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完一篇关于日丹诺夫的文章，觉得写得不理想。想起了最近在《收获》等杂志上读到的李辉写姚文元、丁玲、周扬、沈从文以及梁漱溟的文章。李老弟台虽然年轻，无法亲临其境掌握第一手材料，但是他既能以今天前进了的眼光解剖旧事，又能体贴入微地进入彼情彼境，即使对于姚文元这样的人，他也尽可能地去体味他的逻辑，把他当作一个活生生的人来写，而不是仅仅口诛笔伐一番。他的这一类文章人情人理，有情有义，揣摩勾画，栩栩如生。一个年轻人写上一辈、上两辈的事而能这样善于体察模拟，形象与理性思维并举，着实难能也。
遗憾的是，我写不成李辉文章的那个样子。我与日丹诺夫是太陌生了。我与日丹诺夫现象、日丹诺夫模式又是太熟悉了。
那个时候是一个人民革命凯歌先进的年代，是全世界社会主义节节胜利而资本主义捉襟见肘的年代。现在见到西方一些有一点年纪的作家学者，他们回忆起五十年代的全世界“左”倾潮流，仍然向往亦感叹不已。用全盘否定乃至侮辱性的语言讲述苏联的一切，只能说是愚昧无知。
一九四六年，我还不满十二岁，日丹诺夫以他的强硬铁腕，以他的浩然正气，更是以他的权力背景——革命权威、意识形态权威，以泰山压顶之势对苏联的文艺家搞了一次大批判、大整风。我当时是初中学生，已经追求进步，叫作党的地下组织的一名“进步关系”。当时，从白区报刊的报道（包括西方通讯社报道的译文）中以及从党的系统提供的“正面资料”中，都得知了日氏整顿苏联文艺界的消息。虽不知其详，仍感震惊。一九四八年我入党，后一年北平解放，更多地听到了日氏水平多么高、党性多么强的议论，只觉得是五体投地，匍匐致敬。
但是这里边也有一个悖论，或者用海外的说法叫作“吊诡”。我之走向革命、走向进步，与苏联文艺的影响是分不开的，我崇拜革命、崇拜苏联、崇拜共产主义都包含着崇拜苏联文艺。因而听说联共一位伟大的领导人猛批苏联的文艺家的时候，我确实是有些痛苦。只不过痛苦很少而崇拜很多，更绝对不会想到日丹诺夫也可能不对。
为什么崇拜，为什么坚信不疑？那是因为：第一，无产阶级领导的十月革命也好，中国人民革命也好，它都有一种替天行道、造反有理的正义性。我们代表的是被压迫、被剥削的劳苦大众，用俄式说法叫作被侮辱与被损害的，用中式说法叫作苦大仇深。第二，我们的一切行动不但具有一种正义性而且具有一种复仇性，叫作讨回血债，叫作把颠倒了的历史再颠倒过来。想一想千百年以来，劳动人民丧失了求学的机会，文学与艺术统统被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所占领盘踞，如今劳动人民——无产阶级当家做主，一些个臭知识分子还不老实，还不卖块儿赎罪，还在那儿讽刺挖苦，或者还在那儿无病呻吟，哭天抹泪……想到这里岂不怒从心头起，恶向胆边生，劈头盖脸地批你一通，还算是便宜了你！第三，革命所许诺的是通过一场血与火的斗争消灭毒蛇猛兽，让鲜红的太阳照遍全球。革命是你死我活的斗争，革命的道路上充满了流血和牺牲，为了鲜红的太阳，必须不惜一切代价去搏斗。这样，不是战士便是叛徒，不是同志便是敌人，不唱战歌就唱降歌，不做铁锤就做铁砧……一切都极端地尖锐化、对立化、严峻化，没有通融的余地。是的，当革命与反革命正在拼刺刀的时候，当革命浑身血迹地在反革命屠刀下面挣扎着重新站立起来的时候，还搞什么幽默？抒情？讽刺？个人？艺术？象牙之塔？让资产阶级臭气熏天的货色滚开！让资产阶级艺术家们滚到历史的垃圾堆里向隅而泣去吧！
是的，世界上第一个伟大社会主义国家苏联是在资本主义包围之下建立起来的，是在与全世界的阶级敌人浴血奋战的情况下建立起来的。这样一个历史特点带来了严峻与悲壮的激情，带来了近乎自虐的禁欲主义。反过来，愈是严峻、自虐与悲壮以及充满激情状，似乎就愈是革命，没有一点严峻悲壮激情，未免太不够味了。没有一点禁欲主义，哪里还看得出你理想的伟大崇高？正常舒服地过日子的人还能算是革命家、特殊材料铸成的共产党员吗？我想，这种心态是阶级斗争扩大化的一个原因。我亲自经历了这种愈整愈怕，愈怕愈佩服、愈激动，愈佩服、愈激动愈希望继续挨整、不断挨整的心路历程。我至今能够想象人们阅读日丹诺夫报告的时候的醍醐灌顶、山呼万岁，同时又是屁滚尿流、魂飞天外的激动情景。
