛肉卖二到三卢布（相当人民币五到八元），购肉者需要排一点队。在塔什干的自由市场，我看到一队俄罗斯妇女耐心排列着等候猪肉的到来。在第比利斯的自由市场上，新鲜的、成色极好的羊肉一公斤要价十卢布（超过人民币二十五元），牛肉每公斤六卢布。家禽类似乎更少些，但我在塔什干吃过几次鸡肉，其滋味远远比美国机械化饲养的那种鸡肉好。熟食也很单调，在列宁墓对面的大百货公司的熟食部我只见到一个品种，是一种硕大的肠子，一片大概就够我吃一顿。
饮料的状况也乏善可陈。咖啡毫无咖啡香味可言。啤酒一般，酒瓶子的样子与漱口药水的药瓶子无异，不能给人以任何愉快和美感。果汁品质也相当低劣。这些情况似乎与他们国家的发展水平与国际地位不很相称。要知道，一九七九年苏联就生产了一亿四千九百万吨钢。我还记得年轻时候读过的战后斯大林对选民的讲演，他宣布要在未来使钢产量达到年产六千万吨，引起了“暴风雨般经久不息的掌声”。苏联朋友有一个解释，即他们缺乏劳动力，未能对日用工业品与食品工业投入更大的力量。但是喀瓦斯、葡萄酒与伏特加还是相当不错的，特别是伏特加，柔中有刚，甘而醇，着实可爱。
五十年代，当时北京的苏联展览馆开幕时，我去莫斯科餐厅喝过从苏联运来的伏特加酒，印象不佳，觉得其味如药用酒精。不知这次为什么印象这么好，是他们的伏特加质量提高了呢，还是经过三十年的沧桑之后，我更会尝味道了？
糖果点心都好，但包装差得出奇。很好的巧克力糖，只用一种暗淡的蓝色蜡纸包装，无金属箔，无闪光透明纸，无烫金字。
新鲜水果和蔬菜就更加昂贵，但鱼罐头价格低廉。
纺织品看来还不错，但花色品种不丰富，价格也贵。从中国进口的纺织品在市场上极受欢迎，动辄被抢购一空，或者拿到小白桦商店去卖外币。
但总的来说，苏联的食物比西方食物更接近中国人的口味。对于中国人来说，例如美国和联邦德国的食物显得淡而无味，有些味又显得很怪（如甜食上的某些香料），但苏联的食品较能刺激口味，包括生葱、生蒜、芥末、茴香这些我们喜欢用的作料佐菜，在苏联的餐桌上都大大的有。不知道这是不是和地理位置有关，毕竟苏联是我们的近邻，与西方相比，我们同处于东方啊！
除了食品以外，你还可以发现我们两国接近或干脆相同的一些事物和现象。
比如说，书和报纸都比较便宜，文艺演出（包括电影）票价也大大低于西方。我在塔什干纳瓦依剧院看芭蕾舞剧《天鹅湖》，票价一点五卢布。在莫斯科大剧院看里姆斯基.科萨柯夫的歌剧《沙皇的未婚妻》，票价三卢布。如果是在纽约看同等规格的演出，恐怕要付五十美元。
公共交通、飞机票、火车票都便宜。莫斯科的地下铁道密如蛛网，纵横交错（地下再立体交叉），每个车站都修得极漂亮，管理得也好，乘一次地铁只需十个戈比。而号称方便的美国纽约地下铁道，不但脏污不堪，而且经常发生暴力（抢劫、强奸、凶杀）事件，实在不能望其项背。
再比如，商业服务态度不好，官商作风这个问题也颇带共同性。苏联的许多商店，柜台后面站着疲劳的、面孔呆板的服务员。耐心的顾客一次又一次招呼着服务员，然后服务员来了，冷冷地给你开一个票，你去出纳处交钱，再拿着出纳盖上了“收讫”图章的发货票前去取货。这种场面我们当然并不陌生。
还比如，我到一位苏联朋友家去做客，主人指着他居住的居民楼旁边的地面说：“今天铺设这种管道，把地面挖开，填上以后又要铺设另一种管道，挖了填，填了挖，这是常事。”
