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1年2月6日，我在澎湖退伍，午后抵高雄；十一天后，我在台北租到“四席小屋”，是我一生中第一次有了自己的住所。有一次在外遇雨，坐计程车回来，那是我第一次坐计程车，想不到表一跳又一跳，而我的心也随之一跳又一跳，跳到十元，我心惊害怕，连喊：“下车！下车！”——人穷之时，连计程车都坐不安稳也。在“四席小屋”四个月后，6月15日，我改租“碧潭山楼”，此房比四席多了一席，一人徜徉其中，颇得山水之乐。满清遗老写诗说“委蜕大难求净土”，此之谓也。8月18日我考上台大历史研究所。做研究生时候，发生了陈骥、吴章铨陈情事件。陈骥、吴章铨是高班的研究生，他们不识相，向校方提出陈情，替历史系提出兴革意见。台大校长钱思亮、文学院院长沈刚伯，一怒之下，把陈吴二位记过，二人大呼负负，我戏呼这是“台大的陈胜吴广起义”。我后来跟朋友说：“你们看到我怎样对付台湾大学了吗？——我写文章公然攻击台湾大学，可是钱思亮、沈刚伯不敢动我一根毫毛！他们就是不敢对我这特大号的研究生有任何惩处，他们是专拣软柿子捏的，他们就是不敢惹我！陈骥、吴章铨的心血和方向是全浪费了、弄错了——他们想用陈情的方法去跟国民党打交道，这是枉费心机、是反要惹来一头雾水的笨事！对不可救药的统治者，只有打打打，是不能陈情的；因请愿而灰头土脸、而吃耳光，是可耻的！”
这个研究所，最后我没有念完，就自动休学了。但台大跟我的梁子并未中止，全部内情，有一封我给钱思亮的信，一看便知：
思亮校长：
五十二年夏天长谈之后，迄未晤面；冬天我为文论列《高等教育的一面怪现状》，无形中已与母校疏远。我是五十二年3月19日自动在历史系研究所休学的，第二年春天，本应复学，可是我不高兴再来办手续，就这样的，我离开了台大。
离开台大后，外面传说我是因为骂学校而被开除的，我每听到这类说法，就立刻加以解释，我不但说我是“因为学校腐化，不高兴再念，而自动休学”，并且还指出“钱思亮、沈刚伯诸君还没有那样坏或有那样的胆量——敢开除李敖。他们曾警告两个私下里写信建议的学生，却不敢碰一下我这个公开写文章攻击他们的学生——这就是他们的公平和胆量！”
我对母校腐化情况的攻击，我知道惹得你们极不痛快。你在黄季陆部长面前大骂我的话，我也不是不清楚。可是你总该知道，我不是没有保留的人。我的一篇《台湾大学的“新十诫”及其他》被我直压到今天，才肯公布。光此一事，就可证明我不是不为你们留点余地的，你们也大可不必在校外人士面前失态也！
提到你们在校外人士面前失态，我倒要正式问你一件事。你知道我为写文章论列胡秋原“闽变”叛国事，被他诬告到官厅，缠讼四年，还没了结。我写这篇辩正史实的文章，用了不少心，也参考了不少材料（其中有私藏的，有公藏的，公藏中有参考台大藏的，如“闽变”期间民国二十二年12月11日的《国闻周报》第十卷第四十九期，就是一例）。
当打官司的时候，法官问到我材料的来源，我完全根据实在情况说明，坦然陈述，自无疑义。谁知道胡秋原在半道里，忽然提出一项证据，他说他去函台大，问台大藏书和李敖借书的情形，据台大回信，说该校根本没有“闽变”年份的《国闻周报》，所以李敖是当庭说谎云云！
胡秋原这番话，使我大惑不解，因为我明明看过并且至今还有“图片证据”（图片上有钤记是台大藏书）来证明台大藏有“闽变”年份的《国闻周报》，我的母校，怎么会公然作伪证呢？
为了使事情更清楚，我托律师从胡秋原呈庭的证据中，抄出了台大的这封回信，全文如下：
台湾大学
敬复者：3月21日
大函敬悉承
询各节经交本校图书馆查报敬复如次：
（1）本校历史学系研究室存有该年份《东方杂志》，中国文学系研究室存有《国闻周报》，唯其中无来示所开年月份之部分，至该年份《大公报》，亦未存有。
（2）本校各研究室所藏图书，供师生研究参考之用，有关学系师生可就室阅览。因人数众多，如非借出室外，自无登记记录可查。所询研究生李敖于五十一年9月内有无借阅各该书刊一节，经图书馆查阅借出登记簿内，该月无此记录（五十年12月9日该生曾借民国二十四年份《国闻周报》十二~二十四期之合订本，与来示所开年份不同，该年份《国闻周报》，本校并未存有，已如前述）。
国立台湾大学启五十二年4月5日
看了这封所谓“敬复”的信，我才完完全全明白：我的母校的确公然的在帮助“校外人士”打击自己学生——的确明目张胆地做了愚蠢而阴险的伪证！
