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和陈衡哲
胡适之来函抗议
编辑先生：
承贵社赠阅《十日谈》，至今感谢。每次收到之后，总是家中的孩子们先拿去看，有时我竟看不到。昨天任叔永先生和他的夫人陈衡哲女士拿了《十日谈》第二十六期来——这一期是我没看过的——他们指出其中的“文坛画虎录”中“陈衡哲与胡适”一条来给我看。他们对于这一条当然很生气，认为有恶意的造谣毁谤。我看了这一条，也感觉贵社殊不应登载这种全无根据的攻讦文字。所以我写这封信给先生。
“文坛画虎录”前面有五条简章，其中第二条声明须“事属真实”；其第三条声明“投稿者不得借本栏为攻讦他人之用；凡含攻讦性质之稿，恕不刊登”。
今查“象恭”先生此文，事既绝不“真实”，又明明含有“攻讦他人”的作用。试举其中数点为证。
一、此文说陈女士留学美国时，与胡适“相见的机会甚多”，事实上，我与陈女士留学并不同地，只有1917年4月7日任叔永君邀我同到她的学校，见她一面。不久我就回国了。直到三年后，1920年的夏天，她和任君同回国时，我在南京才和她有第二次的相见，那时他们早已订婚；他们的婚约就是在那时宣布的。
二、陈女士与任叔永君做朋友，起于1916年的夏间；我最初知道陈女士的文字，都是间接从任君方面看见的。后来我做了《留美学生季报》的编辑，因为向她征求文稿，才和她通信。以后1917年我与她第一次见面，也是任君邀我陪他去的。所以我认识陈女士完全是由任君介绍的。今“象恭”君文中说我因为拒绝了她结婚的要求，“所以把陈女士‘负责’介绍给我的朋友任叔永了”。这是完全与事实相反的诬辞。
三、“象恭”君此文中最荒谬的，是说陈女士曾要求与我“结为永久伴侣”，我拒绝了，然后把她介绍给任君。事实上是，在留学时代，我与陈女士虽然只见过一面，但通信是很多的。我对她当然有一种很深的和纯洁的敬爱，使我十分重视我们的友谊。但我们从来没有谈到婚姻的问题。这是因为，第一，我们那时都在青年的理想时代，谁都不把结婚看作一件重要的事；第二，当时一班朋友都知道陈女士是主张不婚主义的，所以没有一个人敢去碰钉子。她与任君相识最久、相知最深，但他们也没有婚姻之约。直到任君于1919年第二次到美国，陈女士感他三万里求婚的诚意，方才抛弃了她的不婚主义，和他订婚。这些事都是我们一班人所深知的。“象恭”君此文中说我拒绝了“自投送门的海外艳遇”，这是对于一位女士最无礼的诬蔑与侮辱，我不能不向贵社提出抗议，贵社对此文应该有负责的道歉。
四、“象恭”君此文中有许多字句是显然存心攻讦的。上文所引“自投送门”一语便是明例。又如他说胡适“把陈女士‘负责’介绍给‘他的朋友’任叔永”；请问他特别用引号标出的“负责”“他的朋友”是什么意思？是不是有心布出疑阵，借此攻讦我？又如他在最末说任先生夫妇的“感情总还是淡淡的”，请问先生，这种文字是不是有恶意的挑拨与攻讦？我对这些，也不能不向先生提出抗议。
以上所说，都可证明此文所述既不“真实”，又是存心“攻讦他人”。先生既已刊登此文，当然应负责任，所以我请求先生将我这封信不删一字地刊登在下一期的《十日谈》的“文坛画虎录”栏内，并请求先生向原文中被攻讦诬枉的各人负责道歉。胡适敬上二十三年（1934）8月13日
这封“胡适之来函抗议”，原登在民国二十三年（1934）8月30日发行的《十日谈》第三十九期。《十日谈》是当时的一个旬刊，逢十出版。编辑人是杨天南，社址在上海平凉路。这是一个寿命不太长的杂志，发行到四十八期［二十三年（1934）12月30日］，就在一次被勒令停刊一期后，再被勒令永久停刊。
这封胡适的抗议书，原是为了《十日谈》的一篇文章而起。二十三年（1934）4月20日第二十六期的《十日谈》上，有一个专栏“文坛画虎录”，内有“象恭”写的一篇《陈衡哲与胡适》，原文如下：
女作家在中国文坛上露头角的，除了风头出得蛮健甚至家喻户晓的冰心、丁玲等几人外，陈衡哲女士，诸位也不应该把她错过的，如果诸位读过她的《小雨点》《高中西洋史》的著作，我想对这位女作家，当有相当的认识。
她是一个将近四十岁的中年，美国前期留学生，去年曾二度出席太平洋学会，风头之健，固不亚于冰心。凡是读过她的小品文字（如《小雨点》），我们对于这位女作家思虑的周密细致，不能不致相当的敬意，我们更明了她是一个对哲学有研究的人，虽则她的书法，幼稚得和蒙童学生不相上下。
陈女士的外子，是中国有名的科学家任叔永——鸿隽——先生，她怎样嫁给任先生的，是有一段可歌可泣的伤心史，大约他们永久不会忘记这个记忆吧！
当陈女士留学美国时，我们五四运动的健将胡适先生同时在美国留学，彼此以都是中国留学生，相见的机会甚多，胡更年少英俊，竟给这位女作家看中了，要求彼此结为永久伴侣，但是胡适始终没有答应她的请求。在我们旁观者看来，对于自投送门的海外艳遇，是求之不得的事情，拒绝人家的好意，不是太不识趣么？但是我们哪里知道胡先生是还另有一番苦衷。
