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正史中，从宋朝欧阳修主编的《新唐书》开始，有所谓《奸臣传》。后来的正史，像《宋史》《辽史》《元史》《明史》，纷纷援例。于是忠奸之分，在历史上和观念上，也就愈发显明。正史以外，中国的小说戏剧，对忠奸的判决，影响极大。尤其在戏剧里，为了帮助观众有“忠奸立判”的效果，“红脸”和“粉白脸”也就应运而生。忠肝义胆的自然是勾红脸，如关公；权奸误国的自然是勾粉白脸，如曹操。这种“二分法”的利落，实在给了观众不少方便，于抒发爱憎之间，少掉了不少麻烦。
不过，在一个人阅历较多一点以后，他有时难免会发现，人间许多对立的问题（如是非、正邪、善恶、好坏等等），并不都是很草率就能断定的。同时对立的情况，往往并不如想象中那样明显。对立的双方，可能有混同的成分、相似的成分，甚至还有完全相反的尴尬场面发生。就以上面举的正史为例，一个阅历较多的人，翻开了《宋史》一读，就不难发现，《奸臣传》中被戴上奸臣帽子的，有的根本不算奸臣（像赵嗣）；而该戴奸臣帽子的（像史弥远），却又逍遥于《奸臣传》之外！这种错误，岂不叫人很苦恼吗？这种苦恼，在正史以外，同样可从小说中找到例子。看过克林（Alexander Klein）名作《伪叛国者》（The Counterfeit Traitor）的人，我想都会油然而生“忠未易明，奸未易察”的感觉。这些例子，都说明一项事实，就是阅历可以使我们练习对忠奸等真相，慢慢采取审慎一点的验证方法。换句话说，我们不能因为怕麻烦就擅用“二分法”来定人功罪，我们也不能随便采用“这是好人”“那是坏人”的小学生式思想方法。
在忠奸问题底下，古往今来，不知有多少人盗得大名，也不知有多少人横被恶名了。如法国的“德雷夫斯事件”（The Dreyfus Affair）。德雷夫斯于1894年被诬卖国，被判无期徒刑。幸赖文豪左拉写《我控诉》（J’accuse）等文，为他洗刷，于1906年才得免罪。然而直到1930年“斯威兹可本文件”（Schwartzkoppen’s papers）公布，德雷夫斯的清白才完全澄清，可是时间已在沉冤三十六年之后。又如中国宋朝的“岳飞事件”，男主角却没有这位法国将军的好运气。岳飞生前冤死狱中，死后拖了七十年，才算“还我清白”完毕。岳飞的孙子岳珂在《吁天辩诬通叙》里，曾有一段话说：
独以先臣受暧昧不根之谤，于今几七十载。虽忠义之心，昭昭乎天下，而山林之史，疑以传疑。或者犹有以议先臣之未尽，臣窃痛焉！
岳珂本人虽然并非善类，但他在为他祖父辩诬一点上，却做得很卖力。同时他也没装作一个假左拉，学“我控诉”姿态，为洗刷岳家人物而攀诬别人。岳珂另一段话说得很动人：
臣闻天下之不可泯没者，唯其理之正也！藏于人心，散于事情，虽或晦而未彰，抑而未扬，然是理之在人心，自有隐然而不可诬者。是故伸屈有时而不同，荣辱既久而自判。昔日之辱，未必不为今日之荣；今日之屈，未必不基后日之伸也。
岳珂这段话里暗示了一件事实：伸屈荣辱等事，有昔日今日后日的变化。这些变化，往往使“晦而未彰”的真相、“抑而未扬”的冤屈，有所澄清。所以，论断伸屈荣辱等事，似乎应该加上一项新条件，就是“时间的因素”。
“时间的因素”，从某些方面来说，有不少运气和残忍的成分。前面举出的德雷夫斯，如果他本人活不到七十六岁的高龄，他就无法在死前五年获得完全昭雪的机会。更鲜明的例子是日本“吉田石松事件”。吉田石松从1913年起，就坐冤狱，一坐坐了七千八百八十天，出狱时候已五十七岁。那时候已是1935年，正好是德雷夫斯死的那一年，李敖生的那一年。吉田石松出狱后一直要求平反，直拖到1964年，政府才正式宣布他是无辜的。当时他双手上举，两眼全是泪水。他已经八十四岁了！他含冤难复，前后长达五十一年。最后他终于“赢”了，在他有生之年“赢”了，这是何等运气！又是何等残忍！
所以，也许可以这么说：有冤屈的人，必须有赖于“时间的因素”来辨冤白谤。没有当时反击能力的人，他必须设法长寿，比他的“敌人”活得更长久。这些话，说来好像笑谈，但笑谈之中，往往有着不少白发和眼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