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乡遥，何日去？
家住吴门，久作长安旅。
——周邦彦《苏幕遮》
青楼者，妓女之家也。妓女一人青楼，便与原来的家庭断绝了联系。以老鸨为父母，以龟奴为兄弟，以嫖客为丈夫，当然也有生了孩子的。如金庸《鹿鼎记》中的韦小宝便是个只知其母，不知其父的扬州丽春院的小杂种。而像沈从文笔下那些卖淫养家，连丈夫也一并包下来的，则与青楼之意远矣。既为妓女，就应“投身青楼即为家，卖笑呈欢无有涯”。所以妓女说到“我家”指的就是青楼，说到“我娘”，指的就是鸨母，嫖客去青楼，去的就是妓女她们家——妓家也。
然而嫖客自己是有家的。家里不但有父母兄弟姊妹，还有妻子。没有妻子的也随时可以娶上一位。除了妻子以外，还可以有妾，有婢。古代社会，妻妾也好，丫环也罢，都是男人的奴隶，家庭中的“第三等级”，男人可以生杀予夺，“娶来的媳妇买来的马，任我骑来任我打”，那为什么男人还要竞相奔赴青楼呢？为什么会有那么一句俏皮话：“妻不如妾，妾不如婢，婢不如妓”呢？
这是不是可以说明，青楼有着家庭无法替代的社会功能？青楼有着家庭无法超越的独特魅力？
那么，青楼与家岂不是构成了一对矛盾？青楼的存在不会导致家庭的分崩离析吗？就如今天的哪位丈夫若是明目张胆地去嫖娼，那不是等着被太太解雇吗？如果这样去推想，那就大错特错了。用今天的打野鸡去比附古代的狭邪游，颇有点驴唇不对马嘴。今天的嫖娼，是腐败，是堕落，不论当事者如何沾沾自喜，他总是被鄙视，被批判的；而古代的狭邪游，则被视为风流雅事，起码是很平常的。今天卖淫嫖娼现象的泛滥，是与离婚率不断上升，千万个家庭遭到破坏，千万颗男女老幼的心灵遭到伤害同时出现、同时发展的；而古代的青楼制度延续了千百年，同时家庭制度也延续了千百年，二者并行不悖，宛如平行的钢轨，一同运载着历史的列车滚滚前进。
这里的关键在于，中国古代的青楼，与西方的妓院和今天的各种卖淫场所，在社会功能上有着根本的不同。西方的妓院从古希腊、古罗马，直到今天，主要是肉体交易的地方，其本质在于“性”。今天世界各地的妓院，基本上都是西方模式的一统天下。不管巴黎的淫娃，汉堡的浪扭，还是香港的靓妹，曼谷的妖姐，都可一言以蔽之曰“货腰女郎”。客人在她们那里满足性饥渴，寻找性剌激，此外复何求哉！而青楼则大大不然，古人逛青楼，目的不一定是要与妓女同床共枕。他们到那里喝几杯清茶，听几曲音乐，也许坐上片刻就走，也许从早到晚流连，有的包下妓女，长期驻扎下去，而有的虽与妓女无话不谈，但却不曾make love过。他们心中真正渴望的是与妓女建立一种无拘无束、亲密无间的感情联系。这种感情联系是古代家庭中很难找到的。
古代家庭是古代国家体制的缩影。三纲五常，宗法礼教，都以家庭为最基层的普及单位。在男女感情中，双方平等才有真正的乐趣，可家庭中的妻妾，都是男人的奴隶，随时有被抛弃的可能，只能恭恭敬敬遵守着三从四德，像对待神仙一样供奉着丈夫，哪里有什么平等的乐趣可言？《孟子》中讲过一个要饭为生的齐人，家里有一妻一妾。妻妾二人发现她们依靠的“良人”原来每日靠乞讨为生，“相泣于中庭”，可“良人”毕竟还是“良人”，妻妾不能炒他的鱿鱼，齐人仍然以主人自居，这样的男女关系，有什么味道？而《孔雀东南飞》中的焦仲卿与刘兰芝夫妇互敬互爱，却被礼法所不容，硬是拆散了鸳鸯，逼得一对爱人，一个“举身赴青池”，一个“自挂东南枝”。可以看出，家庭与爱情是有着本质的冲突的。德国的社会主义者倍倍尔在《妇女与社会主义》中尖锐指出：
