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学术界颇有人提倡宽容，与此同时，也有青年朋友提出拒绝宽容。对此，我的看法如下：
要提倡的宽容是指在文化政策层面上，对文化工作的领导层面上，学术与文艺上不同的思想、观点、风格、流派共存而又相争的层面上，一般宜宽容而不宜苛刻压制。简单地说，为了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对待不同的思想观点流派，在宪法与法律的基础上，应该抱宽容的态度，以保障与学术文化命运攸关的合法的学术自由与创作自由。
宽容的提出是针对多年以来接连不断的政治运动，是针对意识形态领域里“左”的残酷斗争、无情打击，是针对“文革”中的万马齐喑的局面，是针对动不动就给不同的学术观点或者艺术追求扣帽子、打棍子、抓辫子的错误做法。它是有感而发的有的之矢。
宽容的基本依据是基于如下的认识：即学术文化的一系列问题上，人们是不可能一次完成对于真理的认识的，考虑到学术文化问题上见仁见智、多元互补的规律，考虑到学术文化的建设与发展是一个长期的、全人类的、历史的、曲折的与逐渐积累的过程，考虑到世界各国特别是我们中国在发展学术昌明文化的正反两方面或多方面的经验，人们愈益认识到，在对待不同的学术文化思潮、观点、流派的时候，还是宽容一点、民主一点为好。
宽容的对立面是文化专制主义、宗派主义、“意识形态领域里的无产阶级专政”，等等，而不是嫉恶如仇的原则性与坚定性。
当然，不能离开学术、艺术思想层面，离开对文化工作的领导与政策掌握层面，泛谈宽容。例如，严打刑事犯罪，不能宽容；立法执法，不能宽容；反腐倡廉，不能宽容；检验商品质量，不能宽容；运动员训练，也不能太宽容；国防、外交、海关，一系列涉及国家主权与利益的事宜，更不能随便宽容。这些都是常识范围以内的不言自明的道理。
有时人们也把宽容引申到为人处世与个人涵养境界方面。作为私德，宽容也是褒词。“大肚能容，容天下难容之事”“宰相肚子里能撑船”，这都是好话。小肚鸡肠、睚眦必报，则不足取。有气量、宽容云云，指的是要有容人、容言、容事的雅量——这是对古书里所说的“大人”“先生”即对政治家或比较高层次的人物的要求。不能用这个标尺来要求一切人，小人物本来就心比天高而怀才不遇，伸不开胳臂蹬不直腿，再要求他宽容，太不宽容了！
个人修养上的宽容与做事情的严格并不矛盾。做事应该严格，待人应该宽容；律己应该严格而待人应该宽容，这大致是不错的。至于具体事宜，何者宜宽，何者宜严。因人、因事、因时、因地而异。对于挑拨是非、两面三刀、落井下石、陷人于罪、背信弃义的宵小，对于违法乱纪、胡作非为、兴风作浪、不知悔改的恶人，一般不宜讲什么宽容。对于一般人可能有的弱点如：好出风头、抬高自己、维护私利乃至趣味与境界不高等，则不妨宽容一点。毛主席不是也讲过“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徒”的道理吗？为人处世是一门大学问，这里仅仅谈一个宽容或者不得宽容，都太不够用了。不要幻想用一两个词就可以一抓就灵。
一个纯粹的个人，特别是一个情绪色彩比较浓厚的文人，他强调自己为人处世方面嫉恶如仇、绝不宽容的一面，是他的权利也是他的个性选择。一个领导者、有影响的大人物，在强调稳定与建设的今天，就不宜讲得太峻急，正如不宜讲得太宽大无边。愈是正常情势下，愈是要多讲一点宽容，而在突发事件的情势下，如外敌入侵、自然灾害，等等，则应该强调事物的严峻方面，不能一味宽容下去。就是说，宽容不宽容的问题上有常例也有变体，运用合宜，全在经验、修养、境界与智慧，用不着绝对化。
即使在应该宽容的层面上，宽容也不是绝对的与万能的，正像在坚持原则的问题上、在尖锐对立的问题上，坚持斗争与眼牙必还也不是绝对的。对敌斗争中也不无妥协，争鸣讨论也可能搞得十分尖锐，这又是问题的常识性层面了。该宽则宽，该严则严，这才是正确的，虽然这样讲像是说废话。“文革”之后，知识界有人讲了一点宽容，绝对没有叫大家都变成老好人、市侩、窝囊废、软骨症患者的意思，更不是为虎作伥之意。为了社会稳定、学术昌明、人尽其才，为了一个更好的人文环境，人啊，在明明可以宽容的层面上，还是不要那么不肯宽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