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1949年4月12日到台湾，再过四个月，就是四十年了。四十年来，我结交台湾人无算，从贤到不肖，各类俱全。但我的生活范围很窄，所结交者，多以同学为骨干。我在台湾从台中一中初二上念起，念到台大研究所自动退学，结交了不少同学，其中尚有可记者，足资警世，老同学施启扬，便是其中之一。
我在1949年暑假后进台中一中，那时台中一中比较难考，外省子弟多去台中二中。两个学校我都跳班考取了插班，台中一中较好，我就上了一中。一中的台湾人最多，外省子弟比例极低，约占十分之一以下，我分在初二上甲班。那时初二上有甲、乙、丙、丁、戊、己六班，教室相连，同学很自然就认识了，其中之一，就是施启扬，他在戊班。
施启扬小时候长得就高高的，人颇斯文，但斯文得近乎讨厌，不知什么缘故，惹毛了外省同学陈士宽等人，结果被揍了一顿。那时我跟他不熟，直到进了高中，同分在高一上甲班，座位比邻，才熟起来。他请我去他家玩，也来我家。他为人少年老成，像个小大人，脾气虽好，但也喜欢争辩。我那时知识成长已经极为快速，在班上喜放厥词，颇为张狂。当时班上同学很吃我不消，王文振甚至写匿名信丢在我书包里痛骂我。不过我的张狂，纯是知识上的，只是恃才傲物，但不傲人，所以人缘亦佳，跟朋友只抬杠，不翻脸。施启扬由于像个小大人，却不为同学所喜。人又很笨，争辩起来，被我口舌修理，亦是一景。王新德有一次劝我：“你不要同施启扬争辩了，施启扬这个人头脑不行，你何必费唇舌。”这话使我印象深刻，至今不忘。
由于我自己年复一年在知识上“独与天地精神往来”，基本上，学校和同学是不能满足我的“境界”的，因此我虽然人缘亦佳，但内心深处，我却与人颇为疏离，我有一种“知识上的傲慢”（IntellectualArrogance），不大看得起人，尤其讨厌制式的学校生活。读到高二完了，高三上念了十几天，就因痛恶中学教育制度的斲丧性灵，自愿休学在家。我父亲是1926年在北京大学毕业的，充分具备着北大那种“老子不管儿子”的自由精神，他随我的便，轻松地说：“好！你小子要休学，就休罢！”
我父亲当时正是第一中学国文科主任，他跑到学校，向教务主任说：“我那宝贝儿子不要念书啦！你们给他办休学手续吧！”
于是我蹲在家里，在我那四面是书的两个榻榻米大的书房兼卧室里，痛痛快快地养了一年浩然之气。
在我在家养气的时候，一天施启扬跑来找我，他央我向王孟仁讲人情。王孟仁是我父亲老友，北京师范大学化学系毕业，为人鹰隼精明，讲了一口好日本语，也在一中教书，他最不喜施启扬，不晓得什么事，施启扬开罪了他，求我去说人情。王老师住在一中宿舍，日式房子，讨了台湾寡妇。他又深沉又喜欢写打油诗，与许文葵老师互骂，人颇有趣，我偶尔登门同他聊天。这次为了施启扬，乃亲去王府。不料我说明来意，王老师却满面怒容，他说施启扬是职业学生，早晚会大做国民党狗腿！我当时弄不清他们师徒之间，究竟发生了什么事，也不便深问，败兴而归。三十多年后回想此事，我还百思不解，只是每思及王老师的话，真要佩服他是预言家！
1954年暑假，我以同等学力的资格考进台湾大学法律系司法组，读了不到一年，又不想念了，乃重施故技，自动休学。痛快了几个月，然后考入台大历史系。在历史系后期，我住在温州街73号，台大第一宿舍第四室。第一宿舍颇多法学院的同学，因为法学院是我“娘家”，所以跟他们更熟。施启扬那时在法律系法学组，常来看我，我也去看过他。有一件事是他的“义举”，值得详记。