当然也有许多地方迥然不同。我这里不谈政治、外交、文化传统上的重大差异，只记一点细节。例如苏联的商业人员收小费我们不收、苏联的饭馆从建筑到装潢到陈设都比我们的好得多，而我们的民航国际航班上的食品饮料供应比苏联好得多。苏联许多产品实惠、坚固、老大憨粗，我们的则轻巧得多。这方面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公用电话，莫斯科街头无人管理的公用电话主要是用金属而不是用化学合成材料做的，式样笨重，那电话常常使我联想起健身用的哑铃。
俄罗斯饭店的淋浴喷头大如向日葵花盘，是我有生以来看到的最大的喷头，冲起来倒也过瘾。
有一件事使我难忘，虽然我不能判断这件事是否具有典型性。那还是去年秋天，在北京，我们会见过一次苏联人。苏联客人每人拿着一支笔，一个笔记本，一字不漏地记录我们的发言。而我们的人谁也不记。
当然，我有时也不无苦味地想起，如果我们号召北京的青年登记结婚以后向天安门广场的人民英雄纪念碑献花或者至少去行一个注目礼，这做得到吗？如果做不到，又是为什么？如果做得到，为什么不做？
让我们再比较一件不大不小的事。中国出版界的一个代表团去年参加了在莫斯科举行的书展，团中有一位作家朱春雨同志。朱春雨回国后写了六篇记叙他的访苏印象的散文，散文很快发表了。如所周知，这些记叙充满了友好情谊与交流的愿望。一些苏联朋友对这些文章能这么快地发表、这么顺利地发表表示惊奇，甚至觉得不可理解。
也许这个不可理解本身有点不好理解吧？既然开始了接触与友好往来，不管还有多少障碍，人民之间、文人之间，总是应该有一点符合友好交流精神的报道吧。为什么在苏联友好地报道一下中国的情况，至今仍是那么难呢？
在塔什干电影节即将结束的时候，全苏与乌兹别克的电影领导机构负责人员与我们代表团会见。他们问：“你们能把你们在电影节期间的见闻报道给中国人民吗？”他们的样子似乎是在担心。
我爽快地回答：“当然能，那正是我的行当。我希望你们的报刊也能报道我们的活动。让我们来一个竞赛吧，看谁能写作和发表更多的文章，友好地、如实地报道对方。”
他们笑了，但是他们没有表示愿意和我竞赛。
无须讳言，在苏联的每一天，我都进行着对于种种生活细节的两相比较，一个是前面写到了的苏联与中国的比较，再一个则是苏联与美国的比较。
苏、美两国城市居民都对度周末抱着极大的劲头，一到周末，都纷纷往郊外跑。这大概是同属发达国家的一种表现吧。苏联有一些有地位、有钱的人在郊外是拥有别墅的。据说集体农庄的庄员还修了一些简易的房屋，类似中国的“窝棚”的，专门租给周末度假的城里人用。
两国都有很好的鲜花市场。在苏联，鲜花始终准许私人种植和出售。向朋友献鲜花，在苏联和美国同是一种美好的社会礼节。
都保护鸟类，正像在纽约有许多许多鸟与人们和睦相处、相互愉悦一样，在莫斯科、在红场、在巨大的百货公司，甚至在地下铁道里，你到处可以看见灰色的野鸽子。野鸽子都很肥胖，看样子营养充足，根本不怕人，也绝对没有任何人伤害它们。
也都爱狗。美国人之爱狗是世界驰名的，如牵着狗散步，与狗同盆而浴直至抵足而眠。在美国，许多狗可以登堂入室，在主人的书房、客厅、起居室……自由地巡行。
在格鲁吉亚的首都第比利斯，我们无意中碰上了一个“赛狗大会”。在一个高坡上的街头公园里，周围用绳子围了一围，狗专家们一个个正襟危坐、一丝不苟、铁面无私。狗的主人们把自己的狗带来，登记注册，遛狗，接受主考官狗专家们的审查、挑剔、批评、奖励，优胜者将得到证明书，为狗与自己赢得应有的荣誉与地位。
在苏联电影《白比姆黑耳朵》中，有过这种赛狗的场面。
甚至我觉得这种场面的宣传效果要比悬挂许多幅“给世界以和平”或者祝酒时候反复讲和平还大。
