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穆死了。台湾除李敖外，又是众口一声、一片谀词，并极颠倒是非之能事。钱穆的学生、国民党同路人余英时发表谈话，有这样一段：“胡适是个受到他那个时代限制的学者，只管领一代风骚，但钱先生却不会限于时代格局而褪色，时间愈久愈能看出他的价值，并且在这个时代，没有人有资格去评论他，因为他们没有足以与钱先生相比的学识；且钱先生不做媚俗之言，因此只要还有真正的学术传统，将来中国文化还未灭绝，就会有人认识他不朽的一面。”（1990年8月31日《联合晚报》）这些话，全是胡说。相反地，钱穆所做的“媚俗之言”，远在胡适之上。胡适愈老说话愈圆滑，但重要关节，却还知所把持；但钱穆却一身媚骨，全无大儒风范。以对蒋介石非法连任第三任总统的态度而论，就可概见。
非法连任?二十五年
纵蒋介石做所谓“行宪第一任总统”合法，但从1950年3月1日复职起，到1975年4月5日死掉止，前后二十五年之间，他的总统身份，却是非法的。因为他在1949年1月21日下台后，早已是平民。他在1949年4月27日发表《为南京撤守告全国同胞书》（《和平绝望奋斗到底》）中，也自认“引退于野，为国民一分子”。既已为“国民一分子”了，说回头重任总统就重任总统，而不依“中华民国宪法”规定的程序，自然是站不住的。因为下台明明是“中华民国宪法”第49条“总统缺位”的情况，纵继任的李宗仁在美构成“缺位”，依法仍应“由行政院长代行其职权”，再“依本宪法第30条之规定，召集国民大会临时会，补选总统副总统”。既然“宪法”硬性规定如此，既然当时已“由行政院长代行其职权”（行政院长是阎锡山），则蒋介石的复职，即属违宪。
蒋介石在1950年3月1日复职后，非法总统干到1960年，出了大问题，因为“中华民国宪法”第47条规定：“总统副总统之任期为六年，连选得连任一次。”可见纵使1960年以前干的都合“宪法”，1960年到了，既满了两个六年，也不能再超过“连任一次”的限制，也得下台。但1960年将届，蒋介石再变花样，硬不肯下台，他以使“国大代表”加薪到和“立委”相同等贿选手段，由非法的“国民大会”通过了修改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案，竟通过“动员戡乱时期，总统副总统得连选连任，不受宪法第47条连任一次之限制”。1960年3月11日，蒋介石公布了这一条款；十天以后（3月21日），他就凭这一条款再干上第三任总统，以后如法炮制，至死方休了。
赞成连任“总统英明”
在蒋介石一连二五年的非法总统过程里，1960年的一次，是个重要关口，因为这次违宪，比复职那次违宪还明确，照“中华民国宪法”第47条规定，根本没有第三任，白纸黑字，清清楚楚，所以蒋介石悍然违宪，要费一阵手脚。蒋介石在头一年（1959年）召见钱穆，问以“此次选举，汝是否有反对我连任之意”，就是全盘手脚中的一个小动作。钱穆在蒋介石追问下，否认此事。蒋介石“随即起身向书架取书”，要用书证明钱穆的否认不可靠。钱穆当时即连忙说：“总统勿再检此书，应是我‘民国三十九年’（1950）初到香港时所写向政府进忠告，并非为选举总统事而发。”这时蒋介石说：“今且问汝此次选举之意见。”钱穆答道：“今已时移境易，情况大不同。此待总统英明，内定于一心，断非他人所能参与其意见。我当时劝总统下野，因见中山先生手创民国，开历史上未之前有之大业，而此下形势所迫，广州再起，在国人心中，一若仍为一未成功人物，此对国人对我民族国家前途信心有损。总统抗日成功，亦历史上前所未有之一大勋业。若总统在胜利后下野，明白昭示一成功人物之榜样在国人心中，或可于国家民族前途有另一番甚深之影响。我当时意见只如此。然而情势所迫，以至今日，总统在此奠定一复兴基地，此又是总统对国家一大贡献。然而多数国人，终不许总统不继续担负此光复大陆之重任。担负此重任之最适当人物，又非总统莫属。穆私人对此事，实未能有丝毫意见可供总统之采纳。”（以上见钱穆《屡蒙总统召见之回忆》，收入1964年5月10日《中央日报》刊印《领袖精神万古常新》。）
细看钱穆1950年的文字，那时他还没向蒋介石伸手拿每月三千港币，身份尚与拿钱后不同，所以字里行间，对国民党尚有微词；可是，一旦身份沦为被“倡优畜之”的史家，他的曲学阿世，也就一发不可收拾。在连任问题上，他把大儒的立场尽失，也就可想而知矣！
反对连任?胡适坚持
但是，对照起胡适的态度来，就完全不一样了。
在蒋介石竞选所谓“行宪第一任总统”前夜，1948年，胡适本是厕身第一届“国民大会”主席团，与吴敬恒、于右任、张伯苓等二百余人发起连署“劝进”的一员。但是，到了1960年，蒋介石要非法连任第三任“总统”的时候，胡适再也忍不住了。他力持反对。此中内情，由于今年《王世杰日记》的出版，我们看到不少秘辛。《王世杰日记》1959年12月14日记载：