我的好朋友孟大中在物理系，他的父亲孟昭常和他母亲早在印度离婚，离婚后他和弟弟孟大强都随父亲到台湾读书，母亲仍在印度。有一次聊天，我忽然想起，如果离婚时，离婚证书上兄弟跟了母亲，那么兄弟两人即可视同侨生，不必当国民党的鬼兵了。孟大中听了，为之心动，希望我帮他假造一张离婚证书。我说可以，可是其中法律问题得找施启扬。于是找到施启扬，告以原委，遂由施启扬起草，捏造了一封符合当年印度离婚情况的“离书”，其中每一细节，包括币值换算，都做得天衣无缝。造好后，由我亲自刻印二枚，作为证人。一人名彭立云，一名为孔昭庆，用印后，全纸用茶水泡过，再予晒干，于是大功告成。为求妥善，我建议孟大中去找台大训导长查良钊，查良钊当年也在印度，与孟昭常为旧识，可做人证。查良钊在西南联大时外号“查婆婆”，乐于助人，又为人糊涂，如告之以离婚时兄弟跟了母亲，他必然会跟着说模糊记得，如此在“离书”以外，可多一人证。于是一切依计行事，孟大中果然不必当兵，远走高飞矣！我在《大学后期日记》中1958年5月13日条下写“昨今日皆研究离书”及刻印的事，即隐指此事。7月10日条下写“夜大中请我和启扬晚饭，后去新生看God’sLittleAcre，我是老马请的。”就是事成后孟大中的庆功宴。施启扬当年肯这样义助朋友，冒险一起伪造文书，我至今感谢他。
我在大学的毕业论文题目是《夫妻同体主义下的宋代婚姻的无效撤销解消及其效力与手续》，写作过程中，因为牵涉到中国法制史，特别到法学院找材料。施启扬陪我，拜访了戴炎辉教授。后来我发现原来戴炎辉的著作，多是抄袭日本学者仁井田陞的，特别告诉了施启扬，他大吃一惊。那时他也研究中国法制史，可是法学院的仁井田陞及其他有关法制史的著作，都被戴炎辉借走，别人都无法看到，他乃向我借去不少。他写的借书信，经常是这样子的：
李敖兄惠鉴：
下列诸书写报告须做参考之用，不知贵系图书室或中文系图书室可否借到？若可借到请即交由家弟敏雄携至法学院是幸：
（一）杨鸿烈?《中国法律思想史》（上册）
（二）程树德?《中国法制史》望能速借，劳神之处谨先在此致谢。专此敬颂学安
（请代向贵室诸室友问好。）启扬上5月16日
李敖兄：
来访未遇。《中国法制史》《中国法律发达史》及《历代刑法志》我已取去，学期结束前（1月15日前后）奉还。
祝愉快！启扬留12月24日中午
我们在大学的时候，书籍贫乏，今日不难找的书，当时都视为奇货。从这两封信中，也可约略看出那时大学生的处境。
1958年8月2日，我大学毕业返回台中，有日记如下：“四时十分与弘、祝公、庭生、鼓应、克斌同车赴车站，华俊与又亮已先赴车站办好行李。至车站时，已人群一片，今日送行者：1周弘2景新汉3马宏祥4白绍康5华昌平6李华俊7陈又亮8陈鼓应9祝庭生10张克斌11袁祝泰12朱广诚13黄锡昌14施启扬15佟耀勋16阙至正17孙英善18林淑美19杨祖燕20杨世彭21袁天中22萧启庆23王尚义24陈良榘25王曾才26李耀祖。”由这段日记中，可见我交游广阔、人缘亦佳。送行人中，李华俊、朱广诚、施启扬都是我台中一中旧识，最早认识的。
我返回台中后，等待南下入营做预备军官。施启扬有信来，也谈到借书的事：
敖兄：
大函敬悉，谢谢您。在校时劳费您代借书籍，至以为谢，并在此致感激之意。您要当兵了，而且是最坏的一种步兵，7日入伍，我因学校有事（现在在系里任助教，无法随便跑）不克返台中送行，又未能到您家吃蛋炒饭、见见静波，甚觉可惜。萧启庆已考取研究所了（罗某亦取了），今后可以劳烦他代借书了。我记得上次在您寝室，见您曾借得商务《万有文库》里的《唐律疏义》，不知您从何处借得，如尚记得请以后来函时，顺便惠示，因萧启庆对多处书籍恐无阁下之熟悉，故先问妥。专此敬颂近安
并请向静波问好启扬上9月5日
从这封信里，可以看出施启扬他们研究法制史，竟连《唐律疏义》等起码的书都不得见，当时大学生的贫困与孤陋，由此可见。
我当兵后，施启扬也有信：
李敖兄惠鉴：
华翰已敬悉，因杂务缠身，迄今始奉复，谨致最深歉意，并望鉴谅是幸。