当然了，这封伪证信是经过校长授意才发出的，所以它的失态，不单是国立台湾大学的失态，也是我们当今“太学祭酒”的失态。校长先生何不想想：堂堂一个国立大学，有什么必要，要“敬复”外面人的这一封信？来信人不是法院，不是官署，国立大学又有什么权力，什么法理依据，要向来信人“敬复”一个被他在法院诬攀的自己学生的在校状况？退一步说，你们发贱，“敬复”也可以，但怎么可以“敬复”得以伪证陷害自己学生？你们到底有心肝没有？
校长先生，你托你是胡适干女婿的福，跻身为今日台湾社会贤达、学术自由的象征。你到底为维护学术自由和自由学人做了多少事？挺身为这些人事“抗”（káng）了多少？你心里有数，我们心里也有数。要你这种软骨病的人来“抗”什么，我们知道这是奢求，但我认为你既不敢“抗”什么，至少不该一反其道，反倒助纣为虐地“陷害”什么。可叹的是，你毕竟畏于权势，居然一再协同“陷害”了。——我为你可惜，我为你可耻。
我跟胡秋原的官司，自五十一年打起，至今未了。我本来不想劳动你，所以一直没请法院传你作证。现在关于胡秋原叛国资料的来源问题，因胡秋原仍利用台湾大学的伪证信来打击我，所以我现在不得不请法院开始传你，希望你先读读“刑法”中伪证该当何罪的条文，再来答话。你若想在出庭前参观我的“图片证据”，以便有所准备，我也欢迎，但请不必摆架子，一定要你亲自来，才给你看。
1966年，被胡秋原诬告后第五年的开始之日，
李敖在台北敬祝
思亮校长早早退休！
收信后，钱思亮缩头乌龟了，不回信也不去法院，当然我也莫奈他何，但我的本领却可拿出证据，让他遗臭万年。钱思亮如此卑鄙，帮助胡秋原陷害我，起因是我发难揭发台大黑暗所致，在我发难以前，他对我这台大名学生倒是一再示好的。在历史系毕业谢师宴上，他特别招手请我过去跟他聊天；1963年夏天，他还特别与我做了一次长谈，长谈中他透露了一个秘密，他说：“胡先生（胡适）死后，留下一些遗稿，其中有一封写给你的信，可惜没写完，所以你直到今天还看不到。信中有一段是胡先生否认你在《播种者胡适》文章中提到的六万美金的事，你说政府送他六万美金宣传费，胡先生退回了。你写出胡先生这种高风亮节，对胡先生是好的。可是胡先生否认对他好的这件事，更可看出他人格的伟大。”那次谈话以后，我们便没再见面了。
我在“碧潭山楼”的时候，曾有一封惹来大祸的长信给胡适。这封长信起源于胡适看我太穷，限时信寄来一千元（当年的一千元，还蛮值钱）。我很感动，乃写了这封信。事缘1952年10月2日，胡适到台中来讲演，那时我在台中一中，头天在火车站递了一封信给他，第二天特别翘课去听，回来被训导主任谭卓民警告，我在周记里特别抗议，表示不服。念台大后，到胡适死前，我跟他偶有往还。在他送了我一千元后，我觉得受之有愧，决定1962年3月12日以前还他。到了2月，钱一直没着落，我心里很急，不料2月24日他突然死了，我真的“如释重负”，我想起《胡适留学日记》中“借一千还十万”的故事，我后来虽没还他十万，但对胡适思想的流传，从写《胡适研究》《胡适评传》《胡适与我》到编《胡适选集》《胡适语粹》《胡适文存外编》《胡适给赵元任的信》等，倒是尽了“还十万”式的努力。收到胡适的一千元时，我的长信全文如下：
适之先生：
老年人总爱把青年人当毛头小孩子，所以我们心眼儿的话都不跟他们说，你在这方面非常开明，所以“李敖先生”愿意请你听听他的故事。
我不喜欢假惺惺地谦虚，我自觉我个人的身世很有代表性，我觉得我个人的历史很可以代表现代中国的某一些青年人——他们怎样在成长、在选择、在迷乱，最后怎样在制式教育底下做了叛徒。这一段辛苦的过程中，多少青年人倒下去了，我是运气较好的一个，因此我还能自由地活着，活着讲我的故事。
我的祖父十几岁起就在山东做叫花子，后来替人赶马车，流浪到关外去，三百六十行中至少干过十分之一。还有“外一章”——做过土匪，一次负了伤，躺在土坑里穷哼哼，一位大姑娘救了他，他就讨了她做老婆，我爷爷也是个PTT，从此洗手从良，几十年后，居然被他熬出一家银楼。我奶奶真能生，独力生了十二个（六男六女，成双成对），她是热河人，我爷爷一生气就骂她“穷山恶水，丑妇刁民”。可是“丑妇”颇有眼光，至少她说动了我那目不识丁的土匪爷爷，叫他送“老二”（我老子）上了京师大学堂。
