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沈从文是被海内外一些论者树为“伟大的孤独”的一位著名作家，就是说，他被认为是一直对主流事业采取疏离态度的矜持者。
这样，记得从一九九九年第二期《纵横》上读到傅光明《沈从文和萧乾：从师生到陌路》一文中对沈先生的某些描述，就觉得很令人惊异。例如：
沈从文……虽然做着文物讲解员，可也一直巴望有机会出头露面。他希望能得到表明自己政治上进步的机会……萧乾清楚记得一九五七年反右时……沈从文揭露萧乾早在三十年代就同美帝国主义勾结上了……
沈在一九七〇年九月二十三日致萧乾信中谈到他正在摸索新诗道路，他提到中国人民在伟大领袖毛主席领导下，万千民众不断努力，人间奇迹得以一一出现，自己便在兴奋中“写了首《红卫星上天》的长诗，如有机会在另一时公开。可惜照目前形势说来，我大致不会看到这首诗发表了。这也没有什么关系，因为时代多伟大，个人实在小得可笑”。
那是一九七二年，萧乾想通过在北京市委工作的一位青年朋友给沈从文一家解决住房上的困难。不想沈从文得知此事后，极为不高兴，当即给萧乾写了封措辞严厉的信，指责他多管闲事。两人偶然相遇，沈从文劈头就是一句：你知不知道我正在申请入党？
那已经是八十年代了，杨振声之子杨起先生为出版《杨振声文集》，便去找沈从文写序，不想沈从文那篇序写出来是写得近乎批判证明材料。
到了该刊物同年的第十一期，发表了对上文质疑的苏仲湘文：《也谈沈从文与萧乾之失和》。同时，此刊也发表了傅光明“致本刊编辑部的信”。仍坚持他的文中所提诸事是可靠的。
笔者按：沈翁、萧公我所敬佩者也，上一代的是是非非非我辈敢于置喙者。问题是把绝对的疏离，即不合作态度变成价值标准，恐怕是后人的起哄即kitsch（这个词下面还要再谈）也。如以此为文学评判标准，留在内地的作家大概谁也当不成排头。笔者从不止一篇文章中读到过沈翁在解放初期曾深为各种新气象所感动，以至他老想参加解放军做宣传文艺工作，这完全可以理解，也许不如此反而有损沈老的形象——一个有良知的知识分子，能够对国家民族的天翻地覆若无其事吗？等到时过境迁以后，以新的海内外kitsch为标准、制造新的典型、新的神话，是否有这等事情呢？不可不察。
二
在《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介绍到我国后，“媚俗”一词立即流行了起来。近读海外一刊物上学者景凯旋的文章，乃知它的原文是德语词kitsch。景文介绍了昆德拉自己对此词的解释，昆自称他是用此词指一种矫揉造作的虚假的崇高状，指以一种虚假的浪漫主义与诗意的本质化来掩盖真实生活而不能面对生活的全部真相。故此，昆德拉才引用希伯来谚语：“人一思想，上帝就发笑。”同时昆德拉恶作剧地调侃大谈屁眼与大便的问题，他问，那些伟大的神灵，大便不大便，长不长屁眼呢？景文还说在国内的文化讨论中kitsch恰恰被做了意义完全相反的解释。
我读之大惊失色，乃查字典，可惜我并没有什么特别好的英汉字典。在韦氏英文词典一九六七年麻省版中，它被简单地解释为“质地（品位）低劣的文学艺术作品”。这倒庶几可以说是有一点“媚俗”的意思，但也呀呀呜。在牛津大学出版的一九八四年版《牛津现代高级英汉双解词典》中，此词被解释为“（艺术、设计等）矫饰的；肤浅的；炫耀的”，英语解释是“pretension，superficial，showy”。其中第一个英语词的汉语解释是“自负的，自命不凡的，骄傲的，自夸的作者（书、演说等）”。这些东西至少与我理解的“媚俗”不怎么搭界，倒更像是一些大喊大叫、装腔作势、令上帝发笑的“思想者”的行为，当然，也更接近于景氏讲的昆德拉自己所作的解释。在新西兰奥克兰一九七四年出版的英文词典中，此词被解释为“炫耀自负的与趣味恶劣的”。这个解释既可以包括“媚俗”也可以包括笔者发明并戏称之为“媚雅”的。而在上海译文出版社《英汉大词典》中，此词被解释为“矫揉造作、庸俗的文学艺术作品”。也是话可以两头说，最后还是一头雾水。但是如果想一想昆德拉的原作，想想他的那些正文和议论和恶毒调侃，就知道我们说不定还真是弄了一回“猴吃麻花——满拧”。
有一句戏言，说是近百年的中国，一切麻烦皆来自翻译的不准确，诸如民主、专政、主义、倾向、部长、总统、主席等，都翻得不对，我听了目瞪口呆。不过我知道，中国读书人，包括笔者本人在内，都是读原文书的人少，望文生义地对译文进行发挥为自己所用的人多——我们中国的表意文字确实信息量大，人们一看那两三个汉字就能见解上一大堆，哪怕那明明是第一次碰到的舶来学术术语，绝少有人去查对原文。同时当今世界国人特别是那些新出炉的博士(fresh Ph.D)们又都喜用洋专家、洋名词的中文翻译，特别是港台版的翻译作依据，以壮声威，能不……能不吃麻花乎？