胡先生是旧式大家庭的子弟，对于婚姻也早就给母亲一手包办来的，在他未出国之前，胡适先生的老堂想先替他结了婚再出国，但胡先生没有答应，他愿意归国后成亲。然他的未婚妻就这样的怀疑着：留学生归国后，大都喜欢讨一位碧眼红唇的外国太太，哪里还有家乡的黄脸婆儿在他的心中呢？胡适先生对这层极力声辩：“我胡适绝不。”这句话，总是不能绝对取信于他的未婚妻的。
他为了守这一诺之约，对于陈女士的要求毅然的拒绝了，但是他觉得这是太辜负敬爱者的盛情厚意，所以把陈女士“负责”介绍给“他的朋友”任叔永了。
陈衡哲虽然和任先生结婚了，但是他们的感情总还是淡淡的。
这篇文章的主题是对“陈衡哲与胡适”之间一段往事的探讨。陈、胡之间的“情史”，本是由来已久的一项传说，并不始于二十三年（1934）出版的《十日谈》。《十日谈》所楬橥的文字，只不过是使这一项由来已久的传说更明朗化，再加上胡适本人——传说中的当事人——打破沉默，有所辩白和澄清，所以这封信的史料价值，也就显得更不寻常。
《十日谈》的编者在登出胡适的抗议书后，曾附加了一段按语：
编者按：二十六期本栏象恭先生所投记《陈衡哲与胡适》一文，编者当时并未觉得其中含有攻讦毁谤之意，以为不过钦佩胡先生的千金一诺而已。至于是否事实，则编者但凭常识，加以判断，因欲一一实地调查，是不可能的。男女间常有、可以有的事体，编者不能断定其没有，所以那时以为那是事实了。不过文中措辞，的确有失于轻薄之处，那是编者失检，以致看来好像含有恶意了，其实倒并不如此的。我想作者象恭先生也不会想故意毁谤任夫人和胡先生。我们想男女间的爱情，是很平淡而自然的，无论由男的发动或女的发动，都是很平常的事件，并不严重，所以说一女人和男子生爱情，对于女人并不是侮辱，只有那封建余毒未曾铲净的，才会想到女人不可和男人讲爱情，一讲便有失身份。所以不能是侮辱，因之也不成为诬蔑。问题的焦点，只在是否有此种事实而已。没有此种事实，也是可能的，况且胡先生本人出来否定，当然是没有了，那么我们绝不想文过饰非的。但须申明，恶意的挑拨与攻讦，断然没有的。然而我们仍愿虚心坦怀向被误解的任先生任夫人和胡先生告罪。伏维原宥，专唱肥喏！
这段按语在措辞上，许多地方显然表示并不完全认错，编者用到“没有此种事实，也是可能的”语气，言外之意，好像还是不能信其无。
关于这件“疑案”，合理的推测只能及于“大胆的假设”而已。胡适当时虽然留学去美，可是江冬秀已经进了胡家的门，所以胡适的身份是订过婚的人。从一个订过婚的人的立场来看，胡适抗议书的理由，便很耐人寻味了。胡适说他和陈衡哲“从来没有谈到婚姻的问题”，原因竟不提他已经订婚，而是——
第一，我们那时都在青年的理想时代，谁都不把结婚看作一件重要的事；
第二，当时一班朋友都知道陈女士是主张不婚主义的，所以没有一个人敢去碰钉子。
胡适自己所举出的这两条反证，看来都是很消极的。胡适既不把自己的已经订婚当作有力的证据，似乎也难怪别人有所猜测了！
陈衡哲字莎菲，江苏武进人，留美学历史，曾任北京大学史学系教授，著有《西洋史》《文艺复兴小史》《小雨点》《衡哲散文集》等。
胡适在1962年1月18日，还跟陈衡哲的女儿、儿子（任以都、任以安）通过信。这时候，陈衡哲刚刚在大陆去世，胡适已有所闻。这次通信后三十七天，胡适也死了。他们的故事，也只有留待历史家或有志于给他们写传记的人去玩味和探讨了。《传记文学》第十卷第五期1967年5月
胡适和章炳鳞
章太炎（炳麟）致沈延国信
延国鉴：
来书举王论“嚼弓筋”一条，引入之说，不叙来历，此乃近人通病。王原书中袭吾“新方言”说者，亦复不少，更不必以剿袭胡适之说为讥也！但胡于语言文字向来粗疏，此条乃适确当为王所袭，如鲁失宝玉大弓耳！若吾则昆山之圃，到处如是璆琳琅玕，并不患人拾去数块也！此复，即问近好。麟白10月24日
这封章太炎的信，是写给他的学生沈延国的。沈延国曾是章太炎主编下《制言半月刊》的三编辑之一（另外两位是孙世扬和潘承弼），章太炎死后，沈延国曾写了一本《记章太炎先生》的小书，民国三十五年（1946）6月在上海永祥印书馆出版。
章太炎写这封信的时间在民国二十三四年，正是他在苏州主持“章氏国学讲习会”的时候，信中的内容是很明显的在挖苦胡适，他说他章太炎自己的学问，像是“昆山之圃，到处如是璆琳琅玕”，不怕别人偷；可是胡适就不同了，胡适的学问一被人偷，就像鲁国丢掉了“宝玉大弓”，等于失掉了国宝，国宝一失掉，府中就空无所有了。
章太炎到底是“国学大师”，他挖苦人，也用绮辞典故，这是他功夫的独到之处，也是他的幽默。
章太炎为什么要这样挖苦胡适呢？这话追溯起来，要直推到五四以前。