“老二”在民国九年入了北大国文系，他的同班陆侃如魏建功都有了成就，可是他没有，一毕业，十几口的家就累了他，使他放弃了吉林送他留学的公费，使他在抗战时逃不到大后方，他逃到北平，就逃不动了（九一八事变后我们全家到北平，我父亲到处找事都没头绪，他去找过你帮忙，可是你没见他，他很失望，所以后来一提胡适之，他总是唔呀唔的）。后来他总算在法部找到一件小差使，一次办移交的表现，居然使一位朱九爷赏识了他，此后一直保荐他，直做到王克敏手下的太原禁烟局的局长（他在胜利后从书堆里掏出一张马占山开给他担任敌后工作的证明，可是我颇怀疑他对工作认真的成绩）。
日本华谷中将（？）为了打击王克敏，说我父亲贪污，一年监狱审问竟找不出证据，出狱后王克敏为了酬劳他的“尽职”，给他做华北禁烟总局的局长，可是他似乎知道日本快垮了，不能再干了，急流勇退，是他聪明的地方。胜利后北平大抓汉奸的当儿，他却安然化名在东北营城煤矿做他的总务处长！
抗战时没逃到后方，他颇以为憾，所以共产党一来，他决定先跑，跑到台湾来，箱里的老底子全折腾光了，知道他的人不相信他没钱，按说我也不相信，但我发现早上起来必须要用盐水代替牙膏的时候，我开始相信了。
我父亲有意埋葬他过去的历史，重新捡起他在北大刚毕业时的行业，在中学教起书来，他的文章和人格是我怀疑的，可是他的口才与办事能力我还看不到有谁比他好。他看到他旧日的老同学，凡是不为家累逃到后方去的，如今都做了省主席、“立监委”。他的学生也做了次长了，他似乎不无感慨。他是一块做政客的好材料，他不能在这方面继续发挥所长，所以就安心做了一个好教师。
他死的时候居然落得台中市市长以下两三千人送丧的场面，那时候似乎人人都痛失师表，人人歌颂他，同时痛骂那“不磕头，不烧纸，不流一滴眼泪，主张丧礼改革的儿子”！
那是我生平最得意的一次经验，是我独自一人在传统与群众面前表现“吾往矣”的勇敢，如果你要找寻一个《我对于丧礼的改革》那篇文章的试验人，你一定无法阻止我的自荐。但是当我反抗我的长辈们逼我磕头的时候，在我脑袋里打转的还不是那篇文章而是那首诗——《礼》！
那是我大学一年级的事，那时我刚二十岁零二天，可是我觉得我已长成了。
二十年间，我那三姑六婆化的家庭与颇识时务的父亲并不能给我什么脱俗的影响与身教，正如一般中产阶级的中国家庭一样，在这种环境里按说一个从未出过家门的男孩子不太可能成为一个叛徒，可是我毕竟以这种身份出现，当我父亲眼睁睁地看我退还他的压岁钱宣布“不过旧历年”的时候，他的表情是我不能形容的。
如果我用“人格心理学”的方法来分析我自己，那太麻烦了，因为我的形成很简单，我该感谢我父亲的就是他老先生从来允许我自由意志的自由发挥，在别的小男孩还在玩泥巴的时候，我已经为自己布置了一个小图书馆，我父亲从来没有拒绝过我向他要钱买书，从来不干涉我想要看的书，逃难到上海的时候，学费太贵，我的姊妹们都失学在家，他却叫我去读缉槊中学（就是你教过书的华童公学），不让战乱耽误我的学业。二十年与他相处，他似乎充分发挥了“北大精神”。看到周德伟不管他儿子，我向他笑着说：“所谓北大精神就是‘老子不管儿子的精神’，你们北大毕业的老子们都有这种精神。”
从1935年以后，尽管世局天翻地覆，一个小男孩却能安坐在他的小象牙塔里，慢慢地成长，家庭、父母、姊妹、外人都不能“引导”他，因为书本早已取代了他们的影响而把我带入一个新境界。在一个六年级小学生的书架上，客人们可以看到《中山全书》，也可以看到右派的《我的奋斗》，和大量左派的书报：从《观察》《新华日报》，直到格拉特科夫的《士敏土》，这些早慧的成绩虽然带给我那小头脑不少的骄傲，可是也带给我不少的迷乱。
整个的初中我都陷在迷乱里，直到我进了高中，直到我碰到了我的老师严侨（以侨），我的生命才起了突变。
严侨是严复的长孙，初到学校的时候，立刻使我们倾倒，他的热情与犀利，文理科的知识，英日文的熟练，都不是那些混饭吃的教员比得上的。很快的，我跟严侨建立了友谊；很快的，我知道了他为什么整天买醉——原来他是共产党！