苏、美都很重视绿化，都拥有大面积的绿地，都重视绿地的保护，都有令人羡慕的绿油油的大草坪。在这两国旅行，都有一种胸襟开阔的大陆感。
甚至这一点也是相同的，双方的宣传都极力贬低和丑化对方，而实际上谁也骂不倒谁。
那么，除去由于意识形态、社会制度、内外政策的不同而导致的明显巨大的差别以外，还有什么细节上的有趣的差异呢？
美国女人瘦，注意减肥。而苏联女人胖壮，特别是莫斯科女人，一个赛一个。餐厅的女服务员一个个都是虎背熊腰，活像摔跤选手。如果两国举行一次女子相扑，我相信苏联队必获全胜。在第比利斯的埃维丽亚旅舍电梯上，忽然发现了一位身材苗条的年老妇女，我觉得蹊跷，便试着与她用英语攀谈，果然不出所料，她是来自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的游客。
美国的宴请，即使是很隆重的宴请，服务周到，程序讲究，排场很大。但吃的东西并不复杂，也都适量，桌上都是干干净净，吃完了一道菜，再上一道菜，宴会从头至尾，餐桌上不呈现杯盘狼藉状，而且宴会时间都不太长。
苏联的吃法不同，主人慷慨，桌上摆得满满当当、琳琅满目。一上来面包、黄油、干酪、鱼子、烤鸡、火腿、芥末、胡椒、大葱、黄瓜、小萝卜、西红柿就摆满一桌子，而且量都很大，带有某种炫耀的意味。吃起来、敬起酒来、讲起话来时间相当长。
在我国国内，我曾听到一些美籍友人抱怨说，他们回国以后吃一顿饭要不断地和人碰杯，这使他们觉得不习惯。我也想不明白这碰杯究竟出自何典，这次去苏联才找到了出处。苏联东道主每次宴请的时候都热情碰杯，格鲁吉亚的一位朋友还解释说：“这里有一个讲究。我们说酒这个东西，看得见、闻得见、也尝得着，但是没有声音，听不见。碰杯以后就完全了，能见、能听、能闻，全有了！”
美国人忌讳无意中的人与人之间的任何身体触碰。哪怕是极轻微地挤撞了一下别人，双方都会主动地同时说一声“请原谅”。苏联就大不相同了，上下飞机的时候我几次被人拨拉过来拥过去。
美国的一位中年汉学家对我说：“正是六十年代，美中关系极度恶劣的时候，美国政府特别重视汉学家的培养和使用，不惜重金资助。现在随着与中国关系的正常，我们有些学中文的人反倒找不到合适的工作了。”我开玩笑说：“为了帮助你们，是否需要建议中国政府把美国狠狠地再整一下？”他和他的妻子同时开怀大笑说：“就是要这样，就是要这样！”
而苏联的一些汉学家见到中国客人时说：“我们还是友好吧，不然，我们要失业了！”
原来幽默感也各有不同。
撇开对外政策不谈，在访问了美国又访问了苏联以后，我觉得这两个超级大国各有一套，互相挖墙脚，双方有空子就钻，而又争分夺秒地相互竞赛，各不相让。这当然孕育着巨大的危险、威胁，却也包含着相反、相成、相对、相促、相挑战、相应答的某种合理性。
当然，世界不像有些人想的那样好，那样完美，但也不像有些人想的那样全无是处。它的不完美说不定正是进步和发展的契机呢。
访问西柏林的时候我常常想起五十年代看过的苏联电影和反间谍小说，那些作品把西柏林描写成魔窟。赫鲁晓夫则称西柏林为“毒瘤”。
访问波士顿的时候我们驱车到海边欣赏大西洋，大西洋浪涛滚滚，颜色紫黑。我不由得想起了五十年代一些诗歌中常用的字眼：“大西洋彼岸的战争狂人。”
访问莫斯科的时候车经捷尔任斯基广场，在捷尔任斯基的全身铜像后面便是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大楼。大楼无甚奇处，正在修缮，楼外搭满了脚手架。我马上想起了法国影片《沉默的人》，那些关于“克格勃”的令人毛骨悚然的描写。