在民国六年（1917）的9月里，胡适以一个留美博士的地位，到了国立北京大学。当时的北大的天下，可以说是太炎弟子的天下。北大的教授主力中，大都出身章太炎的门下，像黄侃（季刚）、朱希祖（逿先）、钱夏（季中、玄同）、周树人（豫才、鲁迅）、沈兼士等，都是太炎的嫡系，并且都可说是东洋派（留日派）。这些教授们的普遍特色，是国学根底都很深厚，在国学的某些专科方面，甚至可说都在胡适之上。一般留美的学人，按说在这种气氛底下，实在应该教些“西洋哲学史”等外国学问，而避免在国学上与东洋派抗衡，可是胡适却不如此，他居然在专家环伺的北京大学里，教起“中国哲学史”来。当然，在那种环境里，胡适跟太炎系的教授们，自然会有分合的场面，例如他跟黄侃就分得很远，跟钱玄同就合得很近，跟周树人就合而又分。胡适对章太炎，由于钱玄同的缘故，起初保持着很大的敬意，据说他读的一些太炎的艰深著作，还得力于钱玄同的指点。胡适在民国八年（1919）出版《中国哲学史大纲》（中国古代哲学史大纲）的“再版自序”里，曾提到：“我做这部书……对于近人，我最感谢章太炎先生。北京大学的同事里面，钱玄同、朱逿先两位先生对于这部书都曾给我许多帮助。”这些话，都是对太炎师徒们很表示好感的话。
《中国哲学史大纲》是中国的一部最早用新式标点的书，“凡例”中有标点符号的说明，尤为特色。据说胡适在书出版后，曾送了一本给章太炎，上署“太炎先生指谬”，下署“胡适敬赠”，在“太炎”和“胡适”四个字右边，各加了一条黑线，表示是人名符号。不料章太炎却弄不清这些，当他看到自己名字旁边多了一条黑线时，不禁大骂：“何物胡适！竟敢在我名上，胡抹乱画！”后来当他看到在“胡适”两个字的右边，也有一条黑线，才消气说：“他的名旁也有一杠，就算互相抵消了吧！”
胡适在旧学根底上，虽然比章太炎差得很远，但是因为他受了西方的教育，在治学方法上，占了旧式中国学者所占不到的便宜，用新法治旧学，成绩自亦不同。他对章太炎的学术著作，曾列为主要的批评对象，在他发表《中国哲学史大纲》之前，就曾写过《读章太炎〈驳中国用万国新语说〉后》（《胡适留学日记》卷十二）、《诸子不出于王官论》（《太平洋》第一卷第七号）、《吾我篇》（《留美学生季报》1916年9月号）等文字，其中对章太炎的学术著作，都有不少微词。从胡适这些文字里，我们不难发现：不论从学术的见解上或是事实的演变上，胡适在北大文学院里，都无法加入太炎系，他最好独树一帜。
在独树一帜的情况下，胡适与章太炎之间，曾发生了一次尖锐的冲突，这就是民国十年（1921）关于墨学的争执。这个争执的起点是章士钊在上海《新闻报》上发表《墨学谈》一文，里头涉及章太炎和胡适。章太炎看后，写了一封信，骂到胡适，原信如下：
行严吾弟鉴：
览《新闻报》，见弟有《墨学谈》一篇，乃知近亦从事此学。所论无间无厚一义，最为精审，非半勿一条，与惠氏百取舍不同，义亦未经人道。端为无序而不可分，此盖如近人所谓原子分子，佛家所谓极微。以数理析之，未有不可分者，故惠有万世不竭之义。以物质验之，实有不可分者，故墨有不动之旨。此乃墨氏实验之学有胜于惠，因得如此说尔。名家大体，儒墨皆有之，墨之经，荀之正名，是也。儒墨皆自有宗旨，其立论自有所为，而非泛以辩论求胜：若名家则徒求胜而已。此其根本不同之处。弟能将此发挥光大，则九流分科之指自见矣。吾于墨书略有解诂，而不敢多道者，盖以辞旨渊奥，非一人所能尽解；若必取难解者而强解之，纵人或信我，而自心转不自信也。至适之以争彼为争彼，徒成辞费，此未知说诸子之法与说经有异（说文诐字本训辩论。假令训诂说经，则云辩争诐也，自可成义。然墨经非尔雅之流专明训诂者比。此以为说，乃成语尔），盖所失非独武断而已。
暇时或来一谈，更慰。此间起居康胜。兄炳麟白11月6日
胡适看到了这封信很不服气，乃卧病写了一封信给章士钊：
行严先生：
这几天在《新闻报》上看见先生的《墨学谈》和《章氏墨学一斑》，颇牵及我从前关于墨辩的一点意见。病中久不读古书，行箧中又没有这一类的书，我本想暂时不加入讨论；但先生论墨辩“辩争彼也”一条，谓我武断，而令兄太炎先生则谓我“所失非独武断而已”，鄙说之是否武断，我不愿置辩，我觉得太炎先生信中有一句话，却使我不能不辩。
太炎先生说我“未知说诸子之法与说经有异”，我是浅学的人，实在不知说诸子之法与说经有何异点。我只晓得经与子同为古书，治之之法只有一途，即是用校勘学与训诂学的方法，以求本子的订正与古义的考定。此意在高邮王氏父子及俞曲园孙仲容诸老辈的书中，都很明白。试问“读书杂志”与“经义述闻”，“群经平议”与“诸子平议”，在治学方法上有什么不同？
先生倘看见太炎先生，千万代为一问：究竟说诸子之法，与说经有什么不同？这一点是治学方法上的根本问题，故不敢轻易放过。尊文所论诸事，较之此点，都成琐屑细节了。客中不暇一一讨论，乞恕之。胡适敬上11月13日夜
章士钊把胡适的信转给“吾家太炎”（章太炎是杭州人，章士钊是长沙人，章士钊所以老是跟国学大师攀亲人，是由于章太炎、士钊、邹容三个人曾“约为昆弟交”，事见章太炎《赠大将军邹容墓表》）。
章太炎乃回信给“行严吾弟”如下：
行严吾弟足下：
前因论《墨辩》事，言治经与治诸子不同法，昨弟出示适来之书，谓校勘训诂，为说经说诸子通则，并举王俞两先生为例。按校勘训诂，以治经治诸子，特最初门径然也。经多陈事实；诸子多明义理（此就大略言之，经中《周易》亦明义理，诸子中《管》《荀》亦陈事实，然诸子专言事实，不及义理者绝少）。治此二部书者，自校勘训诂而后，即不得不各有所主。此其术有不得同者。故贾马不能理诸子，而郭象张湛不能治经。若王俞两先生，则暂为初步而已耳。