他到台湾来就被发现，她的妹夫叶明勋保了他，他没被捕，也不能活动，很苦闷。住了几年，读了些书，居然也有点自由主义的倾向，所以更加苦闷。一天夜里他又喝醉了酒，竟向他的小知己大哭，他对我说：“我不相信国民党会把中国救活，他们不论怎么改造，也是无可救药，他们的根儿烂了。十多年来，我把自己投入一个新运动，我和一些青年人冒险、吃苦，为了给国家带来一个新远景，所以我做了共产党，我志愿偷渡过来，为我的信仰做那最难做的一部分。可是这两年来，我发现我变了，我的精神好像飞向那自由主义的神像，可是我的身体却永远被一个党锁住，被另外一个党监视，这是我最大的痛苦。虽然这样，我还是想回大陆去，那里虽然不满意，可是总有一点‘新’的气味，有朝气，对国民党我是始终看不起的，它不配我去自首！现在我们的名册里并没有你，可是我想带你回去，带你去共同参加那个新尝试的大运动，这个大运动是成功是失败不敢确定，但它至少牺牲了我们这一代而为了另外一个远景（多像丁文江！），至少比在死巷里打滚的国民党痛快得多了！”
那时候，我答应了跟他走，我当时梦想我会参加一个重建中国的大运动，可是梦想毕竟是梦想，半夜里五个大汉惊破了他的梦和我的梦，他被捕了，叶明勋也为这事丢了官。两年以后，严侨竟死在火烧岛。在王蘧常《严几道年谱》六十八岁条下写着：
元旦，长孙以侨生，字曰彦国。先生有诗云：“神州须健者，勿止大吾门。”又云：“震旦方沉陆，何年得解悬？太平如有象，莫忘告重泉。”
可是神州的“健者”哪儿去了呢？在“重泉”底下，他能告诉他祖父什么“象”呢？严侨死了，在他原来的神到自由主义的神的路中间，他倒下了。
“严侨事件”是我生命里第一次受震撼的事件，他的离去使我有很长一阵子心灰意懒；“严侨事件”对我是一个总结，它刺激我，使我重新给我自己结一次账。那时候的“李敖思想”是一个大杂烩，那时候的我，做过全台湾三民主义论文比赛的得奖人、台中市祝寿论文的冠军，以及钱穆的忠实读者。一个中学生，收到钱穆写的信、送的书，竟没有变成钱穆的徒弟，竟在几年后放弃了“钱穆的路线”，这不能不说是怪事吧？
如果我没有看过右派的、左派的或是国粹派的书，而只看过你的书，而受你深刻的影响，那不是一件奇怪的事，可是当我在右派的书堆里打过滚，在左派的远景里做过梦，又在国粹派的本位论底下受过欢迎以后，转而拿起《胡适文选》，这该是一件很有味儿的事。就老一辈的人说，在中国，没有第二个人能带给我这么大的变化，使我在迷乱里面，放弃了旧有道路——那些使我着迷了好多年的老路。
不久，你的著作慢慢引起我很大的狂热，四十一年10月1日，我在台中车站递了一封两千字的长信给你，那时我才十七岁，对你免不了多少有点“人身崇拜”。从四十四年2月27日我在《中副》发表文章驳太希的《胡适旧诗词》起，我陆续写了不少介绍你的思想的文字，那些文字现在看起来虽然太糟太滥，但是动机却很单纯——为了我深受过你的影响，我也愿意别的青年人认识一下胡适之。
当时许多人笑我，奇怪我为什么不写点别的？为什么专门写关于胡适之的？甚至有的朋友开玩笑说：“李敖是吃胡适饭的。”
对别人的误会我很难解释，他们不晓得我“宣传”胡适思想是因为我在右派左派国粹派中有过很长一段的矛盾，他们不晓得我对胡适之有着一种莫可名状的感情，这种感情使我不能容忍别人乱骂你或乱捧你，因此我很费力地写了一阵子文章，希望人们看看胡适的真面目，虽然我那一阵子的表现可能费力不讨好。
等我又大了几岁，对你的看法已很少“人身崇拜”的痕迹了，我觉得我比较能够更清楚地认识你、了解你，你有许多使我失望的地方，也有许多地方非常可爱，我觉得你有点老惫，虚荣心与派系观念好像多了一点，生龙活虎的劲儿不如当年了，对权威的攻击也不像以前那样犀利了。我这种感觉只是感觉而已，我把它们多少表示在我给你的信和诗里，我知道你不会介意的，我没有用看“太老师”的眼光来看你，我支持你，向别人为你辩诬，使我在军队中得到“思想游移，态度媚外”的记录（我想你不知道军队中有着很盛行的“枪毙雷震，赶走胡适”的革命理论，这种理论同时还有蔓延成“枪毙胡适”的趋势）。同时我也批评你，我不忌讳，如果我远远站在一旁，诚惶诚恐地“执弟子礼”，或是满纸“道席”、“钧鉴”，那未免太俗气。我喜欢你，为了你是一个“人”，有尊严、有味儿，我受你影响和期望自己的，也无非是在权威和群众底下努力做一个“人”，不出卖自己，不低三下四，我喜欢麝，为了它们在必要时会毁掉自己，为了换取不妥协。有一次我向殷海光开玩笑，我说：“殷先生，你在台大辛辛苦苦培养出来的几个自由主义者，一受军训，全都变成国民党了，据我所知，他们有几个还是自愿的。凭这一点，你应该佩服我。”
也许我值得骄傲，为了我始终未曾放弃我的信仰，虽然受了不少苦，得了不少不方便，可是我不在乎，如果我有点才干而不能照我的意思来“行道”，我会毫不费劲地背起我的“自毁主义”下乡去。
