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卷八十七有《李斯列传》，写秦朝丞相李斯被宦官赵高整，关进牢里——
于是〔秦〕二世乃使〔赵〕高案丞相狱，治罪，责〔李〕斯与子〔李〕由谋反状，皆收捕宗族宾客。赵高治斯，榜掠千余，不胜痛，自诬服。斯所以不死者，自负其辩，有功，实无反心，幸得上书自陈，幸二世之寤而赦之。李斯乃从狱中上书……书上，赵高使吏弃去不奏，曰：“囚安得上书！”
在李斯被刑求，吃不消，自己承认叛乱后——
赵高使其客十余辈诈为御史、谒者、侍中，更往复讯斯。斯更以其实对，辄使人复榜之。后二世使人验斯，斯以为如前，终不敢更言，辞服。奏当上，二世喜曰：“微赵君，几为丞相所卖。”
这段话引起我最大的注意。这段话说赵高命令他的党羽十余人，一个个假扮成御史、谒者、侍中等官员，轮番到看守所调查李斯。李斯看到正式的官员来了，不疑有他，便开始翻供，说他承认叛乱乃是被赵高党羽刑求的结果。可是一翻供，这些官员便暴露身份，原来他们就是赵高的党羽化装的，于是就狠狠修理李斯一顿。最后，李斯一次又一次上当以后，当秦二世派出真的官吏来查问有无冤情的时候，李斯因为分不清对方真假，索性一律视同赵高的党羽化装来的，再也不敢翻供了，一路自白叛乱到底了。当最后定案送呈秦二世的时候，秦二世很庆幸地说：“要是没有赵高，我差点给丞相出卖了！”就这样，秦二世不疑有他，叛乱犯李斯就横尸法场了。
李斯是两千两百年前的中国古人，但他的际遇，对今天的我们说来，却有着离奇的意义。原来在国民党的法律里，最流行的证据，就是所谓自白。我们试看一些证据：
一、被告之自白，依《刑事诉讼法》第270条第1项之规定，得为证据。此项自白，并非专以审判笔录所记载者为限。即在有侦查犯罪职权之司法警察官讯问所得，如未施用强暴、胁迫、利诱、诈欺或其他不正之方法，且与事实相符者，仍不失有证据能力。（最高法院二十四年上字第1658号判决）
二、被告之自白，得为证据者，并非专以审判上自白为限。征诸《刑事诉讼法》第415条第2款关于诉讼外自白，得为再审原因之规定至为明显。审理事实之法院如就前项录取自白之文书已践行刑事诉讼法第272条所定调查证据之程序，即非不得采为证据。（最高法院二十六年沪上字第6号判决）
三、被告于法院外之机关所为之自白，即审判外之自白，苟非出于不正之方法，且与事实相符者，得为证据。（最高法院三十一年上字第1515号判决）
在这些判决里，最令我们注意的，是自白的认定，“并非专以审判笔录所记载者为限”，而“于法院外之机关所为之自白”，只要非以“不正之方法”取得者，也一体适用。换句话说，被告的自白，不限于审判上的自白，即审判外的自白也包括在内。审判外的自白，并不以向审判机关为之为必要；即向检察官、司法警察官、司法警察等为之，也不失其为审判外的自白。
现在，祸事了。因为这样一来，什么叫“不正之方法”，认定起来，可就有大大的麻烦了。根据现代文明国家的法理，自白首重任意性（voluntar）。被告的自白，非出于任意者，不得采为证据，这一金律，英国早在18世纪中后期就采用了。到了19世纪上半期，受了法国大革命保障人权思想的影响，对于自白的证据价值，有识之士极表怀疑，任意性的要求也就更加迫切。最后的定论是，自白必须以出于任意为取得证据能力的要件，这在英美法及大陆法中都无间言。一般法理有三：
一、虚伪排除说——自白若出于某种诱导行为，陈述就多虚伪，就缺乏真实性。既缺乏真实性，自然不许作为证据。自白所以以出于任意性为条件，乃在排除虚伪。
二、人权拥护说——自白不得自证其罪，英国早在16世纪后半期就有了，当时是为了抵制教会的异端审判而采行的。到了《美国联邦宪法第五修正案》中，规定“……不得被强迫在任何刑事案件中自证其罪”（nor shall be compelled in any criminal case be a witness against himself）这一条款，更是“人不告发自己本身”（No man is bound to accuse himself）原则的一项确认。
三、违背诚实说——非任意性的自白，如许作为证据，根本违背诚实的观念，自然不合法理。
从这些法理上反看国民党的《刑事诉讼法》，我们就不得不大叹其气了。国民党《刑事诉讼法》中规定被告的自白，非出于强暴、胁迫、利诱、诈欺或其他不正之方法，且与事实相符者，得为证据。这乃是以取得自白的方法为准，这是绝对不够的。因为这是一切祸源。因为被告一旦被刑求取供，到了审判时翻供，国民党法官总是官样文章，行文给“不正之方法”取供的单位，问有没有刑求呀，回信当然是没有呀没有呀，然后法官就据这回信驳斥被告是谎言刑求了。这种一来一往的公式，我以我自己的案子为例，一看即知。
