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居韩国二载，觉得韩国大学生最普遍的缺点就是不读书。尽管韩国的官方媒体用图书的销售总量来证明韩国学生读书很多，据说达到每年一百本以上，但我对这个数字只能发出一声冷笑。我几乎在每个教学班都问过学生，你们每年除了教科书以外，到底真正能够读几本书，结果最多的说十本，一般是四五本，少数只有一两本。还有的学生讨价还价，问卡通漫画书、时装美容书算不算，如果算的话，每年能读二十本以上。我所任教的梨花女大，是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女子大学，在韩国地位显赫，声誉高雅，是韩国青年女性的“梦之谷”。然而校园内外，却没有一家像样的书店。当我遗憾地向学生指出这点时，学生很不高兴，说：“老师，您没看见我们门口有一家书店吗？”我说那不叫书店，那叫杂志屋。后来我听说曾有一位美国教授在文章里也批评了这一点，结果引起了梨花小姐们的愤怒抗议。幸亏学生们没有把我看作帝国主义教授，不然我的善意又可能成为她们罢课游行的理由了。
学生们理解我的善意，是因为我告诉她们，作为—所名校的大学生，怎么能够不知道韩国国旗的涵义呢？怎么能够说不出韩国的行政区划呢？怎么能够搞不清杨贵妃是唐朝的还是宋朝的呢？然后我告诉她们中国大学生的读书情况。我到其他大学也专门讲过中国大学生的读书生活。我说看到韩国每所大学里都有高大漂亮的图书馆，里面一排排空荡荡的桌椅和电脑没人用，我真是百感交集。我讲到北大图书馆里为了争抢一个座位而经常打架时，韩国的大学生们如同在听遥远的神话。
我希望韩国学生多读书，但并不因为他们读书少而格外看不起他们。我知道这是资本主义异化教育的必然结局。在资本主义教育体制下，每个受教育者，都是被当做打工的工具培养，学生是交钱买文凭，教授是收钱卖知识。时间就是金钱，与考试和文凭无关的书，当然罕人问津。美国教授虽然批评韩国，其实美国学生的知识面更可怜，他们连印度在非洲还是在美洲都搞不清，连《独立宣言》的作者是麦当娜还是麦当劳也说不清。大学生涯，就是虚拟的少爷小姐时代，玩耍是最重要的，秉烛夜游还嫌不够，哪有时间读那些劳什子？我因此对中国的大学生颇有几分自豪。
可是回到中国，我发现情况有些不妙。几年来我们在教育界大力“与国际接轨”，连不读书这根轨也接上了。许多大学生连四大古典名著都未读过，中文系的学生甚至连《子夜》、《雷雨》、《胳驼祥子》都没有读全。我问几个学生，你们读过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大学生必读丛书》吗？答曰：一百本，太多了，只读过十来本。我又问，那你们读过教育部指定的中学生必读书吗？答案也是十来本。我向他们推荐我和其他学者编的一套《新语文读本》，他们说，90%的课文都没见过。
日前，我参加研究生考试阅卷，许多答案之荒唐离奇，简直令老师们哭笑不得。许多考生都说《艺概》就是“艺术概论”的简称。一个考生说《虬髯客传》是陈子昂为了改革古文，自称“虬髯客”，震慑天下。一个考生说《追忆逝水年华》是萧红的回忆散文佳作，萧红在文章里深情地回忆了她对萧军刻骨铭心的爱和对端木蕻良的恋恋不舍的恨……更有离奇者，把五十年代的“丁陈反党集团”中的“丁陈”说成是“丁玲和陈平原”，陈平原老师就在阅卷现场，我们全体当即向他表示祝贺。
苦笑之余，我仿佛看见我们的大学生都变成了少爷小姐。其实少爷小姐也不可怕，鲁迅也曾是少爷，冰心也曾是小姐。郁达夫四年大学仅外国小说就读了一千多部。至于我们这些“八十年代的新一辈”，在那“科学的春天”里每年读多少书就不说了吧，别吓着孩子们。我希望今后把“必读书”改为“请读书”，请少爷小姐们嬉戏宴乐之余，多少读些则个也么哥。我们不敢说读书救国之类的大话，只说一句贴己的悄悄话：不读书，恐怕连少爷小姐也做不成了耶！要知道教室的窗外，有多少个高玉宝正准备发出那嘹亮的一喊：“我要读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