不是故意煞风景，不是“哪壶不开提哪壶”，不是食洋不化的意识流。沧桑也是一种财富，而开放与交流将带来新的清明与充实。幽默、困惑乃至伤感之中，将有一种新的满意。
在我的一篇小说中，可怜复可笑的穆罕默德.阿麦德唱道：
我也要去啊，我也要去云游四方，
我要看看这世界是什么模样……
穆罕默德.阿麦德的愿望其实充满了普遍性与现代感。
苏联城市的威严面貌还在于你差不多到处可以看见大量警察和军人。
特别是在莫斯科，在我们居住的俄罗斯饭店附近和红场、克里姆林宫一带，在塔什干，在我们居住和活动的乌兹别克斯坦宾馆、电影之家、列宁艺术宫一带，警察非常多。而且警察很少是单个的，常常是三五个、七八个在一起。
在第比利斯，看到的警察要少些。
莫斯科的警察多是一些标致而精悍的小伙子，服装整洁笔挺，领带打得认真，举止有风度有礼貌。没有看到过警察呵斥群众的事。
在塔什干，警察的风度稍差，我看到过他们在街上暴着脖子上的青筋喊叫，但好像是自己人之间相互叫喊，并不是喊老百姓。
电影节配备的翻译中有一些年轻的姑娘，而电影节每天的活动常常要进行到深夜。我们曾经问一位英语翻译：“每天这样晚回家，不会有什么不安全吧？”
她笑着说：“没事，哪儿都有警察。”
在塔什干，每逢参加电影节的外国代表团成员乘坐其他设备都好、只是没有空调因而闷热不堪的高级旅游轿车出行的时候，前面都有一辆三轮摩托——两位警察开路，后面跟一辆救护车。而且所有的十字路口都打开绿灯，其他车辆行人自动两边避让。参观撒马尔罕的时候就更加威风凛凛，外宾们乘坐十几辆大轿车，另有一辆空车随行以备不时之需。街道两旁，五步一哨，十步一岗。
如果是外国元首来访，加强保卫加岗增哨当然是必要的。但是这多少引发了一些我对塔什干，尤其是对撒马尔罕市民的歉意。
五十年代，我不知道有多少次梦想着苏联。听到谁谁到苏联留学或者访问了，我心跳，我眼亮，我羡慕得流泪。
那时候我想，人活一辈子，能去一趟苏联就是最大的幸福。去一趟苏联，死了也值。
一九五三年初冬，我开始我的处女作《青春万岁》的写作，我当时有一种隐秘的幻想。我幻想我的作品会获得巨大的成功，从而我有可能随中国青年代表团去莫斯科参加世界青年联欢节。由于这个幻想太美妙、太不可思议也太一厢情愿了，所以我不敢、更羞于认真想下去。
三十年后我真的到了苏联，竟也真的和《青春万岁》有关。《青春万岁》改编成了电影，电影参加塔什干电影节的正式演出。
而我这个并不怎么懂电影，也没有认真领会过苏联朋友动辄提起的列宁关于电影的重要性的论断的人，是作为中国电影代表团团长来到苏联的。
阴差阳错，歪打正着。历史常常和人开玩笑，你原来想进这个房间，却进入到那个房间去了。
五十年代中期我看过一部苏联电影《萨特阔》。那时一切苏联电影包括反特片与驯兽片一律令我倾倒。《萨特阔》里有一段俄罗斯大地、俄罗斯田野的空镜头，伴着又寂寞又辽阔，充满热恋和忧思的俄罗斯民歌女声领唱。这画面和这歌声是那样攫住了我的心，我感到一种不可言状，像是在野外观看夕阳落山一样的激动。我想，真是了不起的民族，了不起的土地，了不起的人民。我想，不论今后发生什么事情，天空出现什么风云，都无法改变也无法抹杀我对于这块土地上的人民的爱。
我不知道我为什么会有那样一种预感。
苏联人民也没有忘记五十年代。甚至是太天真地、太不面对现实地说着五十年代。
一位女汉学家与《青春万岁》的导演、我们代表团的黄蜀芹同志谈起影片来，她问：“你们怎么会现在拍这样的片子？拍这样的片子会对你们个人有什么影响？”