前日往第九宿舍，访萧先生未果，因第九宿舍并无萧先生之名（宿籍），想萧先生是住他人床位吧！归途在校总区见到王文振，他是梁仰芝先生最得意的学生，但现在学的却是化学。他领我参观他的研究室，仪器书籍满室，使我惭愧不堪，您知道高一我数学在“戊组”，而且经常在及格边缘，高二、高三时对理化等更无兴趣，在那段日子学理科的课真是受罪，您是高三的逃兵，并未吃过苦头，我现在看了理化数学的仪器书籍内心犹有余悸，想您必亦有同感。
王文振住第九宿舍，我就托他找萧先生，昨天他来函说萧先生已找到，并将《唐律疏义》寄托他处待我去拿。我很感激您及萧先生，因为我需用的书籍大都是劳费您代借的，谨在此致最高谢忱，并请您在给萧先生函中代我向他致谢意。我向您借的书除《唐令拾遗》《中国妇女生活史》，明日携往萧先生处请他还给图书馆外，《唐明律合编》《明律集解》及《故唐律疏义》假如可以继续借而不麻烦的话，就准备再借下去，因为我的报告必须再加修改补充，现共有七万字，我很想利用假期再加补改。萧先生说他可以将《唐明律合编》等之书改换他的名字继续借，如果您认为不会打扰他，就要麻烦他了。
您军中生活恐还不惯，秀才当兵，一辈子当不好，好在入伍训练即将结束，届时在台北当可再看到您。最后祝您军中起居作业一切安好。并保重身体。
启扬敬上12月10日晚
1961年我当兵归来，住在台北新生南路三段六十巷1号四席小屋，施启扬那时正在军法学校服役，担任教官。有信如下：
李敖兄惠鉴：
显昌已将您的信交给我，首先我应感谢您帮我借这许多书；再者我以为那些书已经由萧启庆兄转借，因为我曾经写信给他，请他设法继借，他函复说已继借，我以为已由启庆兄过户。看您的信后才知道尚未过户，使您极为尴尬，深致歉意，并请您鉴谅为幸。我在军法学校颇为忙碌，除星期六回宿舍与黄狗等玩牌之外，其余都关在军营中。专此奉复，并颂
近佳弟启扬4月27日
这信中所说玩牌的事，是施启扬一大特色。施启扬在1958年毕业于台大法律系法学组，并以第一名考入台大法律研究所，同年10月又考上高考状元。论者以为施启扬一定非常用功，其实不然。事实上，他是一个考试匠。他所知不多，但有本领在考场一小时内，用他清楚端秀的写字，把所知发挥得淋漓尽致。因此在“考工记”上，占了大便宜。他平时在宿舍不是最用功的，玩牌时间很多。他的天资也不高，悟性尤差。有一次在我宿舍，和孟大中等看漫画，别人一看就笑了，他却看不懂。王新德说他“头脑不行”，可谓一语中的。
1961年年底，我在《文星》开始兴风作浪。后来施启扬退伍，时相过从。他的法制史研究几乎全靠我提供资料。我保有一张他亲笔的借书条如下：
启扬借：
一、《支那身份法史》
二、《中国婚姻史》
三、《东方学报》
四、《婚姻与家庭》（中、日文）
五、《现行亲属法论》
六、《中国亲属法》元月21日
仁井田陞
《中国法制史》（刑法）
1984年5月22日《政治家》周刊第十五期登说：“早在台大念书的时候，施启扬即相当活跃，他和丘宏达、陈继盛、陈隆志等人，被认为是法律系最杰出的学生。在《大学杂志》全盛时期，他和陈少廷、关中、陈鼓应、丘宏达、李钟桂、许信良、张俊宏等人，都是国内一时的精英，为文批评时政，广受瞩目。他也曾在《文星》杂志帮过一些忙。”说到施启扬和《文星》的关系，这是不确实的。施启扬从来没在《文星》杂志帮过忙，他只在留学德国时，写过一篇稿子——《从歌德学院到海德堡大学》。关于投稿给《文星》的事，1963年1月9日，他有信给吴章铨、魏廷朝、史静波，全文如下：
章铨、廷朝、静波兄：
新年如何度过？在台湾还是旧历年热闹吧！
除夕夜二十余名中国人在基督教宿舍聚餐，甚为难得。可惜有不谙中文之中国人，大家以中国话交谈，使他们颇感寂寞。中国在东南亚有千余万华侨，中国若能强盛，这些华侨将是不可忽视之潜力。
