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观一部《聊斋志异》，我觉出蒲翁生平有四大恨：昏官、赌徒、酒鬼、悍妇。笔涉之处，无不尽情刺谑。其中对悍妇的刻画，尤以《江城》和《马介甫》淋漓尽致，人骨三分。这两篇以现实描绘为主的直缀式结构的作品，在艺术表现上有许多可以相互映衬之所，共同代表了蒲松龄对“俱内，天下之通病也”（未注引文皆出自该两篇作品）这一社会现象的思想认识和艺术把握。
无妇不成家，然有妇而悍，实家之大不幸，“如附骨之疽，其毒尤惨”，何况“天下贤妇十之一，悍妇十之九”，真焉“家家床头有个夜叉在”（引自《夜叉国》）。蒲松龄基于现实生活的深切感受，以如刃之笔，首先雕出了两个呼之欲出的母夜叉形象——江城和尹氏（《马介甫》）。有悍妇必有懦夫，她们的丈夫高蕃和杨万石的形象也被描写得栩栩如生。悍、懦对照，羊驯虎威，“第阴教之旗帜日立，遂乾纲之体统无存”，一幕幕家庭悲剧电曳雷吼，如在目前。
尹氏和江城作为悍妇的共同点就是在家里横行霸道，逞妒专房，以丈夫为奴仆，肆意欺凌，进而虐待姑嫜，咆哮厅堂，以至于六亲不认，恃泼使狂。但二人的性格表现又是各有侧重的。尹氏主要突出其残暴。“尊长细弱，横被摧残”。她对“年六十余而鳏”的公公“以齿奴隶数”，根本不当人看。见公公穿上马介甫赠给的袍服，“倍益烈怒”，挥刀“即就翁身条条割裂，批颊而摘翁髭”，后来逼得老翁忍无可忍，“宵遁，至河南，隶道士籍”。这样穷凶极恶的逆媳，直到今天还具有深刻的典型意义。她对自己的丈夫杨万石，“少迕之，辄以鞭挞从事”，“唤万石跪受巾帼，操鞭逐出”，毫无恩爱。当杨为了讨好她，说出日前“巨人惩妇”的真相时，尹氏居然大发雌威，置杨“长跪床下”而不顾，并说“欲得我恕，须以刀画汝心头如干数，此恨始消”，说着就“起捉厨刀”，真是凶蛮之极。她对杨万石之妾王氏更是暴掠元已，亲手打得王氏堕胎。对叔弟杨万钟亦毫无叔嫂之情，逼其遗孀改嫁。种种残行恶迹，臭名远扬，致使后来“家产渐尽”之时，“近村相戒，元以舍舍万石。尹氏兄弟，怒妇所为，亦绝拒之”。通过这一系列描写，活画出一个村劣恶蛮的泼妇形象。杨万石则是其再妙不过的配角，毫无自我尊严，疲软不堪，甚至奴颜媚骨。“四十无子，纳妾王，旦夕不敢通一语”，王氏被尹氏殴打流产后，杨万石只能“于无人处，对马（介甫）哀啼”。最精彩的是，当他在马介甫激励下，“负气疾行，奔而入”，要去休掉尹氏，“适与妇遇，叱问：‘何为？’万石惶遽失色，以手据地曰：‘马生教余出妇’。”真是奴态毕现，令人想起鲁迅在《聪明人、傻子和奴才》一文中所写的那个出卖帮助自己的朋友以向主子邀宠的奴才。他奴气人骨，虽饮了马介甫协“丈夫再造散”，不过逞片刻之雄威，尹氏“久觉黔驴无技，渐狎、渐嘲、渐骂，居无何，旧态全作矣”。蒲松龄对悍妇的憎恶，通过反面映衬，也有一部分化作了对杨万石这般“诲悍”的懦夫的鄙夷和嘲弄。形象本身反映出作者的立意，这是蒲的一贯手法。
与尹氏的残暴不同，江城主要突出其阴险。在她与高蕃互抛红巾示情的一段中，就已显出聪敏狡黯。当得知丈夫与妓女李云娘幽会时，她不是打上门去，而是冒充李前去相会，令丈夫无地自容，然后再“摘耳提归，以针刺两股殆遍，乃卧以下床，醒则骂之”。更为绝妙的是化装成美少年，跟踪高蕃入酒肆，看到高与名妓芳兰色授魂与之态，遂召回高蕃，“伏受鞭扑”。她疑心高与婢女私通，竟然“以绣剪剪腹间肉互补”，毒辣之极！当丈夫与同窗偶饮相谑之时，江城“暗以巴豆投汤中而进之”，还有“每以白足踏饼尘土中，叱生摭食之”。如是种种，深刻而细致地写出了一个具有变态心理的胭脂虎的形象。与她相配的高蕃也与杨万石有所不同，他对娅兄说：“我之畏，畏其美也。”他虽在江城面前战战兢兢，畏若虎狼，甚至江城“偶假以颜色”之时，“枕席之上，亦震慑不能为人”，但多少有些阳奉阴违，还曾经休过江城。对江主要不是奴对主，而是“如犴狴中人，仰狱吏之尊也”。这充分反映出蒲松龄对人物性格的精确把握，是其艺术表现成功的一大法宝。
在性格的生动性和流动性方面，《江城》要较《马介甫》更为出色。后者附以相当于小说本身三分之一篇幅的《妙音经续言》，不免有为文构事之嫌。而前者详细描写了江城由一个恃爱娇嗔的少女，发展到一个泼悍冷酷的刁妇的过程。客观上也透露出一些焊妇产生的社会原因，如“家无半间屋，南北流寓，何足匹配”，贫贱地位激起广大妇女的反抗心，一旦有所怙恃，便向夫家施以强烈的报复。但满腹农民意识的蒲松龄没有对此进行深掘，而是归于“前世冤业”，以宗教迷信色彩的神话化手段处理。尹氏被狐仙马介甫几次惩治，最终“依群乞以食”，江城“原静业和尚所养长生鼠”，经菩萨化身“清水一洒”，立刻“若更肺腑”，痛改前非。这种对现实丑恶虽恨而又无可奈何，借助超现实的理想来解决的方式，表现出蒲松龄受儒、佛影响所具有的“劝悔戒恣”的思想。这种思想决定了他在艺术表现上把卓绝的现实刻画与奇妙的神异幻想相结合。他写昏官赌徒酒鬼多用构思精巧的寓意之作，而写焊妇却用现实笔法层层揭露，有如多人一事的开发性戏剧结构，并以惩虐扬善结局。既宣扬了“人生业果，饮琢必报”，又满腔热情地“愿此几章贝叶文，洒为一滴杨枝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