我第一次做政治犯时候，同案除了我的老同学谢聪敏（彰化人）、魏廷朝（桃园人）外，还有李政一（台南人）、刘辰旦（台南人）、吴忠信（台南人）、郭荣文（台南人）、詹重雄（台北市人），他们都是我不认识的，在起诉书上都是所谓爆炸案的凶手。他们被警总保安处吴彰炯少将主持的刑求，都比我重。他们都受到各种苦刑，包括灌汽油、坐老虎凳、背宝剑、三上吊、摇电话等等在内。这样子长年逼供与迫害，最后取得的自白，其真实性也就可想而知了！
我们被捕后一年，才准与家属会见，才准与律师会见（我没请律师）。换句话说，在漫长的非法羁押里，吴彰炯少将他们有足够的时间去刑求逼供，并且不虞人犯外伤。因为受伤后，有足够的时间去养得毫无痕迹。就这样，一年以后被移送军法处审判时，李政一等自然人人喊冤，详述被刑求取供的经过。可是判决下来的是：
被告李政一等人主张之刑求逼供一节，经本部先后传讯保安处、警务办案人员何洪才、季贵成等人到庭具结作证，均坚决否认有非法取供之情形。且据保安处1971年11月22日堡处字第5100号函复本部军法处亦称，经查并无刑求情事。按被告等均在军事检察官侦查中供认犯罪事实，历述如绘，经核属实，复无提出被刑求逼供具体事证，可资证明，所辩均不足采。
这种判决词，根本就是军法套语。因为这样子的传讯，谁会承认刑求别人呢？这样子的行文调查，哪个衙门会承认“经查‘有’刑求情事”呢？人犯被关在黑牢里、地下室里，一切隔离，一年不得见除了刑求他的以外的任何人，又何来“可资证明”的“具体事证”呢？这种传讯与行文调查，不是演戏，又是什么呢？
所以，尽管法律上规定得冠冕堂皇，事实上，所有“不正之方法”取得的自白，在国民党法官眼中都一律被采信，并且一律把被告之哀呼判为“所辩均不足采”了事。国民党法官非但这样判，并且还常常反问被告，你说你被刑求取供，但是检察官去做侦讯笔录的时候，至少检察官没刑求你呀，你为什么不在检察官的笔录中翻供呢？
对呀，为什么呢？其实为什么，答案早就有了——答案就在《史记·李斯列传》！《李斯列传》中秦二世派去查案的“御史、谒者、侍中”等官员，就是相当今日的检察官。但是，被告当时人被扣在赵高及其党羽手中，谁敢翻供呢？谁又识得检察官的真假呢？识得了，在现代一党及第的侦审一家人作业下，又有什么作用呢？
这种毫无作用，在武汉大旅社姚嘉荐命案里，我们可以看到血淋淋的活证。这命案里被告之一游全球，在惨被刑求取供后，曾出现这样的经历：
我在调查局待了五十天，只有第三天唐锦黄检察官来过一次。我说，报告检察官，我是冤枉的。他说，好，你是冤枉的，问了一点笔录就走了。
移到看守所后，唐检察官来侦讯。我又说，报告检察官，我冤枉。调查局的王琪马上当着检察官揍我，而且破口大骂：“他妈的王八蛋，叫你不要翻供你偏要翻供。”我说，我冤枉怎么不讲。王琪就跟唐检察官说，一切照以前写就是了。写完，他要我盖章，我不盖。他又打，说，你非盖不可。不得已，我只好盖。
盖下之后，检察官也就回去了，我也被还押看守所，那时调查局的人员一分钟也没离开。第二天，又把我押回调查局，又整整一个月。一回去就打，他们说，王八蛋你，你还翻供。我在调查局总共八十天，到正式公开审判的前几天，他们才把起诉书给我。（1984年1月21日黄怡录音访问）
据游全球告诉我，他在检察官面前翻供，调查局的干员一边打还一边说：“他妈的，冤枉也要冤枉到底啊！你翻供是什么意思啊！太不够朋友了！我们说你犯罪，你就犯罪；说你不犯，你就不犯。我们叫法官怎么判，他们就怎么判，你翻供有个屁用啊！别忘了我们是谁，我们是司法行政部调查局啊！”
人犯可以沦落到在检察官面前被严禁翻供、被骂被打，检察官可以沦落到敬陪末座躬逢其盛——这种情况下，什么自白又写不出来呢？
国民党的自白认定方法是，被告的自白非有确实反证，得推定为出于任意性。这和采彻底的当事人主义的英美法“人本无罪”原则——对于被告在审判外的自白，推定为非任意性的情形——完全相反。这样的恶法不改正，刑求取供的惨事，必然永远不会停止。日本《刑事诉讼法》第319条已经明定，自白不许采为证据。无论自白是否真实，一律没有证据能力，这才是根本的釜底抽薪的初步。当然国民党纵使做到这一初步，也不是就停止了刑求，只是在刑求取供上应该使小百姓少一点自我作践。当然追根究底，还是赵高及其党羽的问题。这种“指鹿为马”的宦竖小人不消灭，中国是永远没有希望的！
1984年3月1日下午，以三小时写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