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生平喜欢打抱不平。不但为朋友打，也为敌人打；不但为认识的人打，也为陌生的人打；不但为近在眼前的人打，也为远在天边的人打。只要真理所在、真相所在、人道有关、公道有关，我都不论亲疏、不分彼此，一概奋笔写文，要打个痛快。自1949年起，我困处台湾小岛，被国民政权作弄一二十年、二三十年、三四十年，肤尝身受于国民党政权者更酷更多，所以在感情上，尤为激越。这一激越，更使我要把人间不平之事，广为搜求，以个案详追，留为证词，述往昭来，且为乱臣贼子惧。在这种又感情又理性的态度下，每逢有代表性或特殊性的案件出现，我便特别注意，收为资料，写成文章。
五年前，1984年4月4日的国民党第一党报《中央日报》上，登出一则消息，标题说：“宋希濂等甘为中共鹰犬?香港侨团联合声讨?呼吁侨胞团结自强”，我看了大感不平。两个月后，6月7日清早，我花了两个小时，写成《鹰犬将军》一文。其中指出：“乍看起来，这一消息，只不过是大时代中的一个小故事，但在小故事背后，却有着不少的来龙去脉，很足以观察国民党封疆大吏们的心路历程。”我又指出：“国民党《中央日报》骂宋希濂‘黄埔败类’‘甘为中共鹰犬’，但我们遍查宋希濂的记录，却满篇都是‘黄埔之光’‘甘为中国（国民党）鹰犬’，他在四十三岁以前的青春，都在为国民党做鹰做犬、做忠鹰忠犬，出生入死、肝脑涂地；他五十三岁以前的生命，又在为曾做鹰犬而付代价，陷身大狱、劳改终年。为什么他在五十三岁出狱后开始转向？开始‘此度见花枝，白头誓不归’，为什么？宋希濂到了美国，已不在大陆，不在中共的控制之下，他为什么不‘投奔自由’？为什么不颐养天年，少说几句？为什么要甘为鹰犬成性，一而已矣，继之以再？甘为老K鹰犬之未足，又甘为中共鹰犬？这是为什么？对这一为什么，……（编者略）看来看去，只有伟大的国民党能够提出真的答案了。可是国民党只有伟大，没有答案，抹杀老鹰老犬，培养新鹰小犬，就是国民党的答案；国民党是绝不反省自己的，国民党是永不认错的，把一切过失都怪到人家头上，就是国民党的答案。”
这篇《鹰犬将军》，发表在1984年6月15日出版的“李敖千秋评论丛书”第三十三期上，那时我的书几乎期期查禁，不能合法出口。有有心人把它偷运到美国，在9月3日、5日的《北美日报》上，加以转载，宋希濂将军看到了。1986年1月，他在由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印行的自传中，就以《鹰犬将军——宋希濂自述》为书名。
宋希濂将军在1985年6月写的“前言”中，对这一书名，曾志缘起。其中说：“我在长沙长郡中学读书时期，各个帝国主义对我国侵略有增无已，甚至大唱瓜分中国的论调；国内军阀连年内战，民不聊生，基于爱国热情，觉得青年非奋起救亡图存不可。那时根本不知道什么叫共产主义，更不知有中国共产党，对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也是朦朦胧胧，只知道他是一位伟大的革命人物。在十六七岁时，我成为爱国运动的积极参与者，其后间道赴粤，投考黄埔军校，也就是为了这个目的。毕业后于役军中，参加统一广东的战斗，随后又参加了北伐战争、八年抗日战争，受过几次伤，在日本留学时坐过牢，都是基于爱国主义而奋不顾身的。当然，我也走过一些弯路，犯过严重错误。新中国成立三十多年来，进行了抗美援朝，抵制了俄国人企图控制我国的巨大压力，反击了印度、越南的侵略，任何外国人在我国犯了罪，都要受到我国法律的制裁，大大提高了我国的国际地位，增长了中国人民的志气，这使我感到由衷的高兴。但是祖国尚未完全统一，国家仍然相当贫穷落后，1980年我到了美国，会见了不少老朋友，结识了许多新朋友，虽已是垂暮之年，总乐意和大家谈论祖国的统一和加速祖国四个现代化。