日前接许孝炎君寄来适之近日日记数则，谓已将其对于总统选举问题之主张，托张岳军转达蒋先生。
1960年1月1日记载：
总统选举事，本党负责诸人似已内定于国民大会集会时，酌改宪法之临时条款，将宪法上连任以一次为限之限制，暂行停止适用。在台湾唯有胡适之曾直率托张岳军向蒋先生建言，反对蒋先生做第三任总统。
同年1月5日记载：
晚间胡适之来说，谓彼拟（一）致函蒋先生指出我国宪法上临时条款即是宪法之一部分，如拟修改临时条款，以变更宪法上关于总统连任限制之条文，即是修宪，与蒋先生所公开宣布反对修宪之言相矛盾；（二）拟表示不愿充今年国民大会主席。余告以第（一）点声明已非必要（因适之反对修宪及不赞同蒋先生任第三任总统，已为众所周知之事实），且或引起公开决裂，于国家不利；至于第（二）点则似可考虑适当方式为之。总之余意适之尽可保持其一贯立场，唯宜避免公开决裂。
同年2月5日记载：
今晚胡适之在辞修宅中餐席上，向岳军辞修质问，国大即将开会（本月20日集会），为何国民党迄今未提出任何人为总统候选人；并谓不可修宪，蒋先生此次不可再为总统候选人，致遭违宪之责难。岳军微有反驳，辞修未发言。
同年2月11日记载：
本月8日台北《自立晚报》（内地人李玉阶及台湾人吴三连等所办）登载胡适谈话，反对修宪，或为临时条款，并谓蒋先生应树立合法和平移转政权之范，不应为第三任总统。胡先生原曾向余表示，赞同我的意思，不与政府公开决裂，故此项谈话之发表，颇出我的意外。事后我获悉彼虽曾于数日以前，与《自立晚报》记者（李玉阶）做一次谈话，但并无发表之意；唯即行发表，则不愿否认。今晨我于行政院院会后与陈院长（黄少谷在座）言，我们应大度容忍。我并且说，向蒋先生当面喊过万岁的人，后来做了他的第一个叛徒（张治中），而反对他的人，却不一定是他的敌人。
同年2月13日记载：
我于今晨晤适之，劝以勿再发表谈话。
这时“国民大会”已开始报到。胡适是2月11日去报到的。记者问他对政局的意见，胡适笑着说：“我今天已经报到了，还不够吗？”
2月14日晚上，陈诚去看胡适，劝他承认既成的事实，胡适说：“我还是抱万分之一的希望，希望能有转机。”
2月20日，胡适参加了第一届“国民大会”第三次会议开幕典礼，这天他没有做主席，主席是莫德惠做的。
3月21日，胡适去投了票。这天蒋介石当选了非法总统。
日记存证，尽我责任
《王世杰日记》提到的许孝炎寄来胡适反对蒋介石连任的日记，是1959年11月15日写的。胡颂平《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曾收入。全文如下：
今晚在梅月涵宴请日本前文部省大臣滩尾弘吉的席上见着张岳军，饭后他邀我到他家小谈。我请他转告蒋总统几点：
（一）明年二三月里，国民大会期中，是中华民国宪法受考验的时期，不可轻易错过。
（二）为国家的长久打算，我盼望蒋总统给国家树立一个“合法的、和平的”转移政权的风范。不违反宪法，一切依据宪法，是“合法的”。人民视为当然，鸡犬不惊，是“和平的”。
（三）为蒋先生的千秋万世盛名打算，我盼望蒋先生能在这一两个月里，做一个公开的表示。明白宣布他不要做第三任总统，并且宣布他郑重考虑后盼望某人可以继任。如果国民大会能选出他所期望的人做他的继任者，他本人一定用他的全力支持他、帮助他。如果他做此表示，我相信全国人与全世界人都会对他表示崇敬与佩服。
（四）如果国民党另有别的主张，他们应该用正大光明的手段明白宣布出来，绝不可用现在报纸上登的“劝进电报”方式。这种方式，对蒋先生是一种侮辱；对国民党是一种侮辱；对我们老百姓是一种侮辱。岳军说：他可以郑重地把我的意思转达。但他说，蒋先生自己的考虑，完全是为了（1）革命事业没有完成，（2）他对反共复国有责任，（3）他对全国军队有责任。
我说：在蒋先生没有做国民政府主席也没有做总统的时期——例如在西安事变的时期——全国人谁不知道他是中国的领袖？如果蒋先生能明白表示他尊重宪法不做第三任总统，那时他的声望必然更高，他的领袖地位必然高了。
我在10月25日下午，去看黄少谷先生，把上面的话全说给他听了。今天是第二次重说一遍。我只是凭我自己的责任感，尽我一点公民责任而已。
上面所述，就是钱穆与胡适对蒋介石非法连任的不同态度；对比之下，可见胡适在“不做媚俗之言”上，比钱穆有立场得多了。当然在我眼中，胡适显然做得不够。他不想同蒋介石搞翻，所以虽有立场，也要委蛇，这是很令人叹息的。
国民党同路人余英时说“在这个时代，没有人有资格去评论他（钱穆）”，这是很无耻的怪论。光凭钱穆拍蒋介石马屁一点上，我们就要把他评论得体无完肤了，我们太够资格了，因为我们是毫无媚骨的英雄好汉。余英时是拍蒋介石儿子马屁的谄媚学人，他又算老几，可以妄定“资格”？这种钱穆的学生，真是无耻哟！1990年9月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