三
无独有偶，《书屋》两千年第二期上有郜元宝的一篇《居韩零墨》。内中提到颇为时髦的“有机知识分子”一词：
夜翻赛义德的《知识分子的抗辩》，首章论葛兰西“有机知识分子”理论甚详……“有机”（organic），似应取“组织的，建制的，功能的”一层含义……葛兰西主要指“工业技术人员，政治经济领域专家，新文化与新法律之组建者”，等等。赛氏自己补充的实例包括现代公共关系专家乃至广告设计者和产品推销员。“有机知识分子”对立面，赛氏沿用朱利恩本达的理论，认为主要是以传统教师、牧师为代表、追求形而上的超越价值、始终保持对社会现实的批判态度、多少有些迂阔怪异的那些知识分子。
……国内一段时间……许多的理解……与葛氏恰相背驰。倘不修改葛氏原意，则将鲁迅归入“有机知识分子”……反而要将“先生”推到他们不齿的“伪知识分子”之列……
读了这一段更是大惊失色再失色，反省我对于“有机”云云的认识，也是望文生义，既然有机，就是说不限于专业而是行行灵通，关注一切，介入一切，又“红”（或白或黑）又专的导师型、火炬型、救世型，至少是社会批判型、福柯型的精英。同时我也认定，有机当然比无机好，有机就是有生命有活力有灵性嘛，无机就是五金矿物之属嘛，有机与无机知识分子我虽不甚了了，无机肥料与有机肥料之别还是略有所知，厩肥有机而化肥一般无机，我是主张舍化肥而多用动物大小便与绿肥的。
却原来我蠢得可以。原来言之凿凿、论之滔滔的人，对基本名词未必就用得对。
没有别的办法，还是查字典吧。牛津的“双解词典”中对于organic的解释是“器官的、有机的、组织的”。《现代汉语词典》对于“有机”的解释分两意，其一是指除一氧化碳、二氧化碳、碳酸盐外的含碳物质；其二是指互相联系不可分，例句是“有机的整体”。我又查了《大美百科全书》，其中organic条只有“有机化学”一词。显然，英语的organic一词来自organ，而organ的含义据《英汉大词典》解释是风琴、器官、机构、机关、机关报、阴茎和嗓音；而organic一词的解释是器官的、生物体的、某种化合物的、整体的不可分的、组织的、简单的、最低标准的、接近自然的，医学意义上组织结构的器质等。我感觉此种解释似与西方的科学主义、实证主义传统有关。而译成“有机”以后，它的中文意义似乎发生了变化，因为《辞源》《辞海》对关键字“机”的解释是弩机的发动机关、织布机、器械、抬尸之床。以上这些似还未大离organ之谱，接着便是：一、事物的枢要，如机要、枢机；二、灵巧；三、细微——通几；四、事物变化之所由（见《庄子》）；五、先兆；六、素质；七、危殆；八、时会、形势。这可就与organ大相径庭了。中国人对“机”“有机”的理解比西文能动灵活得多，它被接受后出现了一种与原文颇异其趣的使用方法乃至描绘色彩，这当然又与中国文化的特点有关。“机”对于中国人来说，既是机器、机关、机械，又是生机、机智、机缘、机会、契机、机遇、机变，直至天机、玄机。以中国之机来理解西文之organ，能不吃麻花吗？
就是说，有机云云，一种理解是科学的、分析的、物质的、西医式的，另一种理解则是中医式乃至孔老式的理解。问题在于理解成了生气贯注、灵动飞扬、修齐治平而又鲲鹏展翅式的第二义，再一想象发挥就与“器官的、组织的、建制的”等含义恰恰取向相反了。
惜哉我的英语之不及格也，上述想法难免贻笑大方，求教于通人吧。
（错译就错译，错引就错引吧，动不动就来个含义恰恰相反，令人哭不得、恼不得。据说福柯在我国的命运也是如此，福柯在我国常常被作为精英意识强调者的偶像，而识者见告，这恰恰与福氏的基本主张背道而驰。呜呼哀哉！外文翻译出这种事情，是由于文化的不同——反正现在什么事只要用“文化”一解释也就没脾气了。那么顾准呢？顾准说自己是“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的，后来是不是也被一些朋友反其道而用之了呢？）
四