我像不相信权威那样不相信传统，我是一个小人物，我不相信我能打倒什么，但是他们除非很费劲，否则也很难打倒我。我像一个王八，他们不理我，我可能冷不防咬他们几口，使他们气得血压高一高，如果他们勃然大怒操刀而来，那我就只好缩头不出，任他们花言巧语，我也是不妥协，我可能是一个最没出息的cynic，在青龙偃月之下，自信不能做文文山或史可法，只好选择罗素的泄气论，不过套一句蒋总统的话即“不到最后毁灭关头绝不轻言屈服”，这一点总可得“最佳勇气奖”。好在我对自己目前的韧性还算满意，我从军队里走回来，还是无党无派无宗教，还可以很神气地写这封长信告诉你我还坚守我们的岗位，在你大博士的领导之下，一同长期发展，一同宣传自由主义，一同歌颂马维君的美丽。唯一不同的是你是头儿，我却不过是一个小得不能再小的小助理，想想“宁下勿高”的哲学，也许我比你还痛快。收到你限时寄来的一千元，开心之至，温源宁、朱文长他们都记述过你慷慨解囊的故事，今天我竟身受其惠。裤子既赎回，可说句大话，就是钱本是身之外物，你对人的体贴该考第一，你用你收下我送的书的事来“诱”我收下这钱，其实这是不能相提并论等量齐观的。钱是可爱的，可是我若收了，我不能找理由说这是不“苟取”，老祖宗们鼓吹“一介不苟取”，何况一千元乎？所以在这件事上，我要坚守固有道德——不能收。你既然这么好心帮我一个大忙，那么就让我把它作为一项借款，用它救一下急，周转一下，缓一口气，我决定在明年3月12日还你，“你千万不要推辞”，这样办，又不过分贪财，又不过分狷介，又没有利息，又穿上裤子，还是再好没有了！
如果“谢谢”两个字能表达我的感动，我一定毫不迟疑地用它来表达；如果我不用这种字眼，请你允许我寻找另外一种表达的方式。
李敖五十年10月10日夜深
这是一封动人的信（内容关于爸爸做地下工作那一部分，胡适死后，地下工作的主持人吴焕章先生予以澄清，证明我怀疑的并不正确），胡适看了这封信，拿给一些人看，当他拿给叶明勋、华严看的时候，得知严侨之死，只是误传，他赶忙写信通知了我；不过，当他拿给徐高阮看的时候，却被这共产党变节者、国民党卧底特务、“中央研究院”副研究员扣住不还。这时胡适突然死了，信落在徐高阮手中，变成了李敖“知匪不报”并且“预谋投匪”的铁证，最后，徐高阮联合了胡秋原，把这封信发表在胡秋原办的杂志上，并检送原信，告到警备总部。从法律观点看，本案李敖“知匪”之时年仅十多岁，期间已过十多年，时效自然早经消灭。警总承办此案的魏宜智上校当然清楚这些法律，但要整人，也不愁非法办法可循。魏宜智他们显然权衡得失，放了我一马。三十一年后，我在复兴南路上碰到退休的魏宜智，驻足小聊，往事如昨。经过三十一年的岁月，邪恶的徐高阮早已地狱单行，而发表这封信的胡秋原也换来横祸双至：不但以诽谤被我告，要赔我钱，并且我以假扣押方法，还在他“府上”贴了封条！最反讽的，是当年把自己戴过的红帽朝别人头上冠、举发李敖是“匪谍”的胡秋原自己，居然跑到“匪区”去了，并公然主张联“匪”统一，今天且是所谓统一联盟名誉主席！人世角色转变，滑稽如此，真不知胡主席何以自解也！天下竟有一边叫抓“匪谍”一边喊联“匪”的，这是哪国的“一介老儒”啊？雷震日记中透露胡秋原此人“反反复复”，雷震大概不知道“反反复复”的实际记录，计开：胡秋原做共产党（含共青团），前后二进二出；做国民党，前后三进三出，自国民党、共产党成立后，谁有他这样“反反复复”的记录啊？最可耻的是，以这样又红又蓝忽红蓝的人，居然还举发别人是“匪谍”呢，胡秋原发表我这封信后，写读后感说：“照我的判断，此信是一种匪谍对胡适先生施用‘统战’手段的信。”这是公然举发我是“匪谍”了。我很高兴胡秋原在三十一年前就有这种先知式的举发，这位做过共产党特别党员出身再转为国民党大员的“匪情专家”对我如此恩宠，一朝中国共产党解放台湾时，我自当以他赐给我的“匪谍”证明前往归队呢！我给胡适的这封信，最后竟惹来这样荒腔走板的大祸，自非胡适始料所及。