这问题提得好生突兀。按照她们掌握的信息（这位女汉学家去年秋天访问过中国），也按照她们的思想方法，她竟提出了这样的问题。
我在中篇小说《相见时难》里曾经写过，中国是这样伟大、深邃、痛苦，简直是深不见底。许多指手画脚地议论中国的人，其实还没摸着它的边呢。
黄蜀芹同志回答这位苏联女汉学家说：“我们觉得五十年代的许多东西还是好的，虽然那时也有幼稚和简单的地方。”
女汉学家争辩说：“我不同意说那是幼稚和简单，那是美好的心灵嘛！”
谢谢了。
有一位诗人不断地到饭店看望中国艺术家。他胸前别着不少勋章绶带。他说，他是《莫斯科—北京》这首歌的词作者。他把他作词的另一首歌颂中苏友谊歌曲的复印件（上面有歌词的汉译）拿给我们。他不断地说：“斯大林！毛泽东！”兴奋异常。
近两年，中苏民间往来有了一些恢复。一些五十年代曾在苏联留学的中国学者、专家，去了苏联，总要到他们曾经就学的母校去看望老师和同学。他们给我讲述过这种返校的场面，夹道欢迎，献花，然后是抱头痛哭。久别重逢，哭那失去的时光，也哭苏中关系的现状。有的苏联朋友边哭边说：还以为今生今世再看不到你们了，听说十年期间把留苏人员全部枪杀了。也有的边哭边问：“为什么我们两国关系坏成了这个样子？”
对于绝大多数苏联老百姓来说，这个问题简直是个谜。
旅舍的一位上了年纪的妇女压低声音问我们：“怎么样？现在我们两国关系好一点了吗？”当获得肯定以后，她欣慰地说：“这就好，这就好！”
在第比利斯街头，我们与两位个子高高的、身着深色连衣裙的中年妇女攀谈起来。她们自我介绍说是大学的语言学教授，她们说：“听说中国客人要来，我们都高兴极了，我们就盼着我们的交往能够恢复！”
有的苏联人向我们提出一些有趣的问题，比如说有人问我（同样压低了声音，不知为什么）：“你们怎么看待列宁，你们国家有没有列宁的雕像？”我说：“列宁当然是伟大的革命导师，他领导的十月革命改变了世界历史的进程。每逢重大节日，天安门广场要悬挂马、恩、列、斯的照片。至于雕像，不多，因为中国的城市雕塑本来就很少。”我本来还想谈一点我对建雕像的看法，但为了尊重苏联人民的感情，便没有多嘴。提问的人听了我的回答，脸上显出既欣慰又纳闷儿不解的神情。
还有人问，你们现在还读马列著作吗？有的人干脆问，你们是不是还搞社会主义？这样的问题我们听了也许觉得哭笑不得，却反映了一种习以为常、自以为是而又无法自解的逻辑模式，当然，也反映出他们获得的有关中国的信息是多么不翔实。
我们告诉他们，中国的大学讲授马列主义课程，国家出版社正在出版自己编译的迄今最新最完全的《列宁全集》新版本，我们的宪法规定了我们国家的社会主义性质。我不知道是我们的回答使他们感到惊奇费解还是他们如此提问使我们费解惊奇。
也有人听到了我们的肯定回答以后表示：“那我就放心了。”
他放心了，我却没有那么放心。就某些老百姓而言，我倒觉得苏联人似乎比中国人更孩子气些。他们是习惯于接受那种简明教科书式的、令人容易放心的、非此即彼的推理方式了。他们好像理解不了由大脑皮层日益细密繁复的现代成人为主组成的现今国际社会，解不下（读“该不哈”，这是一句陕西方言）它的多线、多面、多向、多层次性——也可以说是它的恼人的复杂性。
但是他们的自我感觉大多很好，他们国家确实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包括空间技术和新式武器。一些五十年代去过苏联的我国同志告诉我，如今苏联的面貌变化很大，人民的衣食住行、文明礼貌都大有提高。
