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北人喜欢用血缘关系、亲戚关系来称呼人。这本来是农业社会的特征，但是东北尽管工业化的程度是全国各省区最高的，却还是愿意这样称呼。你一下火车，就会被热情地包围住：“大哥大姐吃点儿饭呗，包子馅饼大米粥都是热乎的，刚下火车怪累的！”说得你似乎真到了亲戚家里，不吃真的不好意思。在东北，你不是先生、小姐、同志、公民，也不是处长、经理、教授、导演，而是大叔、大爷、老姑父、大妹子。这与东北人的“寻根情结”有关，东北人永远怀恋中原，所以血缘意识体现在语言层面。
一位考察目前色情业状况的社会学专家介绍说，各地的妓女招揽生意的语言各具特色。广东的妓女与国际接轨的程度高一些，经常故作含蓄地说：“先生，你不寂寞吗？”北京的妓女喜欢表现潇洒，说话的态度仿佛是对着丈夫或情人似的：“嘿，想玩玩儿吗？”东北的妓女则直奔主题，张口就说：“大哥，咱性交呗。”吓得许多男人终生阳痿。
现在的体育解说员口误百出。一天听电视里的足球解说员流利地说道：“随着守门员一声哨响，全场比赛结束了。”我不禁万分惊奇，原来守门员还负责吹哨，比赛的结束时间也要由他决定，真是匪夷所思。
几年前去王府井买书，听见喇叭里反复播送道：“努力建设文明卫生的首都市容，坚决执行北京市政府关于随地吐痰的决定！”我望望周围熙熙攘攘的人流，没一个执行的，我也就算了。
2001年1月，去北京东城区开会，在一条胡同里看见一条标语：“全市人民动员起来，坚决与溜门撬锁的犯罪行为做斗争！”我顿时感到热血沸腾，可就是不知沸腾起来之后怎么办。
一次从哈尔滨乘火车到北京，火车到达终点时，广播里嘱咐旅客说：“等火车停稳后按顺序下车，请大家带好行李物品，照顾好老人和孩子，不要忘了拿别人的东西。”我连忙四下看了看，发现没啥可拿的，才恋恋不舍地下了车。
韩国首都汉城著名的购物中心南大门市场写着这样的标语：“日本人大欢迎！”这令我非常吃惊，我严肃地对韩国朋友说，写这个标语的商人是在损害韩国的民族尊严。
小时候听越剧《梁山伯与祝英台》，把“小别重逢梁山伯”听成“小兵冲锋梁山泊”。后来读王安忆的小说，才知道她也是这么听的。王安忆是上海人，跟我这个哈尔滨人听得一样，可见任何一句话，人都是喜欢向简单有趣的方面去了解。
有一段根据长篇小说《红岩》片段改编的快板书叫做《劫刑车》，是写双枪老太婆劫车救江姐、处决甫志高的故事，最后一句是：“这就是，大石桥畔除叛徒，老太婆下山劫刑车！”这句话有点绕嘴，因为“畔”和“叛”同音，“除”和“徒”叠韵，更麻烦的是“叛徒”和“太婆”声调一致。所以我上小学时有一次课间向同学卖弄，一个不小心便说成了：“这就是，大石桥畔除太婆，老叛徒下山劫刑车！”说得铿锵有力，神采飞扬。结果一个同学马上向老师告发了我的“现行反革命罪状”，说我故意进行“反革命”宣传。不过老师是最喜欢我的，指着那个同学说：“去去去，你再瞎说，我就算你是“反革命”造谣。”那个同学知道我的势力大，只好放弃了这个机会。可见，“反革命”这个罪名，并不是看你到底干了什么事，而是看你到底站在了谁的立场上。
1975年，我小学四年级时，一次政治课考试要求默写社会主义阶段的基本路线。其中有一句：“在社会主义阶段，还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我们班有个名叫栗荣亮的同学，父母离婚，学习很差，“还”字忘了写偏旁，写成了“不”字。我们的政治老师是学校工宣队的领导，立刻把这件事当作严重的政治事件，全班批完全校批，批得栗荣亮自己都认为是犯了“反革命”错误。最后他在全校做早操时站在台子上高声念自己的检讨书：“我对不起伟大领袖毛主席，对不起伟大的中国共产党，犯下了极其严重的“反革命”错误，我把社会主义不存在着阶级斗争，写成了还存在着阶级斗争，铁证如山，非常后悔，……”政治老师一把把他拉开，气得大叫：“你还在继续‘反革命’！真拿你没办法。”全校师生哈哈大笑了几乎半个上午。其实那位政治老师是个心肠很好的人，可不知为什么，一遇到这种事，就变得让孩子们很害怕。现在我明白了，在一个政治不大正常的年代，好心肠的人也可能变成“魔鬼”。
（文中段落曾分别发表于《武汉晚报》等都市媒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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