1962年1月，胡适死前不久，对我有所评论，评论之言，都收在他的秘书胡颂平编的《胡适之先生晚年谈话录》和《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里。胡适说李敖“喜欢借题发挥”，说“作文章切莫要借题发挥”，他能够看出来我写文章的“喜欢借题发挥”，是他的高明处，但他把“喜欢借题发挥”看成一种大忌，却是他的大错特错。胡适在1930年写《介绍我自己的思想》，辩护他为什么要考证《红楼梦》，曾说考证《红楼梦》只是“消极”的目的，他别有“积极”的目的，那就是借小说考证来“教人一个思想学问的方法”，教人不要“被人蒙着眼睛牵着鼻子走”。考证《红楼梦》是本题，是“消极”的；考证以外“借题发挥”的题外有题，才是“积极”的。胡适的毛病在他做这种双轨作业时，在本题上陷入走火入魔、积重难返，因此虽未舍本，却舍了更“积极”的本，最后“功夫”总在“雕花手艺”上，“缠小脚”而死。死前且不知道“借题发挥”的真义了，真是悲哉！至于我自己，我绝对不会发生他这种错误，我在写作上，大体都能坚守经世致用的检定标准，我总是用大学问“大手笔上显功夫”（本题），紧接着就是画中有话（借题发挥），我的真正目的不在泼墨，而在使敌人全军尽墨。最后的转折，就是借题发挥，淋漓尽致而后已，苏东坡讲作文要行云流水，我的行流最后，竟是怒潮飞瀑、一泻千里。惜此种深意，胡公不知也。
胡适是我在北京念小学、念初一就久闻大名的学者，在台中一中时，从陈正澄那里借到《胡适文选》，又在旧书店买到《胡适文存》一、二集，又看到《中国哲学史大纲》等，使我对他大为佩服，但绝没想到，在他生前死后，竟跟我有那么多的奇缘与横祸！事实上，奇缘后来还在衍生呢！他给我写的字，为了义助慰安妇，我拿出拍卖了一百万，由台大医师陈耀昌义买了；他送给我并题字的华严《智能的灯》，我点名叶明勋、华严夫妇以一百万义买了（他们夫妇出了一百万后，又把该书捐给胡适纪念馆了）。这种奇缘还没停止，到了1998年更妙了，我在历史系同班老同学陶英惠，以“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身份兼领胡适纪念馆，我跟他说：“过去胡适纪念馆一直被垄断，胡适留下的稿件我们都不能完整看到，钱思亮当年说胡适有一封给我的信的残稿，能不能找找看啊？”英惠答应了，他嘱咐在纪念馆工作的朋友们找找看，回报说找不到。可是过了几天，英惠突寄来一信，打开一看，赫然是那封信的影本！共四页，第四页写了一行，就停笔了。英惠告诉我，柯月足小姐在整理胡先生藏书的时候，忽然在书与书架间的空隙处找到尘封多年的几张纸，打开一看，原来就是这封信。信的第一页左上角有钱思亮的亲笔（钱思亮做中央研究院院长时，陶英惠做过秘书处主任，所以认识他的笔迹），上面写道：“这是一信（封）胡先生没有写完的信，请妥为保存，因为这是胡先生人格伟大和做事认真最好的一个证明。”既然上有钱思亮亲笔，可证放在那么隐秘所在，绝非胡适生前所为，那么这又是谁干的事呢？为什么不把这封信放在胡适稿件中呢？真令人想不通。可能有点“阴谋论”的缘故，有人阴谋之后，忘了或不便弄出纪念馆，所以就尘封了。这一尘封，一下子就是三十六年！三十六年间，胡先生墓草久宿，收信人也由少而老，人世沧桑、玄黄乍变，也都不可思议。但最不可思议的，倒是这四张信纸，它历经三十六年，终于给我看到了。写信人是这样下笔的：
李敖先生：
我知道这一个月以来，有不少人称赞你作的《播种者胡适》那篇文字，所以我要写这封信，给你浇几滴冷水。
我觉得那篇文字有不少的毛病，应该有人替你指点出来。很可能的，在台湾就没有人肯给你指点出来。所以我不能不自己担任这种不受欢迎的工作了。
第一，我要指出此文有不少不够正确的事实。如说我在纽约“以望七之年，亲自买菜做饭煮茶叶蛋吃”——其实我就不会“买菜做饭”。如说我“退回政府送的六万美金宣传费”——其实政府就从来没有过送我六万美金宣传费的事。又如说“他怀念周作人，不止一次到监狱看他”——我曾帮过他的家属的小忙，但不曾到监狱去看过他（我至今还想设法搜全他的著作，已搜集到十几本了；我盼望将来你可以帮助我搜集：我觉得他的著作比鲁迅的高明多了）。
又如你说“他最喜欢的一句话是‘You can’t beat something with nothing’”——我就不记得我在什么时候引用过这句话。
别的小小“不够正确”的例子，如你引的《旧梦》，第二行原文是“瞥见飞檐一角”，第六行原文是“没人懂”，又此诗应分两节写，前后两节各四行。又此诗引在此文之首，你的意思我不大明白。又如此文中用的英文字有“multanimity”，似是不见于字典的字；又有“non punitive reaction”似乎也不很正确？
在“经历和著作”里，也有很不正确的地方，如我在康奈尔只得了B.A.并没有经过M.A.的阶段，就直接准备博士学位的工作了。