经多陈事实，其文时有重赘；传记申经，则其类尤众，说者亦就为重赘可也。诸子多明义理，有时下义简贵，或不行增损一字；而《墨辩》尤精审，则不得更有重赘之语。假令毛郑说经云，“辩，争彼也”，则可；墨家为辩云，“辩，争彼也”，则不可。今本文实未重赘，而解者乃改为重赘之语，安乎不安乎？
更申论之：假令去其重赘，但云“辩，争也”，此文亦只可见于经训，而不容见于《墨辩》。所以者何？以《墨辩》下义，多为界说，而未有为直训者也。训诂之术，略有三途：一曰直训，二曰语根，三曰界说。如《说文》云，“元，始也”，此直训也，与翻译殆无异。又云，“天，颠也”，此语根也，明天之得语由颠而来（凡《说文》用声训者，率多此类）。又云，“吏，治人者也”，此界说也，于吏字之义，外延内容，期于无增减而后已。
《说文》本字书，故训诂具此三者。其在传笺者，则多用直训或用界说，而用语根者鲜矣（如仁者，人也，义者，宜也，斋之为言齐也；祭者，察也，古传记抑或以此说经，其后渐少）；其在墨辩者，则专用界说，而直训与语根，皆所不用。
今且以几何原本例之，此亦用界说者也。点线面体，必明其量，而不可径以直训施之。假如云，“线，索也”，“面，幂也”，于经说亦非不可，于几何原本，可乎不可乎？以是为例，虽举一“争”字以说“辩”义，在墨辞犹且不可，而况“争彼”之重赘者欤？
诸子诚不尽如墨辩，然大抵明义理者为多。诸以同义之字为直训者，在吾之为诸子音义则可，谓诸子自有其文则不可。
前书剖析未莹，故今复申明如此，请以质之适之。凡为学者，期于惬心贵当，吾实有不能已于言者，而非求胜于适之也。兄炳麟白11月15日
章太炎虽然“非求胜于适之”，可是胡适还是不放过，他又写了第二封信：
行严先生：
那天晚上，得闻先生和太炎先生的言论，十分快慰。次日又得读太炎先生给先生的信。信中所说，虽已于那天晚上讨论过了，但为《新闻报》的读者计，想把那晚对太炎先生说的话写出来，请先生代为发表，并请两先生指教。
太炎先生论治经与治子之别，谓经多陈事实，而诸子多明义理，这不是绝对的区别。太炎先生自注中亦已明之。其实经中明义理者，何止《周易》一部？而诸子所明义理，亦何一非史家所谓事实？盖某一学派持何义理，此正是一种极重要的事实。
至于治古书之法，无论治经治子，要皆当以校勘训诂之法为初步。校勘已审，然后本子可读；本子可读，然后训诂可明；训诂明，然后义理可定。但做校勘训诂的功夫，而不求义理学说之贯通，此太炎先生所以讥王俞诸先生“暂为初步而已”。然义理不根据于校勘训诂，亦正宋明治经之儒所以见讥于清代经师。两者之失正同。而严格言之，则欲求训诂之惬意，必先有一点义理上的了解，否则一字或训数义，将何所择耶？（例如小取篇“也者，同也”，“也者，异也”，二语，诸家皆不知“也者”之“也”当读“他”。王闿运虽校为他，而亦不能言其理也。）故凡“暂为初步而已”者，其人必皆略具第二步的程度，然后可为初步而有成。今之谈墨学者，大抵皆菲薄初步而不为。以是言之，王俞诸先生之暂为初步，其谨慎真不可及了！
我本不愿回到《墨辩》“辩争彼也”一条，但太炎先生既两次说我解释此条不当，谓为语、谓为重赘，我不得不申辩几句。
《经说上》原文为三条：
攸，不可两不可也。
辩，争彼也。
辩胜，当也。
《经说上》云：
彼，凡牛枢非牛，两也，非以非也。辩，或谓之牛，或谓之非牛，是争彼也。是不俱当。不俱当，必或不当。不当，若犬。
攸字吴钞本作彼，而彼字或作攸。我校攸字彼字均为佊字之讹，理由有三：一、彼字篆文，最近佊字，而与从彳之彼字不相似。二、佊字之讹为彼，此因钞胥不识佊字，改为彼字，有论语彼哉彼哉一条可为例证。三、彼字之义，《墨经》训为“不可两不可”，此为名学上之矛盾律，《经说》所谓“不俱当必或不当”，释此义明白无疑。此种专门术语，绝无沿用彼字一类那样极普通的代名词之理。而诐字有论辩之义，佊诐同声相通假（佊字埤苍训邪，是与诐颇通用），故定为佊字。
知佊字在《墨辩》为专门术语，然后知以争佊训辩，不为语赘，不为直训。
太炎先生说：“今本文实未重赘，而解者乃改为重赘之语，安乎不安乎？”我于“争佊”之训，也不禁有此感想。
先生之误解，殆起于《哲学史大纲》第200页之以驳训佊。此因当日著书，过求浅显，反致误会。然注中亦引不可两不可之训。在精治名学如先生及太炎先生者，当能承认佊字术语的涵义，不应以为赘语也。匆匆奉白，顺便告行。胡适敬上
以上四封讨论墨学的信，都曾收入上海亚东图书馆版《胡适文存二集》里，到了1953年，台北远东图书公司重印《胡适文存二集》时，却被胡适自己删去了。
胡适对章太炎的全面评论，是他在民国十一年（1922）所写的《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收在申报馆五十周年纪念刊《最近之五十年》内），其中有几段精彩的议论：
这五十年是中国古文学的结束时期。做这个大结束的人物，很不容易得。恰好有一个章炳麟，真可算是古文学很光荣的结局了。
