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在街头，常常有人把一张什么纸塞进你的手里。那纸上无非是一些广告——酒店茶馆开张，电脑电视降价，服装鞋帽展销以及滋阴壮阳的春药。拿到的人看上两眼——有时看也不看，就随手丢在路上、垃圾筒里或路边的自行车筐里。而发放的人并不在乎，继续一张一张地向行人手里塞着。他们沉默着，“塞纸”是他们的工作，塞一天纸，可以得到10块钱左右的报酬。他们对自己的“宣传”工作谈不上什么热情，对宣传结果也并无多大的信心和期待，他们基本不说话或者只是没精打采地重复着几句废话。他们不论在街头还是在老板那里，都是最不受重视的人。在全世界的闹市街头，在中国、韩国、日本、美国、英国、法国、巴西、澳大利亚……成千上万张没有表情的面孔，既陌生又熟悉，为了糊口，毫无热情地宣传着那些自己并不关心的内容。这就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宣传员的特色，这是一个失语的宣传时代。
我想起自己小时候当宣传员的情景。那时学校经常组织我们到街头去宣传，我们高举着红旗，排着队，唱着歌，来到十字街头。值班的交通警察给我们敬礼，路边的居民给我们送水。我们好像过节或游园一样地兴奋，手持喇叭，蹦蹦跳跳，个子矮的就站到桌子上。先敲一阵锣鼓，营造气氛并引起注意。然后我们像朗诵课文一般地喊着：“同志们，听我言，我是交通安全宣传员。过马路，别着急，一急就会出问题。红灯停，绿灯行，乱闯红灯可不行。抓革命，促生产，交通运输要发展。安全第一保证点，狠狠打击帝修反，帝修反！”过些天，编了一套新词儿又来了：“同志们，听我言，我是文明卫生宣传员。勤洗澡，勤理发，勤换衣服和鞋袜。人民城市像花园，不能随地乱吐痰。苍蝇蚊子要杀净，不许到处传染病。搞好卫生闹革命，干干净净迎国庆，迎国庆！”一个人喊着，其他人就把传单塞给过往的行人。行人一般是看上几眼，就小心地叠好，放进衣袋。有些没有急事的人，也会停下来观看一阵，有时帮我们敲锣打鼓。在这样的宣传中，宣传员是十分投入的，他们相信自己的宣传内容，相信自己的宣传效果。他们激动而来，自豪而去，他们觉得这个世界是活生生的，是跟他们自己的热情贡献、热情参与密不可分的。但是他们并不知道，这样的宣传，有时表演的性质要大于实际的效果。对自己所相信的宣传内容，他们并没有多么深刻的理解。比如不闯红灯跟打击帝修反有什么关系，苍蝇蚊子为什么不能跟我们一起迎国庆，在他们大多数的心里，是想都不想的。那可以说是一个宣传的表演时代——不论中国的红小兵还是美国的披头士。当然，表演得非常真诚，演员和观众都沉浸在一片幸福的艺术祥云之中。
我于是又想到更远的宣传时代。那时的宣传员，没有锣鼓，没有红旗，也没人给敬礼和送水。在熙熙攘攘的闹市街头，突然一个穿长衫戴围巾的男青年或是一个白衣黑裙的女青年，站到高处，振臂一呼：“同胞们，国家要亡了！我们不能再醉生梦死了。起来呀，用我们的血肉拯救民族危亡！爱国无罪，燃烧起你们的热情，中华民族是永远不会屈服的……”他们的宣传经常没有完成，就传来警笛声、马蹄声、警车声甚至是枪声。他们呼喊出最后一个高昂的句子，一挥手，传单像燕山雪花一般飞入人群。有人迅速地抓了一张或几张便走，有人抓到后拼命地看几眼，丢下再走，有的则掉头就跑。那宣传员迅速地消失在人流里，偶尔跑得不及时，则被带进了铁窗。他们的宣传没有报酬，有的是生活的飘荡和生命的危险。因为他们宣传的不是别人的东西，也不是他们需要去相信和理的东西——那就是从他们自己心里长出来的东西，用不着去“相信”和“理解”。他们不会失语，即使他们闭上了口，他们的声音也久久地烙在听众的胸膛里。那些没拿传单的人，在夜里，心跳着，一遍一遍地回想他们的音容；那些拿了传单的人，把他们的声音扩散到更大的人群中。他们不是表演，他们只是做着自已认为应该做的事，但他们的行动构成了人类历史中最精彩的艺术。那是一个宣传的伟大时代。
伟大的宣传员们都已离开人世或即将离开人世。表演的宣传员们则大多已然丧失热情或正在深刻反省自己的表演。于是我们这个时代，只有那些沉默的宣传员，行尸走肉一般，向你的手里塞着纸、塞着纸。他们的动作是“给予”，表情却仿佛是“乞求”。让我们怜悯这些乞求者吧，于是，我常常认真地接过他们的纸，正像我常常认真地听一切报告、开一切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