一九四六年九月二十二日，《真理报》发表了题为“苏联文学的崇高任务”的社论。社论开宗明义，指出联共中央的一系列关于文学问题的决议“强烈地震动了作家和艺术工作者，也震动了整个苏联的舆论”。这种意识形态的强刺激性，正是当时的革命文艺运动乃至整个意识形态的一个重大特点。叫作翻天覆地慨而慷！就是不能搞请客、吃饭、绘画、绣花、温良恭俭让！
强刺激下面可以做到许多正常状态下做不成的事，这就是人们易于迷恋强刺激的原因。但是，同样正确的是，靠强刺激可以掩盖许多问题，却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特别是经济方面的实际问题。简单地说，革命者也许可以借助于意识形态的威严而大大加速夺取政权的过程，却不可能靠强刺激的意识形态治国富国。这是苏联的社会主义实验的终于失败的根本原因。
强刺激对作家常常是必要的，可遇而不可求的。在这个意义上，作家是最容易接受强刺激的。在强刺激下，作家可以写出激昂饱满的煽情之作，苏联文学是有成就、有影响的，苏联解体了并不等于苏联文学变成了废纸一大堆。
但同样正确的是，仅仅靠强刺激、靠崇高与正义的自我感觉、靠豪言壮语和高谈阔论、靠苦大仇深的悲壮与严峻是不够的。治国不够，治文也不够。好作品的出现不可能是强刺激，尤其不可能是外加的强刺激、意识形态的高屋建瓴的作用的结果。这里，离开对文艺这一特殊的文化现象的理解，离开对文艺的既具有意识形态的全部特点，又具有非意识形态的特点的理解，离开对作家的创作自由与创作个性的尊重，离开对本国文化传统与世界文学艺术成果的珍视，以为靠日丹诺夫式的施压与恫吓能导引出杰出的文学作品来，实在是缘木求鱼，南辕北辙。
日丹诺夫生于一八九六年，卒于一九四八年，可以说是英年早逝。一九一五年，日氏十九岁入党，七年以后日氏二十六岁，当上了著名的特威尔省执行委员会主席。一九二五年日氏二十九岁，担任联共（布）中央候补委员，一九三〇年任中央委员，一九三四年任中央书记和中央组织局委员，并在基洛夫“被刺后”被任命为列宁格勒州委与市委书记——其为斯大林重用信用可想而知。一九三九年任政治局委员。可以说日氏是根红苗正，一帆风顺，起点极高（一出手就是省级领导），而又连连升迁——平均每五年上升一次。据说他年轻时长得类似马林科夫，给人以文官乃至白面书生的印象，后来官体发福，极胖，未免脑满肠肥。这种形象的演变令人想起姚文元，当然姚与日丹诺夫比恐怕是小巫见大巫。一九四六年他五十二岁，正是年富力强，踌躇意满，天生方向正确，专门纠别人的偏、革别人的命的时候，自我感觉之良好非凡人能够体会。我可以设想他做着言辞激烈报告的时候那种自以为是、坚持原则、磨砺锋芒、高屋建瓴、一身正气、扭转乾坤、一言九鼎的膨胀得哪儿都装不下的劲儿。
尤其，他认为他是全知全能的。这种全知全能的根据一个是他的职务和这种职务带给人的自信，这种职务带来的打遍天下无敌手、所有文艺家俯首称臣的态势。另一个是他自己的才华，他在文艺上并非外行。尤其他竟然通音乐！请看他是怎样批穆拉杰里的歌剧《伟大的生活》与萧斯塔科维奇的吧。
他是以“中央委员会”的名义来论述“这部歌剧的彻底失败”的。由中央委员会出面宣布一部歌剧的失败，这种做法实在匪夷所思而又令人长太息以掩涕。他说：
“在这部歌剧中没有一个能使听众记住的旋律”，“……音乐是非常贫乏的。优美旋律被不和谐的而且同时是很喧闹的即兴曲调所代替”，“管弦乐的表现力在歌剧中用得极其有限”，“音乐既不和谐而且也不吻合剧中人物的心情……在心情最哀伤的时刻，忽然插入鼓声，但是在战斗的振奋的时刻，正当舞台上表现出英雄事迹的时候，音乐不知为什么却又变得柔和而且哀伤起来……”我的天，日丹诺夫正在以中央委员会的名义教授苏联作曲家作曲！从他的批评看来，歌剧《伟大的生活》政治内容上并没有问题，里边还有英雄事迹的嘛！被日氏批了个不亦乐乎的是纯粹音乐方面的事。那么是不是苏联人、俄国人压根儿不认识多来米法梭，是日丹诺夫以中央委员会的名义发明的五线谱和各种乐器呢？绝对不是，俄国产生过柴可夫斯基，产生过强力集团的一大批优秀的作曲家，谁让日丹诺夫懂了点音乐又当上了中央书记呢？与其让这样的人来领导文艺，还不如请萧洛霍夫《被开垦的处女地》中的拉古尔洛夫来主持意识形态工作呢！