章炳麟是清代学术史的压阵大将，但他又是一个文学家。他的《国故论衡》《检论》，都是古文学的上等作品。这五十年中著书的人没有一个像他那样精心结构的，不但这五十年，其实我们可以说这两千年中，只有七八部精心结构，可以称作“著作”的书——如《文心雕龙》《史通》《文史通义》等——其余的只是结集、只是语录、只是稿本，但不是著作。章炳麟的《国故论衡》要算是七八部之中的一部了，他的古文学功夫很深，他又是很富于思想与组织力的，故他的著作在内容与形式两方面，都能“成一家言”。
总而言之，章炳麟的古文学是五十年来的第一作家，这是无可疑的。但他的成绩只够替古文学做一个很光荣的下场，仍旧不能救活古文学的必死之症，仍旧不能做到那“取千年朽蠹之余，反之正则”的盛业。他的弟子也不少，但他的文章却没有传人。有一个黄侃学得他的一点形式，但没有他那“先豫之以学”的内容，故终究只成了一种假古董。章炳麟的文学，我们不能不说他及身而绝了。
章炳麟在文学上的成绩与失败，都给我们一个教训。他的成绩使我们知道古文学须有学问与论理做底子，他的失败使我们知道中国文学的改革须向前进，不可回头去：他的失败使我们知道文学“数极而迁，虽才士弗能以为美”，使我们知道那“取千年朽蠹之余，反之正则”的盛业，是永永不可能的了！
这些议论，都可帮助我们对章太炎与胡适之间的关系，多有一层了解。有了这些了解，再来重看前面章太炎给沈延国的信，我们便更觉得有味儿了。
《传记文学》第十一卷第四期，1967年10月
胡适和蔡元培
蔡元培比胡适大二十四岁。胡适还是一岁多的小孩子的时候（清光绪十八年，1892年），蔡元培已经中了进士。对两人年龄的悬殊，胡适早就有过一段惊叹。据胡不归《胡适之传》［三十二年（1943）12月萍社版］，作者有这样的记载：
有一次，记得是民国二十三年（1934），我因编纂《安徽通志选举考》，向适之先生借一部《题名碑录》，他从书架上取了下来，翻到光绪十八年（1892）壬辰科刘福姚一榜，发现了蔡元培先生在二甲的名字，不觉一惊，告我说：“蔡先生出山真早，他中进士，我才一岁多呢！”
蔡元培中二甲进士以后，被授为翰林院庶吉士，在李慈铭的家里做家庭教师。此后他历任翰林院编修（1894），绍兴中西学堂监督（1899—1900），南洋公学特班教习（1901），中国教育会会长（1902），爱国女学、爱国学社教员（1902—1905），译学馆教习（1906），教育总长（1912）等职务，直到民国五年（1916）12月26号，被任命为北京大学校长。
蔡元培就职的日子，是民国六年（1917）1月4号。他就职后，为北京大学做了许多重大而新颖的改革。其中在人事方面，最重要的，是聘请陈独秀做文科学长（文学院院长）。由于陈独秀是《新青年》杂志的主持人，因而又得知《新青年》上的一位海外投稿者，这位投稿者，就是胡适。
蔡元培在《我在北京大学的经历》［二十三年（1934）1月10日《东方杂志》三十一卷一号］一文里，有这两段追忆：
那时候因《新青年》文学革命的鼓吹，我们认识留美的胡适之君。他回国后，即请他到北大任教授。胡君真是“旧学邃密”而且“新知深沉”的一个人，所以一方面与沈尹默、兼士兄弟、钱玄同、马幼渔、刘半农诸君，以新方法整理国故，一方面整理英文系。因胡君之介绍而请到的好教员，颇不少。
北大关于文学、哲学等学系，本来有若干基本委员，自从胡适君到校后，声应气求，又引进了多数的同志，所以兴会较高一点。
他在《我在教育界的经验——自传之一章（下）》［二十七年（1938）1月1日《宇宙风》五十六期］一文里，也有同样的特写：
北大的整顿，自文科起。旧教员中如沈尹默、沈兼士、钱玄同诸君，本已启革新的端绪；自陈独秀来任学长，胡适之、刘半农、周豫才、周岂明诸君来任教授，而文学革命、思想自由的风气，遂大流行。
这三段文字，都反复说明了当时那位五十一岁的校长，对那位二十七岁的年轻教授的倚重。
胡适是民国六年（1917）5月22号考完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博士考试的。考完博士后四十九天，他已在上海登岸。9月里，正式应聘为北大教授，但这位洋博士所教的，却不是洋学问，而是中国哲学史。当时的情形，顾颉刚在《古史辨》自序里，曾有一段有趣的回忆：
哲学系中讲中国哲学史一课的，第一年是陈伯弢先生（汉章）。他是一个极博洽的学者，供给我们无数材料，使得我们的眼光日益开拓，知道研究一种学问应该参考的书是多至不可计的。他从伏羲讲起：讲了一年，只到得商朝的“洪范”。我虽是早受了《孔子改制考》的暗示，知道这些材料大都是靠不住的，但到底爱敬他的渊博，不忍有所非议。