当过美国国务卿的基辛格曾说过：‘中国将是21世纪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美籍华裔学者现任旧金山大学校长吴家玮先生根据这句话加以引申说，这应该是香港、台湾与大陆统一后的中国。他希望旅美华人应该群策群力，促进祖国的统一和现代化。我十分赞赏和同意这种意见。我认为凡属承认自己是炎黄子孙的每一个中国人，都应为这个伟大目标而努力！但也有已经完全丧失了国家民族意识的极少数民族败类，指责我是充当中共的鹰犬，台湾一位著名的政论家李敖先生为此写了一篇《鹰犬将军》（见附录），纽约的《北美日报》转载此文时加了编者按语，其中说：‘宋希濂将军在垂暮之年，身在美国，远离国共两党，但因屡屡出面呼吁祖国统一大业而为人争议。这里被争议的焦点是宋将军应该效忠于自己的国家民族，还是应该效忠于政党，甚至效忠于领袖个人？显然宋将军选择的是前者。这对仍然受着几千年封建意识影响的人来说，是很难理解的。’我的思想和少年时代一样，那时是救亡图存，现在是祖国的统一和祖国的富强。《北美日报》编者的这几句按语，可说是我这位行将八十高龄的人一生的总结。我十分感谢这位素无一面之缘的李敖先生为我所写的《鹰犬将军》，并决定用这篇大作作为本书的书名。”
《鹰犬将军》在大陆出版后，1987年10月，宋希濂将军签题“李敖先生指正”一册，由傅朝枢先生亲去他家，取来送我。1988年7月28日，我在溪头旅馆里，感于他的好意，写下这样一封信：“希濂先生：承赠大作《鹰犬将军》，早由傅朝枢先生转到，极为感谢。大作定名，且以我的那篇文字遥应，益感先生盛德。隔海隔世，却能结书缘如此，想来令人欣庆。”“年来成立出版社，刊‘真相丛书’，已出《蒋介石研究》等十余种，虽为官方党方忌恨，然九死无悔，发愿要揭发真相，不容彼辈欺苍生而误后世。《鹰犬将军》在海外风行，憾未能在台湾出版（台湾有一盗印本，排成杂志尺寸，且多删节），我打算不计困难与折损（官方党方捣乱，困难与折损不可胜计，我的著作，被禁已达百册之多），出一台湾版，专此征求先生的同意。因此书在市场销售上必遭困扰，无利可图，先生与我，也均不志在为利，故拟采赠作者书三百本方式，折抵稿酬，聊表敬意。如荷先生俞允，希望先生：一、能为台湾版写一新序。二、能有增订之文，盼能一并刊入。三、惠借照片，俾便制版。台湾版拟用铜版纸制作封面及图片，品质当远胜大陆版，非敢以骄大陆版也，求小异以成大同，复结书缘于两岸耳！”“如蒙惠示，请寄舍下——‘台北市敦化南路496号金兰大厦12楼’，务必寄挂号，以防意外。”“台湾地小人狭，殊少河山之趣，亦乏游兴。昨天因控台中市政府之便（台中市政府配合警总非法在家母住所抄家扣书），转道来南投县溪头森林一游。半夜在国民旅舍774室读书写作，特奉书先生。此时万籁俱寂，静中密筹‘通书’之策于三通之外，快何如之！顺请大安。李敖。1988年7月28日。”
9月13日，我收到宋希濂将军回信如下：“李敖先生：奉诵惠书，深感欣幸！仆来美九年，常向友人道及阁下才华过人，文采风流，尤以风骨傲然，虽以文字罪系狱数次，仍然不为利诱、不为势屈，良可敬佩。数年来得读大作多篇，言之有物、言之成理，击节赏叹，惊为旷世奇才。我曾和江南、大风等谈及足下作品之可贵，在于有根有据、逻辑性强、无懈可击。仆虽不学，但对是非曲直，尚能略断一二，足下尚在壮年，幸愿好自为之，天下有道，必将脱颖而出；天下无道，亦必流芳百世。”“大札发自7月27日，奉到时为8月23日，我与香港通信一般为三四天，北京五天左右，大陆其他各地最多七八天而已。年来台湾当局大吹民主、解禁、工作效率高……而事实总是给自己打耳光。”“六七年前，在大陆任何企业都是国有化，印发《鹰犬将军》一书的文史出版社亦不例外，发行时负责人对我说版权各一半，我将大函和大风研究过，以征求他们同意为妥。已于数日前发出，估计无问题，因印发台湾版只是为了扩大影响，非为图利，但恐获复尚需时日耳！”