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充（27—约99），字仲任，浙江上虞人。他是后汉的太学生，家里很穷，买不起书，很多书都是站在书店里看来的。
王充的时代，思想都是儒家的一统局面。他能在这一统的局面里写出《论衡》来表示异议，实在是很优秀的。
王充是中国汉朝思想界的明星，正如宋恕在《六斋卑议》中所称道的“旷世超奇出上虞，《论衡》精处古今无”。王充的伟大，在于他风格独具，思想不遵传统的绳墨，勇于疑古论今。
王充的思想，在《论衡》里完全流传下来。例如在《奇怪》篇中，我们可以看到他怀疑稷母履大人迹而生，而说：“贵人之气，更禀贱物之精，安能精微？”又在《论死》篇中，我们可以看到他论死生，则以死者现神，必着殓时之衣。人即有鬼，岂衣服之仍形？他于《书虚》篇中疑孔颜同登泰山，以望闾门之事；《感虚》篇中疑杞梁之妻哭城城崩之伪；《语增》篇中疑武王伐纣，兵不血刃之有问题；《谴告》篇中疑灾异之无关人事；《商虫》篇中谓虫灾之由于人谋不臧，并更明言当时学风的妖妄……凡此种种，都是《论衡》中的不凡的思想，值得我们特别重视。
但在王充的思想中，他对宿命思想，却有着不太相称的议论，使我们感到宿命思想深入人心，即使在很卓越的思想家身上，都未能免。以王充而论，王充反对儒家的天道说，反对灾害应于人事说，反对天人感应说，反对因果报应说，反对神仙说，反对鬼神祸福说……他在思想上有这么宽的打击面，可是面对起宿命思想来，他却不能打击。虽然他相信的宿命，不外是人的死生、寿夭、贫富、贵贱、幸与不幸、遇与不遇等方面，认为这些全不是人力所能主宰；虽然他不相信命运可以宿到能够预知的程度，虽然他不相信可以有趋吉避凶的造命的程度——但他究竟是一个推崇“死生有命，富贵在天”近似的信仰者，仍跳不出宿命思想的网罗。可见这种思想的深入人心，到了何种程度！虽高杆如王充，也要被绊一跤！
两条路线的斗争
但是，王充的宿命思想，并不是很单纯的宿命思想，而是为反抗另一种思想而强化了的武器。在王充的时代，迷信极为盛行，儒家思想被“天人感应”挂帅，一股有意志的天道观把思想界全盘扣住。王充认为这是要不得的，所以他提倡一种自然的没有意志的天道观。他说：
夫天道自然，自然无为……使应政事，是有为，非自然也。（《论衡·寒温》篇）
夫天道，自然也，无为。如谴告人，是有为，非自然也。（《论衡·谴告》篇）
“应政事”“谴告”就是天能对人做什么祸福之事。当时人相信天可以对人做什么什么，人也可以对天做什么什么（感天）。王充批评这种思想，他说：
儒者论曰：“天地故生人。”此言妄也！（《论衡·物势》篇）
天地合气，万物自生，犹夫妇合气，子自生矣。万物之生，含血之类，知饥知寒，见五谷可食取而食之，见丝麻可衣取而衣之……天动不欲以生物而物自生，此则自然也；施气不欲为物而物自为，此则无为也。谓天自然无为者何？气也。恬淡无欲，无为无事者也……至德纯渥之人禀天气多，故能则天自然无为……贤之纯者黄老是也。黄者，黄帝也；老者，老子也。黄老之操身中恬淡，其治无为，正身共己，而阴阳自和。无心于为，而物自化；无意于生，而物自成。《易》曰：“黄帝尧舜垂衣裳而天下治。”垂衣裳者，垂拱无为也……《易》曰：“大人与天地合其德。”黄帝尧舜大人也，其德与天地合，故知无为也。天道无为，故春不为生而夏不为长，秋不为成而冬不为藏。阳气自出，物自生长；阴气自起，物自成藏。汲井决陂，灌溉田园，物亦生长。沛然而雨，物之茎叶根荄，莫不洽濡。程量澍泽，孰与汲井决陂哉？故无为之为大矣。本不求功，故其功立；本不求名，故其名成。沛然之雨，功名大矣，而天地不为也，气和而雨自集。（《论衡·自然》篇）