第二年，改请胡适之先生来教。“他是一个美国新回来的留学生，如何能到北京大学里来讲中国的东西？”许多同学都这样怀疑，我也未能免俗。他来了，他不管以前的课业，重编讲义，辟头一章是《中国哲学结胎的时代》，用《诗经》做时代的说明，丢开唐虞夏商，经从周宣王以后讲起。这一改把我们一班人充满着三皇五帝的脑筋骤然做一个重大的打击，骇得一堂中舌挢而不能下。许多同学都不以为然：只因班中没有激烈分子，还没有闹风潮。我听了几堂，听出一个道理来了，对同学说：“他虽没有伯弢先生读书多，但在裁断上，是足以自立的。”那时傅孟真先生（斯年）正和我同住在一间屋内，他是最敢放言高论的，从他的言论中常常增加我批评的勇气，我对他说：“胡先生讲得的确不差，他有眼光、有胆量、有断制，确是一个有能力的历史家。他的议论处处合于我的理性，都是我想说而不知道怎么说才好的。你虽不是哲学系，何妨去听一听呢？”他去旁听了，也是满意，从此以后，我们对于适之先生非常信服。
这段史料反证了两个事实：一、胡适在中国哲学史上，有他的卓见：二、蔡元培在胡适还没上讲堂以前，就具有卓见来欣赏胡适的卓见，然后加以援引和推服，进而使一个年轻的思想家不被埋没。这种眼光和气魄，自蔡元培以后，实在看不到第二人。
胡适在北大刚一年，就完成了他的名著《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卷（当年叫《中国古代哲学史大纲》）。书成之日，他请最能赏识他的蔡校长写篇序，序是民国七年（1918）8月3号写成的，里面除提出“证明的方法”“扼要的手段”“平等的眼光”和“系统的研究”四大特长外，还特别有这样的介绍：
现在治过“汉学”的人虽还不少，但总是没有治过西洋哲学史的。留学西洋的学生，治哲学的本没有几人，这几人中能兼治“汉学”的更少了。适之先生生于世传“汉学”的绩溪胡氏，禀有“汉学”遗传性；虽自幼进新式的学校，还能自修“汉学”，至今不辍；又在美国留学的时候，兼治文学、哲学，于西洋哲学史是很有心得的。所以编《中国古代哲学史》的难处，一到先生手里，就比较的容易多了。
蔡元培这些介绍，严格说来，是推荐得有点出入的。例如他说胡适“禀有‘汉学’遗传性”［又在八年（1919）3月18号《致〈公言报〉并答林琴南书》里，提到胡适，说他“家世汉学”］等话，都是没有根据的。理由是：一、“汉学”怎么“遗传”法？这当然不是科学的说明；二、绩溪诸胡在学风上，以胡朴斋（匡衷）到胡竹村（培翚）一支为主流，这一支世居绩溪城里，远祖姓胡，跟胡适的一支并无关系，胡适的一支世居绩溪北乡的上庄，远祖却姓李。中外学者不察，多所误会，例如日人诸桥辙次竟说胡适是“胡培翚之子”！杨家骆竟说胡适是“胡培翚之后”！都是不对的。究其原始，恐怕蔡元培的文字要负一些责任。
在五四运动以前，蔡元培领导下的北大是新文化运动的尾闾，胡适当时是这个运动的中坚人物，他鼓吹白话文学，深受蔡元培的支持。蔡元培曾在《论国文的趋势及国文与外国语及科学之关系》［九年（1920）新潮社《蔡孑民先生言行录》］的演说里，肯定白话文的价值，他说：
中国文言同拉丁文一样，所以我们不能不改用白话……虽现在白话的组织不完全，可是我们绝不可错了这个趋势。
但蔡元培本人对白话文的看法，并不像胡适那样急进，所以他在认清大趋势以后，还对文言文稍留余地，这在民国八年（1919）11月17号《国文之将来》（新潮社《蔡孑民先生言行录》）的演说中，可以看出端倪：
我敢断定白话派一定占优胜……将来应用文一定全用白话：但美术文或者有一部分仍用文言。
在白话运动成功以后，蔡元培又曾写过一篇《三十五年来中国之新文化》［二十九年（1940）9月商务《最近三十五年之中国教育》］，来特别称道胡适的功绩：
……至民国七年（1918），胡适、陈独秀、钱玄同、周作人等，始排斥文言的文学，而以白话文为正宗的文学。其中尤以胡适为最猛进，作《白话文学史》以证明白话的身价，于是白话散文遂有凌驾古文的趋势。
在上面所说的聘请胡适、肯定胡适研究中国哲学史的成绩和推行白话文的成绩以外，蔡元培对胡适的“协助”，还有更“精彩”的，这就是民国八年（1919）与林纾的一幕论战。在这幕论战里，蔡元培挺身出来，为卫护胡适等人，向守旧势力做了坚定的反驳。当时文坛的守旧势力，以林纾为首领，他在3月间写信质问蔡元培，盼他“以守常为是”，不要大事兴革。蔡元培答书中，曾有这样一段：
公谓：“水浒、红楼作者，均博极群书之人，总之非读破万卷，不能为古文，亦并不能为白话。”诚然，诚然。北京大学教员中，喜作白话文者，为胡适之、钱玄同、周启孟诸君。公何以证知为非博极群书，非能作古文，而仅以白话文藏拙者？胡君家世汉学，其旧作古文，虽不多见，然即其所作中国哲学史大纲言之，其了解古书之眼光，不让清代乾嘉学者。钱君所作之文字学讲义、学术交通论，皆古雅之古文。周君所译之域外小说，则文笔之古奥，非浅学者所能解。然则公何宽于水浒、红楼之作者，而苛于同时之胡、钱、周诸君耶？
这是很精彩的辩护文字。当时确使林纾哑口无言。但在事实上，林纾并没就此死心，他自己反倒变得慢慢不能“以守常为是”了，他除了在《新申报》上写了好几篇小说影射诽谤外，竟还想运动安福部的武人政客来压制异己。刘半农在《初期白话诗稿》的序里，曾为这种一连几年酝酿不停的文字狱做了素描：
……黄侃先生还只空口闹闹而已，卫道的林纾先生却要于作文反对之外借助于实力——就是他的“荆生将军”，而我们称为小徐的徐树铮。这样，文字之狱的黑影，就渐渐的向我们头上压迫而来，而我们就无日不在慄慄危惧中过活。