最近看了一场令人愤慨的电影，名mondoCane（《狗的世界》），意大利片，内容讽刺中国人吃狗肉，许多德国人看了都认为中国人不文明。本来文明与否原不以西方风俗作为价值判断的唯一标准，狗肉的营养亦许很丰富，但时值东西文化逐渐融合之际，许多文明的标准还是要以西方的观念为断。我不知有多少中国人喜吃狗肉，这些中国人显然在外国被认为不文明，同时外国人误以为狗肉系中国人的普遍佳肴，把所有中国人都骂在一起，真是气人。
台湾最近有何消息否？报载留欧公费生生活费用每月从一百美元提高为一百二十美元，这是对公费生最佳消息。教育部公费生（如翁岳生）每次都说DAAD学生待遇好，我们则谓之“国宝”（国家公费生）待遇好。
最近因涉及泄露国家机密罪被捕之DerSpiegel（《镜报》杂志）发行人及编辑等已有公开审判之消息。DerSpiegel系德国的《自由中国》，专摘发政府劣行，发行遍全国及国外，去年10月间因再攻击国防部长Strauss，被指为泄露国家机密，由司法部羁押在监，结果Adenauer内阁几因之垮台（全国大学、学术机关、学生团体均举行示威，我也跑去凑热闹），结果Strauss去职，内阁改组，民心大失，DerSpiegel则照常出版，至于发行人及总编辑因发表NATO军事演习之机密文件涉嫌犯罪，现仍侦讯中（出版人泄露军事机密是另一回事，新任司法部长已下令速行公开审判），以后发展如何不得而知。
上次所寄稿件，如《文星》有意采用，所附照片一张可做插图，如未蒙采用则留兄等处作为纪念！
弟启扬上1月9日Heidbg
施启扬的文章，我把它登在1963年2月的《文星》第六十四期。全文六千五百字，稿费三百二十五元。这封信中提到德国学生为争言论自由举行示威，他“也跑去凑热闹”之事，可以看出施启扬的热情一面。在他留学期间，1964年，台北发生了彭明敏、谢聪敏、魏廷朝被捕案。这案当事人是他的老师和同班同学，听说他曾写信回来向台湾当局抗议。这一抗议，害得他在1967年回台后，被当局冷冻了好一阵子。使他深知利害，胆为之寒。他回台后，有信给我如下：
李敖兄：
近况可好，甚念！我已于6月底回国，将在法律系任教，现住在基隆路学校招待所。最近在正澄那里看了《大学后期日记》。
听赵天仪说现在有车子，有时间欢迎来玩！专此?并祝近安！弟启扬上10月22日
根据我旧日记，收信后半个月，11月6日，我跟施启扬见了面，五年阔别，相谈甚欢，中午连家立请于李园，有空中小姐王芳华、施启扬在座。十八天后，11月24日，汪中磊请于美而廉，施启扬、张、陈二小姐在座。12月3日，施启扬请我于李园，陈正澄、陈小姐、施敏雄夫妇、小蕾在座。十一天后，12月14日，与施启扬去中德文化协会看材料，请他于美而廉。……这段时间，是我和施启扬交往较密切的一段日子，他那时回台不久，颇为索寞。名片上印的是
虽未投闲置散，但是并没蒙国民党当局重用。
到了第二年，1968年，他跟国民党当局的情况开始变化，他做了国际关系研究所副研究员，兼任国民党中央设计考核委员会委员。这年5月13日，他打电话告诉我，说看到4月23日的香港《大公报》，有张其义写的专栏文字，标题是《台湾的“文星集团”事件》，可看出中共方面如何看《文星》被封，请我注意。这时他日渐“归正”，我则因《文星》已垮，处境日恶。这年10月28日，他和李钟桂在台北中山堂光复厅结婚，由国际关系研究所主任吴俊才证婚，在所有他的外省同学中，只请了我一人。
