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庸小说将与三国水浒西游红楼等一流名著永垂于人类的文学史，这已是金学研究者和亿万金迷默契的共识。然而在我们中国，对于同时代的艺术大师，要么视而不见，要么竭力诋毁，一定要到大师百年之后乃至千年之后，才像供奉祖宗神明灶王爷一样顶礼膜拜，山呼圣贤——孔子活着时被各国驱逐，四处流窜，惶惶然如丧家之犬；李白活着时“世人皆欲杀”，痛呼“大道如青天，我独不得出”！曹雪芹活着时妻离子丧，粥不果腹。金庸比起他们，已然幸福百倍，所以就更为正人君子所蔑视、所嫉恨、所声讨。这是我们伟大祖国正常的现实，一点都不必痛心疾首，长吁短叹。真正热爱金庸、热爱文学、热爱学术的人，应当潜心于金庸小说原著，发微取经，不管它“犬吠深巷中，鸡鸣桑树巅”，只顾我“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如此，金学才能发扬光大，日出雪消。认识到这一点，乃是目前金学研究的当务之急。
遗憾的是，大陆金学研究起步较晚，虽然有北京大学严家炎教授和红学专家冯其庸等著名学者鼎力主持，但总的格局仍不够开阔。许多金学文章或者停留于表层欣赏，或者自得于用金庸小说去图解某种文学理论。我本人在一些大中学校和电台电视台做过关于金庸小说的演讲或座谈，听众和观众总体上仍然未能意识到自己所喜欢的正是世上最优秀的文学作品。这说明，金庸小说虽然巳经拥有了亿万读者，但高层次的知音依然比较匮乏。在这个背景下，大陆出版界推出杨兴安先生的《金庸笔下世界》，无疑是具有一种“及时雨”的作用的。
杨兴安论金庸，首先是从生命体验出发，然后又回归到生命体验。他论金庸，不是为了当博士，当教授，也不是为了充名流，附风雅，他是把自己几十年读金庸的切身感悟与几十年浪迹社会、搏击人生的沧桑兴会结合在一起，化成一篇篇精彩的人物谈、性格谈、命运谈。因此他的文字，既不脱离小说文本，又与现实生活血肉相连，读来令人心爽神畅，不论你是否同意他的见地，你都会肯定，他所谈的，是金庸，而不是别的。
杨兴安论金庸，角度多而又不求面面俱到。他能够在所论述的每一个问题上，都做到有新意，有开掘。如他的《宋青书枉出名门——谈名门第二代》，他的《十大美人与谁最可爱》，其意义都超出了金庸小说本身，引起读者广泛的思考和争论。杨兴安敢于提出自己与众不同的见解，又能够注意言出有据，这种良好的文风学风是金学研究从一开始就应该确立的。
从学术规模和总体力度上讲，大陆的水平当然远远超过台港澳等地区。但是大陆的学者往往喜做鸿篇巨论，而不大善于从细部入手，观沧海于滴水。杨兴安的金学研究，十分注重细节，如从灭绝师太的教徒和殉道，得出她一生没有违背“正邪不两立”的宗旨；从韦小宝的索贿行贿，得出“韦小宝的成功在于洞悉人心”。杨兴安的注重细节，又并非是随意抽样举例，而是与一定的量化统计相结合，如他论述“痴恋成劫”者，就列出了段誉对王语嫣，韦小宝对阿珂，尹志平对小龙女，何红药对金蛇郎君，李莫愁对陆展元，武三通对何沅君，程英、陆无双对杨过，狄云对戚芳，游坦之对阿紫，阿紫对萧峰，小昭对张无忌，仪琳对令狐冲，霍青桐对陈家洛，于万亭对徐潮生，郭襄对杨过等一长串名字。点面结合，才使得立论既扎实又峭拔。面对金庸小说这一既博大又精深的艺术伟构，这样的研究态度是完全必要的。金庸小说在文学园林中，如大侠身处江湖，名望虽大，知音却并不多。像杨兴安这般每每切中肯綮的妙谈，实在堪称是英雄难得的知音。
然而此书毕竟是十几年前的旧作，虽然许多妙论已广为接受，但仍希望杨兴安先生能够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尤其希望大陆的金学研究能够在21世纪展开像金庸小说一样的宏大气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