在这种阴暗的文风下，蔡元培站在第一线，为他的小兄弟们做守护神，这种功德，实在是值得歌颂的。守旧势力当然也不放过他，据胡适回忆：“他们又想运动安福部的国会出来弹劾教育总长和北京大学校长，后来也失败了。”［十二年（1923）申报馆《最近之五十年》中《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
在新旧势力的斗争下，蔡元培虽然自己支持新派，但他的休休有容，使他对旧派的人物，也保有相当的尊重。在《我在北京大学的经历》一文里，他把这种兼容并包的态度，说得很清楚：
我素信学术上的派别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所以每一种学科的教员，即使主张不同，若是“言之成理，持之有故”的，就让他们并存，令学生有自由选择的余地。最明白的，是胡适之君与钱玄同君等，绝对的提倡白话文学，而刘申叔、黄季刚诸君，仍极端维护文言的文学：那时候就让他们并存。我相信为应用起见，白话文必要盛行，我也常常作白话文，也替白话文鼓吹；然而我也声明：作美术文用白话也好，用文言也好。
蔡元培这种态度是伟大的，也是后继者赶不上的，蔡元培离开北大以后，北大就逐渐变得有点清一色了。
蔡元培在北大校长任内，曾有过三次辞职。第一次是民国八年（1919）8月9号，理由是抗议政府丧权辱国，袒护汉奸，直到8月12号，才重行复职。第二次是民国十二年（1923）1月17号，理由是抗议政府非法逮捕财政总长罗文幹，他“痛心于国事清明之无望，不忍为同流合污之苟安”，所以决定不干。蔡元培的辞职举动，引起了某些人的批评，说辞职举动太消极了，是要不得的。这时候，胡适却出来卫护蔡元培，一连写了几篇感想在《努力周报》上发表。在一篇《蔡元培以辞职为抗议》中，胡适写道：
我们知道蔡先生的为人，知道他这种正谊的决心不是今日才有的，几年前就有了。当民国八年（1919）三四月间，欧美留学生在清华园开了三天的大会。那时，正当安福部横行无忌的时候，一班西洋留学生稍有天良的，都还想有所努力，所以大会中推举了几个人，组织一个“政治主张起草委员会”，拟了一个很详细的政纲，一条一条的报告出来，都通过了。最后有一位先生——似乎是张伯苓先生——起来问道：“假如政府不睬我们的主张，仍旧这样腐败下去，我们又怎么办呢？”那时大家面面相觑，都没有话了。蔡先生起来说：“将来总有一日实在黑暗得太不像样了，一班稍有人心、稍微自爱的人实在忍无可忍了，只好抛弃各人的官位差使，相率离开北京政府，北京政府也就要倒了。”这句话虽不是正式的议案，却可以表示蔡先生在安福时代的态度。
在这个时候，教育界的老将蔡先生忽然提出这种正义的抗议；对于“政治界所有最卑污之罪恶、最无耻之行为”，做悲愤的抗议。我们猜想，他的抗议不过是履行他四年前“稍有人心、稍微自爱的人实在忍无可忍了，只好抛弃各人的官位差使，相率离开北京政府”的决心。我们可以断定，他绝不愿青年学子因此废学辍业。所以他毅然决然的一个人奉身而退，不愿意牵动学校，更不愿意牵动学生。但他这一次的抗议，确然可以促进全国国民的反省，确然可以电化我们久已麻木不仁的感觉力。
在另一篇《蔡元培的“不合作主义”》里，胡适进一步指出：
蔡先生这一次的举动，确可以称为“不合作主义”，因为他很明白的指出，当局的坏人所以对付时局，全靠着一般胥吏式机械式的学者“助纣为虐”，正谊的主张者，若求有点效果，至少要有不再替政府帮忙的决心。这是很沉痛的控诉：控诉一切只认得“有奶便是娘”的学者、官吏、新闻家，指出他们“助纣为虐”的罪，“比当局的坏人还多一点儿”。
但是他究竟是一个“律己不苟而对人则绝对放任”的人：他不能像印度甘地那样的做积极的运动，他只能为自己向这个方向做准备。他现在不能再忍而走了，他只留下了一篇很沉痛的控诉文字，一方面控诉“不要人格，只要权利”的当局坏人，一方面控诉“有奶便是娘”的无数胥吏式机械式的学者。他已起诉了！他提出的证据是眼前的现状，他指定的法庭是我们各人的良心！
正因为这个国家太混浊黑暗了，正因为这个民族太怯懦无耻不爱自由了，所以不可不有蔡先生这种正谊的呼声，时时起来、不断的起来，使我们反省、使我们“难为情”、使我们“不好过”。倘使这点“难为情”“不好过”的感觉力都没有，那就真成了死证了。
由于当时陈独秀激烈地在《向导》第十七期里批评这次辞职的举动，说它是“消极的、非民众的观念”，胡适又加写了一篇《蔡元培是消极吗？》向陈独秀表示异议。胡适说：
现在我们如果希望打倒恶浊的政治，组织固是要紧、民众固是要紧，然而蔡先生这种“有所不为”的正义呼声更是要紧。为什么呢？我们不记得这二十年的政治运动史吗？当前清末年，政府用威权来杀戮志士，然而志士愈杀愈多，革命党愈杀愈多。自从袁世凯以来，政府专用金钱来收买政客，十年的工夫，遂使猪仔遍于国中，而“志士”一个名词竟久已不见经传了！新文化、学生运动、安那其、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无一不可做猪仔之敲门砖！今天谈安那其，明天不妨捧小政客；今天谈共产主义，明天又不妨做教育次长！大家生在这个猪仔世界之中，久而不闻猪臊气味，也就以为“猪仔”是人生本分，而卖身拜寿真不足为奇了！