妻子自然可以和丈夫同床共枕，但是不能和他同桌就餐，她对丈夫不能直呼其名，而要称“老爷”。她是丈夫的仆役。她绝对不能出现在人前……丈夫可以把她当做奴隶出售。
处在这种地位的妇女，能对丈夫产生发自真情的爱慕吗？更不要提《三国演义》中刘安杀妻来招待刘备的兽行了。
再一点，爱情是男女双方个人的私事，而古代婚姻是整个家族的大事，往往不由青年男女个人来决定。婚姻首先考虑的不是感情，而是财产、权势、门第的对比，婚姻更多地具有一种政治意义。所以家庭往往是利益集团合纵连横的结果。这必然导致男女双方没有感情基础，于是，同床异梦、敷衍凑合便是家庭的常情。而感情之外的种种利害关系又使离婚十分困难。古人十分看重家庭的稳固，认为家庭稳固是社会稳固的基础，“齐家”才能“治国”、“平天下”，又有“宁拆十座庙，不毁一桩婚”之说。因此，感情要求越高、越丰富的人，往往就越在家庭里不能得到满足。那么，家庭所匮乏的这种感情功能，哪里能够补偿呢？——青楼。
在青楼里，男女双方都不承担道德伦理的责任，没有门第高低的顾虑，不受贞节操守的束缚，虽然有金钱的因素使人反感，但比起家庭中主奴式的服从关系来，毕竟可让人感到更自由、更平等、更能发挥和体现出个人本身的魅力和价值，因此就更加显得浪漫多姿。家庭里所欠缺的一切，在这里都得到了补偿。补偿之后，回到家里，依然是正襟危坐的良夫、贤父、孝子，依然是吆三喝四的主人，依然承担着对家庭所应尽的一切义务，同时享有着一切该享的家庭权利。所以，青楼的存在，不但没有干扰破坏家庭结构，反而大大促使家庭保持稳定，促使社会保持稳定。井水与河水，互不相犯，而青楼与家，不但不相犯，而且恰好耦合为一个完整的性文化系统，保证了中国古代社会长期稳步的发展。
林语堂先生在《妓女与妾》一文中写道：
妓女是叫许多中国人尝尝罗曼斯的恋爱滋味，而中国妻子则使丈夫享受此比较入世的近乎实际生活的爱情。有时，这种恋爱环境真是扑朔迷离。至如杜牧经过十年的放浪生活，一旦清醒，始能与妻室团聚。所谓“十年一觉扬州梦，赢得青楼薄幸名”也。有的时候，也有妓女守节操者，像杜十娘。另一方面，妓女实又继承着音乐的传统。没有妓女，音乐在中国，恐怕至今已销声匿迹了。妓女比之家庭妇女则反觉得所受教育为高。她们较能独立生活，更较为熟习于男子社会。其实在古代中国社会中，她们可算是唯一的自由女性。妓女能操纵高级官吏者，当能掌握某种程度的政治实权。关于官吏的任命，凡有所说项，有所较议，胥取决于她的妆闳之中。
这段话把妓女相对于妻子的重要性分析得颇为透辟。任何时代的男人女人，除了顺应该时代的潮流而生活之外，其优秀者必然追求许多超越该时代的东西。古代社会的人要遵从古代社会的伦理、规范，但他们也向往着能够超越这些羁縻。追求超越感是人类文明前行的最大动力。于是青楼就成了比家庭美丽得多、绚烂得多的理想福地了。
从家庭这一方面来讲，妻妾虽然希望能够得到丈夫更多的爱抚，但她们未尝不知道自己无法像妓女那样给丈夫以无边放纵的满足。假如她们表现得与妓女一样，那立刻就要被视为不贞、淫荡、败坏，立刻就会被逐出家门。所以，即使她们有妓女的情趣，有妓女的本事，也要深藏不露，也要装得贤淑端庄，特别是对那种事不感兴趣，更不要提吹拉弹唱了，这样才像个规矩女人，受到人们赞扬，被容纳于家庭。今人所理想的“在客厅里像贵妇，在厨房里像仆妇，在卧室里像荡妇”的十全十美的妻子，纯粹是无耻男人阴暗心理的大暴露，是妇女地位丝毫没有提高，反而在伪装形式下有所下降的绝对明证。