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没有受过完好的学校教育，所读书卷也很有限。有时承蒙不弃，被认为还有点什么思想见解，并不随波逐流也者，首先是得益于生活实践的启示与好学好问的感悟。
就是说，我承认“实践出真知”的基本命题，同时也不否认基本之外的例外与变异。
马上就是我的生日了，积自己人生之经验，我能够告诉读者们一点什么呢？
第一，不要相信简单化。
我到处讲一个意思：凡把复杂的问题说得小葱拌豆腐一清二白者，皆不可信；凡把解决复杂的问题说得如同探囊取物，易如反掌者，皆不可信；凡把麻烦的事情说成是一念之差，说成是一人之过，以为改此一念或除此一人则万事大吉者，皆不可信。
主要矛盾解决了，次要矛盾也就迎刃而解了——说实话，我这一辈子还没怎么碰到过这么便宜的事情。大多数，绝大多数，是主要矛盾解决了，次要矛盾反而更加突出激化、更加麻烦了。
所以我虽然赞扬针灸，却不相信点穴和咒语。
我知道世上没有万能药方，所以我也不为某味药的失灵而气恼或反目为仇。我常常不抱非分的期望，所以也很少过于悲观绝望。
第二，不要相信极端主义与独断论。
世界上绝对不是只有黑白两种颜色，善恶两种品德，敌我两种力量，正谬两种主张，资无两个阶级。
要善于面对和把握大量的中间状态、过渡状态、无序状态与自相矛盾的状态、可调控状态、可塑状态，等等。
世界上的事情绝对不是谁消灭了对方就可以天下太平、光明灿烂。动不动把自己树成正确正义一方，把对方扣成错误乃至敌对一方，动不动想搞大批判骂倒对方——不论是依势的甲批乙还是迎潮的乙批甲，都带有欺世盗名、自我兜售的投机商味道与小儿科幼稚。要学会面对真正的大千世界而不是只“面对”被某种意图或者理论过滤过、改绘过的简明挂图。
在没有绝对的把握的大量问题上，中道选择是可取的，是经得住考验的。
第三，不要被大话吓唬住，不要被胡说八道吓唬住，不要被旗号吓唬住。
因了发明一句话而搞得所向披靡者，多半大有水分。大而无当的论断下边不知道有多少漏洞和虚应糊弄。
过犹不及。过于伟大或过于卑微，过于高明或过于愚蠢，过于奇特或过于陈旧的话语，都值得怀疑。
不要陷于标签与旗号之争，不要认为一划类、一戴帽子就可以做出价值判断。不要以为一划类、一判决世界就井井有条了——多半是相反，更加歪曲了。
戴上桂冠的也可能是狗屎，扣上屎盆子的也可能冤枉，这是其一。桂冠云云可能本身就不可贵，盆子云云可能本身就不丢人，这是其二。同一个类属或概念之下可能掩盖着各种不同的状态以至于性质，这是其三。你的分类法本身就没有被证明过，你的划类术又极低智商，因此不足为凭，这是第四。
要善于使用概念而不是被概念所使用所主宰。
一般地说，在没有足够的根据的情况下，在常识与大言之间，我选择前者。但我也绝不轻率地否定一种惊人高论。对后者我愿意抱走着瞧的态度。
第四，不要搞排他，不要动不动视不同于自己的行为或认知为异端。
特别是在文学与艺术问题上，以及在许多问题上，宁可相信别人与自己都是处于瞎子摸象的过程中，人们各有道理又各执一词。世间的诸故事中，没有比瞎子摸象的比喻更深刻，更普遍，更给人以教益的了。
所以，多年来我坚持一种说法：可以党同，慎于或不要伐异。最好是党同喜异，党同学异。可以老王卖瓜自卖自夸，不要王麻子剪刀别无分号。提倡多元互补，不要动不动搞你死我活。正如《论语.子路》中说：“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
我致力于提倡与树立建设性的学术品格。多数情况下，我主张立字当头，破在其中——立了正确的才能破除也等于破除或扬弃谬误的。事实已经证明，没有立即没有建设的单纯破坏，带来的常常只能是失范、混乱、堕落，这种真空比没有破以前还糟糕。
第五，所以我提倡理解，相信理解比爱更高。
甚至于批评谬误，也要先理解对方，知道他是怎么失足，怎么片面而且膨胀的，知道他的局部的合理性乃至光彩照人与总体的荒谬性是怎么表现与“结合”的。而不是简单地把对方视如妖孽。没有人有权利动不动把对立面视如妖孽、牛鬼蛇神。