在这个猪仔世界里，民众固不用谈起，组织也不可靠，还应该先提倡蔡先生这种抗议的精神，提倡“不降志，不辱身”的精神，提倡那为要做人而有所不为的牺牲精神。先要人不肯做猪仔，然后可以打破这个猪仔的政治！
胡适写这些反复陈述的言论，基本动力都是出于对蔡元培伟大人格的信任与礼敬。在胡适眼中，蔡元培的人格境界已是圣贤境界。民国二十三年（1934）9月9号，胡适在《独立评论》一一七号发表《写在孔子诞辰纪念之后》，就褒许蔡元培等人的人格——
可以上比一切时代的圣贤，不但没有愧色，往往超越前人……他们的人格的崇高可爱敬，在中国古人中真寻不出相当的伦比。这种人格只有这个新时代才能产生，同时又都是能够给这个时代增加光耀的。
……（编者略）
胡适对他所敬爱的蔡元培，只有过一次公开的论争，就是关于《红楼梦》的论争。
蔡元培对《红楼梦》的研究，早就连载于《小说月报》。民国六年（1917）9月，他汇集连载，由商务印书馆印行了《石头记索隐》一书。两年以后，胡适作《红楼梦考证》，带着惋惜的口吻，批评这部书说：
我这篇文里篇幅有限，不能表示他的引书之多和用心之勤，这是我很抱歉的。但我总觉得蔡先生这么多的心力都是白白的浪费了。
蔡元培看了这篇文章很不服气，民国十一年（1922）1月30号，他在《石头记索隐》第六版自序中，开始了反驳：
……胡适之先生红楼梦考证，列拙著于《附会的红学》之中。谓之“走错了道路”；谓之“大笨伯”“笨谜”；谓之“很牵强的附会”；我实在不敢承认。意者我亦不免有“敝帚千金”之俗见。然胡先生之言，实有不能强我以承认者。
接着他提出四点答辩，以做回敬。同年5月10号，胡适又写《答蔡孑民先生的商榷》一文，再申述理由，同时在文章后面，用了这么一段意味深长的话：
亚里士多德在他的《尼各马可伦理学》里（部甲，四、1099a）曾说：
讨论这个学说（指柏拉图的“名象论”）使我们感觉一种不愉快，因为主张这个学说的人是我们的朋友。但我们既是爱智慧的人，为维持真理起见，就是不得已把我们自己的主张推翻了，也是应该的。朋友和真理既然都是我们心爱的东西，我们就不得不爱真理过于爱朋友了。
我把这个态度期望一切人，尤其期望我所最敬爱的蔡先生（按：胡适所引亚里士多德书，章节有误）。
这次“红学”的论争，是蔡元培与胡适二十三年交游中，仅有的一次文字辩论。
蔡元培于民国二十九年（1940）3月5号病死香港，享年七十四岁，当时胡适正做驻美大使，还刚刚五十岁。蔡元培晚年思想似稍左，跟胡适等微远，与鲁迅等较近。
蔡元培与胡适的立身行事，可说有许多巧妙的配合或不谋而合。例如蔡与胡均为卯年生（属兔），蔡为丁卯、胡为辛卯，同被称为北大“卯字号人物”；又蔡为北大校长，胡为北大教授，后也为北大校长；蔡为中央研究院院长，胡为院士，后也为“中央研究院院长”；蔡为国语研究会会长（民国六年，1917年），胡为会员；蔡为大学院院长（民国十六年，1927年），胡为大学委员会议委员；蔡为全国教育会议议长（民国十七年，1928年），胡为列席委员。此外两人又同是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董事会的委员，同是大学丛书委员会的委员等。此类例子很多，不必多举。
蔡元培、胡适又曾联名发表过文字。民国十一年（1922）直奉战争后不久，蔡元培等十六人，联名在胡适主编的《努力周报》第二期上，发表了《我们的政治主张》，希望国中的优秀分子“平心降格的公认‘好政府’一个目标，作为现在改革中国政治的最低限度的要求”。而下手的第一步，就是要求自命为“好人”的人们出来过问政治，“同心协力的拿这共同目标来向国中的恶势力作战。”这篇政治主张，由北大校长蔡元培领衔，教务长胡适署尾，当时曾引起很热烈的讨论。又在民国二十六年（1937）1月，蔡元培、胡适、王云五，曾合编了一大本《张菊生先生七十生日纪念论文集》，书前有二十五年（1936）6月三人合署的一篇《征集张菊生先生七十生日纪念论文启》。以上二文，都出自胡适手笔。
其他在书籍的序跋方面，不谋而合的巧事更有很多。王云五《四角号码检字法》一书，有蔡元培的序，也有胡适的序；《清季外交史料》，有蔡元培的序，也有胡适的序；王季同（小徐）《佛法与科学之比较研究》，有蔡元培的序，也有胡适的序；《汪龙庄七札》（陈垣藏），有蔡元培的跋，也有胡适的跋；亚东图书馆、求益书局重印《新青年》，同有两人的题词；《崔东壁遗书》，有蔡元培的题词，胡适的序；《中国新文学大系》，有蔡元培的总序，而这部大系的第一册《建设理论集》，却是胡适编的。诸如此类，也例子很多。
《传记文学》第十二卷第一期，1968年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