古代的妻子不追求做一个“全能玩偶”，她们只做妻子应该做的，其余的则心安理得地让给了妓女。她们知道，妓女不会对自己构成威胁，反而是客观上的一个好帮手。英国的伯特兰罗素说过：“娼妓有好的一面，她不但可以招之即来，而且极易掩饰自己，因为除了这门职业，她并没有别的生活，而且那些曾和她在一起的男人仍可不失尊严地回到妻子、家庭和教会中去。”看着寻花问柳归来的男人，妻妾们要说没有一点醋意可能是不对的，但多数情况下是并不当一回事的，仿佛看见淘气的孩子归来一样，即使有些责备和规劝，也是说不可玩物丧志，不可上了坏女人的当，不可把身子搞坏了等，而并不否定和批判这种行业的本身。就像今天的妻子劝丈夫少打麻将、少玩游戏机、少看足球一样。
所以，漫长的古代社会，尽管多数朝代都有过禁娼、禁狎的法令、措施，但青楼业就是“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关键就在于青楼是那个社会中不可缺少的一个子系统。它既然有利于男性社会从家庭到朝廷的整套统治秩序的稳固，所以，不但士大夫、社会上对它采取赞赏、默许的态度，就连皇帝老儿也经常以身作则，频频前往青楼探花，青楼哪里能禁得住呢？前文提到的宋徽宗嫖李师师，还算是文雅的，后来明、清两代的皇帝，则有时连虚伪的外衣也不要了。清朝的同治皇帝，据说就是私逛窑子，染上性病死去的。皇帝和一些高级官员，身边美女无数，也不乏艺术欣赏的条件，为什么也对青楼怀着浓厚的兴趣呢？就是因为他自己的身份限制了他与女性的平等性爱交流，得不到一种类似市民村夫平等男女之间打情骂俏的浪漫情调。例如明朝前期著名的三杨——杨荣、杨溥、杨士奇主持朝政时，有一天让妓女陪酒，在场有一名叫齐雅秀的妓女，非常机敏聪慧。众人将她一军说：“你能让三位老首长开怀大笑吗？”她成竹在胸地说：“我一进去就能逗笑他们！”然后，她进去拜见三杨。三杨问她怎么姗姗来迟，她说：“我看书来着。”三杨都是读书人出身，一听此话，不禁颇感兴趣，忙问她读的是什么书。她说：“《烈女传》。”三杨一听，捧腹大笑，一个人尽可夫的妓女，竟然捧读提倡贞节操守的《烈女传》，实在妙不可言，这不是对烈女的亵渎、对伦理道德的讽刺吗？
于是三杨笑骂她道：“你这个混账的小母狗，不许如此无礼。”没想到她应声答曰：“是呀，我是母狗，您几位是公猴！”借“公侯大臣”之音巧妙反击，众人无不佩服，一时传遍京城。试想，这种智慧的交锋，这种刺激的场面，这种绝对放松的情调，在家庭里能享受到吗？
那么，如此说来，青楼与家的好处永远是不同的，青楼给人的享受永远要比家里更新鲜、更剌激、更浪漫。当然，家有家的好处，家里的温馨、真诚、安全、慰藉等等天伦之乐也是青楼所无法取代的。二者不能够统一吗？能不能鱼和熊掌兼得呢？这个问题聪明的古人自然会想到。怎么办呢？当然不能把家改造为青楼，把妻子“逼良为娼”，让她当妓女，那么，就只有以青楼为家，把妓女改造成妻了。
所以，青楼与家也有相通的一面。
有不少嫖客，把看中的妓女包下来，长期住在青楼。在此期间，其他嫖客对此妓女不得问津。该妓女的一切消费均由该嫖客开销。这显然需要比较雄厚的财力，有的嫖客就因此而耗尽积蓄，由挥金如土变得一钱不名。《李娃传》中的某生，就有过这个下场。当然，也有的妓女甘愿倒贴钱财，长期供养嫖客。但是，不管在哪种情况下，真正的主人都不是嫖客，而是鸨母。拿钱在手，鸨母可以听之任之，不闻不问。一旦床头金尽，嫖客就不能再充大少爷，颐指气使了。因此，无论嫖客还是妓女，一旦产生了确实十分亲密的感情，都还是希望走出青楼，结为真正的夫妻的。李娃与某生的最后结局如此，霍小玉和杜十娘所希望的也是如此。