“听说足下出生于东北，现在台湾是否也如张少帅一样，只有岛内的自由没有岛外的自由（也有人说张先生在岛内的自由也是十分有限的），来信谓台湾地小人狭，殊少河山之趣，如自由不受限制，何不效法苏子观泰山之大且高、观黄河之水且深乎！祖国大地可供游兴之地实在是太多了！我年八十二，今年5月尚去云南旅游半个多月，东至石林，西至苍山洱海以及滇缅边境，还有游兴未尽之感，嗣又去成都盘桓了几天。峨眉天下秀、青城天下幽、夔门天下险、剑阁天下雄，想足下早闻之矣！台湾斗室耳，坐井何以观天？书不尽意，先此布复。顺祝日安。宋希濂。1988年9月5日于纽约。”
10月27日，美中民艺学会的李蓝女士自美国来，带来10月7日宋希濂将军再给我的信，说：“李敖先生：7月27日惠书和附件，8月23日才奉到，由于《鹰犬将军》一书系文史出版社印发，这个出版社属公有制，在发行时负责人对我说，版权各占一半，因此我必须征求他们的意见，昨得复信同意由足下出台湾版。我于9月5日曾复一信，未知达览否？”“李蓝女士原在此间的《北美日报》任编辑，转载足下之《鹰犬将军》一文和《编者按语》，均是她处理的。现李蓝回台之便，特托她和您晤谈，出这本书，‘旨在扩大影响，非为图利’，我完全同意您的意见，我绝不计较利益，最重要的是可以删节而不要修改，希望您能写入合同内。一切由李蓝女士面谈商定。敬祝撰安。宋希濂手启。1988年10月7日，于纽约。”
李蓝是聪明明达的女士，住外国久了，权利观念和出版印象是很西方的。我向她表示，她可能不太了解在国民党几十年高压下出版这种“反动书刊”所遭的困难、损失和代价，以外国出版的常情与规矩，想在台湾出这种书，是不可能的。我很欣赏她那种极力保护宋将军权益的好意，但是，她也应该设想设想在台湾的高压下和销路不会超过两千本的评估下，出版这种书的艰苦。无利可图是必然的，但求少赔就不错了。对宋将军而言，台湾版只是扩大影响；对台湾的出版者而言，却是扩大影响以外，还得付出危险（政治上的和经济上的）的代价。正因为有这种畸形的状况，所以，我们无法以西方的权利观念和出版方式对待作者，没有人不想保护作者，但是谁来保护出版者，也该想一想。
我又告诉李蓝说：“在外国、在日本、在大陆，一本像这样的书可卖几万本，因此你可能难以相信在台湾竟卖不过两千本。但是，台湾在国民党的多年教化下，就是一个‘不悦学’、不流行读忧患之书的怪地方，并且宋将军的丰功伟业、苦心焦思，在台湾被封锁得一干二净，宋希濂三个字，在台湾全是陌生人，书又不能登广告，怎么卖？这一阵子远流出版社印行胡适的书，销路不好，原因之一是，年轻人到了书店，拿起书，竟问：‘胡适是谁？’何况宋将军的知名度，在台湾不及胡适；李敖印的书，大多书店不敢卖，这一情况，也盼你多想想。我并不希望你把我这些话，全部转告宋将军，免得他有精神负担，认为印这书给我带来太多麻烦。因为一切麻烦都是我心甘情愿的。我只是希望你们在外国的人士，能够真的体谅到台湾的出版者无利可图，就好了。至于原书‘可以删节而不要修改’一节，我很感谢宋将军主动替我的处境设想。但我既然印书，就一切都不怕，我从没有删节或修改的念头与事实，对海外、大陆的作者都是如此，宋将军的大作自不例外。我敢印，对内容的‘反动词句’我就全部敢负责，我不怕国民党找我麻烦。去法院吗？我去过两百多次了；坐牢吗？我可坐多了。”
李蓝离台后不久，大风有次从纽约来电话，谈起了他跟宋希濂将军很熟，我顺便表示，如大陆方面，格于公营和错觉，在授权上使宋将军为难，我并不坚持一定由他授权，不授权也可以出，只是希望由他多提供一些新资料，以便使新版本更有特色，就好了。1989年2月7日，宋希濂将军来信如下：“李敖先生：祝您新春快乐！在新的一年里，万事胜意。李蓝返纽约后详述与你会谈经过，深以为慰。正拟具体进行时，文史出版社突来信提出两点：一、版权不能转让。二、出版后要送给他们三百本。我得信后深为愤怒和厌恶，故暂搁置。日前大风兄转告尊意，深感足下雅量。我曾去信文史出版社痛斥他们的无理。如出版能实现，将来最多给他们三十本就行了。由于台湾统治集团中仍有一部分人对大陆敌对意识未减，故拙著稍迟出版，可能亦是一件好事。总之，我即照尊意搜集一些照片及几年来发表过的一些议论，陆续挂号寄来。至于序言，李蓝意最好就请大笔一挥，不超过一千字即可，未知能荷同意否？专此奉告。敬祝健康！宋希濂。2月7日（正月初二）。”