我主张见到自己没有见过或弄不清楚的事物先努力去理解它、体味它，确有把握了，再批评它、匡正它。我不赞成那种凡遇到自己不明白的东西就声讨一番，先判罪再找理由的恶习。自己弄不懂的东西不一定就坏，对于自己闹不明白的东西明智的做法是一看二研究，不行就先挂起来。
所谓理解也就是弄清真相的意思，先弄清真相再做出价值判断，这是最根本的原则。先做出价值判断再去过问真相，乃至永不去过问真相，这是聪明的白痴的突出标志。
任何人试图以真理裁判者、道德裁判者自居，以救世主自居，众人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不要随便信他。
所以我提倡费厄泼赖，不相信鲁迅的原意是让人们无止无休地残酷斗争下去。
所以我赞成不搞无谓的争论，对于花样翻新的名词口号，对于热点热门，对于诈诈唬唬，我常常抱不为所动所怒，静观其变，不信其邪，言行对照，比较分析的态度。
所以我常常怀疑关于自己已经发现终极真理的自我作古的宣告。
第六，我承认特例，但更加重视常态，我梦想某种瞬间，但更重视经常，我不相信用特例和瞬间来否定常态和一般的矫情。不管这种矫情以什么样的大言的形式出现。
所以我原谅乃至常常同情凡俗，认为适度的宽容是必要的。
待人，我喜欢务实态度，我宁愿假定人是有缺点的，多数是平庸的，平庸不是罪，通俗不是罪，对于有毛病的人不必嫉恶如仇。利己也不是罪，但是不能害人，害人害国，只知谋私利，我很讨厌。
用到学术讨论上，我认为百家争鸣之中必然会有大量的浮言、偏言、陋言、“屁话”。我也说过许多次，一“百家”中，有三两家深刻而又真实的论述，也就不错了。如果你认为这个“出金率”太小，并因而废除百家争鸣，说不定离真理更远而不是更近。不能因噎废食。
我当然承认特殊，承认特例，但是我不能苟同用特例否定一般规律。例如一谈到爱就强调不能爱结核菌，一强调业务就辩驳说某位烈士并非因了业务好而伟大等，这都是无聊的诡辩。我们重视特例，我们更应该着眼于一般，着眼于群体，着眼于正常情势下的状态。宽容云云，当然指的是常态，不是指与敌人拼刺刀的那一刹那。连这种废话都要说一说，我为此深觉遗憾。
第七，求学求知方面，我重视学习语言、外族语言、哲学、逻辑和一般的数学科学常识。我好读书刊报，喜思索，常对比，愿探讨，不苟同，不苟异，相信许多真理要经过实践的检验。相信生活之树常绿。相信真、善、美各自之间与相互之间有许多相通互补之处。
我有兴趣于那些表面如此不同而实际如此接近，以及表面同属一类，实际如此不同的世间事物。看出这个，才是有趣的发现。
我特别希望能够培养自己的最不相同与相干的知识技能，至少是接受欣赏的范围。例如直观的诗与逻辑的理论。例如地方戏曲与交响乐以及摇滚乐。我每天都在警惕与破除自己的鼠目寸光、故步自封，仍然没有完全摆脱此种病魔的阴影。
第八，我重视结论，也重视方法。看一看他的方法，就可以看出他是不是以偏对偏，以暴易暴，以私易私。我常常发现激烈冲突的双方用的是同一种有我无你的方法，抹杀事实的方法，六经注我的方法，先有结论而后雄辩的方法，乃至吹牛皮、说大话、装腔作势吓唬人的方法。
我得益于辩证法良多，包括老庄的辩证法，黑格尔的辩证法，革命导师的辩证法；我更得益于生活本身的辩证法的启迪。所以我轻视那种哩哩啰啰，抱残守缺，耍丑售陋，自足循环，只知其一而不知其二其三的死脑筋。
第九，在生活态度上，我喜欢乐生，喜欢对于各种新鲜与陈旧事物感兴趣。
我相信，多种多样的兴趣与快乐，不仅有益于健康也有益于学问、工作乃至处理公私事务。起码它有利于触类旁通，有利于发展想象力从而能够更好地选择，有利于举一反三，有利于从容讨论，有利于知己知彼，有利于细心体察，有利于海纳百川，有利于消除无知与偏见。
我最讨厌与轻视的是气急败坏，钻牛角尖，攻其一点，整人整己，千篇一律，画地为牢，搞个小圈子称王称霸。