施启扬结婚后，夫妻两人，相激相荡，求仕之心越浓，物欲也越强。有一次我卖了一套《古今图书集成》给国际关系研究所，他居然从中要了我的红包！那是1969年1月26日，红包是当时价值新台币两千八百元的《社会科学国际百科全书》（TheInternationalEncyclopediaoftheSocialSciences），虹桥书店翻印的，原版要当时美金五百四十元。为了使《古今图书集成》顺利卖成，我送他了。但是心里一直觉得不是味道。因为书是我直接写信给我的老师吴俊才卖成的，施启扬实在没有拦腰打劫的道理。我回想起他回台时一直表示羡慕我有小汽车的事，我想这位老朋友一定穷疯了。
有一次，有外国友人向我要台湾钳制言论自由的法令，为了使译名准确地出自法律行家之手，我到施启扬家，请他代译成英文。他犹豫了一阵，慢慢地翻译如下：
出版法ThePublicationLaw
社会教育法TheSocialEducationLaw
戒严法TheMartialLaw
台湾省戒严期间新闻纸杂志图书管制办法
RulesGoverningtheControlovertheNewspapers，MagazinesandBooRsduringtheMartialTime
内政部台（47）内警字第22479号函
LetteroftheMinistryofInteriortoPoliceOrganizations〔No.Tai（47）Nei-Chin-Tze22479〕
为了使他安心，我机警地当场照他的译稿抄了一份，不带他的笔迹出门。不料到了门口，他忽然冒出了一句话，他说：“李敖兄啊，也该为政府留点余地啊！”我听了，大吃一惊。我所认识的施启扬怎么说出这种话！我心里想，这位老兄大概跟国民党搭线搭得有眉目了。我很不高兴，义形于色，说：“启扬啊，这样的政府，它给我这种人留了什么余地呢？”从此以后，我就没再见过施启扬了，如今转眼二十年了。
1970年12月11日，每年一次的台中一中同学会在台北举行，这次是在桃太郎餐厅，我没有去，事前写信给老同学林益宣请假。全信如下：
益宣兄：
今天收到你寄来的台中一中同学会聚餐请帖，抱歉这次我不能来了。
从彭明敏偷渡后，我即被跟踪，直到今天，已十个多月。每天二十四小时，专车一辆，四人小组，侦视不停。我如来参加同学会，一定带给老同学们不方便，于心何忍？
老同学中，谢聪敏也被跟踪，是三人小组。不过跟他的是警察，跟我的一开始是警察，后来改为警备总司令部的特工。
老同学中，“飞上枝头做凤凰”——在世俗眼中，飞黄腾达者——亦有之，施启扬是也，已官拜国民党中央五组副主任。启扬是好好的念书人，何苦如此？一定是书念得太多，念糊涂了，这话并非背后骂他，当他面，我也这样说过。
弗罗斯特（RobertFrost）说他选了更少人走的路，所以结果就大不相同。（Tworoadspergedinawood，andI/Itooktheonelesstravelledby/Andthathasmadeallthedifference.）二十年前同聚一堂的老同学，如今竟“幽明异路”（这四个字没用错）如此，思念起来，好不可叹！
请代我向各位致意。如这封信给各位传观一下也无不可。祝你好！李敖1970年12月6日
这封信写后三个半月，1971年3月19日，我就被捕了，这是我第一次政治犯入狱，前后坐了五年八个月的牢。在坐牢最后一年时，被送到土城“仁爱教育实验所”，开始被“实验”，也就是“洗脑”。为了优待也为了隔离，国民党把我和谢聪敏、魏廷朝、李政一四人开了专班。前后请来的国民党来“上课”的，有陶涤亚、毛树清、项乃光、周道济、王洗、屠炳春、林钟雄、任卓宣、柴松林等等，其中竟然还有施敏雄！施敏雄是施启扬的弟弟，本来跟在我和他大哥旁边，又吃饭又跑腿的，如今居然装作不认识，前来给李敖、谢聪敏、魏廷朝“上课”了，我感到一阵厌恶，我冷眼相向，一言不发。深觉施家兄弟，为谋干进，竟不入流如此也！
我出狱前，施启扬已由中央五组副主任调为中央青工会副主任、代理主任。我出狱第二个月，就升任“教育部”常务次长，后来又升为政务次长，再调为“法务部”政务次长。