这封信后三个多星期，1989年3月3日，宋希濂将军就寄来十五份资料。他附信说：“李敖先生：春节发来一信，想已达览。兹由邮寄来资料十五份，可供参考，将来拙著付印时，哪些可以采用，取舍由您核定。照片正搜集中，不久当可寄来，专此敬颂春安。宋希濂。3月3日于纽约。”
3月30日，我复信如下：“希濂先生：去年9月5日信收到后，旋由李蓝小姐携10月7日信来，面商出书诸事，想蒙转达。后以彼方中变，我向大风先生提出变通办法，先生亦觉可行，甚感先生与我皆能就大处着眼，成此佳话。今年2月7日先生惠书后，3月3日寄来各件均收到，一俟先生寄下照片等，即可发排，并悉遵尊意处理（中国文史出版社在照片处理上太模糊不清，无法翻制，故必另找原照及其他照片，以光新版也）。”“《鹰犬将军》出台版后，如有可能，我想把汪东林的《宋希濂今昔录》等亦予新版，该书前面的照片原版，亦盼先生代为留意。”“前年俞济时约我一谈，我以不欲见人，故拒绝之。他所知内情独多，以与蒋关系过深，故不肯透露。孙元良回忆录在台出版，很多话不敢说，其人适如尊论。”“《鹰犬将军》以外，先生平生其他零碎见闻，一定还有不少，极盼能以拾遗方式，一条条写出。例如先生所知蒋的种种，当不止于尊著中所忆数点，如能以札记体裁，随意写出，其珍贵有趣，自不待言也。”“海外及故国山水之胜，当遵先生之嘱，有机会当往一游。目前为大量工作所困，恐动弹不得。每想及先生以八十康强，尚遨游于祖国山水之间，真令人歆羡也。即请大安。李敖。1989年3月30日。”
我的信寄出后，适接大风电话，知道宋希濂将军已赴大陆，无法及时收到我这封信了。直到11月11日，我收到宋希濂将军的回信，内容如下：“李敖先生：首先我对您致以深切的歉意。由于健康欠佳、心情不怡，7月初从大陆回纽约后，一直拖延了三个月才写信给您。”“一、我在北京和文史出版社负责人几次商讨，最后才说服他们，不争版权，只要不修改原书的主要内容即可。他们提出不管你印多少册，要送给他们三百本，我说估计最多印五千册，要三百本是太多了，以不超过一百本和对方商谈，最后他们同意了。”“二、我这本自传于1986年冬开始发售，二万五千册到1987年就售完了，去年我到云南、四川，今年到长沙，还有不少来纽约的故旧，向我索书，无以应命。所以然者，即中共在大陆取得统治后，（曾）对八年抗战过分地渲染八路军新四军打游击的作用，而对国民党军队浴血抗战英勇牺牲的事迹，极少叙述，更多的史料、文艺作品等则是丑化。自邓小平当权后，为了对台表示和解，提出了要实事求是地记述历史，才稍有改进，拍摄了一部《血战台儿庄》，也鼓励参加过抗战的人如实地写述史料，并有选择地在刊物上发表了一些。我的自传发售得这样快，主要是除亲朋故旧外，有不少做史料工作者和喜爱研究历史的青年，都希望了解一些实际情况。所以，如果文史出版社再印两万册在大陆发行也会有销路……（编者略）尊处如印五千册，估计在台售出三千册，在香港可售一千册，在美加等地可售一千册。请您审势决定。”“三、有几位好友对我说：书名题为《鹰犬将军》，未免太自贬了，不如自传为好。这当然是好意……（编者略）”“四、寄来照片十八张，有十一张是我在抗战期间（包括一·二八淞沪抗战）获得的，还有一些奖章和纪念章就从略。另有青天白日最高勋章在1949年战场中遗失了。附来的是从张达钧《四十年动乱新疆》一书中剪下来的，我希望印在第一张之后，其余的由您安排。”“您上次来信嘱我就过去和蒋介石见面多次，谈话内容回忆记述，我在当团长以前，见蒋次数不多，三言两语就完了。我之所以被蒋‘器重’，是在一·二八淞沪抗战强渡蕴藻浜击敌侧背、解庙行之危的那一战役。以后见面有些关键性的谈话，在书中基本上写了。俟回忆另有所得时再告。敬祝撰安。宋希濂敬启。”