第十，在知识分子的使命问题上，我主张每个人做好自己的事。只有做好自己的事才能使国家得到切实的发展，有了切实的发展才有一切。没有切实的发展而只有仓促引进的观念，成不了事。如果说我们国家有某些痼疾，那就和一个人一样，人人去给他治病，并为医疗方案问题争个头破血流，那个人是非治死不可的。人人讳疾忌医，或者反过来自欺欺人，也是不可以的。正确的方法只能是实事求是，循序渐进，注重积累，注重建设。
这里同样也有一个常态与非常态的问题。在非常时期，人们会扔掉自己的事，工农兵学商，大家来救亡。正像一个人应该一日三餐，这是常态，而非常态状况下，也许三天也不吃一顿饭。革命的结果究竟是让人们更多地过常态的生活呢，还是让人人都过非常态的生活呢？这本来不是一个深奥的问题。
第十一，在“做人”方面，我给自己杜撰了如下的格言：
大道无术：要自然而然地合乎大道，而毫不在乎一些技术、权术的小打小闹，小得小失。
大德无名：真正德行，真正做了有分量的好事，是不应该也不可能出风头的。
大智无谋：学大智慧，做大智者，行止皆合度，而不必心劳力绌地搞各种的计策——弄不好就是阴谋诡计成癖。
大勇无功：大勇之功无处不在，无法突出自己，无可炫耀，不可张扬，无功可表可吹。
（上述种种，大体不适用于我的文学审美观。我认为，文学艺术是人类实践活动与学术活动的补充与反拨，正是文艺活动，更需要奇想、狂想、非常态、神秘、潜意识、永无休止的探求与突破，等等。以为靠初中哲学教科书就可以指手画脚文艺，着实天真烂漫、一厢情愿。）
综合上述诸点，我想换一个比较“哲学”的概括方式来讲一讲自己多年来虽有实践却并不自觉的几条原则：
(1)中道或中和原则。认同世界的复杂性与多元性。认同世界的矛盾性与辩证性。认同每一种具体认识的相对性。认同历史的变动是由合力构成，而合力的方向是沿着平行四边形的对角线——即中道——前进的。我一贯致力寻找不同的矛盾诸方面的契合点。我相信正常情势下的和为贵。
(2)常态或常识原则。不否认变态和异态，而是以常态的概念去包容异、变态。所谓异、变态是来自常态又复归常态的常态的变异，是常态的摇摆振荡，最后也是常态的一种形式。
所以我认同文化的此岸性、人间性，认同人类的世俗性，认同发展生产、提高生活、趋利避害的合理性，认同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利益原则，认同国家、民族、社会（包括国际社会）生活与政治努力的合理性。而对各种横空出世的放言高论采取谨慎态度。
(3)健康原则。什么样的是健康的，而什么样的是不健康的呢？
理性原则是健康的。气急败坏，大吹大擂，诈诈唬唬，一厢情愿是不健康的、病态的。
善意，与人为善，光明正大，胸怀宽广是健康的。恶狠狠，狗肚鸡肠，与人为恶，动不动就好勇斗狠是病态的。
乐观原则。面对一切麻烦，不抱幻想，但仍然保持对于人，对于历史，对于人类文明抱乐观态度是健康的。动不动就扬言要吊死在电线杆上则是病态的。
健康原则是一种利己的与乐生的原则，但也是一种道德原则。我认同“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的总结。道德与智慧境界愈高，就愈能做、愈要做那些有利于自己的与别人的身心健康的事情，而不去做那些害人害己、折腾人折腾己的事情。
健康原则同样是智慧原则。智者常能更健康地对待各种问题。其例无数。
这些原则互不可分，互为条件。例如，善意是指常态，中道多半健康。
这些原则实在是太平凡、太软弱、太正常了。绝无惊人之处。在一个刀光剑影、尔虞我诈、艰难困苦、积怨重重的世界里，我的原则是太窝囊了。但我坚信，人们是需要这些常识性的原则的。希望在于这些原则而不是相反。
如此等等。我其实更偏重于经验，偏重于生活的启悟，偏重于事物的相对性方面，偏重于事物的常态、常理、常识方面。我实在没有什么发明也不喜欢表演黑马。而另一方面，如治学的谨严，体系的严整，旁征博引的渊博，杀伐决断的强硬，以及名词与论断的精确性方面，我都颇有弱点、疏漏。我的一些见解，与其说是学术，不如说是人生的常识。承认人生，承认常识，我们就获得了讨论与交流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