王充这些话，根本目的在推翻“天地故生人”的“故”字，“故”就是有意的、有意志的、有目的的。王充推翻了这些。王充认为真相乃是天“不欲以生物而物自生”，人事天是不管的。
偶
在推翻“故”字的同时，王充推出一个“偶”字。“故”是有意的，“偶”是无意的。王充说：
夫天地合气，人偶自生也。犹夫妇合气，子则自生也。夫妇合气，非当时欲得生子。情欲动而合，合而生子矣。夫妇不故生子，以知天地不故生人也。然则人生于天地也，犹鱼之于渊，虮虱之于人也，因气而生，种类相产。万物生天地之间，皆一实也……天地合气，物偶自生矣……何以验之？如天故生万物，当令其相亲爱，不当令之相贼害也。或曰：“五行之气，天生万物，以万物含五行之气，五行之气更相贼害。”曰：“天自当以一行之气生万物，令之相亲爱，不当令五行之气反使相贼害也。”或曰：“欲为之用，故令相贼害。贼害，相成也……金不贼木，木不成用；火不烁金，金不成器。故诸物相贼相利。含血之虫相胜服、相啮噬、相啖食者，皆五行气使之然也。”曰：“天生万物欲令相为用，不得不相贼害也，则生虎狼蝮蛇及蜂虿之虫皆贼害人，天又欲使人为之用耶？”……凡万物相刻贼，含血之虫则相服。至于相啖食者，自以齿牙顿利，筋力优劣，动作巧便，气势勇桀。若人之在世，势不与适，力不均等，自相胜服。以力相服，则以刃相贼矣。夫人以刃相贼，犹物以齿角爪牙相触刺也。力强、角利、势烈、牙长，则能胜；气微、爪短，则诛；胆小、距顿，则服畏也。人有勇怯，故战有胜负。胜者未必受金气，负者未必得木精也。（《论衡·物势》篇）
王充这个“人偶自生”“物偶自生”的思想，目的就在表示天是无意志的。因为天若有意志，要造就该造个完美的世界，又何必造个“相贼害”的世界呢？
“有幸有不幸”而已
正因为一切是没有意志的，所以人间的祸福是没有什么道理的，只是“有幸有不幸”而已。王充说：
凡人操行，有贤有愚；及遭祸福，有幸有不幸。举事有是有非；及触赏罚，有偶有不偶。并时遭兵，隐者不中；同日被霜，蔽者不伤。中伤未必恶，隐蔽未必善。隐蔽幸，中伤不幸。俱欲纳忠，或赏或罚；并欲有益，或信或疑。赏而信者未必真，罚而疑者未必伪。赏信者偶，罚疑不偶也。（《论衡·幸偶》篇）
他又举例说：
孔子门徒七十有余，颜回早夭，孔子曰：“不幸短命死矣！”短命称不幸，则知长命者幸也，短命者不幸也。服圣贤之道，讲仁义之业，宜蒙福佑。伯牛有疾，亦复颜回之类，俱不幸也。蝼蚁行于地，人举足而涉之。足所履，蝼蚁苲死；足所不蹈，全活不伤。火燔野草，车轹所致；火所不燔，俗或喜之，名曰“幸草”。夫足所不蹈，火所不及，未必善也，举火行有适然也。由是以论痈疽之发，亦一实也。气结板积，聚为痈，溃为疽，创流血出脓，岂痈疽所发，身之善穴哉？营卫之行，遇不通也。蜘蛛结网，蜚虫过之，或脱或获；猎者张罗，百兽群扰，或得或失；渔者罾江湖之鱼，或存或亡。或奸盗大辟而不知，或罚赎小罪而发觉。灾气加人，亦此类也。不幸遭触而死，幸者免脱而生。（同上）
这些“有幸有不幸”的现象，既不是有意志的天安排的，那又是怎么回事呢？又该怎么解释呢？
“皆由命也！”
王充提出的解释是“命”字。王充说：