日氏进一步细致地评论道：“……描写的是哥萨克人……没有用哥萨克人及其歌曲和音乐特有什么东西给标记出来……”，“歌剧本来应当充分描写北高加索各民族的充满事迹的生活——歌剧的音乐却和北高加索各族人民的民间创作隔得很远……”无独有偶，这种抓法真像是江青“呕心沥血”地抓“样板戏”。教给作曲家如何作曲，教给作家如何写作，教给农民如何种田，教给生物学家怎么样研究生命的起源……真是如同着了魔了哟！看，日氏一直训斥到萧斯塔科维奇头上。他引用一九三六年《真理报》上“遵照中央的指示”发表的文章说：“听众从第一分钟就被歌剧中故意造成的不和谐的纷乱的音流惊愕住了。旋律的断片，乐句的萌芽，一会儿沉落下去，一会儿冲撞上来……这种音乐是难以捉摸的，是不可能记住的……从爵士乐中借用了它那歇斯底里的、痉挛的、癫痫的音乐……”联共中央的威信就是这样被滥用着，被用来教授萧斯塔科维奇作曲。真是造孽呀！真是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呀！
这样的荒唐的出现并非偶然。这里表现出来的独断论、唯意志论、夸大狂，并非偶然。本来，十月革命是一个伟大的事件，苏联人民致力于社会主义的实验是人类的一个伟大事件，在资本主义包围的情态下搞社会主义，也确实是艰苦卓绝、十分严峻的。这样一个伟大事业，志在建设一个能够解决已有的社会制度存在的一切弊端、完全摆脱人类社会的一切不公正的崭新的社会主义社会。等到这个社会建成以后，人们再回顾历史，将会发现过往的一切只不过是人类史的史前阶段——这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明确指出过的。有了这样的无比崇高的信念，有了这样的开天辟地的雄心壮志，又面临着国际资本这样强大的敌人，没有一个烈火铸就的钢铁一般的布尔什维克党是不可思议的，而这样一个由特殊材料制成的成员组成的政党，必须全面领导与改造社会与观念的各个方面——所以她必须是全知全能的，她已经是全知全能的了。她从事的几乎是上帝的创世工作，或者说是比上帝还伟大艰巨，上帝只是从无到有地创造，而社会主义者一面流血牺牲去摧毁旧世界，一面一手拿镐、一手拿枪，流汗流泪、缴学费、走弯路地建设新世界。
这些想法可能都是好的、有伟大价值的，但是，假设的完美毕竟不等于现实的完美，应许的光明也不等于获得的光明。理想的崇高并不等于已经摆脱了昨天的一切阴影，也不等于一定就没有新的阴影。即使日丹诺夫确实是一个党性坚强、才华出众、意志如钢、自以为洞察一切文艺问题的超人，他同样也具有一切凡人所不可能没有的弱点与缺点。他是太自以为是了，他东杀西砍，在苏联文艺界如入无人之境；他高高在上，根本不懂得尊重文艺家与文艺规律；他一切从政治出发，反而忽视了文艺自身；他自我陶醉，把设计的美妙当作现实的美妙来要求作家描写。他的逻辑是：我们的目标这样伟大，我们的理论这样辉煌，我们的精神这样崇高，我们的事业这样壮丽，你们这些狗作家怎么不去好好地、乖乖地去表现我们的伟大、辉煌、壮丽、崇高呢？你们怎么不去五体投地地歌功颂德呢？你们怎么偏偏去写什么讽刺或者爱情呢？你们怎么对旧世界还有怀念情绪呢？你们不承认我们的生活已经是无比的美好，你们就是站在了国际资本主义一边，你们不跟我们一起崇高，你们就是卑微、渺小、腐烂、恶臭的蛆虫……不狠狠地批、狠狠地整，不消灭你们还行？
这样的逻辑我们能够忘记吗？
总之，时过境迁，历史已经得出了结论，日丹诺夫不论主观上怎么样自吹自擂、自高自大，他带来的是苏联文学的空前浩劫，是扼杀文艺生机与苏联各族人民生机的空前灾难。从最伟大美好的愿望出发，走到了无颜面对自己的历史、自己的文学的泥坑里。这样一段历史，怎么可能不让人叹息？这样的历史借鉴，怎么能让人等闲视之？
附注：本文的全部资料系王燎同志提供。这些资料是他翻译或经他校改的现成译文。
《关于<星>和<列宁格勒>两杂志的报告》与《在联共中央召开的音乐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选自《苏联文学艺术问题》一书，曹葆华译，人民文学出版社一九五九年出版。《苏联文学的崇高任务》为一九四六年九月二十二日《真理报》社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