我的《播种者胡适》是1962年1月1日发表的，胡适信中说“这一个月以来”，自是2月间写的信，他死在2月24日，可见这封信是他死前不久写的，那时他七十二岁。这封信，写得又认真、又婉转、又诚恳，足见此公高明光大的一面。不过他不知道我写出的每一件，都是有所本的，都是印在别人的书里的，不是我捏造的。只是有的所本的资讯有问题，我也跟着“不够正确”了。像退回六万美金宣传费的事，我根据的是1942年的Current Biography、VOL. LXXIX No.9的Time杂志也都文证俱在；像到监狱看周作人的事，我根据的是陈之藩《在春风里》第十八章“周作人坐监时，他（胡适）去探监”的记载……我都有所本，既然胡适本人亲笔否认，自当以当事人自己的更正为准，以免“不够正确”。不过，胡适年纪大了，有时他的记忆力可能出了点问题，例如“You can’t beat something with nothing”那句话，他说“我就不记得我在什么时候引用过这句话”，事实上，这是在1936年12月14日他写给苏雪林信中引用的话，信的原文是：“今年美国大选时，共和党提出Governor Landon（兰敦州长）——来打Roosevelt（罗斯福），有人说：“You can’t beat somebody with nobody”（你们不能拿小人物来打大人物）。我们对左派也可以说：“You can’t beat something with nothing”（你们不能拿没有东西来打有东西的）。只要我们有东西，不怕人家拿‘没有东西’来打我们。”胡适老了，他完全忘记了；又如《旧梦》那首诗，他说我引用“小小‘不够正确’”，他说第二行原文是“瞥见飞檐一角”，第六行原文是“没人懂”，但我引用的根据，是初发表时刊在《新月》第一卷第六号（1928年8月上海出版）上并收入胡不归《胡适之传》里的原文，明明是“露出飞檐一角”，明明是“（声苦）无人懂”，胡适老了，他完全忘记了。可见胡适纵为当事人，“不够正确”，也未能免。……陶英惠来信举胡适写给杨联升的信，自道记忆偶出故障的事，我想人老了，谁都避免不了了。
胡适死前头一天，他还“下条子”，请他的秘书胡颂平把他写的《康奈尔传》送给我，他对我的好意，真可说至死方休。我想我是他青年朋友中，特别另眼看待的一位，我想我也是唯一不负他期许的一位，虽然我对他的论断，他不一定服气。照杨树人的回忆，胡适当年看了我写的《播种者胡适》，还甚为不悦呢。
在“五四”人物中，我认为胡适是头脑比较清楚的，在肯定个人价值与英美式民主方面，他更显得头脑出众。胡适忧虑“五四”以后思想自由被国民党与共产党左右双杀，他苦口婆心又小心翼翼地特别强调他一贯的个人主义的重要，他在“五四”以后十一年写道：“这个人主义的人生观一面教我们学娜拉，要努力把自己铸造成个人；一面教我们学斯多克芒医生，要特立独行，敢说老实话，敢向恶势力作战。少年的朋友们，不要笑这是19世纪维多利亚时代的陈腐思想！我们去维多利亚时代还老远哩。欧洲有了十八九世纪的个人主义，造出了无数爱自由过于面包、爱真理过于生命的特立独行之士，方才有今日的文明世界。”“现在有人对你们说：‘牺牲你们个人的自由，去求国家的自由！’我对你们说：‘争你们个人的自由，便是为国家争自由！争你们自己的人格，便是为国家争人格！自由平等的国家不是一群奴才建造得起来的！’”——这是胡适思想的真精神。他说这话后六十八年，美国总统克林顿访问北京大学，还特别引证加以颂扬（当然克林顿他们犯了“不够正确”的毛病：在演讲中，克林顿说这话是五十多年前胡适说的，事实上是六十八年之误，事后国民党伪外交部长胡志强把这话写成横幅送给洋大人，却把“奴才”错写成“奴隶”，“不够正确”得荒腔走板了）。这种思想虽是胡适思想的精华，可惜的是，胡适一生中，精力花在此类“思想作战”上太少太少，结果在左右澎湃的浪潮下，他的声音，已经沦为浪花余沫，被夹击得没有多少还手之力。而他本人，也变得老惫而世故，与“五四”时代的胡适，不能伦比。这是胡适的悲剧，也是中国自由主义者的悲剧。在“思想作战”上，形成如此败绩，胡适不能辞其咎，而我们又深为胡适惜也。
1990年12月，胡适百年诞辰，《民生报》的徐开尘要我写一篇纪念短文，我写了《胡适百年孤寂》交给她，全文如下：