1981年8月10日，我第二次政治犯入狱半年，这案子表面是萧孟能告我，骨子里却是王昇等政治力量介入整我（此案几年后已平反，萧孟能已因诬告被法院判刑，现正通缉中）。在入狱前六天，8月4日，我写了一封信给施启扬，内容如下：
启扬兄：
昨天中午收到台北地检处七十年执字第5000号传票，要我在8月10号下午3点报到服刑，我想了想，决定还是写这封信给你。
关于我又遭到冤狱的情况，我有《给黄少谷先生的一封公开信》发表，这里不详谈了。我要谈的是：在我这六个月的刑期中，你所掌管的监狱，究竟是以什么样的方式对待我？监狱内部的情况，为你所深知，为我所略知，你是我三十二年的老同学，你我立场不同，但是交情应在，我以项羽最后“吾为若德”对老朋友马童的心情对你、告诉你：我不愿在你任内写公开信给你，或写《台湾古拉格群岛》（theGulagArchipelag）发表。我希望你依情理法注意我这六个月的牢居生活，我想这样对大家都好。
“浮云一别后，流水十二年。”我现在重读你写给我的四封信、重读你在大学时期的大作、重读你给章铨、廷朝、静波三位的信……回想我们当年的交情，真有不胜今昔之感！呜呼启扬，知我心哉？
问你好，也问新娘子钟桂好（写到这里，我又想起新娘子结婚那一幕，俊才老师证的婚，恍然如昨。我的冤狱，已告诉俊才老师，他有电话给我，说注意此事，顺便告诉你）。李敖1981年8月4日
施启扬收信后，打电话给刘会云，详谈他跟我的多年交情，表示在他的权责范围内，一定对我照顾，请她转告我。事实上，他为了避嫌，我看不出他对我有何照顾，就一如魏廷朝后来坐牢，施启扬在“立法院”公开宣扬他同魏廷朝的交情，但实际上却对魏廷朝没有任何照顾一样。1981年11月23日早上，我在土城看守所篮球场运动的时候，狱吏跑来，说：“所长紧急通知，法务部次长到所里来了，想见见李先生。”我说：“可是，我不想见他啊！”传闻开来，上下人人称奇，都说李敖架子可真大。那次施启扬到土城看守所，是陪“监察委员”来的，顺便要见见我，结果吃了我大架子而归。事实上，施启扬真的有诚意要见人，可以直接从所长办公室走进押房来，但他不敢。我出狱后当天，1982年2月10日，就发表文章攻击监狱黑暗，引起轩然大波和监狱逃亡和暴动。第一是2月27日花莲看守所喧闹事件。由二十七名人犯闹起，看守所急电警察局请求协助，警察全副武装赶到，才告平定。第二是3月8日新竹少年监狱暴动事件。一千四百七十六名人犯全体出动，监狱急调镇暴部队（三个中队）及新竹警方各分局人员弹压，才告平定，暴动长达二十四个小时，监狱设备几乎全毁。“法务部”大官人（监所司副司长王济中）公开发表谈话，说作家李敖出狱写文章，引起社会大众注目，给了少年受刑人心理上的后盾，认为闹得越大，越能得到社会大众的支持与同情，所以，都是李敖惹出来的云云。同时，“行政院长”孙运璿在“行政院”院会里已对狱政表示疑虑，“法务部长”李元簇在院会里、立法院里、报章上、电视上，不断对我“点名批判”，官方为封杀我，尽量一面倒传播批判我的，而不传播我的。但官方的一些议员，为了选票及其他，却忍不住这个好题目，“立法院”中游荣茂、李志鹏等国民党议员，提出质询，党外的当然也不放过。最好玩的是国民党“立委”温士源（“司法委员会”召集委员），他在2月23日书面质询，反对对李敖做“迹近英雄式的报道”，“对青少年人来说，各报虽无奖励犯罪之意，亦恐有导引不当行为之可虑”……在满城风雨中，施启扬初则沉默，继则加入“法务部”批判李敖阵营，说李敖所写，讯息多是间接得自传闻的。我立刻反驳他，我说这位“法务部”次长连监狱押房都不敢实际去看，他得到的讯息，又直接到哪儿呢？他比我还间接啊！
