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五个月没进城了。乍一到城中，就仿佛乡下的狗来到闹市那样，总有点东西碰击着鼻子—重庆到底有多少人啊，怎么任何地方都磕头碰脑的呢？在街上走，我眼晕！
洋车又贵多了，动不动就是一百。我只好走路。可是走路又真不舒服，一来到处是人，挤得彼此都怪难过；二来是穿少了衣裳，怕冷，穿多了又走不动！我的棉袄真好，当我坐下写作的时候；及至来到城内，它可就变成了累赘，一走路我便遍体生津！
入城就赶上李可染先生的画展，运气真好！我顶喜欢他的作品。他本来会西洋画，近几年来又努力学习中国画，于是“温故知新”，他的国画就在理法上兼中西之长，而信笔挥来都能左右逢源。看完画，写了一篇短文交《扫荡副刊》发表，外行人总想假充内行，此一例也。
文艺界的友人这两天在城内的很多，大家许久未见，见面特别亲热。可是，在亲热之中，大家似乎都有那么一二小句要说而又不方便说的话，像：“怎样，喝一杯去？”或是“到我那里去吃饭，好不好？”谁都没有胆量约友人，也不愿友人约自己—这年月使人老先想到友人的经济状况！记得，六年前初到重庆的时候，无论怎样穷，大家总还有喝酒的钱。今天，哼，有个李白也得瘾死！
出版界好像都暂不印书，版税无望了！假若刊物也停止，我不晓得写家们还怎么活着！
因住在乡下，城中的话剧摸不着看，进城后听说一出戏须投资到一两百万，而是赔是赚全无把握。听罢此言，我倒盼望城里也没有话剧可看了—省得替友人们提心吊胆！
洪深、马宗融、靳以三教授都满面红光，大家都说：“教书恐怕还是阔事！”细一看，马教授的洋服里子已破成千疮百孔，洪教授的中山装里不是毛衣，不是羊毛的紧身，而是一件旧小棉袄！
在乡下，寂寞。在城里，又嫌太闹。城里乡下时常来往最好，可惜路费与舟车又不那么方便。假如早一点下手，发点国难财，有多么好？悔之晚矣！
原载1945年3月《艺文志》第2期