《读书周刊》要我写一千字谈谈胡适的文字，以纪念胡适百岁诞辰。我想今天赶时髦谈胡适的人虽多，但是真正与他有渊源有交往的，恐怕百不得一。我生在1935年，胡适大我四十四岁，跟小他四十四岁的青年朋友“忘年交”，我是唯一的一个。自我以下，不但赶不上和他有渊源有交往，甚至连见过他的人也不多了。——他毕竟是老去的“五四”人物了，距离我们太远了。
我初见胡适在1952年，那时我是台中一中的学生，跟他只匆匆说过几句话；七年后，1959年，他约我单独大聊了一阵，那时我是台大学生。后来又见过几次面，通了几次信。1961年我进台大研究所，他得知我穷得裤子进了当铺，特别限时信寄来一千元，并写给我说：“……过了双十节，你来玩玩，好不好？现在送上一千元的支票一张，是给你‘赎当’救急的。你千万不要推辞，正如同你送我许多不易得来的书，我从来不推辞一样。……”从这点上，就看出胡适的细心处，他一方面雪中送炭，另一方面又使你有理由消受这一炭。这种细心，在二十二天后的另一封来信里，再度表现出来。在这封信里，所写的内容，如被邮局检查到，会给我带来麻烦，因此他不邮寄，而在信封上写了“敬乞姚从吾先生便交李敖先生”字样，由姚从吾老师“偷偷”转给我。
胡适是我父亲在北京大学时的老师，并不是我的老师，但他跟我说，他完全不记得我父亲这个学生了，这是我父亲在北大成绩并不出色的缘故。胡适的学生姚从吾是我老师，姚从吾写信给人说，胡先生待李敖如罗尔纲。罗尔纲是胡适贴身的出色徒弟，身在大陆。胡适特别亲题罗尔纲《师门五年记》一册寄我、又当面送我一册，我感到姚从吾老师所说，不为无因。在胡适眼中，我是出色的，可是没等我念完研究所，他就死了，他拉我做他徒弟的心愿，也就永远不会成为事实了。
胡适死后八年，我为《胡适给赵元任的信》编标题，在一封被我标做《收徒弟的哲学》一信里，重温他引清朝学者李恕谷的话：“交友以自大其身，求士以求此身之不朽。”我颇有感悟。胡适生前交朋友以“自大其身”是热闹的，但他死后，他的朋友却犹大者天下皆是也，幸亏有我这种“士”来不断从大方向以“不朽”之，或聊偿其所愿。梁实秋在《读（胡适评传）第一册》中说，胡适告诉他“台湾有一位年轻的朋友李敖先生，他所知道的有关胡适的事比胡适自己还清楚”。我相信这是真的。胡适“交友”是失败的，但“求士”却没看走眼，我的确是最清楚他的一个人，每看到别人的“胡说”，我就哑然失笑。如今胡适百年孤寂，我千山独行，自念天下不可为之事，尚有待我去可为，权写杂感，以志里程如上。
这篇文字，可说是胡适与我之间的一个简单缩影。我没做成他的徒弟，但是云龙契合之际，我却在他生前死后，做了比任何人都识其大者的事。这种奇缘与情义，求之古今人物，亦属罕见。清朝王源《刘处士墓表》中记“刘献廷尝从容谓余曰：‘吾志若不就，他无所愿，但愿先子死耳！’予惊问故，曰：‘吾生平知己，舍子其谁？得子为吾传以传，复何恨哉？’”我想，胡适死而有知，当有刘献廷这一感叹。
我在台大时，所佩服的在台湾的前辈人物，只是胡适、殷海光而已。我后来的发展，和他们比较起来，可这样说：胡适得其皮，殷海光得其肉，真正皮肉相连的，是硕果仅存的李敖。李敖的际遇比胡适、殷海光坏得多：第一，胡适、殷海光出道时，整个原野是大陆，李敖只剩下台湾；第二，胡适、殷海光有正当职业，并且是大学教授，李敖却一直被封杀；第三，胡适、殷海光赶上知识分子被尊敬的最后一代，李敖则碰到经济挂帅、武士刀挂帅、知识分子不帅的时代；第四，胡适、殷海光都没因思想和先知坐牢，李敖却饱受皮肉之苦。所以，李敖虽然皮肉相连，却生不逢时，也不逢地。对他们两位的综合看法，1986年10月号香港PLAYBOY中文版由黎则奋访问我时，有这样几段：
PLAYBOY：在思想上，你自承深受胡适和殷海光的影响，究竟影响在哪方面，是否对自由主义的坚持？
李敖：他们对我的影响不是那么多，只有一部分。……
PLAYBOY：然则，是不是做人方面的影响比较大？
李敖：做人方面，殷海光比较能够维持自我，愈来愈进步。胡适则愈来愈退步，做了官之后，他应酬太多，连学问方面也退步了。
PLAYBOY：那么，如果你要为年轻人推介思想人物，舍你以外，你会推荐何人？
李敖：不会，一个也不会。
PLAYBOY：真的没有人值得你佩服吗？
李敖：想佩服人，我就照镜子。
任何思想家都有胸襟希望后一代超过他们，龚定盒说“别有狂言谢时望”，我想，我这最后的狂言，就是我对他们最大的敬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