虽然如此，我的揭发狱政黑暗，终于促使了李元簇的下台，阴错阳差地，施启扬反倒成了受益人——升任“法务部长”。
施启扬的升任“部长”，基本原因，是他深知为官之道，为人全无锋芒与野心，又具有“崔苔菁”（吹牛、台湾人、青年人）的条件，且是外省人的女婿、德国的博士，自是国民党提拔的最佳样板。事实上，他的本质是十足的官僚，胆小怕事，但求做官，其他推托。他在“法务部长”任内，我写过几封信指责司法与狱政黑暗，不但寄给他，并且一一公开发表。他除了请老同学程国强回我一次电话外，一直龟缩不理。我在1984年10月6日的信里，有这样两段：
启扬老兄：
我在周清玉发行的《关怀》第35期上，写了一篇《你有郑文良，我有赖文良——给施启扬的公开信》，已于10月5日上市，我盼你找来一读，如果你老兄还重视舆论的话。
我这篇文章是应周清玉主持的“监牢暴行与监狱人权”座谈会而作，因我概不参加任何集会，故以书面代之。在我文章后面有座谈会摘要，中有刘峰松的谈话，刘峰松说：（中略）启扬老兄，你看了上面刘峰松这些谈话，你到底做何感想？如果是做官，当然你可以一切视而不见、一切掩耳盗铃、一切说我们是“幻想”；但是，如果是做人、做有良知有血性的知识分子，你恐怕就无法这样拖下去，你怎能把所学和所用变成两截、把你精湛的法学只当成谋干禄的工具而不当成救世的良方？所学和所用绝不能变成两截的，如果变成两截，那就真的“读圣贤书，所学何事”了！
也许我要求你改善积弊已深的狱政，是一种苛求；但我要求你面对积弊而不掩饰它，应不算苛求。你如果没有力量去改善，我们不全怪你；但你没有勇气去承认、去面对、去辞职、去不做这同流合污的官吏，我们就要怪你了。你是我的老同学，又是我爸爸的学生，我实在忍不住要再写信正告你。请你回我一信，明确表明态度，不要再托国强转话来，如果你老兄眼里还有老同学的话。李敖1984年10月6日
但是，这时候的施启扬，早已不是当年的施启扬了，他一心做官，眼里早已没有老同学了。在做官的热衷下，他曲学阿世，一路朝所学和所用变成两截的绝路走去。为了取媚当道，今天他搞出“刑法修正案”来保护“元首”、明天宣称“长期戒严合法”来维系政权；今天重申此时此地不宜组党来一党专政、明天声言调查局绝不会监听“立委”电话来掩护“锦衣卫”；今天表示台湾没有政治犯来歪曲事实、明天又大兴土木盖新监所来蹂躏人权……这样一个高级知识分子为了做官，自我作贱，岂不太令人寒心了吗？
回想施启扬当年，在大学生李敖公开写文章给雷震《自由中国》半月刊的时候，他也匿名“扬正民”，写《一个大学生的信念与看法》，投稿给《自由中国》（《自由中国》第十七卷第七期），并偷偷去造访雷震（据1957年4月1日雷震秘密日记），可见当年的施启扬，尚不失其真诚的一面。但是曾几何时，人就变了人，变成了官场中人，丑陋不堪了。这是什么缘故呢？
多年以前，有一次施启扬跟我聊天，谈到老学弟朱石炎。他说：“朱石炎是司法界一个很正直的人，是不肯同流合污的，但是如果你把为了国家等大帽子来说动他，他也会糊里糊涂一起做同流合污的事。”如今施启扬变了，但他的本质又不是什么坏人，难道这种变化，是被国民党套上为了国家等大帽子吗？我但愿如此。
杜甫《秋兴八首》有句是：“同学少年多不贱，五陵裘马自轻肥。”施启扬与我同岁，出生晚我十天，同学少年，而今“自贱”如此，想来不无怅惘。台湾是小地方，施启扬卖身投靠国民党，“五陵裘马”亦不可得，至多只是讨个姨太太终老而已，何苦来啊！这是“自轻肥”吗？非也！“人焉瘦哉”耳!1988年12月19日
附录一一个大学生的信念与看法（施启扬）——读《大学教育的悲哀》有感（编者略）附录二从歌德学院到海德堡大学（施启扬）（编者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