凡人遇偶及遭累害，皆由命也。有死生寿夭之命，亦有贵贱贫富之命。自王公逮庶人，圣贤及下愚凡有首目之类、含血之属，莫不有命。命当贫贱，虽富贵之，犹涉祸患矣；命当富贵，虽贫贱之，犹逢福善矣。故命贵从贱地自达，命贱从富位自危。故夫富贵若有神助，贫贱若有鬼祸。命贵之人，俱学独达，并仕独迁；命富之人，俱求独得，并为独成。贫贱反此，难达、难迁、难成，获过受罪，疾病亡遗，失其富贵，贫贱矣。是故才高行厚，未必保其必富贵；智寡德薄，未可信其必贫贱。或时才高行厚，命恶，废而不进；智寡德薄，命善，兴而超逾。故夫临事知愚，操行清浊，性与才也；仕宦贵贱，治产贫富，命与时也。命则不可勉，时则不可力……
世俗见人节行高，则曰：“贤哲如此，何不贵？”见人谋虑深，则曰：“辩慧如此，何不富？”贵富有命，福禄不在贤哲与辩慧，故曰富不可以筹得，贵不可以才能成……故贵贱在命，不在智愚；贫富在禄，不在顽慧。世之论事者，以才高当为将相，能下者宜为农商。见智能之士，官位不至，怪而訾之曰：“是必毁于行操。”行操之士，亦怪毁之曰：“是必乏于才知。”殊不知才智行操虽高，官位富禄有命。才智之人以吉盛时举事而福至，人谓才智明审；凶衰祸来，谓愚暗不知。吉凶之命，盛衰之禄也。（《论衡·命禄》篇）
既然一切都是命，所以王充的结论是：“信命者，则可幽居俟时，不须劳精苦形求索之也。犹珠玉之在山泽。”（《论衡·命禄》篇）这是告诉人们，山里的玉、河里的珠，生来就是贵重的。它们不必自贵，人自贵之！人的命，怎么样就怎么样，一切等着就好了，“不须劳精苦形求索之也”！
“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吗？
王充是不相信“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因为有这样的结果，便不是宿命了，而是可“求”的命了。王充说：
夫性与命异，或性善而命凶，或性恶而命吉。操行善恶者，性也；祸福吉凶者，命也。或行善而得祸，是性善而命凶；或行恶而得福，是性恶而命吉也。性自有善恶，命自有吉凶。使吉命之人，虽不行善，未必无福；凶命之人，虽勉操行，未必无祸。（《论衡·命义》篇）
世俗的说法是：
世谓受福佑者，既以为行善所致；又谓被祸害者，为恶所得。以为有沉恶伏过，天地罚之，鬼神报之。天地所罚，小大犹发；鬼神所报，远近犹至。（《论衡·祸虚》篇）
世论行善者福至，为恶者祸来。福祸之应，皆天也。人为之，天应之。阳恩人君赏其行，阴惠天地报其德。无贵贱贤愚，莫谓不然。（《论衡·福虚》篇）
王充却反驳这种说法，他是不相信这种“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说法的。因为这种说法的成立，必有赖于天人感应，有赖于天道的意志性。他既然根本否定了天道是有意志的，当然就不相信会有福善祸淫的情况了。
用小迷信打大迷信
看了王充的宿命思想，我们可以感觉到，他似乎在用一种小的迷信（宿命）理论来推翻一种大的迷信（天人相感）理论，有点像尼采似的，在用一种新的玄学来推翻一种旧的玄学。相对地说，小的迷信和新的玄学，的确比它们所要推翻的来得高明一点。在王充的时代里，以他的处境和学力，所能做到的极限就是如此。设想在当时由官方带头的迷信大运动里，由御用学者逢迎的思想大反动里，王充能够敢于对“世书俗说，多所不安”，而要“幽居独处，考论实虚”，而要“心涌，笔手扰”地发之于著作，我们就不能不对他佩服了。我们虽对他的“大智”有所苛责，但对他的“大勇”，可就真的没话说了。
1984年5月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