娶妓女为妻，在古代并不算如何不光彩的事。如果娶得名妓，还要算是光彩，反被人羡慕，就如今日娶了名歌星、名影星一般轰动。不但一般官商爱娶名妓，连皇家也不例外。明代崇祯帝的田皇后就是扬州的妓女出身。
妓女成为妻子后，一方面保留了她色艺双全的魅力，能够与主人诗文唱和，调笑欢娱；另一方面又以良家女子的形象处世，孝敬公婆，抚育子女，管理家务，结束了卖笑呈欢、生张熟魏的色相生涯，把全部身心奉献给自己的家庭。应该说，这是一条理想的道路。问题在于，一是多数妓女做不到这一点，长期不正常的生活方式巳经使她们不能正常地做一名良家妇女，“感觉”总是错位；二是社会舆论也给她们以巨大的心理压力。她们必须做得比普通家庭妇女出色十倍，才能得到道德上的认可。有时连娶她回来的丈夫可能也由于其历史的“不清白”而对她疑神疑鬼，再加上家庭内部其他女性的排挤、陷构，常使妓女觉得家庭毕竟不如青楼自在快活。有的妓女经过一段不适应的努力后，干脆又回到青楼去了。
在这方面为人称道的是明代名妓董小宛。她被名士冒辟疆娶为侧室后，二人相亲相爱：
日坐画苑书圃中，抚桐瑟、赏茗香，评品人物山水，鉴别金石鼎彝，闲吟得句与采辑诗史，必捧砚席为书之。意欲所得与意所未及，必控弦迫箭以赴之……相得之乐，两人恒云天樣间未之有也。
不但如此，董小宛对全家人都亲爱有加，赢得了全家人的尊敬爱戴。冒辟疆在《影梅庵忆语》中回忆道：
姬在别室四月，荆人携之归。入门，吾母太恭人与荆人见而爱异之，加以殊眷。幼姑长姊，尤珍重相亲，谓其德行举止，均异常人，而姬之侍左右，服劳承旨，较碎仆有加无已。烹茗剥果，必手进。开屬解意，爬背喻痒。当大寒署，必拱立坐隔，强之坐饮食，旋坐旋饮食旋起，执役拱立如初。越九年，与荆人无一言枘凿。
董小宛与冒辟疆的正妻及其他人相处得这么好，并不出自虚伪或迫不得已，而是出自对冒辟疆的爱。冒辟疆有次大病了将近半年，小宛的精心服侍真是感人肺腑：
此百五十日，姬仅卷一破席，横陈榻旁，寒则拥抱，热则披拂，痛则抚摩；或枕其身，或卫其足，或欠身起伏，为之左右翼。……鹿鹿永夜，无形无声。皆存视听。汤药手口交进，下至粪秽，皆接以目鼻，细察色味，以为忧喜。日食权粝一餐，吁天稽首外，唯跪立我前，温慰曲说，以求我破颜。余病失常性，时发暴怒，诟谇之至，色不稍忤，越五月如一日。每见姬星靥如蜡，弱骨如柴，吾母太恭人及荆妻怜之感之，愿代假一息。姬曰：“竭我心力以殉夫子，夫子生而余死犹生也。”
这一方面表现了冒、董二人的深挚爱情，同时也说明董小宛是多么珍视、热爱家庭生活。她没有把青楼中唯利是图、趋炎附势那一套东西带到家庭中来，而是带来了卓越的才华、高尚品德和金子一般的感情。可惜像董小宛这样天使般的人物实在是凤毛麟角。倘若多数家庭能够达到一半近似于此的幸福程度，社会上也就不会有青楼的存身之地了。大概是董小宛的杰出行为破坏了青楼与家并存不悖的天意吧，她呕心沥血辛劳了九年，就在二十八岁的美好年华离开了人世。四十一岁的冒辟疆痛不欲生，写下了《亡妾董小宛哀辞》及《影梅庵忆语》，自叹“一生清福，九年占尽”。看来，良缘美眷，实在是太难得了！
更为可叹的是，今日青楼的风光已不存焉，而家庭却并未因此更加稳固、更加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