苏联有一个做法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便是一贯重视知识分子。也许苏联政府是世界上最重视知识分子的一个政府。比如说一个作家，在成为苏联作家协会会员后立即可以享受到许多福利待遇乃至供应。我们至今有轻视表演艺术从业者的旧习气，但在苏联，一个名演员具有崇高的社会地位。人民演员、功勋演员、国家奖金获得者这些身份都是极大的荣誉。在我们下榻的俄罗斯饭店的东南方有一幢巨大的尖顶大楼，其规模几乎与莫斯科大学媲美，被称为“艺术之家”。用我国六十年代的名词来说，那是给“三名”“三高”们居住的高级住宅。我们也看到过苏联科学院所属各研究所的办公楼与住宅楼，显然高于平均水平。各地修建的科学宫、艺术宫、文化宫、电影之家，都非常漂亮宏大。文艺家各协会的办公楼与活动场所，恐怕堪称是世界第一。
我们参加过一个宴会。先是来了加盟共和国的部长、副部长级领导人，自然了，部长同志们都是气宇轩昂，够“份儿”也够“派”的。这时光临了一位诗人，据说诗人的著作翻译成了五种语言（按，也不能算很多）。按行政级别此诗人本来是隶属于部长同志手下的。但诗人一来，部长、副部长立即退居两侧侍候，甘作绿叶陪衬，由红花诗人突出一番。诗人口若悬河，热情洋溢，挥洒啸嗷，旁若无人。喝了两杯以后，拍桌子打板凳，站到椅子上大声疾呼地演说，尽情发挥，如入无人之境。部长并不以为放肆，他只在宴会结束前起立发言半分钟，表示对诗人百忙中亲临主持宴会、为宴会增色的感谢。
重视、吸引、团结知识分子，是苏联政权得以巩固的一个重要因素，或者说是一个重要经验。真正有学问、有本事的人能得到相当程度的满足，能得到较好的工作条件与生活条件，能得到相当的社会地位，这就使“不同政见者”的活动成不了大气候，不论西方的宣传报道有多么凶。
当然，以我有限的时间和材料，做出这样的判断或嫌太大、太表面、太感想式了。
好也罢，坏也罢，友也罢，敌也罢，牢不可破也罢，亡我之心未死也罢，反正苏联不简单，也不容易。到一九八七年，苏联就该庆祝十月革命七十周年了。七十年来，还没有别的事件像十月革命的影响这样深远。他们硬着头皮，有时候也吹着牛皮，在没有先例而又困难重重、常常是在骂声一片的形势下，硬是搞起了自己的一套，建立了一个强大的国家，足以与得天独厚的资本主义头号强国美利坚合众国相抗衡、相争夺、平起平坐。而且他们自认为在领导世界、拯救人类，这种“以天下为己任”的志向、“舍我其谁”的全球战略、它也许不太愿意承认的超级大国意识，倒颇与一些美国人相似。我在美国也碰到过一些自我感觉颇佳的朋友，他们热烈地、如数家珍地讨论这个洲那个洲、这个国那个国的事情，似乎都比当地人、该国人更了解当地与该国。他们都勇于也“善于”对外国的事情做出“小葱拌豆腐——一青(清)二白”式的判断，并流露出令人吃惊的责任感。
我不知道这是正剧、悲剧、还是喜剧。
此文写罢，赞曰：
天道无常，人间沧桑。
成败功过，相因相生；
恩仇敌友，相反相成。
彼美人兮，彼芳邻兮，
此起彼涌，此覆彼倾。
天地为炉，造化为工；
热情如火，大智如风，
岁月如蓬，华年如梦。
青山依旧，浪潮几度；
往事非烟，来日有征。
相见时难，心潮难平；
握手有温，碰杯有声，
似喜似悲，似嘲似颂。
几行涂鸦，噫，难表我衷。
1984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