不止一位朋友谈论起哈维尔与昆德拉的优劣对比。我不懂对这两位捷克人士怎么个比法。昆德拉主要是一个小说家。他对政治生活并不那样投入、那样执着，也许他少了一些政治勇气与激情（这里并没有涉及该国的政治与意识形态是非问题，反正那是别国的事，我们只能尊重该国人民的选择），却多了一些清醒、超脱、疏离。他的选择有所失也有所得。哈氏虽说是剧作家，他的戏剧艺术却没有多少中国人知道，这对于一个艺术家来说绝非光荣，除非他承认自己首先不是艺术家。人们议论他是因为他从阶下囚到总统颇有些吃罢苦中苦、而今人上人的色彩，是大“成功者”。这当然也是一种选择，同样也是有得亦有失的。我们用不着赞叹人家的成事，正如用不着以中国的政治标准去衡量批判他反对了苏联东欧式的“社会（帝国或殖民？）主义”；同样也不必以莎士比亚等为尺度去嘲笑哈维尔并非国际戏剧大师。对于一个剧作家来说，当了总统却没留下好剧本也许是一种悲哀；对于政治家来说，成了大事至少是他个人的能耐质素加运气。不是戏剧大师就不是戏剧大师，当了总统也找不来大师的地位、贡献与感觉。这也正像昆德拉，没当总统，也没得上诺贝尔奖；虽然没得诺贝尔奖但也在世界上，特别是在中国大大地红火了一阵子，以至于kitsch变成了媚俗，也成了有机的热门词。一位比我年轻得多的女作家告诉我：“其实昆德拉的小说最取巧啦。”我觉得她讲得着实有理。
至于为什么哈与昆二人的选择不同，我就不知道了，主客观条件不可能相同，还有一句古话，被杨子荣在样板戏里用过的：“人各有志，不可强勉。”用一种人做尺度来量一切人，不能认为是一种很开放的价值观念。
五
中央电视台近来常常用这么几句话来做过门或者片头：
传承文明，沟通未来……为您服务。
无可置疑，这反映了电视台扩大自己服务面的良好意图，反映了改革开放的新风尚；因此这几句话不是“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也不是“团结起来，共同对敌……”或“首先，让我们敬祝……”
传承云云，对于我们完全是一个新词，此词似出自台湾。据台湾的朋友说，这种说法与英语的transmit或transmission有关，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辞海》和《辞源》及多种汉语词典里都找不到这个词。那两个英语词的解释是“传播、传送、转播”之意（一为动词，一为名词），倒是与中文的“传”字意思相通。而承，则是接受，可能还有继承的意思，这倒也无伤，台湾的中文也是中文，传承一词没有什么不好懂的。台湾还因此用了一些类似“传人”的词，在祖国大陆，唱起《龙的传人》以前，我是从未听过什么“传人”不“传人”的。此乃一例，证明海峡两岸“互动”（这也是一个台湾词）很多很多。
“传人”此词亦有趣，现在人们用它是作为“继承人”“接班人”来用的，故有“龙的传人”之说，《现代汉语词典》上解释为“能够继承某种学术而使它流传的人”，符合此意。但你查《辞海》《辞源》，就会知道此词原意恰恰相反，它们的解释是“道德学问能够传之后世的人”，例句是“五帝之后无传人”。
沟通未来云云，则比较令听者感到吃力，未来者将来尚未来也，怎么个沟通法？沟通不沟通到时候该来的都要来，倒是“面向未来”这一有邓小平题字为证的说法比较通顺。
我为此请教了一些海内外语文专家，他们都说“沟通未来”四字不通。
顺便说一下，沟通云云，虽非新词，似也是近几年受海峡那边影响才大用特用起来的。
请中央电视台的同志原谅，我是贵台的忠实观众，而且深感你们的节目愈办愈好了。
六
近有大谈毛文体者。无疑，毛泽东在文体上也极有自己的特色，同时，他的文体在人们中特别是我辈中有极大的影响。毛的文章写得比较生动活泼，尖锐泼辣，高屋建瓴，十分自信，动辄做极致语而又时有调皮。例如他讲“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再如他的“教条主义不如猪屎”论，他对“党八股”的声讨，他的《敦促杜聿明投降书》，等等，都是耳熟能详的精彩文本。
这样一位革命领袖、开国一把手，又曾被崇拜了个不亦乐乎，当然他的文体影响了许多人。问题是这个文体本身到底有多大问题，这个文体是不是注定了要犯“左”的毛病呢？
我倾向于认为文体是一个中性的概念。除了毛的文体以外，学沈（从文先生）的文体的人也不止一个，并不都是学得好的。学鲁迅文体的人也不少，有鲁迅尖刻的不少，但有鲁迅深刻的不多，很不多，而肤浅的尖刻是不足取的。学孙犁、学马尔克斯、学普鲁斯特、学杜拉斯的文体的人也不少，成事的也有限。顺便说一句，王小波等那么样地推崇杜拉斯，而王小波绝非“媚俗”辈，但我在法国听一些文化人讲，他们那里对杜的评价是不怎么高的——这里又出了“猴吃麻花”的故事了吗？
毛文体恐怕不是一个价值标准。至于把某某人说成是由于摆脱了毛文体的影响而了不起的，恐怕也是隔靴搔痒；何况如果这位朋友是参与过著名样板戏的创作的话，树之为反毛文体的典范，客观上不免成了那个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