我在上面发表宋希濂将军和我之间的全部通信，不加剪裁，目的就在完整地保存有关出版《鹰犬将军》的每一细节，由细节中的各种角度，来窥见成书不易、来理解经营之难。更重要的是，我想要人知道宋希濂将军爱国情殷的吉光片羽、一生怀抱的几许原貌。宋希濂将军要我“再版序言”，我不敢当。庾信《哀江南赋序》说：“昔桓君山之志事、杜元凯之平生，并有著书，咸能自序。”宋希濂将军“平生”部分，原书俱在，已存信史；“志事”部分，以他的谦和冲淡，有待发明，我愿在报告出书经过之后，试为申义。
宋希濂将军纵横乎疆场之上，他在抗日方面的功勋之烈、志事之苦，本来已是一个完美的、不朽的句点。但是中国之命运，正《庄子》所谓“有数存焉于其间”，宋希濂将军在家破人亡、备遭大难之后，却又否极泰来、别开新章。他的人生，在句点之后，又转入惊叹号。他以一介“战犯”，观礼于天安门，目睹祖国的兴盛；复以劫后余生，存活于北京城，身历覆巢的重建；又以垂老之年，云游于美利坚，乐叙天伦的难逢。更可贵的是，他不以亲人团聚为已足、不以延年益寿为已足、不以做自了汉为已足，反倒推己及人，为海峡两岸的生离死别为忧，呼吁亲人互相探访、中国和平统一。在他寄给我的文件中，我最为他七十八岁和八十二岁的两段文字动容。他写道：“我今年七十八岁了。自1924年黄埔军校毕业后即服役军中，一直到1949年底止，在这二十六年中，没有一年不打仗；我也几乎是无役不从，曾受伤过三次。我这一生，确曾身经百战。我对于中华民族这一百多年来所遭受的无比苦难和产生的巨大变化，是亲身经历和耳闻目睹的，是这个时代的历史见证人。我深深地理解到战争带给人民的悲惨苦痛。因此，我对于大陆和台湾之间的争端，一直主张和平统一。我坚决反对祖国的分裂，也坚决反对内战。来美四年，在子女们的关怀下，享天伦之乐以终余年，无心过问国事。但由于我是一个国民党的老兵，常常有人来问我的意见或者邀我参加某些座谈会，我总是以反对分裂、反对内战、希望和平统一、希望国家建设得日益强大，作为发言重点，完全是出于一片爱国热忱。但有些人听不进去，诬蔑我是在为中共搞统战。”“几年来台湾统治集团坚拒和谈，并高唱‘反攻复国’‘以三民主义统一中国’等高调，但自己并没有实力进行反攻，妄想大陆人民起来推翻中共的统治也只是一种幻梦。长此拖延下去，最后势必导致战争，这是人们的常识，也是事物发展的规律。如果局势发展到要打仗，不论双方胜负如何，可以断言，牺牲最多的必然是台湾同胞，损失最大的必然是台湾这块地方。”“我已经八十二岁了。……我认为，四十年的分裂局面是人为的，人为的东西都是可以改变的。分裂的原因我们先不要去管，应该着手的是努力结束分裂的局面。邓公小平提出了‘一国两制’，做出了大设计；经国先生生前开放了去台同胞回大陆探亲，为两岸人民做了好事；登辉先生继任，声明继续开放政策不变，受到了广泛好评。如果不只开放探亲，而且也可以开放通商，来往的人多了，经济互惠了，这统一便完成了一半，然后在‘一国两制’的前提下进行和平竞赛，振兴民族，造福同胞。凡是为了这个目标做出贡献的人，定将在中国历史上留下大书特书的一页。”“我垂垂老矣，只希望有生之年能看到祖国的和平统一和繁荣昌盛。”
这是一位半生戎马、半生忧患爱国者的最后高呼。他以大好青春为祖国效命、以出生入死为祖国献身、以垂老叮咛为祖国招手。牧野鹰扬于上、鸡鸣犬吠于下，他以一生的辛勤血泪，在在向我们呈现他在为国家民族做了鹰犬。做鹰做犬也有不同的境界，他为自己和我们，提升了这一境界。我们怀念宋希濂、怀念宋希濂、怀念这位令人敬重的“鹰犬将军”！1989年11月25—3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